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信仰之一，今天我们就从多个方面介绍一下城隍信仰及其相关的民俗。

1、什么是城隍？

《说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可见，城隍原意是保护城市的城墙和壕沟。“城隍”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太卦》：“城复于隍，勿用师。”

一般认为，城隍信仰来源于古代对水庸的祭祀。所谓水庸，就是沟渠（通俗点说就是水沟啦）。

《礼记·郊特性》：“天子大蜡八。祭坊与水庸,事也。”郑玄注：“天子蜡祭八神,水庸居七。即谓尧时始祭水庸之神。”

据周礼记载，周代岁末有“腊祀”，祭祀先啬（即神农氏）、司啬（即后稷）、农（即田畯）、邮表畷、猫虎、坊（即蓄水池）、水庸、昆虫。所谓八腊，就是指祭祀的这八个神灵。在八腊中，第七位是“水庸”。《周礼》所记载的八蜡之神，都是直接与农业相关的神，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墉就是蓄水、灌溉的沟渠，属于农田水利范畴。据说祭祀水庸神是从尧时期开始的。

那么，为什么对水庸神的祭祀会演变为城隍信仰呢？很可能是由于城隍是没有水（护城河）保护的城，水庸一方面有灌溉的作用，一方面也有消防之类护城的作用，人们祭祀神灵本来就是为了寻求神灵的庇佑，水庸神原本就是保护农业的神，再加上水庸保护城隍安全的作用，久而久之水庸神就变成了保护城隍的城隍神。

从汉代开始，城隍信仰的政治地位和民间普及度不断提高。

1、汉代：初步形成

据郑土有、王贤淼《中国城隍信仰》一书中考证，认为城隍信仰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应是汉代。汉代仙道气氛浓厚，信神活跃，同时新神学体系也从思想观念上刺激了汉代人崇神的心态，新的造神运动不断。应助《风俗通义》中就有不少典型的造神例子。在此大气候影响下，许多生前为名人名士的人死后都有可能被塑造成神成仙。汉代开始出现封人为城隍神的记载，如：

嘉靖《建阳县志》卷六《重建城陛庙记》云“说文曰城以域民，隍即城池也。城隍之祀，三代盛时未之有闻。至汉以纪侯初平江南有功，因祀之，为城隍神，南唐进封辅德候。今天郡邑，皆立庙以祀之。”

嘉靖《宿州志》卷六“《事物记原》云秦功臣冯尚梦感于汉高祖曰奉天帝命，与王领城隍阴事。故自汉以来，遂为天下通祀，加以爵号。”

元国吴澄《江州城隍庙后殿记》载江州城隍神:“相传以为汉丞相颖阴侯灌婴。郡志言高帝六年，侯筑湓口城，即今州地，则侯之配城隍也宜。”

虽然城隍信仰的形成当是在汉代，但以上记载距汉代已经很久了，而汉代并无祭祀城隍的确证，故《明史·礼志》云：“城隍之祀，莫详其始。”

2、魏晋南北朝：出现城隍庙和城隍神祭祀

有记载的最早城隍庙，是建于公元239年的芜湖城隍庙。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年（239），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

由此可见，有确证的城隍庙和祭祀城隍神的时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一些祭祀城隍神的确切记载如下：

《北齐书·慕容俨传》：“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数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约复以铁锁连治，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功。”这是北齐天保六年（555）慕容俨镇守郢城，南朝梁军围城，以荻洪截断水路供应,郢城危在旦夕时求助城隍获救的事迹。

《南史·邵陵携王纶传》亦有记载：大宝元年（550），王纶据邹州时，因“数有变怪，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出”。

3、唐代

唐代城隍神信仰已盛行于江南。《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晚唐时期，城隍神信仰已扩大到北方。在唐代，城隍信仰有了很大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祭城隍文

唐代张说、张九龄、韩愈、李商隐、杜牧、许远等在出任地方守宰期间，皆撰写祭城煌文。杜甫、羊士谔还有赛城隍诗。最早的祭城隍文是开元五年（717）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张说撰写的《祭城隍文》：“城隍以积阴为德，致和产物，助天育人。人之仰恩，是关祀典。说恭承朝命，纲纪南邦，式崇荐礼，以展勤敬。庶降福四氓，登我百谷，猛兽不搏，毒虫不噬。”唐代祭城隍文，多为淫雨乞晴、天早乞雨之作，地方守宰为民请命，祈求城隍神显灵弭灾，保佑地方安泰。唐代城隍之祀已成风俗,“水早疾疫必祷焉”。（李阳冰《缙云县城隍神记》）

（2）城隍神跃升为冥官

城隍神最初的职掌是保护城池，冥佑地方民物。凡守土之臣，莫不斋素严事之，平时则水寒疾疫祈禳，有事则卫民御敌请祷。城隍神可以说是城市和人民的守护神，这职权已经不小了。到了唐朝，城隍神进一步“升级”，职权范围从人间伸到了冥界！正如唐代段全纬《城隍庙记》所言：“阳之理化任乎人，阴之宰司在乎神。”我们看几个例子：

《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引《纪闻》载：开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见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卫甲杖严肃。司户既入，府君（注：即城隍神）问其生平行事，司户自陈无罪，枉见录。府君曰：“然，当令君去。君颇相识否？”司户曰：“鄙人贱陋，实未识。”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司户既苏言之。

《太平广记》卷一二四“王简易”引《报应录》载：唐洪州司马王简易得暴疾，梦鬼使丁郢执符牒，奉城隍神命来追，至城隍庙，“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曰：‘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城隍神俨然是阴间的地方官，不仅有气派的办公衙署，还有下属，和阳间几乎一模一样。人死后会被带去见城隍神审判，如果你比较清白城隍神还会给你续命。

（3）城隍祭祀由地方官掌握，不包括在国家祀典内。

虽然不少地方官都会进行城隍神祭祀，但唐代国家礼制中并不包括这一祭祀。而且，也不是所有地方官都对城隍神祭祀表示支持，比如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大水灭郭，洪霖注川。人见忧于雨鳖，岸不辨于牛马。公乃抗辞正色，言于城隍曰：‘若三日雨不歇，吾当伐乔木，焚清祠。’精心感动，其应如响。无何，中使衔命，遍祈名山，广征牲牢，骤欲致祭，公又吁衡而称曰：‘今主上明圣，怀于百灵，此淫昏之鬼，不载祀典，若烦国礼，是荒巫风。’其秉心达识，皆此类也。”当中使奉敕准备向城隍庙献牲牢致祭时，韦公却说城隍神是“淫昏之鬼”因而加以制止。对城隍神严厉打击的例子也有不少，但在许多地方政府进行祭祀的推动下，实际上赋予了城隍官方的性质。

（4）城隍受封

张瑀《华州城隍神新庙记》记载：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华州城隍现身，喝退了想刺杀昭宗的华州刺史韩建，救了昭宗。唐光化元年（898），昭宗封华州城隍为济安侯，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这是城隍受封之始。

（5）城隍信仰与道教结合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各种中国传统信仰，其中也包括城隍信仰。唐代杜光庭删定的《道门科范大全集》卷十二至十七之祈求雨雪斋翼中，启请神灵之一即为城隍社令。此为道书中有关城隍的最早记载，由此可知城隍信仰受道教崇祀约始于唐代。至少从宋代开始，城隍祭祀已多由道士主持，城隍庙的管理者也多为道士，可见道教与城隍信仰结合之紧密。

4、五代十国：给城隍神上封号开始流行

五代十国时期，给城隍神上封号开始流行。如：《册府元龟》卷三十四《帝王部崇祀》载：清泰元年（934），后唐末帝诏杭州护国庙，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顺义保宁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闉（yīn）王。后汉隐帝乾佑三年（950），海贼攻蒙州，州人祷于神，城得不陷，故封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

《铸鼎余闻》卷三载：吴越肃王于梁开平二年（908）封会稽城隍庞玉为崇福侯，吴越王封赤城城隍屈坦为兴圣永安王。

这体现出城隍信仰逐渐被统治者所重视。五代十国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显然希望城隍神能护佑政权长治久安，这为后世城隍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乃至纳入国家祭祀做了铺垫。

5、宋代：城隍祭祀开始列入国家祀典

到了宋代，城隍信仰的普及度更加提高，也更受官方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新官到任三日内必谒城隍庙

宋廷规定新官到任三日内必须谒城隍庙。范仲淹还曾向程颐请教有关城隍庙的问题，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城隍神”记曰：“范文甫尝问于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谒庙。伊川曰：‘正如社稷先圣，又如古贤哲谒之。’又问城隍如何，曰：‘城隍不与土地之神，社稷而已。’”程颐将城隍视同社稷，可见其对城隍的重视，也反映出城隍在民间的普及，已经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关注。

（2）城隍神祭祀上升为国家祀典

宋代城隍神更受朝廷重视，如宋太祖赵匡胤就很重视城隍祭祀。《宋史》曰：“建隆元年六月，太祖平泽潞，仍祭......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宋代赵与时《宾退录》卷八记载城隍神说：“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

部分地区的城隍甚至列入国家祀典，影响甚广。《宋史·礼志八》载：“自开宝、皇佑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其他州县城隍，......皆由祷祈感应，而封赐之多，不能尽录云。”

6、蒙据时期：都城隍与城隍夫人之首创

元国亦崇祀城隍，至元四年（1267）兴建大都，立城隍庙，敕封大都城隍神为佑圣王，此为都城隍设置之始，亦为明朝及满据时期所承袭。天历二年（1329），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此为城隍夫人封赐之始。元国虞集《安庆城隍显忠灵佑王碑》记载了当时城隍信仰在天下的流行：“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县，至于山夷海峤、荒墟左里之内，无不有祠。”

7、明朝：城隍神庙完全纳入国家祀典并系统化

在明代，由于明太祖大力倡导，城隍信仰可谓盛极一时，城隍庙遍布全国。洪武元年（1368）封开封、临濠、束和、平滁四城的城隍为王，职位正一品，与人间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和左右丞相平级，又封各府、州、县城隍为公、侯、伯，重建各地城隍庙，规模与当地官署衙门完全一样。规定凡五月十一日神诞及重要节庆日，均须派遣礼官举行祭祀仪礼，国家和各地有灾祸，应及时祈祷于城隍庙，“在王国者王亲自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洪武三年（1370）整顿祀典，诏去城隍封号，只称“某府或某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地城隍庙不得杂祀其他之神。”这样，建立起上下统属的城隍神祀系统，这又是城隍信仰发展史上一大创举。

8、满据时期：继承中国明朝城隍祭祀制度，进一步发展

清国继承了中国明朝的府-州-县城隍体系，但也有两个新特点：

（1）城隍庙内的陈设也开始统一起来。城隍庙里的塑像与配神一般是：正殿之中祀奉城隍大神，两旁分列八大将、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钟鼓神以及十殿阎王、十八司等地狱塑像。府城隍庙里则有更多的配神。城隍庙里挂有“纲纪严明”、“浩然正气”、“护国庇民”、“我处无私”、“节义文章”、“发扬正气”等匾额，还有“作事奸邪任尔焚香无益，居心正直见吾不拜何妨”、“善恶到头终有报，是非结底自分明”、“善行到此心无愧，恶过吾门胆自寒”等楹联。这些匾额、楹联主要起到劝恶扬善的作用。

（2）城隍神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志怪小说之中，并且增加了城隍神与老百姓的互动性。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袁枚《子不语》记载了大量城隍神人格化的故事。城隍神不再高高在上，而是逐渐地“平易近人”了。城隍的“人格化”使得城隍信仰更加深入民心。

9、近现代：严重破坏，顽强生存

民国时期，由于外来新思想的冲击、列强入侵、国内革命等因素影响，许多民俗活动被迫终止，城隍信仰也不能幸免。 辛亥革命时期，常州军政府派兵将府县城隍庙“所有城隍夫妇、公子及十八阎罗、刀山、剑树，种种迷信时代之怪象一律扑击殆尽，旁及龙王三殿散茅宫等。”（《常州大打城隍》，《申报》1912年2月25日）安徽都督柏文蔚将省府城隍庙“两厢泥塑偶像投诸水火，后殿亦改为学堂”，并准备将中殿主神城隍像摧毁，受到守旧人士极力反对而作罢。柏文蔚说：“城为城垣，隍为城壕，安得有神为之主宰......岂有任听存在留此障碍物，以阻进化之理。”（《柏都督论废城隍祠之理由》，申报1912年11月1日）

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城隍庙在废止之列。大多数城隍庙被改为机关、军营、学堂等。1929年，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作出了禁止市民在城隍庙中“打地气（所谓“打地气”，是指无论男女若于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在城隍庙内席地度宿，当晚可以在梦中得知一年的祸福的习俗）”的决定，试图以此来扫清所谓“革命障碍”。

近代以来，城隍信仰遭遇严重破坏，一蹶不振，但仍没有完全消失。毕竟，城隍信仰已在民间扎根了上千年，其生命力之顽强超乎想象。近些年来，城隍庙在一些城市重新得到重视，城隍信仰有了新的发展。

城隍信仰属于民间信仰，自然和民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隍庙的赛会、三巡会、庙会都是隆重的民俗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

1、赛会

城隍赛会既是一种祭神活动，又是一种娱乐活动，人们在赛会时既可以祭神祈福，又能得到放松。

在唐代就有了赛城隍文、赛城隍诗，宋代已有城隍赛会的明确记载，《夷坚志》载鄱阳城隍诞辰，士女多集庙下。陆游《镇江府城隍庙记》说“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元国余阙《安庆城隍显忠灵佑王碑》曰：“五月之望，里俗相传，以神生之日也。民无贫富，男女旖旎，空巷闾出乐神，吹箫伐鼓，张百戏游像舆于国中，如是者尽三日而后止。”可见城隍赛会至迟在蒙据时期已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活动，影响很大。清国杨恩寿《坦园日记》卷二记载满据时期湖南城隍赛会曰：“五月廿六日，……长沙城隍赛会，珠玉仗，轰动一时。五月廿九日，……善化城隍赛会，其热闹较胜长沙。”

2、三巡会

三巡会就是每年的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举行全城性的城隍神出巡活动。最早的三巡会是《明史》卷 50 所记载的三巡会：

泰厉坛祭无祀鬼神。《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此其义也。《祭法》：王祭泰厉，诸侯祭公厉，大夫祭族厉。《士丧礼》：“疾病祷于厉’，《郑注》谓“汉时民间皆秋祠厉”，则此祀达于上下矣，然后世皆不举行。洪武三年（1370）定制，京都祭泰厉，设坛玄武湖中，岁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祭日，设京省城隍神位于坛上，无祀鬼神等位于坛下之东西，羊三，豕三，饭米三石。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师。里社则祭乡厉。后定郡邑厉、乡厉，皆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十月朔日。

三巡会是一种全城性的大规模集体活动，盛况空前。郭朝华《忆看城隍庙大出会》写道：“万人空巷，如痴如醉。”《1947年上海城隍神的一次出巡》写道：“……分工缜密，组织严密，规模巨大，人员众多，也仅见此一次。”三巡会是城隍信仰中规模最大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随着各种反封建反迷信的革命运动开展，三巡会在我国逐渐消失。但三巡会的风俗在台湾仍然保留了下来，现台北市霞海城隍庙每年五月十日的三巡会仍是轰动全城的活动。

3、庙会

祭祀城隍期间，各地都会以城隍庙为中心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庙会。从文献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种大规模的庙会明代已经出现。嘉靖《广平府志》卷十六《风俗志》曰：“庙之会，国初未有，自正德之初，始有此俗。”由此可知，明代以前城隍庙会尚且没有这种利用庙会进行商品交流的方式。这种新型庙会一般有两个内容：商业交流和民间表演。

中国明朝和满据时期，天津和北京的城隍庙会就颇为著名，列举一些记载如下：

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卷四《城隍庙市》记北京城隍庙市：“月朔、望、廿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市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谒于庙者一。”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庙市日期》载北京城隍庙市：“陈设甚颗，人生日用所需，精粗必备，羁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

清国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都城隍庙：“惟于五月朔至八日设庙，百货充集，拜香络绎。”

清国张焘《津门杂记》载：“初六、初八日，天津府县城庙会。自朔日起至初十日，香火纷繁，而灯棚之盛，历有年所，尤为大观。各所分段，搭造席棚，或三或五，两庙相联，灯彩陈设，备极华丽，文玩字画，鼎彝尊罍，相映生辉，俱系大家所藏者，皆能借用壮观。两庙戏台，纯用灯嵌，晚间请有十番会同人，在县庙戏台山，奏古乐数曲，随有昆曲相唱和……正会之此日。有祝寿会，演戏一天，为神祝寿。”

在满据时期、民国的地方志中，风俗部分必载祭城隍神之民俗活动，可见其在民间的重要性。城隍庙会至今仍然是重要的民俗活动。

四、一些著名的城隍神

历史上的城隍神，有相当部分都是有名有姓。北宋赵与时《宾退录》记载了很多城隍神的姓名：城隍神之姓名具者，……绍兴府为庞玉，实庞坚四世祖，事具《唐书·忠义传》，盖尝历越州总管；鄂州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吴尚书仆射晃之子，今州治其故治；筠州应智顼，唐初州为靖州时刺史；南丰游茂洪，开元间尝县镇；溧水白季唐，唐县令也……

可见，各地的城隍神姓名不一，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城隍神，他们都曾经是本地的地方官。综合各地的遗迹和风俗来看，城隍神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城隍神原型大抵都与与当地历史有关（当然也有例外）；第二，城隍神原型大抵都是忠君爱民的榜样。我们来看看一些著名的城隍神吧。（注：一个城市不一定只有一个城隍。）

宣州（今安徽宣城）——桓彝。据《晋书·桓彝传》记载：桓彝任宣城内史。“在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苏峻作乱之时，桓彝率领城中军民征讨乱军，壮烈殉国，“宣城人纪世和率义故葬之”，故宣城人尊桓彝为城隍神。

邕州（今广西南宁）——苏缄。1075年，越南李朝入侵宋朝，连下钦州、廉州，进军邕州，时任邕州知州苏缄坚守孤城四十二日，城破后“缄犹领伤卒驰骑战愈厉，而力不敌，乃曰：‘吾义不死贼手。’亟还州治，杀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纵火自焚。”苏缄率军守城，城破殉国，因此被邕州人立为城隍神，号苏城隍。

苏州——黄歇。黄歇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申君，因在苏州参与抗击吴国和治水有功，被封为苏州府城隍神。

平和——王维。今天的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的城隍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是由平和县“县父”王阳明决定的。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1517）上书请求设置平和县（王阳明最初定的县名是“清平”，第二年改为“平和”），获批准。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创建平和城隍庙。

上海——秦裕伯。秦裕伯相传是宋代秦观的后代，祖籍扬州。明代为了躲避战乱，曾经住在上海，对上海人民很有感情。后来他到陕西省当官，殁于陕西。清国顺治年间（1653）日本海盗进攻上海县城，负责守城的王总兵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竟然诬赖上海人民勾结海盗，里应外合。城里的大官周巡抚听信王总兵的诬告，下令在第二天拂晓，以鸡叫头遍为信号，屠杀全城百姓。不料当天晚上，周巡抚梦见秦裕伯再三警告他，不许这样干。周巡抚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赶忙下令，取消了屠杀计划。这件事情传开之后，上海人民为了感谢秦裕伯的恩情，就把他立为上海的城隍神。（桂国强《上海城隍庙大观》）

杭州——周新。周新是明初著名清官。任监察御史期间，因铁面无私，贵戚震惧，称他为“冷面寒铁”。后来任浙江按察使，在任上发奸擿伏，断案公正，深受百姓爱戴，名闻天下。永乐十一年（1413）因得罪锦衣卫指挥史纪纲而被诬陷，冤死。后来明成祖后悔，也为了安抚民心，封周新为浙江省城隍，立庙杭州。

北京——杨继盛（杨椒山）。杨继盛，号椒山，是明代著名谏臣，因弹劾奸臣严嵩，遭陷害而死。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全天下的人都涕泣传颂之。北京士民为了纪念他，以杨继盛故居改为庙以奉祀，尊为城隍。

有一些名人实在太有名，乃至很多城市都以他作为城隍神，比如随汉高帝起兵的将军纪信，为保护刘邦，欺骗项羽，最终被项羽所杀。纪信的忠烈义举世人敬仰，历代王朝都有追封。郑州、兰州、镇江、天水、襄阳、浏阳等地的城隍神都是纪信。

又比如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以前他一直是北京的城隍神，甘肃天水、浙江杭州也尊他为城隍神（文天祥薨，南宋王朝临时首都杭州的人民对他无比崇敬，就立文天祥为“都城隍”，并建庙祭礼）。

在当代，城隍庙进行了“转型”：部分城隍庙继续由道教管理，提供信仰服务，一部分由文物部门管理，成为旅游景点或商业区。旅游、商业的发展，庙会等民俗活动的举办使城隍信仰得以以新的形式重焕生机。城隍信仰起于民间、盛于民间，如今又回归于民间，这是城隍信仰发展的必然。虽然失去了国家崇祀的尊荣，但人民群众才是承载城隍信仰的根基。可叹的是，如今某教在中国大力进行文化入侵与渗透，各地动用政府财政建起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风格洋葱头宗教寺庙，对于其他宗教来说很不公平，也有潜在的威胁。中国传统信仰（除了道教）不属于某个明确的宗教，没有相应的宗教事务部门管理，本身地位就不稳固，在当今某教紧逼的形势下更加危险，需要我们重视并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

如今我们在致力于保护和传承这一传统信仰的同时，也要知道，城隍信仰之所以在今天仍能继续存续和发展，正是由于褪去了礼教的外衣，革除了其中的一些落后思想。城隍信仰是汉民族的民间信仰，也属于各少数民族，我们的民间信仰虽然也有宗教，但都是十分世俗化的，对宗教也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因此，城隍信仰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愿望和要求。让城隍信仰的职能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始终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相适应，才是对待传统信仰的正确态度，而不是像某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总是向后看，走复古的歧途。传承传统文化，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乃至文明能够更好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