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有时候走在街上，看着周围的人，好像都变了。但陈丹青却没变，好像活在民国，活在宋代，还有文人的性情和风骨，还有文人应该说的垃圾话，还保持读书人的清醒，和该有的严肃性。不媚俗，也不讨好谁。

有时候想想，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还有陈丹青这样的人蛮好的。他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被时代拉长的影子，不至于太走形。这个人，穿着一身呢子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眼睛永远都是绷得又大又圆，望着我们，不至于让我们走得太远，迷失太多；让我们警惕出走多年的自己，回头看一下自己的灵魂还在不在。

陈丹青出生的时候，是上海的1953年，那时候上海弄堂里的阳光尚有几分爱玲姐的味道，阳光洒在身上，像好女人给的拥抱。

四岁那年，因爷爷陈砥中是黄埔军校学员，陈丹青父亲陈兆炽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家中书籍、画册全部收缴，陈丹青无书可读。到了1970年，陈丹青十六岁，上海市户口被一笔勾销，陈丹青到农村插队。离别那日，站台上乌压压的，全是送行的人，大家流着泪。

陈丹青想父亲会和他说几句话，结果父亲看了看他，屁也没说。

车走了！

典雅的上海弄堂换成了破旧农民房，陈丹青和两个男生挤在一张床上，几斤重的老鼠常在被子上打滚。

夜晚没个女人，三个男孩睡一张床实在很难熬，比牛皮明明深夜写作还难熬。三个人如饥似渴地抱着半本《战争与和平》。为了消耗过剩的荷尔蒙，陈丹青拿收集来的烟盒画小画，一画就是三年。

到二十岁，陈丹青辗转到了苏北江浦公社当知青，江浦公社响应号召，办了一个骨灰盒厂，陈丹青被分配到火葬场画骨灰盒。一年下来，画了整整一千个。江南士子多风雅，陈丹青画骨灰盒笔法娟秀、线条风雅。

二十岁的大男孩每天抱着骨灰盒，想想这事，也挺吓人。寂寞难耐的陈丹青常约村里老木匠，就着咸菜，喝酒，吹牛。可心里却想：啥时候我也能有一间自己的画室，拉着一堆穷哥们，像米开朗琪罗那样，爱他妈画什么就画什么。

搁当年，小屌丝想拥有一个独立画室这事，比让特么的贾跃亭回国还难。

插队六年后，陈丹青争取到南京商业局招收名额，填了表，又通过了体检，眼看就要回城了。可最后一关，却被有关系的顶替了。

回去的路上，二十二岁的陈丹青冲着天空大骂了几句：卧槽！

如果不是因为这几句卧槽，我想今天，假如你有幸到了金陵城，你会看到一个拿着保温杯的退休老干部陈丹青，更多情况，你会把他当成发旧的冯裤子一样，忽略不计。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你感冒一场就好了。

那天，陈丹青淋着大雨回去，高烧不退。

人生苦闷这玩意，就像看漂亮妞，看多了，就知道该干嘛干嘛去了。从此，陈丹青一门心思扑在绘画上，1978年，他以英语成绩零分的骇人高分，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至今那份英语考试卷上，留着牛逼的汉语答案：

“我是知青，没上过学，不懂外语。”

陈丹青还是被录取了，在那个年代，他也拥有了人生第一个画室，主业和一堆青年画家画画，副业聊姑娘。

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毕生致力于三个梦想：去死、去流浪、去西藏。1980年，陈丹青进藏，西藏之美， 好山好水好荒凉，好牛好马好姑娘。

雪山草地、苍鹰骏马，几百公里，廖无人烟。大自然的美，其实就是打个喷嚏，放个屁，都可以惊起成群乌鸦扑翅而飞，然后压低天空，而你站在那里，却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陈丹青整个人被惊呆了，回到北京，扎在画室，一个月不出门，画《西藏组画》。

然后《西藏组画》火了。

绛红色的色彩掠过大地，

披着藏袍的男孩走过山岗，

牦牛群边是一群袒胸露乳的好姑娘。

一切都是野的，生命是野的，

风是野的，草原是野的……

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用这样的笔法去描述西藏。那是完全未知的疆土，从未被书写过的大地。在自然大美面前，你除了敬畏以外，还能做什么吗？

八十年代，陈丹青和朋友们一起画画，没日没夜地瞎玩。那个年代的人，彪悍勇敢，简单温暖。那个年代有很多聚会，有很多意气相投的人，靠性情，靠机智，靠豪爽，没日没夜天天这样过。

可八十年代，人间最好的地方还是大洋彼岸的美国。

美国是圣殿，是逃离者，玩世不恭者，叛逆者的天堂。挣的是 dollar，喝的是coke，阳光叫sunshine，我们曾经都这么天真地以为，美国就是我们穷极一生想去的地方。

1982年，陈丹青移居美国。他有那个年代全部的叛逆，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像一头闯进异域里的公牛。

后来陈丹青说，当时自己还是蛮傻逼的。到了美国谁认识你啊，你在国内搞的那点名气，放到美国鸟也不算，对美国人来说，你就是一张中国人的脸。

为了生活，陈丹青画小画拿去卖，一张十美元，偶尔也给美国的家庭孩子教教课。最穷的时候，到理发店理发，一问要花十几块美元，他兜比脸还干净，就干脆自己动手给推了个板寸。

1983年春， 陈丹青低头赶路，在人群中看到一张干净而高傲的脸，这个人是木心。两人常常聊天，彻夜不眠，好多次陈丹青送木心回住处，仍然觉得聊得不尽兴，又上楼热了牛奶继续聊，分别时，天已大亮。

1988年底，陈丹青组织了大陆学生拜木心为师，木心讲课，如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行过之处，有情有义。师徒二人结伴壮游，去罗马，去巴黎，去彼得堡，去看世界名画。

木心和陈丹青有一次吃饭，邻座坐了两个外国人，陈丹青问邻座是不是意大利人，一问，果然是，丹青有点得意。可木心却说：“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

陈丹青的脸，立马红到耳根。

这就是木心教会陈丹青的：“修养是很具体的，就是一件件小事。一句话熬不住，就失了教养。”

人的一生，即使见了全世界，也未必内心壮阔，人活于世，教养第一，谦卑第二，活就要活出格局，活出内心辽阔。只有真正见过了大海，才不会轻易显山显水，才能真正向美低头。

壮游了全世界，陈丹青重新审视自己，也重新审视中国。他用二十年认识世界，也用了二十年，重回中国。

2000年，陈丹青接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陈丹青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参照。我在美国看见每件事情都会想到中国，所以我跟人说出国不是为了去看国外，其实你会看清自己。

可回国之后，一切并不顺利！

2002年，在陈丹青的画室内，一个女学生坐在陈丹青的面前哭。这个学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却因英语和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不能被录取。学生问：

陈老师，请问搞艺术，非要会英语吗？

陈丹青摇摇头，说：黄宾虹会英语吗？齐白石会英语吗？他们都不会，但是他们都是最好的艺术家。

女学生回去后，在北京租了房专攻外语和政治。第二年考试，政治过关了，但外语仍没及格，再次落榜。陈丹青向学院建议，学院并未采纳，那名落榜的考生只好去英国念美术系。那天，陈丹青痛心疾首，陈丹青的无力是当代所有读书人的无力。

这样的事，两年里，发生过不止一次。

2004年末，陈丹青递交辞呈：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带完最后一拨六位学生后，陈丹青毅然离开了清华大学。走之前，他说：

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个人的价值观，这在中国，非常难。

陈丹青这个人真“傻”，常说一些有智商、没情商的大实话。

比如有一次，在某个古城建设会议上，主办方请陈丹青去演讲。本来是想陈丹青帮着撑撑场面，说说漂亮话。结果陈丹青“病”又犯了，又说了几句：

我们正在毁灭这座古城，不是因为战争、革命，而是因为建设。贵集团已经做了很多事，尽了很多责任，我倒希望少做点什么。

把想挣钱的建设集团得罪了，他总是试图撕碎一些虚伪的假象。

还有一次，主持人说余秋雨是现代文化学者的典范，问陈丹青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陈丹青“病”又犯了，说：余秋雨首先是一个官员，其次才是一个文化学者。主持人又问，如何看待于丹老师。陈丹青又回答：于丹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大学辅导员。

两句话，把余秋雨和于丹，连带出版社，文化公司，会议举办方全部得罪了。

在当代中国，一个公众人物，只需要三年学会说话，终生学会闭嘴就可以名利双收。可陈丹青却是一堆“聪明人”中最大的“傻子”。

在文化人都变为生意人的今天，他却非要保持一个读书人该有的体面，脏话也越来越多。

比如有一次，有公司跟他讲中国的文化如何利用，陈丹青脸突然沉下来。回一句：

中国人太多了，该利用的都利用完了，忽然想起文化忘了，我草，赶紧来弄文化，扯淡嘛。

在更多人的眼里，陈丹青是个永远不和时代合作的人。

可我身边的女士朋友说，每次参加活动遇到陈丹青老师，陈丹青都很绅士，会给女士倒水，话也不多，很体贴。这些年，也没有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绯闻。

陈丹青常还爱和年轻人聊天，无架子，有长者之风。当代中国的年轻人有一个通病，不爱求知，所见极有限，大多数年轻人迷失在太多讯息中，而讯息又不等于眼界。

陈丹青去大学讲课，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他：老师，请问活着有什么意义？陈丹青想了想，说：干点实事，吃爱吃的东西，做喜欢做的事，恋爱失恋，使劲拥抱生活，哪样不比纠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抽象的问题强？活着，不是最自然的事吗？还需要问为什么吗！

作为长者，陈丹青希望年轻人不要自暴自弃，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便如萤火，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陈丹青说：我最怕看见年轻人自卑，也不希望中国人有一张被欺负的脸。

人间的事大多很丧，相遇也多半是无疾而终。当智慧的胆怯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开始行动了。

有时候想想，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还有陈丹青这样的人蛮好的。他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被时代拉长的影子，不至于太走形。这个人，穿着一身呢子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眼睛永远都是绷得又大又圆，望着我们，不至于让我们走得太远，迷失太多；让我们警惕出走多年的自己，回头看一下自己的灵魂还在不在。

这个时代，有时候走在街上，看着周围的人，好像都变了。但陈丹青却没变，好像活在民国，活在宋代，还有文人的性情和风骨，还有文人应该说的垃圾话，还保持读书人的清醒，和该有的严肃性。不媚俗，也不讨好谁。

这几年，陈丹青独住在老式住宅里，窗口有很多粗壮的杨树，从秋天到冬天，树叶渐渐落尽，露出枝干和鸟窝，早晨依然有鸟叫。陈丹青在屋子里看书，写作，听音乐，有时独自去楼下的小菜场买菜。

他说话常有一些上海音，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端坐在那里，讲话慢条斯理，停顿的时候微微笑着，斯文中透着英气与随和。

当别人以为，他站出来说一些脏话，一定是很气愤时，他自己却说：

我几乎从来不生气，因为我认为没必要，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但我不生气，不代表我没脾气。我不计较，不代表我脾气好。如果你非要触摸我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我并非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