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被孤独吸引。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就很喜欢独处。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有时候，我愿意躺在树下凝视着树枝，树枝之上的云彩，以及云彩之上的天空；注视着在天空、云彩和树枝间穿越飞翔的小鸟；看着树叶从树上飘落，落到我身边的草地上。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斑斓舞蹈的一部分。而有趣的是，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美国人要我类比中国的隐士传统与美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时，我告诉他们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然而，中国社会从那些获得觉醒的“博士”的人受益甚巨。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我并未打算为此著书，我仅仅是一名译者。但我居住在台湾时翻译的作品恰恰是中国最伟大的隐士们的诗——《寒山诗》、《石屋山居诗》。我仅仅想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是否还存在。当台湾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不但没有人修行，隐士传统也不复存在时，我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不久之后，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存在得很好，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情况介绍给西方人。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我想让西方各种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尽管中国大陆曾经历战争、革命，但修行人仍然坚持修持，我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他们怎会无动于衷？

本书出版后，我很惊奇地发现，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能看到。无论我在哪里演讲，听众既有学院的学者，也有来自社区的普通居民。我在美国从没遇到对此不感兴趣的人。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羡慕这些隐士，他们所做的是我们的梦想、希望，是我们某一天也会去做的事情。

我感到荣幸的是，尽管还有不足和缺点，《空谷幽兰》被译成了中文，而且这次以这么漂亮的版本出版。我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比尔波特2006年8月10日于华盛顿唐森港）

《空谷幽兰》是一本好书。1999年的时候，作者比尔·波特先生（赤松居士）到访赵州柏林禅寺，赠送了一本英文原著给明海法师。明海法师阅后，叹赏不已，遂请明尧居士问我是否愿意翻译。明尧居士告诉我，此书为美国人所写，英文地道，并引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料，难以查阅；另有实际游访过程中的许多人名和地名，单凭音译很难与真名对上，故翻译难度很大。于是这本书两次从我家里经过——一次从我家捎到北京，一次从北京捎回来——我竟从来没有打开看上一眼。

2000年的时候，我翻译法国一行禅师的系列著作告一段落，得知海师父仍然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来翻译此书，遂在一次去柏林寺的时候，主动提出要求翻译。海师父很惊讶，说：“你不是不想翻吗！？”我嘿然。

回忆这一过程，是因为后来我想：多么危险，差点儿与《空谷幽兰》失之交臂！

在翻译的过程中，《空谷幽兰》带给我很多快乐。在那年轻而清贫的岁月里，白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查字典，读到有趣处，一个人快乐地笑；晚上明尧居士下班回来，我便迫不及待地把当天读到的最有趣的地方讲给他听，他立刻就能会意，并开心地笑。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我口译，他帮我直接输入电脑。当我们翻译到刚才讲过的有趣的地方时，仍然还要对视、还要笑——赤松的美国式幽默，不是一次笑就了之的。

同样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自小在传统文化中的浸润，书中的人物、故事和引文，对我来说，差不多是耳熟能详的，所以每在文中读到，如遇故人，非常亲切。也因此，我对作者的意思有一种心照，即便偶有几个英文单词暂时不认识，似乎也毫不妨碍我对原文的理解，这大概是《空谷幽兰》的译文有中国味儿的原因之一。

在我已经完成的十几本译著中，《空谷幽兰》是我最钟爱的。它有四美：

一曰文字美。作者赤松居士年轻的时候住在台湾，隐居在寺院和山村里，认真研读中国古代典籍，也背诵王维和李白等大诗人的诗，所以他的传统文化功底，相当于一个中国古代的书生。后来接触到他本人，感到他骨子里就像一位中国古代的高士，只不过生就了一副美国人的模样。所以他的文字，简洁、洗练、干净、清雅，不染俗尘。他曾经送给我由他翻译成英文的寒山、石屋等人的诗集，书的用纸质量很好，厚而有点儿发黄，每一页“留白”很多，诗行很短，寥寥地排在中间。读着他的翻译，我仿佛看见了寒山的明月，正冉冉地升起，清泠的光，淡淡地照在澄净的寒潭上。我又看见了山风拂过石屋的长松，和他的藤萝，还有那些闲花野草，听到了松涛阵阵，和山溪的流响……

事实证明我的感觉非虚。2003年的时候，我们结识了一位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的美国牧师——她同时也在学佛。据她讲，赤松翻译的中国古诗太优美、太有意境了，在美国，在这一领域，无人能够企及。寒山诗在美国出版以后，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很多年轻人的T恤上，用中文写着“寒山子”三个大字，他们背着这三个字，在街上到处走；也有一些大学请赤松去讲演。这些都证明，作为一位作家兼翻译家，赤松的文字有着他独特的美和感染力。

二曰人物美。这里的人物，是指书中的人。书中的隐士，是那么纯粹、善良，而每一个人又是那样特立独行、性格鲜明，通过作者的描述，栩栩如生地鲜活在读者的眼前。比如书中第一章提到的那位在太姥山上隐居了50年的老和尚，他居然问赤松居士，毛主席是谁。因为老人家是1939年上山的，此后50年，再也没有下过山，所以对社会的变化——任你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丝也不了解。这不免让人联想到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男女老少只是怡然自乐而已。这位老和尚一生只是持名念佛，淡泊少欲——如今听起来简直就像神话一般，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喧嚣的红尘世界里，哪里还有这样纯朴、不伤天机的生命存在呢？

还有书中的作者。当他看到终南山上传福尼师的小茅篷破旧不堪之时，他给了她足够的钱，让她修缮房屋；而尼师则将她所有的财产——一大袋子核桃，强行送给了作者。作者不忍拂其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些核桃弄回了西安。在这一交往中，没有外国人、中国人之分，没有男性、女性之别，有的只是“同是天涯寻道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惺惺相惜之感。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读到了作者那颗善良的心，和传福尼师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三曰风物美。在作者奇妙的笔下，那些平凡的山川草木、生灵动物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一一灵动起来：

“即使在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之后，河水还是清澈得像荡起了涟漪的玻璃。没有淤泥的痕迹。只有花岗岩质地的卵石和沙子。萨满们的山水指南书——古老的《山海经》中说，华山附近的一座山中，有一种岩石，用它煮汤洗澡，能够治疗皮肤病。这条河里的沙子看起来是这样地洁白，似乎用它能够把幻世的红尘洗涤尽净似的。”

这是作者与他的摄影师朋友在爬华山的时候，所见到的山谷中的景色。

另有两次作者描写了他在终南山中的见闻：

“在一个地方，我们惊起了一只像狗一样大的兔子。山坡上铺满了去年秋天的落叶，那只兔子从山坡上跳窜而下的声音把我们也吓了一跳——其程度跟我们吓着它的程度差不多……

山坡上开满了黄色的野花，草木葱茏，路几乎看不见了。我和史蒂芬常常看不见对方。我们的向导时不时地消失在灌木丛中，重新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各种各样的野果：中国鹅莓，比我曾经见过的所有猕猴桃都大；还有一种像石榴或百香果的东西，它的种子含有甜甜的乳浆……”

读了这样的描写，有谁不心向往之吗？我简直希望作者组一个团，也带我们到终南山漫游一番了！

四曰幽默美。这一美，在前文已有所提及。但是作者的幽默是如此出色、不动声色而又回味深长，所以我不能不再作一番说明。在本书的第六章，作者和他的朋友包了一辆车，去拜访一些寺庙的遗址。关于在路上的见闻，他写有这样的一句话：

“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高速公路中间，悠闲地缝一条裤子。”

“虽然前文也说了高速公路上车不多，但是我们仍然有些大惊失色。在这里，赤松没有多著一墨，也没有作任何评论，就活画出了一位乡村老太太“无知者无畏”的“大无畏”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

在本书的同一章里，赤松来到净业寺门前：

“寺庙的狗叫起来。一位和尚出来了，把我领了进去。他告诉我，这只狗正在将功赎罪。几个月前的一个雨夜，它睡着了，有人翻墙溜了进来。因为杜仲树的树皮有医用价值，于是入侵者就把两棵杜仲树的树皮剥去卖了。这两棵树现在死了。它们是1300多年前道宣亲手种在寺庙的小院子里的……”

这一段文字，用幽默的语气讲述了发生在寺庙看门狗身上的故事，实则道出了一个令人痛惜的事实：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宣律师，于1300多年前，亲手种植在寺庙小院子里的两棵杜仲树，本来活得好好的，就因为附近无知乡民的贪小利，而被迫害致死——这么珍贵的文物，已经存活了1000多年，一旦死在我们手上，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本书之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还需要靠读者自己去发掘了。当然最根本的美，还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美，超逸、高洁、神秘、优雅……这些特质，在本书中，通过作者的笔，一一都呈现了出来。这种美，打动了很多爱好传统文化的人士，这也是这本没有经过包装宣传的书能够长销不衰的原因。这一次能够再版，要感谢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帮助成就本书的朋友，愿所有的人吉祥如意！（2006年9月1日于北京三省堂）

自古以来，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在我动身前往中国大陆寻访隐士前两个星期，在中国台湾有人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然而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的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做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是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注1（点此前往）】“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注2（点此前往）】“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12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40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过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我至今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70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1500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根部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11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1600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们，然后又看看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10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40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被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2500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马应周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奥德赛”。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西北角。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85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已经住了50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五年左右一条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爬过那么多座山，遇到过那么多隐士之后，我们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无量”的含义。

下山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拜访两位在附近山洞里修行的隐士。他们在那里也住了几十年了。他们送给我们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那是他们自己的小茶园出产的。它是我过去非常喜爱的茶种，现在仍然是。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他们的山，所以他们想送给我们一点儿特殊的纪念品。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它半路抛锚了。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到了福州。

在旅馆里登完记，我们冲了个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去闲逛，找冰镇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港口城市厦门，然后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几天后，我们回到台湾，放松了下来。但是我们同时也做好了准备：回去做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可是，原来有意赞助我们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间，我们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考虑放弃这个计划，或者等着，直到条件好转。可是我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无法一直等到条件合适或者合乎我们的心意才再去大陆。我们举棋不定，抛了两次硬币——两次都是正面。于是六个星期后的八月上旬，我们又回去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忘记拜访全中国隐士的计划，不得不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隐士的天堂。

【注1（点此返回）】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译文：尧欲把天下的管理让给许由，说：“日月都已升起来了，可是小火炬还在燃烧不熄，它的光亮跟日月相比，不是很难比得上吗？季雨降落了，可是还在浇水灌地，对于大地干旱的解救，人的浇灌不显得徒劳吗？先生如能立为国君，天下一定会大治，而我空居其位，越来越觉得能力不够，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

【注2（点此返回）】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jiao liao)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译文：许由回答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大治，而我却去替代你，我为了名声吗？‘名’是‘实’所派生出来的次要东西，我非要追求这次要的东西不可吗？鹪鹩在森林中筑巢，不过占用一棵树枝；鼹鼠到大河边饮水，不过喝满肚子。你还是收回你那让君的念头吧，我对于天下来说不会有什么用！厨师即使不下厨，祭祀主持者也不会越俎代庖的！”

联系上文：这一段可以视为 依凭俗世道德的人君 和 行走在大道上的鲲鹏许由之间的对话。从这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并不排斥有德君主（只要君主能居德（仁德）并且 治理国家不妄为 顺其自然），那么道家就不该“越俎代庖”。这一观点对后世道家 出世入世 的选择影响很大。——行于当行 止于当止！

南怀瑾老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话：“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大乱的时代，拨乱反正都全靠道家，在治平之时才是儒家。一般学者研究认为，孔孟之道是秦汉以后被帝王们所利用，作为统治的一种的权术。表面上看这些学者们的讲话，有一种过分的要求。事实上，秦汉以后的儒家，唯一的办法，谋生的本事就是做官。”

许由的“越俎代庖”不单单是在说自己无意为君，也是在提点君主 为君之道最大的忌讳就是“越俎代庖”，按照老子道德经的话就是“代大匠斫 鲜有不伤其手”（代替大匠玩斧头 很容易伤到自己的手指头），这句话在道德经研究中很有份量，法天道得出的结论居然是法制的基石！

最后提醒一点：庄子虽然不排斥有德君主，但庄子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君主制的，因为人类需要敬畏的只有 自然之道！“越俎代庖”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批判人君，所谓的有德无德的君主们 你们都是俎，天道才是正真的庖。庄子这个观点在本故事中还不明显，内七篇最后一章《应帝王》中，讲的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