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八十几岁的她，头发花白微卷，面庞清柔，姿态极为优雅。虽是高龄暮色，眼神却一点不混浊！是怎样的女子，老年如此端美？眼神这般光芒？她，绝非寻常女子，堪称“一代名媛”、“最后的贵族”。

以《上海生死劫》一书闻名于世的华人女作家郑念原名姚念谖，其父曾任北洋政府高官，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她和丈夫均留学英国，丈夫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外交官，她过着外交官夫人的优渥生活，风姿绰约，极显个人魅力。丈夫病逝后，出任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是聪慧干练的职业女性。

“一个炎热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郑念还保持着名媛的生活方式。

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郑念的家庭如同许许多多家庭一样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中。先是家庭遭到红卫兵的洗劫和摧毁，然后郑念被捕入狱，狱外的女儿——著名演员郑梅萍被人活活打死。

乌云压顶，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毁，难乎其难。郑念身陷绝境，却绝不接受任何强加的罪行，她奋力讲道理、摆事实，为自己抗辩。看守所认定，没有一个犯人像她那样“顽固和好斗”。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度日如年。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都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而郑念想的是：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在知识和道德上，她都压倒了审讯人员，以至于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胜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她的英文版自传《上海生死劫》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震撼世人！

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身陷囹囵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朱大可回忆：“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谖（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去美时已65岁，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当《上海生死劫》一书的中文翻译程乃珊在华盛顿首次与郑念零距离接触时，已经74岁的郑念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以致程乃珊感叹：“她是那样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

而离开上海后，郑念也再没有回过中国，但是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祖国的关切，她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2009年11月，郑念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家中，享年94岁。

苦才是人生，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所愿，不应该“追求”，而应该“吸引”。

佛说：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得到美丽的蝴蝶，便买来一双跑鞋、一只网子，穿上运动服，追逐奔跑了很久很久，终于在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中抓到几只。可是蝴蝶在网子里恐惧挣扎，丝毫没有美丽可言。一有机会，蝴蝶就会飞走，这就叫“追求”。

另一个人也很喜欢蝴蝶，他买来几盆鲜花放在窗台，然后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品着香茗，望着蝴蝶翩翩而来，心情犹如吸蜜的蝴蝶，这就叫“吸引”。

“追求”，是从自我的角度考虑，忽视了事物内在的微妙规律，所以常常事与愿违。

“吸引”则是从完善自我、奉献自我出发，顺应了天理，投其所好，因而皆大欢喜。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自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