翻译家傅雷与画家黄宾虹是忘年交。1955年黄宾虹去世，傅雷为妥善处理他的画作与收藏而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张大他的声名——黄宾虹在国画界今日的地位，有赖于傅雷早期的努力。

傅雷收藏的黄宾虹画作，和它的主人一样，在“文革”期间历经坎坷周折。1979年以后，在各方努力下，被强制没收的艺术品逐渐归还傅家。在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之际，中西书局出版澳大利亚学者罗清奇（ClaireRoberts）著《有朋自远方来》一书，讲述傅雷与黄宾虹艺术情谊，也披露了这些艺术品物归原主的经过。

1955年初，傅雷正忙于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UrsuleMirouët），突然获悉黄宾虹病重。他马上写信给黄夫人宋若婴，致以问候，可惜信来得太迟了。当接到黄宾虹逝世的消息，傅雷再次致信宋若婴，表达未能在黄病重期间探望的遗憾，并寄以哀思。

傅雷紧张地、几乎是与世隔绝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这使他无法亲赴杭州。不过他还是尽力帮助宋若婴处理黄宾虹的身后事，包括整理黄宾虹数量巨大的画作和古代收藏品。

3月27日，傅雷写信给身在华沙的傅聪，谈及黄宾虹的去世：

黄宾虹先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杭患胃癌逝世，享寿九十二岁。以艺术家而论，我们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去冬我身体不好，中间摔了一跤，很少和他通信；只是在十一月初到杭州去，连续在他家看了二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不料竟成永诀。听说他病中还在记挂我，跟不认识我的人提到我。我听了非常难过，得信之日，一晚没睡好。

傅聪仍然记得黄宾虹与父亲之间漫长而热烈的对谈，以及从黄宾虹处源源不断寄到家中的信件和画作。

在黄宾虹的葬礼上，家属准备的发言，由黄宾虹长子黄用明读出，说明将艺术家的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遗赠中有超过一万件物品，包括黄宾虹约四千幅作品，还有他的藏书、信件、手稿，以及他收藏的古董；把它们献给国家，是为了令它们“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实现更大的用途”。

这批遗赠最先捐给黄宾虹曾经任教的华东美术学院，但它被拒绝了。多个月之后，仍然未能找到黄宾虹遗赠的接收机构。直到1956年，浙江省政府宣布计划将黄宾虹故居建成纪念馆，但计划并未实行，杭州当地政府也迟迟未开始建造黄宾虹的墓地。黄宾虹遗孀宋若婴为此感到忧心，并联系了傅雷。傅雷代表她向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翻译家黄源（1905-2003）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一一提出这些问题。他代表黄宾虹的遗孀和家人，要求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并要求政府理解黄宾虹成就的重要性，以及他艺术遗产的价值。傅雷的信产生了他期待的效果。1957年末，黄宾虹纪念馆对公众开放了；第二年，也就是黄宾虹逝世三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的收藏正式由浙江省博物馆接收。

六十年代初，傅雷对黄宾虹的艺术遗产一直保持着兴趣。他们共同的朋友陈叔通请求傅雷审阅两份即将出版的黄宾虹手稿。黄宾虹的朋友、来自歙县的汪己文，编撰了《黄宾虹年谱》，于1961年在香港出版。他也编辑了《宾虹书简》，其中收录了很多致傅雷的信件。鉴于傅雷在文化界的地位和他与黄宾虹的亲密关系，汪己文邀请傅雷为此书作序。

随着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傅雷受中共华东局委托，为官方纪念活动提供建议。1962年6月，他准备了一份文件，要求恰当地纪念老艺术家的生平，指出浙江省博物馆并没有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整理、记录和保存黄宾虹的收藏，并对此感到惋惜。此文附于本章末尾。傅雷呼吁浙江、安徽两省合作。纪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出版一份全面呈现黄宾虹成就的选集。傅雷希望负责此事的人，不要只出版公共收藏中的作品，因为它们主要作于黄宾虹八十六七岁至九十岁之间，在傅雷看来，它们之中的精品不多。

这本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延迟到1985年，也即黄宾虹逝世三十年后才得以出版。《黄宾虹画集》收录了一百一十四幅画作，其中包括傅雷、陈叔通、赖少其和黄宾虹其他好友的收藏，以及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

到1966年8月，“文革”对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已经造成了恐怖的冲击。虽然已过世多年，黄宾虹还是被戴上了“黑色艺术家”的帽子，他的画作被批判为“黑山黑水”，他的坟墓遭到破坏，遗像被打烂。黄宾虹纪念馆的牌子被毁坏，这座曾经的故居被改造成民居，纪念馆前花园的两棵大树被砍掉，为改造工程让出道路。

在上海，一群代表当地居委会的人在1966年8月30日搜查了傅雷的家。随后的几天里，红卫兵继续抄家，充公画作、书籍和被认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反动的私人物品。最后，他们强行打开阁楼中傅雷小姨子寄存在他家的一个箱子，在里面发现了一面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以及一份恰好登有宋美龄照片的画报。这两份不属于傅雷的物件，成为翻译家反党的罪证。

9月2日早上，傅雷和朱梅馥被拖到家门前，被迫站到凳子上，戴上高帽。他们的两个儿子远在他乡——傅聪在伦敦，傅敏在北京。大字报“打倒傅雷”被贴到墙上，人们堵在街上围观、嘲弄，甚至参与批判。傅雷和朱梅馥不愿再受侮辱，决定自行了断。那天晚上，两人在睡房窗棂上上吊自尽。他们用的是产自浦东的手织棉布。浦东是他们近六十年前出生的地方。

傅雷夫妇弃世之后，家中被贴上封条。所有遗留下的东西都存放在里面。傅敏当时是北京第七中学的年轻教师，他自己也被“文革”波及。他因为是傅雷的儿子、傅聪的弟弟而受到冲击。两人都被看作国家的敌人。他通过电报得知父母的死讯。两个月后，香港的友人在广播中得知噩耗，打电话告诉身在伦敦的傅聪。傅敏无法回到上海，而傅聪刚刚入籍英国，也不被允许回到祖国。傅敏直到父母弃世六年后的1972年，才得以重回上海。再过了六年，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傅雷才被恢复政治名誉，傅聪才被准许回到上海。

1979年2月3日，傅雷的右派罪名、“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罪名被正式平反。傅家的老朋友、曾在莫斯科学习的作曲家和音乐学家吴祖强（1927年生），于1977年在伦敦出差期间，拜访了傅聪，为他回国访问铺路。

傅雷生前所属的上海文艺界联会筹办了追悼会。弃世十三年之后，傅雷和朱梅馥最终于在1979年4月26日得以安葬。自从1954年起定居欧洲的傅聪，获得特别准许参加仪式。在一帧照片中，神情严肃的傅聪手捧父母的骨灰盒，傅敏手持父亲遗像，正准备登上汽车，前往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追悼会之后，在抄家中被充公的很多物件都被退回给傅聪和傅敏。不过傅雷的信件，以及他收藏的很多画作，都不在其中。傅聪与傅敏曾询问这些物品的下落，而得到的答案则是，法庭是在部分物品被盗之后查封傅家住所的，法庭对此事不负有责任；他们应该询问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因为是后者冲击他们父母并抄家的。

自1979年以来，一些私人物品逐渐退回给傅雷夫妇在上海的家人，如朱梅馥的弟弟朱人秀及其夫人。这些物品中有黄宾虹的一些册页，背后有用钢笔题写的朱人秀夫人的名字。八十年代，零星的退回物件中包括1959年10月1日至1966年6月3日傅雷致傅聪信件的副本；它们是在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办公室的书桌下面发现的。经过三次向官方提出请求，并致信当时的党总书记胡耀邦之后，傅雷的遗书，最终在1985年归还给朱人秀。

不过仍然有很多物品没有退还，包括画作、书籍和古董。其中一些无疑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被毁灭了。刘海粟五十年代赠给傅雷的那幅长城画作，在1976年被重新发现。它在傅雷夫妇死后被盗，后来被刘海粟的学生在上海一个旧书店中发现。“文革”期间，数以万计的物品作为具有资产阶级倾向，或“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证据被充公。要想重新找回这些物品的主人可谓困难重重。无数次的抄家、信息的缺失，往往使物主无法被确定。要将它们退回给原先的主人，还有一个困难——很多人都已经自杀，或者被迫害致死。

傅聪记得他曾收到过文化部门的信件，请他去领回父母的物品。当他在1979年重访上海时，曾去过一个存放充公艺术品的仓库。当时有地位的人，被允许任意带走想要的东西，作为补偿。傅聪描述，那简直像一个疯人院，人们像盗贼一样贪婪地四处搜掠。傅聪实在感到恶心，觉得这种行为延续了“文革”所带来的混乱与耻辱，于是径自离开了。

在同一年，美国的艺术经纪人罗伯特•哈特菲•埃尔斯沃夫（RobertHatfieldEllsworth）受邀请到中国来，为处理这些数量巨大而无主的艺术品提供建议。他回忆道，自己被带到大型的仓库，看到里面堆满了绘画和书法；它们被存放在那里已超过十年了。1982年，埃尔斯沃夫为中国政府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组织了首个中国绘画拍卖会。政府官员实际上只想用手头上的艺术品来换外汇。由于他与中国官员和经纪人的长期合作，埃尔斯沃夫自己也有机会从这个途径获得很多艺术品。它们中的一部分，现在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的弗莱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Art,SmithsonianInstitution）。

在国内的博物馆中，有一个人尽皆知、但鲜有被提及的事实：“文革”之后，公立博物馆可以优先选择充公的物品。经过专家的鉴定，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艺术品被收归国有。他们有时候会通知物品主人的家属，征求他们的允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并不征求家属同意。不那么重要的作品通过出口途径出售，如商品交易会、各地为外国人服务的国营连锁古董店。其它的艺术品则一直封存在仓库里，直至最后被拍卖掉。

上海市文化遗产与书籍管理处，根据上海音乐学院提供的信息，列出了一张包括傅雷和朱梅馥遗物在内的充公物品清单。文件上的日期是1967年底，即傅雷夫妇弃世后一年。文件有一百二十九页，上面列出了九十九件古董、一千零五件艺术品、六千七百三十本书和一百六十七件个人物品。一份“充公古董及书籍列表”上，记载了更详细的信息：二百零六幅字画、四十二件青铜器、九百七十二件瓷器、十八件玉器和石器、四十五件竹、木制品、四件象牙制品、六件墨条、十六块墨砚、四十七把折扇、五个画框、五千九百一十五本书和六十份损坏的书籍文件。列表上盖有上海音乐学院“文革”联络站和上海音乐学院充公物品处理小组的公章。物品主人的名单列于每个部分的末尾。傅雷被称为“老右派”，编号91。这说明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被抄家。从名单的细致程度，可以看出制表的人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它应该包括了红卫兵抄家所得的物品，和法院封存住所时家中存放的物品。

每一件充公的物品都有编号。而黄宾虹的画作，有两组编号，分别始于3643号和6757号。它们就像博物馆的登记编号一样，被认真地印在未装裱的画背面的右上角。至于已经装裱好的画，编号则写在纸条上，贴在卷轴外面。有些编号前面还有一个“文”字。其中一幅卷轴上的编号下面，有一个手画的红圈。这些标记，都是出自谨慎而精细的管理人员、而非疯狂的革命者之手。它们展示了一种高度的组织性，以及一种做好细致记录的意识。想到黄宾虹这些静默的画作，目睹了它们的主人所受的巨大屈辱，真会令人不寒而栗。手写的标记和血红色的圆圈，仿佛创痛之后留下的伤疤。

傅雷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对自己的物品都做了极细致的编号。上海音乐学院的清单有可能是依据傅雷亲手拟的文件完成的，因为它记录了艺术家的名字，以及画作的类型，例如“高凤翰山水册页”，或者“黄宾虹水墨山水挂轴”。虽然很难通过这些粗略的描述，确认每一幅作品，但是通过排除法，傅雷的家人基本上能够确定未被归还的物件数量。根据家人的记录，傅雷收藏的黄宾虹作品共计有一百三十七幅画作和八套册页。其中约三分之二已经退还。相反，傅雷收藏的林风眠作品，无一被归还。林风眠是傅雷的另一位挚友，在现存傅雷家中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他的作品。林风眠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傅雷收藏的林风眠作品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是因为傅雷与黄宾虹的友谊有详细的历史资料记载，而且黄宾虹早已逝世；而林风眠在“文革”中还是一个活靶子。他于1977年移居香港。

摄于1964年的一张照片中，傅雷坐在工作间的书桌前。房间里放着精心挑选的摆设和艺术品。书桌后面的墙上，挂着傅聪的照片，他正坐在钢琴前，转身跟妈妈说话；另外还有五幅装在画框中的画，一幅大的，四幅小的。下方的小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小盆栽，以及一块太湖石。

我们很容易可以辨认出三幅黄宾虹的画作。一大幅黝黯的山水画，在工作间的墙上占据着显眼的位置，它大概是傅雷的最爱。它被装在画框中，而非裱在挂轴上，显得很有现代感；这也让它不容易受损。这幅山水现在仍然不知所终，不过在它右上角的一张小幅牡丹，现在已经退回给傅家。

虽然当年存放“文革”抄家物品的仓库，现在大多已经清空了，但或许在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画作和物品被归还。一切都取决于个人与政府机构的善意。1976年9月，当时的文化遗产管理局曾经将上海抄家所得的一批书籍运到内蒙古自治区。当时内蒙古师范学院的英语文学教师李尧，正在乌兰察布盟文化局工作。他被派到上海，从一个地下室仓库中领回这批书；它们已经在这里积了近十年的灰尘了。它们之中包括《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简•爱》和其它西方文学经典。当这批书运抵内蒙古之后，李尧在翻看的过程中，发现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册，这是他学生时代喜爱的小说。他翻开书一看，赫然发现上面写着“译者自存，一九五二年”的字样。李尧马上意识到这本书是属于傅雷的。在翻阅的过程中，他发现里面有很多用红色作的批注，显示了傅雷对完美的不懈追求。他被这本书深深震撼了，意识到这背后不但是一批藏书的失散，更是一个生命的陨落。他把书带回家保存，并决心将他归还给傅家。多年之后，他找到了傅敏在北京的地址，就把书寄给了后者。自从这次邂逅之后，李尧深为傅雷本人和他对待翻译艺术的态度所感动，开始在自己翻译的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文学作品上面，写上“译者自存”几个字。

近年来公立机构对于收藏品的信息，逐渐透明化。经过傅家与上海博物馆长期的沟通，后者终于承认收藏了一批属于傅雷的黄宾虹画作。这一点可以根据黄宾虹题写在作品上的献词获得证实。2008年底，三幅黄宾虹的代表作被归还给傅家。对于中国各地收藏着国家强制没收的重要艺术品的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这个行为，具有特殊意义。对这些物品的归还，虽是个别情况，却也是对“文革”的混乱及其对个人造成的创痛的一种纠正。在傅雷和朱梅馥弃世超过四十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傅聪和傅敏继续寻求归还艺术品和个人物品，通过它们怀念自己的父母，体会他们精致的艺术情怀。

(本文节选自[澳]罗清奇著，陈广琛译：《有朋自远方来——傅雷与黄宾虹的艺术情谊》，中西书局，2015年3月。有删节，标题为本站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