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名臣冯道谏言唐明宗道：“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时刻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安危之道又何尝不如是！”——《旧五代史冯道传》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数十年无乱事，真可谓“海清宴然，四海丰足”，按照传统历史的辑录标准，当今中国可堪盛世。

不过，越是盛世巅峰，就越需要警醒。这是因为，在盛世之中的人们往往沉浸于盲目的乐观中，过分自夸于以往的成就，却忽略了那些被成功暂时掩盖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由此种下了衰败甚至毁灭的种子。

因此，今天的国人不仅仅要致力于重塑汉唐的雄风，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超级强权的西晋（汉朝继承者）和唐朝是如何从无上巅峰跌入万丈地狱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根基的破败），其中的教训，无疑值得今天的国人警醒。

实际上，中国文明两次最高峰的煌煌盛世，恰恰都毁灭在了同一个失策之上——对地区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危害的忽视。

汉朝霸业最后阶段之西晋末年（内藤湖南称之为中国第一过渡期的界限），朝臣江统注意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而）戎狄（已）居半”，“（并州）五部（匈奴）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徙戎论》），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之域可为寒心”，然而当时百年大错事实已成，难以改变，西晋政府对李特所属氐人的迁徙仅仅激发了叛乱（李特，氐人领袖，所部被西晋迁徙至巴蜀，后发动叛乱占据蜀地），而江统上书仅仅不到十年之后，即爆发五胡乱华的灾难。

唐朝初期，李世民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多万人，安置在幽冀等地。谋臣魏征上书谏阻，并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并声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但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圣人之道普适众生……教以礼法……何患之恤？”唐太宗乃用温言，置草原部落于河北诸州。数十年之后，幽、并、冀等地诸多郡县，已经形成“降胡散诸处”，“无所役使”（《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的失控状态，而百年之后的安禄山则得以“驱之为寇，逐扰中原”（《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何以遣就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昔汉武以锐师猛将击取其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乃久安之道。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大患也……

魏时有胡人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晋武逐出之，不能用。五胡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

——魏征上书唐太宗谏阻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逐扰中原”——《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中国历史上那些明君谋臣为何会屡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历史资料并没有记载过魏晋朝廷的决策者（大举内迁胡人始于曹操扩军），对关中、并州、冀州等地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多少看法；但唐太宗试图大规模迁徙草原部落于河北之地，面对魏征以西晋“五胡之乱，卒倾中夏”的教训质疑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进士出身的温彦博则提出看似颇有说服力的支持意见，他说“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大义人伦乃普世价值），可以“教以礼法”感化对方，同时认为胡人不过是“创残之馀，以穷归我”，绝对没有力量造成祸患，他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魏征因历史而产生的忧虑，完美地支持了唐太宗迁胡于河北的政策，最终却种下了安史之乱及中原王朝千年衰弱的种子。

大知识分子温彦博为什么会出错，因为醉心于圣人经典的他显然忽略了两个政治决策时必须考量的关键性要素：现实与时间。

一方面，现实情况就是，中原知识分子眼里的普世价值，很难被草原部落的内附居民所接受。那些被唐朝政府从草原迁徙而来的胡人部落，风俗迥异中原，习惯群聚群居“逐以水草，居处无常”，而中原朝廷在很多实际事务中亦对其“无所役使“，不得不顺应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惯，使之在迁徙之地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

“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毗伽可汗欲建城，大将敦欲谷劝谏（《资治通鉴》）

从盛唐期间安置归降契丹部落的《敕契丹王据埒可突于等书》中，可以看到，唐朝政府允许内迁契丹部落在”丰草美水”的地区，过“畜牧随之“的游牧生活，并要求地方”务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饶之所“；而《唐大诏令集》亦记载道，为了避免内迁胡人诸部滋事，需对其”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怀之德“。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温彦博试图对内迁胡人”教以礼法，职以耕农“的同化政策，严重脱离现实，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施。

另一方面，虽然内迁的胡人刚开始不过是”创残之馀“，人数稀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其人口数量和当地的人口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草原胡部生于物资极其困乏的苦寒之地，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和生育热情，同时凶悍远胜于中原，这就使得内迁胡人的数量在中原丰饶的滋润下迅速增长，还可以对当地的原住民产生挤出和同化效应。

西晋江充在调查之后就发现，曹魏讨伐高句丽时安置在荥阳地区降胡，“始徙之时，户落百数”，不过两代人，即“子孙孳息，今以千计”，由此他认为数代之后，这些内迁者足以形成”必至殷炽“的隐患；而唐代名臣魏征亦认为，唐廷应该警惕内迁胡部”不令数年，孳息略倍“的潜在危机。

陈寅恪研究唐史发现，唐代安史之乱前的河北之地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现象，他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写道”（那些追随安禄山叛乱或者日后割据的将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族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而当时督军魏博（河北地区）的军人史宪诚之子史孝章亦认为”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反映出唐代河北地区人口结构变异及其政治后果。由于幽冀诸地的人口胡化严重，当地军民极其尊奉安禄山、史思明，日日奉祀，唐穆宗期间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认为此乃乱臣，乃“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结果竟激起了叛乱。

就这样，由于当时的决策者，盲目自信于中原社会价值观的普适性，只看到”胡人诸部“以穷归我”、“创残之馀”的眼前场景，却忽略了游牧民族的固有习性和实际管理的困难，再加上不理解人口趋势随时间变化的潜在危险，最终造成了遗恨“千年”的毁灭性灾难。

此类案例不唯中国独有，西方历史上也不乏其闻。公元1014年，超级大国东罗马帝国在克雷迪昂战役中消灭了另一个强国保加利亚军队的主力，将15000名保加利亚俘虏单眼弄瞎，使其返回国内，此举威震欧亚大陆，不久保加利亚被东罗马灭亡；与此同时，东罗马军队肆意入侵亚洲的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一度威胁巴格达。但是，有形之威胁的消失掩盖了无形威胁的出现，随着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拜占庭贵族和居民不断迁往日趋繁荣的沿海城市，中亚地区的突厥穆斯林开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渗透进入东罗马的心腹地带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开启了人口结构的置换——就是在东罗马帝国最强大的时候，她的根基开始遭受真正的、致命的、毁灭性的侵蚀。

11世纪初，突厥穆斯林开始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仅仅50多年之后，一个罗姆苏丹伊斯兰国（罗姆苏丹，阿拉伯音，意思是“罗马人土地上的伊斯兰国家”）就屹立在了罗马人的土地上，完成了对人口、文化和制度的彻底置换，并对东罗马帝国这个强大的文明实体形成了毁灭性的威胁。

今天的中国，在大西北地区同样面临着过去的危险。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距，驱使大量世俗人口离开当地到东部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而宗教人口则因生活习俗的不适而更愿意留在本地，这实际上昭示了当地人口结构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方向，而针对性的计划生育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更令人忧心的是，随着外来宗教的大举进入，部分当地宗教群体的文化认同与中国传统亦越来越疏离。事实上，19世纪中后期西北民族的互残灾难，不仅仅是因为清朝政府的残暴统治，亦是源于陕甘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异和外来激进宗教意识形态的传入。

历史的逻辑是残酷的，政治的事务是冰冷的，它不能仅凭激情来定夺，也不能被道德所左右，更不能被舆论所裹挟。它需要决策者在现实的基础上，超越时间的地平线，以变化的思维冷静把持其中的利弊。所以，衡量一个威胁是否致命，不能看其激起了多少愤怒，吸引了多少眼球，更要思索其能够造成多大的潜在后果。

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意识到潜在的不安在哪里，才有可能避免历史上那些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