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报人、政论家、诗人，当代标准草书的一代宗师。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于右任青年时期便追随孙中山，先后创办多份报纸，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腐朽统治，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此，孙中山亲题“戮力同心”4字，嘉勉于右任及其所办《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于右任还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上海大学等，在其努力下，学校规模和声誉日盛，为国家培育了众多卓越人才。

在护法战争期间，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以一介文人统领陕西靖国军，把这支松散的队伍整顿得井井有条，使得久历戎行的名将都对其唯命是从，以一隅之地，抗北洋军阀8省之众。苦战经年，独撑危局，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作为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军事组织，于右任功不可没。

于右任在大陆期间担任监察院院长18年，曾力行整顿，颇得政绩。然而弹劾贪污腐败官员每每碰壁，只能拍苍蝇而不能打老虎，使他耿耿于怀。国民党败逃台湾前，于右任一度想留在大陆，无奈身不由己。到台湾后，于右任又当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而此时作为国民党政权点缀品的“监察院”，虽说是“中央”一级的机关，实际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连个办公的固定地址都没有。刚开始，“监察院”借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几间屋子办公，开会时要另借济南路的小礼堂。而“院长”办公室则在中山北路一楼的斗室内，有时还要借台湾省议会余屋一用，“监察院”七零八落，让于右任触景生悲。

1951年2月，于右任患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状，卧床40天后，行动甚感吃力，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于右任曾提出辞职，但未被批准。所以，于右任在1953年“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说过这样几句话:“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于右任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做“监察院院长”的心绪。

于右任在台湾15年的“监察院院长”职位上，只有1957年弹劾俞鸿钧一事值得一提。

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之所以让俞鸿钧担任此职，是因为他曾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到台湾，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俞鸿钧上台后，蓄意为少数上层牟利，提出所谓“杜绝浪费，调整待遇”的提案，为少数上层大幅度提薪，而置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于不顾。1957年台湾当局公布了公教人员与少数上层的薪水，其中公教人员每月人均收入616元，公营事业机关人员每月人均收入1174元，经安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333元，美援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547元，至于高级官吏，更是穷奢极侈。以俞鸿钧为例，他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总裁公馆，公馆里的一应开支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经没有什么业务，而俞鸿钧还雇用着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赁费每年就要至少花费36万元。不仅如此，俞鸿钧还喜欢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他派其弟俞鸿润为“中央印刷厂”协理，委派其婿缪启威、李福泰担任“中央银行”要职及派往台外等。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后，向俞鸿钧提出了质问，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回答质询，俞鸿钧置之不理。于是，“监察院”改期又约俞鸿钧，仍被拒绝。接着“监察院”再次推迟限期约俞鸿钧，俞鸿钧仍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监察院”只好派人到“中央银行”和“行政院”查账，结果被拒之门外。

对此，于右任相当恼火，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到“监察院”主持关于对俞鸿钧的“弹劾会议”，会上群情激愤，“监察委员”们认为俞鸿钧欺人太甚，一致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会后随即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对俞鸿钧的指责此起彼伏，俞鸿钧狼狈不堪。

接着，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1958年1月16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党籍的“监察委员”近200人开会。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当众痛斥于右任和“监察委员”，他说:“俞院长是卓有功绩的，当年若非他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运来台湾，使我们可以养兵整训，又何来今日基础?”蒋介石还指责于右任制造弹劾案，声称“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而于右任此种做法“使得中外舆论大哗，处理上实在不对。至于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至于列席备询的问题，‘监察委员’执行调查询问职权，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

蒋介石如此维护俞鸿钧，使坐在旁边的俞鸿钧喜形于色，蒋介石说一句，他点一下头，而坐在主席台上的于右任，眼睛只看着台下的“监察委员”们。大家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原来赋予“监察院”的7权:同意、纠举、弹劾、审计、调查、纠正、质询等，其中审计、调查、质询3权已被“行政院”所阻，弹劾权也被《中央日报》所扼，其余3权，又被“总统”的讲话所否决，“监察院”完全无事可做了。

这次事件对于右任打击非常大，之后他心灰意冷，再也不问政事，每天去“监察院”只是例行公事地批阅文件，所有文件到他手里，都只用一个字的批示，如“是”“行”“商”“阅”“可”“缓”“酌”“准”“存”“发”，极少用两个字以上的批文，签名用“右任”2字，加起来共3字。于右任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字，是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榻上写的。当时“监察院”要对黄亮、王昌华两位法官的任命表示“同意”，于右任颤颤巍巍地在公文上批了一个“行”字。

蒋介石想要的“监察院”，既要为自己打击异己，又不能冲撞自己的亲信，任谁敢越雷池—步，都被其视为大逆不道。因此，于右任在“监察院院长”一职上坐了30多年，虽然他颇具才德，却对于整顿吏治之事无能为力，还被逼得说了许多违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