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奇怪，以您俩笃信《诗经》为歌谣为文学的人，何以还如此拘执？郑玄、朱熹以为那个贞女，见了强暴必是凛乎不可犯也；而您俩以为怀春之女，一见吉士，便已全身入抱，绝不许有若迎若拒之姿态了。您俩还真是朴学家的嫡派呀！”——《读诗札记》

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一封令人忍俊不禁的旧信。旧信的作者以及他在信中提到的“您俩”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泰山北斗。三位贯古通今的国学大师在往还不断的书信里锱铢必较地打起了笔墨官司，而争论的焦点居然是关于一首古诗，关于这首古诗里描写的男女幽会的细节。

这首诗就是《诗经•召南》中的《野有死麕（jūn）》：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

无感我帨兮！

无使尨也吠！”

——《诗•召南•野有死麕》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该是写到了一场发端于旷野之中的男欢女爱。一个男人企图用“死麕”（也就是“死鹿”）来引诱怀春的女子。而关于女子的回应，诗歌的卒章记下了她的三句话，引得古往今来的学问家们各执一词，聚讼不休。

从汉代的郑玄到宋代的朱熹，古代中国的学者们大多将女子的三句话理解为对男人的严词拒绝。

因为根据《周礼》等书记载的古代婚俗，男女之间的定情与结合都须经过媒氏的穿针引线。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野合会招来官府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无论郑玄还是朱熹，都是孔门的后学，都相信《诗三百》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亲手编纂的。

传说孔子删《诗》，意在助教化、正人伦，他老人家又怎会容许一首描写男女野合的淫邪之作滥入《诗经》呢？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吧，郑玄与朱熹不仅笃定女子拒绝了男人的勾引，甚至还推论，像男人这样非礼女性的行为不可能发生在西周的治世，而只会是殷末周初的乱象，换言之，是纣王淫风的余毒。

开篇提到的三位国学大师中，最早站出来向郑玄、朱熹开火的是顾颉刚，他说：“（《野有死麕》第三章的）这三句话的意思是，‘你慢慢儿的来，不要摇动我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不要使得狗叫（因为它听见了声音）。’这明明是一个女子为了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可怜一班经学家的心给圣人之道迷蒙住了。（中略）经他们这样一说，于是怀春之女就变成了贞女，吉士就变成了强暴之男，情投意合就变成了无礼劫胁，急迫的要求就变成了凛然不可犯之拒！最可怪的，既然作凛然不可犯之拒，何以又言姑徐徐而来？”——俞平伯《读诗札记》附录：《野有死麕之讨论》

从前我读顾先生的《古史辨自序》，他回忆自己小时候跟私塾先生读《诗经》，是不大开窍的。严师的教训甚至吓得他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如此想来，顾先生对塾师惯讲的《毛诗正义》和《诗集传》怕是从一开始就不大信服。一个幼童慑于塾师的严威，虽不敢自由发表他的见解，但长大成人之后，“桀骜不驯”的个性终究还是酝酿出了“离经叛道”的思想。

直指《野有死麕》的卒章描写的是女子对情郎的叮嘱，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谢顾先生的勇气。因为他说破的或许正是郑玄、朱熹不敢说破的“皇帝的新衣”。只不过，顾先生的理解方向虽然不误，他对诗句的翻译却将男子形容得猥琐不堪。

我甚至因为他的翻译而产生了恍惚：诗中的女主人翁怕不是王熙凤吧？难道是她在“叮嘱”贾瑞，“你半夜里从后门悄悄地来”？

关于顾先生的这点不妥，他的精神导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显然是看出来了，因此他提议顾先生修改两处细节：“你解《野有死麕》的卒章，大意自不错，但你有两个小不留意，容易引起人的误解：（一）你解第二句为“不要摇动我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二）你下文又用“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字样，这两句合拢来，读者就容易误解你的意思是像《肉蒲团》里说的“干哑事”了。“性的满足”一个名词在此地尽可不用，只说那女子接受了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就够了。“帨”似不是身上所佩（中略），佩巾的摇动有多大的声音？也许“帨”只是一种门帘，而词书不载此义。”——俞平伯《读诗札记》附录：《野有死麕之讨论》

虽然胡先生竭力避免将《野有死麕》的卒章引向某种性的暗示，但是，就算我们承认“无感我帨兮”的“帨”不是女子的佩巾而是门帘，这个训释的调整在事实上仍无助于防止我们产生“干哑事”的非非之想。

更何况，以“帨”为门帘，就连胡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找不到训诂学上的坚实依据。看到两位朋友有些技穷，俞平伯先生这才说出了开篇的那一段话。对《野有死麕》的卒章，俞先生是这样理解的：“我对此章作解，微与您俩不同。我以为卒章三句，乃是三层意思，绝非一意复说。“无使尨也吠”，意在没有声音，便作幽媾。若“无感我帨兮”，本意既不在有声音与否上面，你们所论绝未中的，反觉疑惑丛生了。”——俞平伯《读诗札记》附录：《野有死麕之讨论》

卒章三句绝非一意复说，俞先生的判断该是精审的。只是，三句是否说了三层意思，据我浅薄的见解，恐怕也未必然。

仔细揣摩这三句话的意思，“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似是语序倒装的两句，说的是一层意思。女子的佩巾系在小腹之前。男人急于与她作云雨之欢，慌脚忙手地扯下佩巾，引来了她的娇嗔：“别拉扯我，慢慢儿来嘛！”

如果我这样说，您还不能参透诗人含蓄的暗示，那或许，看看电影《绿椅子》开篇的一段戏能够帮助您重构诗歌里的情境吧。

从《野有死麕》的卒章三句来看，诗人创作之大胆显然大大超越了我们对《诗经》温柔敦厚的固有印象。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这个评价，《野有死麕》洵足以当之。

虽然诗人写到了“无使尨也吠”，但他的用意端在形容女子幽会时的娇羞之态，而不是揭露她和情人的做贼心虚。

因为说到底他们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我们对西周的婚俗稍加考据，自然会发现，这场自由婚式的结合是无悖于礼法的。

《野有死麕》的卒章经过顾颉刚、胡适和俞平伯三位先生的往复讨论，虽然澄清了其中描写的不是贞女拒绝暴凌的道德演义，而是男欢女爱的幽晦细节。

但三位先生似乎仍未完全跳出郑玄、朱熹的窠臼，至少，他们还是把诗中描写的这场情事视为野合或偷情的。俞平伯先生说：“第一章明明说“吉士诱之”，则非正式缔姻可知。然而数千年来曾无痛快说一句话者，其故良可思。即如姚际恒见解之弘通，亦必啰嗦引据《昏礼》，不敢说他们野合，而必说及婚姻。此足见《诗经》之尊严入人心太深，虽贤者亦未能免俗。”——俞平伯《读诗札记》

我想，学者们断言《野有死麕》所写不是缔姻而属野合，依据多半来自《周礼》。《周礼•地官•媒氏》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略）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周礼•地官•媒氏》

这段记载显示，周朝已经开始推行媒婚制的婚议形式。

为此，国家设立了专门掌管男女婚姻的的媒官。一个婴儿，无论男女，自降生三月，取了名字之后就要到官府登记造册，以备将来达到适婚年龄（男子30岁，女子20岁）时经媒官中介而行婚配。所有的嫁娶行为，包括非正式的媵婚都须到官府报备存档，违者将受到惩罚。

《野有死麕》描写的男女结合既无媒妁之言，又无父母之命，学者们对照《周礼》中的规定，自然要判他们是野合。但是《周礼》的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它还有一种例外：“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周礼•地官•媒氏》

“奔者不禁”一句说明，虽然媒婚已经是周朝婚俗的常态了，但国家律法仍为那些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由婚恋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只不过，这样的自由婚恋被严格限定了发生时间——只有在每年的仲春之月，国家律法才会短暂地放松对自由婚恋的限制。

《周礼》这部书，多数当代学者并不相信它是周代礼制的忠实记录。其中很可能揉进了部分后世的想象之辞。但是“仲春之月，奔者不禁”这一段记载却有相当的可信度，因为我们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印证。

《韩诗》解《溱洧》一篇说：“《溱洧》，悦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悦者往观也。”——《诗三家义集疏》

从这里看，周代的郑国每当三月（即仲春）之际，百姓临水祓禊，也就是男女欢会的时节。而这一点，《吕氏春秋》高诱注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洵吁之乐，芍药之和。”——《吕氏春秋•本生》高诱注

高诱的话再一次证实了仲春之月开放自由婚恋的风俗。但他将此归咎为郑国风俗淫辟所致，却未免太道学气了。

周朝之所以不能全面禁绝自由婚恋而代之以媒婚，主要原因是自由婚恋的观念溯自远古，源远流长。它的社会基础远比媒婚制来得宽泛，来得坚实。

郑国毗邻王畿，位在腹心，自由婚恋的观念尚且如此深重，换做那些远离王畿的诸侯国，男女私定终身的事儿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墨子•明鬼》篇曰：“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墨子•明鬼》

燕、齐、宋、楚诸国之内，青年男女都在三月祀神的季节里自由恋爱，交往婚配。这岂是一句“郑国淫辟”所能解释得了的？

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周人“仲春之月，奔者不禁”的风俗很可能与祭祀高禖的传统观念有关。

在殷、周各族的起源历史上，都有“始祖感生”的传说：殷人相信他们的始祖殷契是母亲简狄吞食了玄鸟（即燕子）的卵，感而成孕；而周人则盛传他们的始祖后稷是母亲姜媛踩中了一个奇怪的大脚印（周人以熊为图腾，所谓“大人之迹”，或许就是熊的脚印），遂有灵儿。

这些无父而生的传说，一方面是先民图腾信仰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母系氏族社会“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群婚制的反映。这些传说中的始祖母们，多被后世部族奉为禖神，按时祭祀。

这类祭祀高禖的活动在水滨举行者为多，还经常伴有行浴求子之事，后来便逐渐演化出了春日会合男女的风俗。

具体到《野有死麕》这首诗，首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它所描写的并不一定是年轻的猎人拿着猎获的野味来引诱某个女子。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分析说：“《说文》‘丽’字注：‘礼，丽皮纳聘。皮盖鹿皮。’又‘庆’字注：‘（中略）吉礼以鹿皮为贽，故从鹿省。’

（中略）此诗‘野有死麕’、‘野有死鹿’盖取纳征用丽皮之义（中略），用其皮，非用其肉（中略），《传》、《笺》并以麕、鹿为用其肉，似失其义。”——《毛诗传笺通释》

《野有死麕》的首章描写的很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年轻的男子在仲春欢会的时节里将一张鹿皮当作定情的信物，用白茅仔细包裹起来，带到郊外。他希望在这里遇到自己的意中人。每一年，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季节里，他才能亲自向心仪的姑娘下聘而无需假手于媒官。

诗的首章写道“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里的“有女”，细揣文义，似乎不是特指某个女人，而是泛指有女怀春的时节，男子发出了爱的邀约。

如果说首章的主角是男子，那么转入次章，主角便换到了女子身上：“白茅纯束，有女如玉”。有一位姑娘接过了男子用白茅包裹着的鹿皮，也接受了他的爱意。

诗人以洁白坚贞的玉石来比喻恋爱中的女子，显然他并不将这场恋爱视为见不得人的偷情。双方既然互诉衷肠，结成了爱的伴侣，卒章写道他们的一点家室之欢，想必读者也就能够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