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许多人顿生艳羡之情，认为那是一种平和优雅、含蓄蕴藉的诗意生活，“贵在适意耳”。

在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有极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比上，不像魏晋文人须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须仰武人鼻息；比下，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要，享受丰富醇美的人生乐趣。

除了优待文士、以儒立国的政治环境之外，哲学思潮的流变也为文人的价值和品质生活奠定了基础。儒、道、佛三教渐趋合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士人精神振奋，热情参政；道家任自然、轻就去和佛家自我解脱的思想又使他们超然对待荣辱得失，不入“纵欲”与“禁欲”之极端，自如游走在情与理之间，使得他们保持着健全的人格。

比如身为文坛盟主的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人格风范令人钦敬，但他也流露出性情中多姿多彩的一面，绝非一个伪道学。他自称“曾间洛阳花下客”，也写有多首妩媚绮艳的词作，但绝非俗恶之词，抒发的是“幽微”之情，一种富闲愁。

再如大文豪苏轼，才情冠绝一时，心存理想与抱负，有志兴利除弊，在任也多有建树。后与当政者不合，频遭贬谪，仕途多舛，却也并不灰心绝望，而能于逆境中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从超迈的哲学高度俯视社会人生。从他的词“此心安处是吾乡”、“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中即可领悟他通脱旷达的情怀。

宋代文人士大夫很多就是艺术家、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音乐、书法，成就斐然，世所公认。面对纷扰的外部世界，他们还多存隐逸之心，热衷园林艺术。

当然，他们的隐逸并非躬耕田亩的野隐，而是注重心性的主体修炼，是一种道隐，不必高卧林泉、脱离尘世即或获得隐逸的乐趣。即不放弃世俗之乐，又能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守护和经营心灵深处那片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使得文人生活显示出高中娴雅的气质，而不至沦为俗恶的官僚。

就社会政治而言，宋代理学盛行，又高度集权专制。这些都严重地束缚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压抑着他们的精神。尽管理学影响着他们行为，但宋代的文人较好地处理了社会与个人、政治与人生、情与理等诸多矛盾，因此多坦荡而真实，虽有“人生如梦”、“为欢几何”的感叹，但内心仍不乏道义的担当，忠实于兼济天下的理想。

我们当前正在极力打造“品质生活”，这是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表现。但试看今日官场中人，即便是文化圈内人，也少了文化气息，多少人背负沉重的肉身，沦为物质的奴隶，得意轻狂、失意颓丧，少有君子坦荡磊落之气，这真是一个时代的缺憾，是精神与心灵的哀伤。“品质生活”所强调的，除了物质生活丰富之外，更强调提升文化层次，充盈文化精神，培养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