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奴兮小姐） 2006 年 6 月 3 日，黑山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至此，铁托在 1943 年 11 月创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已彻底瓦解。具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裂了。

地处文明结合部的南斯拉夫自古以来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矛盾与冲突由来已久。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其领导人并未能妥善的处理各民族的关系，致使民族矛盾不断升温，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逐渐根深蒂固，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长期以来受到严厉压制以至于后期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民族反弹，所以，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明显高于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同。而南斯拉夫联邦体制变革不当和相关政策失误使民族危机空前激化，最终南斯拉夫解体，分裂成为7个国家。

现在以1981年的国情调查来说明南斯拉夫的民族构成。由于民族和少数民族有所区别,首先谈谈民族。南斯拉夫可概括为7个国境、6个共和国、5个民族、4种语言、3种宗教、2种文字及1个国家。然而,虽说是5个民族,但更为确切地说,现有6个民族。表1所示的民族分类中包括穆斯林人,这也许给人一种异样感觉。由于伊斯兰教徒生活在南斯拉夫,故穆斯林也被认作一个民族。可见,南斯拉夫有6个民族,他们分别建立了共和国。数量上最多的民族也就是主体民族是塞尔维亚人,它占总人口的36.3%。其余依次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及黑山人。伊斯兰教徒主张自己是一个民族,这种主张得到承认并在国情调查时自己能够申报。

一是第一南斯拉夫时期(1918- 1941年),主要是王国大塞尔维亚民族沙文主义统治者引起的民族矛盾,集中表现为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围绕国家体制的纷争;

二是二战时期(1941- 1945年),主要是南斯拉夫各族之间的民族残杀，当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亲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亲意，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代表则是“切特尼克”（塞语“义勇军”），它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而南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是坚决的反对民族主义的，尤其是“大塞尔维亚族主义”，所以塞人与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装都誓不两立，结下血仇。

三是第二南斯拉夫时期(1945- 1991),这是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最复杂时期,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包括主体民族之间、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均有反映,突出表现为国家体制改革中反映不同民族利益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冲突,在后期主要是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引发的诸多问题。

二战后的南共政权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执行者，它是要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尤其是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的，所以南共政权不同于以往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而二战期间南共战士虽以塞尔维亚（当时南各族中传统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领导层却绝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

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铁托、卡德尔等领导人偏重对大民族主义的遏制,而忽视对地方狭隘民族主义的打击，与之相反的是，照顾和保护“弱小民族”，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

南共一向秉承着“弱塞则南强”（即他们认为,塞尔维亚民族是造成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削弱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塞尔维亚民族,就能使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偃旗息鼓,才能保障南斯拉夫联邦在稳定中走向强盛）的理念，在此种路线下，1966年南共联盟开展了钳制塞尔维亚的“清算兰科维奇集团”的政治运动,促使正在上升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主管内务关系的兰科维奇副总统(60年代中叶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实权者)，在承认各民族权利的同时，实行以塞尔维亚人为中心的统合化政策，结果,以与当时铁托集团的方针不相符为由,兰科维奇被革职，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

这一事件一方面刺激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使塞克矛盾重新趋于激化。另一方面它对其他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运动客观上起到了鼓舞和激励作用。兰科维奇被革职不久,发生了伊斯兰教徒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运动。于是,1968年11月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的阿族骚乱事件,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向联邦政府发难的“公路事件”,以及更为严重的1967— 1971年“克罗地亚危机”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事件接踵而来，最大而重要的倾向是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大的不满,他们甚至提出了独立的要求。

另外，铁托时代首次承认了“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

兰科维奇被革职以后,1967年铁托发表了承认伊斯兰教徒的民族特性,即承认他们为第6位民族的声明。由此,穆斯林为独立的民族之主张更加强烈。1968年,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就出现了穆斯林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主张,1969年,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党员代表大会也做出了同样的决议。结果,1971年国情调查时,得以正式申报自己为“穆斯林人”。

从70年代开始，,被承认为民族的穆斯林极力推行自己是“穆斯林人”的主张，并且极力主张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应该改成“穆斯林共和国”，由此可见，原本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被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使其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内向认同，最终与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割裂开来。

首次承认过去“讲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

马其顿的由来：1913巴尔干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保加利亚一方失败,塞尔维亚和希腊一方获胜,由此开始了对马其顿的瓜分,结果是把马其顿地区的50%划归希腊,40%划给塞尔维亚,10%留给保加利亚。这样,马其顿地区就被上述三国所分割。马其顿被三国瓜分后,塞尔维亚在其属地实行塞尔维亚化政策,并以南塞尔维亚名义实行统治。（保加利亚、希腊也实行了同样政策。马其顿人没有被承认为一个民族,他们在各自地方为同化政策所统治。）在此种同化政策下，马其顿人的自我民族意识逐渐淡化，并且与塞尔维亚人逐渐形成一体。然而，1943年11月在第二次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上,做出承认居住在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人是一个民族的决定,这是史无前例的。马其顿人被正式承认为一个民族,获得能够使用马其顿语言,享受马其顿文化的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加利亚人在其民族政策中，取消了马其顿人这一项目，保加利亚马其顿地区的马其顿人是“保加利亚人”）。

上述两个共和国的建立，使联邦中塞尔维亚共和国大大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而且把本就使用塞尔维亚语的民族，本就逐渐认同塞尔维亚的民族划分出去，形成了新的民族，新的民族内向认同、自我意识强烈，逐渐“异质化”，民族离心力空前加大。

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一个是南部的科索沃,另一个是匈牙利人较多的北部的伏伊伏丁那。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退回到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塞国独立时版图内了。以科索沃为例，由于南共政权一向压制主体民族，并且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给少数民族，并且尊重其民族区域自治权和民族自决权，此种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得自治区的民族越来越形成空前的内向认同，客观上培养其独立的意识，更是导致其异质化的根本。如前文所述，代表塞人利益的兰科维奇被革职后，1968-1969年，科索沃地区阿尔巴尼亚人要求把自治省升格为共和国的呼声此起彼伏。并且在1981年，爆发了非常大的一场独立运动，在科索沃省的首府发生了阿尔巴尼亚人的游行示威。他们所提出的口号是“把科索沃升为共和国”,“我们是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南斯拉夫人”等，而后形成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科索沃各地的阿尔巴尼亚人都参与进去。为此,南斯拉夫政府发布戒严令,甚至动用军队才使游行行动平息下去。

除了从塞人中划分出新民族之外，铁托还创造出了“南斯拉夫族”这一概念，在南斯拉夫,民族成分是自己申报的。在铁托的政策鼓励下，很多人放弃原有民族而去改宗成这一新的“民族”，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将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进一步削弱和分化主体民族。从1981年人口统计中看,“南斯拉夫族”数量有增无减。铁托的此种民族政策，无疑是严重打压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凝聚力，削弱了塞人的民族认同，使其民族虚无化，并且使得原本一体化的塞尔维亚人分裂成不同团体，将马其顿人、穆斯林人（战前马其顿人和穆斯林人都是塞尔维亚人）、南斯拉夫人从塞人中割裂出去，弱化塞人的民族意识。致使1971年认同塞尔维亚的塞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0.5%，并且此比例逐年下降，且严重低于二战前的绝对优势。

铁托采取打击主体民族自信心，分裂土地，切割族群，弱化民族认同的民族政策，削弱主体民族地位。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实行优惠、照顾的民族政策，尊重其民族区域自治权，保护其民族文化，其结果是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兴起，各民族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远远超过他们对“南斯拉夫主义”的认同和忠诚，民族分离运动不断，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也大大减弱。

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人的民族主义出现反弹，各个民族间的矛盾加剧，主体民族“离心”，其他民族“异心”；且联邦一切领导机构均实行“集体工作、集体决定和集体负责”的体制,各联邦主体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实际享有否决权。这表面上似乎有利于减少民族矛盾,实际上却使联邦中央决策权失灵,联邦政府涣散软弱,而同时地方具有高度独立性,结果在8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日益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各共和国、自治省的地方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不断上升,联邦赖以维系统一的中央权威日渐衰微,联邦在日甚一日的“邦联化”畸变中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矛盾是始终存在不可忽略的。南解放后不久便宣布国内民族矛盾问题随着新南斯拉夫的成立已经彻底地解决了。这对于认识和承认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以及正确地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是极其不利的。后来又强调发展民族的独立性和绝对平等，实际上实行了削弱塞族的政策。这样，导致各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加剧了民族矛盾。最后，在一定条件和环境下，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对国家和社会构成致命的危险，成为国家崩溃的导火线。

南联邦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平等和差异的绝对化,从承认民族利益差异性扩展到强调各民族经济独立性,以及在政治上，在领导机构和干部配置上推行“各民族绝对平等”的原则。联邦尊重各民族语言,没有认识到形成统一语言对消除民族隔阂的重要性，从而使少数民族意识到自身有别于主体民族的独特性，加强自我的民族意识，形成民族文化的内向认同，且阻碍了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致使差异、矛盾不断扩大升级。

民族自治不等于民族独立，民族平等也不等于绝对的“权利平等”，更不等于国家放弃权力。应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实行民族自治，在强调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帮助支援落后民族和少数民族，而不应损害发达地区的民族利益。在民族关系上追求绝对平均主义或人为地削弱某个民族的做法会造成新的民族不平等或民族歧视，以牺牲主体民族为代价而去照顾、优待少数民族，以此来谋求“民族团结“是适得其反的，非但不会团结，反而会加剧民族矛盾。

尘埃落定，昔日统一的南斯拉夫已分裂解体，不复存在。痛定思痛，历史总是会给予我们这样或那样的沉思，先如今，同样，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奉行共产政权的国家，我们依旧能从南斯拉夫分裂的实践中吸取诸多的经验教训，我国与南斯拉夫在民族政策上有诸多相同之处，我国同样面对日益严重、亟待解决的民族矛盾：

首先，同样属于共产主义政权，坚持马列主义的思想，马列主义理论倾向于主体民族具有原罪性，倾向于保护、照顾弱小的民族，故而打压主体民族是马列民族理论的本质使然，所以南斯拉夫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而我国则严厉压制“大汉族主义”；

其次，两国均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保护其民族自决权，在政治、经济等决策方面，追求绝对的平等，以牺牲主体民族的利益来供给少数民族、妄图以此来维护民族团结，在民族文化、语言方面，强调各民族的文化、语言，如此一来，无疑拉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使各民族各自形成文化的内向认同，形成各自的“小团体”；

再者，南斯拉夫认定穆斯林人、马其顿人的行为与我国1950年起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大同小异，南斯拉夫将原本属于塞尔维亚人的穆斯林、马其顿划分出去，形成了新的民族，我国同样把原本属于汉人的壮族、土家族等诸多民族从汉人的范畴中分裂出去，使主体民族分化开来；

最后，在虚无主体民族、弱化主体民族的认同感方面，两国同样都不余遗力的进行着，南斯拉夫为了弱化塞人的认同感，一手打造出“南斯拉夫族”这个新的民族，致使塞人严重分化，严厉打击塞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于这点，我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强化“中华民族”的概念构建，将原本属于汉人的优秀文化全部都冠以中华民族的名号，在文化上、历史上乃至血统上都大搞虚无主义，打击汉人大的民族自信心，严重削弱甚至消灭了汉人的民族意识，致使大多数汉人都只认同中华民族而从不知何为汉族。

与南斯拉夫最大的不同是，比起南斯拉夫塞人的比例，我国的主体民族暂时在人口结构上还占有压倒性优势，所以民族矛盾在汉人具有绝对优势的内地是不明显的，表面上的和平是暂时能维系下去的，但是随着计划生育（计汉生育）恶果的显现，汉人人口必将是断崖式的下跌，彼时，唯一的人口优势不再，国家必将后患无穷……

我们在唏嘘这顿历史的同时，要去反思自我，更要去改正自我，以史为鉴，方可面向未来，方能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