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是元末的风云儿。他从一介盐贩最终成为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等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学术界关于他的研究还很不够，近来虽有份量较重的论文的出现，但偏重于其与士人群体的关系方面【1】 。对张士诚的性格与史事缺乏深入分析。

由于史籍中关于张士诚的记载相互矛盾之处颇多，甚至有不顾实际情况的主观臆测，这就需要我们在确凿史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分析，以求得出一个较为真实的结论。笔者试图从当时人对张氏的评价入手，对一些容易被忽略之处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通过此举使人们对张士诚的性格与相关史事有更为全面的把握，从而推动张士诚研究走向深入。

元末人因为所处立场不同对张士诚评价也大相径庭，张士诚的部下潘元明的母亲戴氏评价他“此人豪也”【2】 并劝潘元明“谨事之”【3】 。张士诚的另一位部下李伯升也说“九四英雄”【4】 而作为张士诚的死对头明太祖朱元璋则说他“谲诈多端”【5】元朝官员达识帖睦迩认为他为人“反覆”【6】 。

关于张士诚的“谲诈多端”“反覆”的性格特点，史书记载很多，在此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张士诚初起事时曾接受元政府的招降，受蒙元参政赵琏的管理，但他“觇知琏无备”【7】，于是“遂复反”【8】。其二 当张士诚在其事业受到严重挫折时，不惜与他的对头苗军元帅杨完者握手言和，并通过杨完者的“固劝”【9】 再一次使元廷接受他的投降。然而不久却又与蒙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合谋，杀死了杨完者，占据了他的地盘。张氏手段之灵活，性格之狡诈，于此可见一斑。究其本质，张氏乃是一实用主义者，他所想的是如何守住并扩大他的地盘。换言之，他并非出于刘基之口并为很多史家所采信的“守虏”【10】，倒有几分潘母所说的“人豪”之性，这也是以往张士诚研究中不为人注意的一面。

张士诚的“人豪”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远见，二是有野心，不甘沉沦。

蒙元至正十三年夏五月他刚占据高邮就采取：“出狱囚，蠲民逋，凡知名之士取用之。”【11】的政策。第二年三月又下令所属务农桑，令曰：“元氏之乱，多在民穷，夫独其君之不仁哉！良以有司不宣德意，妄立科条，志在肥家，不恤民隐。百姓求生无路，引义不能，遂至崩解。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事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用命慎择长吏，嗣后以民生登耗为殿最。”【12】四月，又下令州县兴学校，令曰：“风化之本系人伦，贤才之兴关学校。今者豪杰并起，相与背叛，良由父子、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道不明。廉耻道丧，王钢解纽，实在于斯。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贤能。”因命春、秋乡饮，博举明经。【13】 后来他能在脱脱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坚守城池，并最终绝地反击，应该与实施上述政策不无关系。张士诚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迁都苏州后，依然延续这些政策，史书载：“设学士员，开弘文馆。将吏子弟、民间俊秀游其中者皆给廪饩，岁比其业。设礼贤馆，召四方明博之士居之，令设郡劝农使、县劝农尉，讲求水利。【14】 上述史料表明张士诚能够重视人才、教育与农本，可见其比一般的流贼草寇还是要高明不少。

如果我们把张士诚的上述举措与朱元璋的做法相比，就可发现两者的政策具有相似性。对于人才朱元璋“命有司创礼贤馆处之”【15】。关于教育，他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设博士、助教、学正、录典、乐典、典书、典膳等官，以许存仁为博士【16】对于农本他“置营田司”【17】两者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又一次面临困境与机遇，一方面是因为“淮东大饥”【18】，队伍的生存出现问题，另一方面是吴中的防御薄弱，江阴人朱定（英）主动遣人给张士诚充当经略吴中的向导【19】。张士诚认为“吴中富庶，可以建国”【20】。于是派弟弟张士德出兵吴中，并于至正十六年二月壬子攻陷苏州。【21】 经略吴中的实施者是张士德，但决策者是张士诚。如果张士诚如刘基所说是“守虏”的话，何不坐以待毙，而要经略吴中呢？正是因为其有远见，有野心，不甘就此沉沦下去，所以要前往吴中建国。无独有偶，朱元璋率军渡江的直接原因也是因其根据地和阳“乏粮”【22】，要另谋发展。这与张士诚的想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选择的地点有所不同。我们在称赞朱元璋经略金陵这一决策高明的同时，也不应轻易的就将张士诚定性为胸无大志的“守虏”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

继张士诚拿下苏州后，同年三月庚寅，朱元璋进入金陵【23】 。此时距张士诚拿下苏州仅间隔37天。至此，张士诚与朱元璋开始形成东西分据的局面。而在相隔时间如此短的情况下出现这一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假设张士诚无人带路充当向导，或者朱元璋没有得到巢湖水军的帮助，那么公元1356年的历史画卷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记载明开国史事最详细的是明官方修的《明太祖实录》了，然此书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存在不少问题，隐讳事实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实录》的巨大影响，后人在著史时大都遵循其脉络，这是朱元璋及明政府占据主流话语权的体现。但是仍有一些边缘化的史料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那段历史，考察张士诚与朱元璋之间的战事就能运用这些史料进行分析。《明史》在叙述双方相互拉锯的状况时说：“太祖与张士诚接境，士诚数以兵攻常州、江阴、建德、长兴、诸全，辄不利去。而太祖遣邵荣攻湖州，胡大海攻绍兴，常遇春攻杭州，亦不能下”。【24】 这其中以胡大海攻绍兴，常遇春攻杭州事，史书记载有所差异，可以互见。

胡大海此次攻绍兴在至正十九年二月至五月。《实录》仅称：“夏四月戊寅，胡大海率元帅王玉等攻绍兴，军至蒋家渡，遇张士诚兵，击败之，获战舰五十艘。其众退至萧山东门，我军又破之，余众溃走。”【25】 然后直接跳到五月：“辛亥，上将还建康，遣都事王恺召胡大海于绍兴”。【26】。《实录》所载似是朱元璋在取得一定胜利后主动撤退，但张士诚阵营有人作《保越录》一书，详述此次战事，二月庚午，战争开始“是日，敌军攻常禧门，我步、骑、战船并出，居民登城守护。”【27】。其书对四月戊寅的记载是：“戊寅，敌将张彪自诸暨引兵攻萧山，守者不能御。敌军焚燎，烟焰障天，溃卒逃民，渡江者如蚁。”【28】 记载朱部撤退的情况时说：“（五月）己酉，敌军百余骑、步卒千余人至城下，循城力战，数不利。至午，首将胡同佥等自中堰烧其寨先遁，指挥杨璟、何同佥望见火炽，亦遁。同佥朱宝攻五瑞门，遁独后。敌既离心，号令不一，前者既去，后者不知。或淅而未炊，或炊而未食，资装器械，悉皆委弃。”【29】 战后《保越录》总结战果：“生擒元帅戈宗杰、张元帅、谢元帅等五十余人，获马三十余匹，散军头目奚啻数百人。”【30】 其中应包括之前擒获的胡大海的义子观音奴【31】 和盗取的胡大海的乘马【32】 。张士诚部此次不仅守住了绍兴，而且战果颇丰。而在长达三个月的战役中，《实录》却只记四月戊寅这一场胜利，并以召还这种结尾来掩饰此次战役的失败，其结果是欲盖弥彰。

常遇春攻杭州，事在至正十九年三月。《实录》记其事云：“（十二月）戊辰命佥院常遇春帅师攻杭州”【33】 然后是至正二十年三月朔“召常遇春于杭州”【34】。 原因是“及攻杭州，战数不利，元帅刘忙古歹及掾史商尚质又皆战死，城不得下，故遣使召之还”【35】。 而张士诚阵营则称：“至正十九年乙亥，十二月，妖寇犯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三月，辛丑，大战数合。是夕，寇溃，斩首数千级，生擒以万计。”【36】。可能实际情况与张士诚集团的宣传有出入，但结合《实录》记载的来看，朱元璋部损失应该不小。

除上述两场战役之外，还有一次战役可能会引起我们对战争另一方面的怀疑。至正十九年二月，张士诚部攻江阴。虽然江阴守将吴良命令“勿轻动也”【37】。但却出现了军队叛逃的现象，《苏侯招降诗序》载：“虏帅黄哈喇把都儿、蔡忠、唐元谅、陈完者不花、石伯颜等率徒属五百余人，以数十艘遁城出江中，通言款附”【38】。虽然此战的结果是朱元璋部“生擒其将陶元帅、裨将宋贵、蒋英以下二百人，溺死者甚重”【39】。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禁怀疑在这场长达十年的两个集团由无数场战役组成的生死搏杀中，还有多少像江阴战役这样的过程被胜利者掩盖了，由于史料非常匮乏，只能暂时存疑了。

张士诚最被人诟病的是他在两次大机遇中无所作为的表现，一次是在至正二十年的龙湾之战，一次是在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之战。面对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殊死搏斗，他作壁上观，结果错失了大好时机，为自己最后的失败埋下伏笔。但是仔细分析史料后，笔者认为，张士诚的两次“错失”机会，均有可议之处，分析如下：

至正二十年龙湾之战前，陈友谅确实派人去联系张士诚，让他出兵夹击朱元璋。时间是当年的闰五月庚申。《实录》载：“庚申，陈友谅既僭号，乃遣人约士诚来侵建康。”【40】 。然而仅仅过了四天之后的闰五月乙丑，陈友谅就败于龙湾“内外合击友谅兵，（友谅）披靡，不能支，遂大败”【41】，陈友谅自己则“乘别舸脱走”【42】 。如果我们将整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搞清楚了，就会得到如下信息：闰五月的丙辰朔陈友谅攻太平【43】，初三日戊午杀徐寿辉【44】，初五日庚申派使者去联合张士诚【45】，初十日乙丑败归【46】，首尾不过十天，以当时的条件论，使者还不一定抵达了苏州，即使抵达了，夹击之势已无，张士诚何必要出兵？

那么当真有机会来临时，张士诚又是如何做的？我们可举龙湾之战后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庚寅朱元璋“亲率舟师伐陈友谅”【47】。张士诚闻讯后乘虚来攻长兴。朱元璋在九江闻报后，命“帐前都先锋陈八、元帅王国宝等率建康兵，元帅沈友仁、叶高率宜兴兵，宁国总管彭某、万户费聚率广兴、吉安兵往援之“结果“寇兵夜劫营，诸军皆溃”【48】。只好派常遇春去，才于当年十一月甲戌解围【49】。张士诚对待机会向来不错过，其余如蒋英之乱，杀杨完者等事皆可为证。他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将机会转化为胜利，而不是错失机会。

至正二十三年七月开始的鄱阳湖大战是决定江南归属的一战。笔者在上文说过张士诚最大的缺陷不是错过机会，而是无法将机会转化为胜利。那么张士诚此次的作壁上观又作何解？笔者在此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在鄱阳湖大战前的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部曾进攻安丰（今安徽寿县）的小明王韩林儿，由此引发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关于此次安丰战役的时机选择问题，笔者认为是恰当的。原因有二：其一，早在至正二十年的正月史书就有了“士诚将李济据濠州”【50】（今安徽凤阳）的记载，其势力已与小明王的地盘接壤。其二，此时小明王的处境危如累卵，正是趁火打劫的好时机，也符合张士诚一贯的性格。其战役目的可能有二：一是如果能擒获或者杀死小明王就能向元廷邀功，二是安丰为淮西重镇，若得此处，可出合肥扰历阳，使建康不得安枕，对朱元璋的威胁甚大。但是史书中关于此次战役张士诚部的统帅和动用的兵力数目的记载却各执一词。《皇明本纪》称：“至正癸卯，张士诚北寇寿春”【51】。《平吴录》则言：“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入安丰”。【52】。钱谦益则考证说：“安丰之役。吕珍先将兵往，而（张士诚）其弟张士信率兵继之”【53】。按钱氏此说近实，张士诚在迁都苏州后绝少亲征，而其弟士信出征则间或有之，但士信能力不足，吕珍乃张氏骁将，由他俩出征更合情理。

关于此次出动兵力，史书有十万、二十万两种说法。而《罪惟录》则一书而备两说。其书《太祖纪》言：‘周吕珍以众十万围安丰”【54】《张士诚传》则称：“周吕珍率师二十万攻之”【55】。古史对军队的数目常常夸大，难以凭信。但据《实录》言当年三月朱元璋与张士诚部作战时，张部“水陆联营，战舰蔽河”【56】，可见数目不小。

因为形势危急，小明王向朱元璋求援，对于是否援救安丰，朱元璋和刘基产生了分歧。刘基认为：“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57】。可见刘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怕陈友谅趁救援之时前来偷袭，二是如果救出了小明王，难以安置。但是朱元璋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安丰破，则张士诚益张，不可不救”【58】。陈友谅确实可能来袭，小明王如果被救出来也是个麻烦，但如果坐视张士诚拿下安丰，就很可能出现出合肥扰历阳则建康不能安枕的局面。以前不需要担心这一威胁是因为小明王还有实力，可如今小明王都向他求救了，建康外围的安全又靠谁来保证呢？他朱元璋自己不就是以历阳(今安徽和县）为跳板渡江攻入金陵的么？所以出兵是形势所致，未必是一种失策。

朱张双方在至正二十三年三月初一这天为争夺对安丰的控制权展开激战。战争开始后战局出现不利于朱元璋部的变化，赖常遇春“以兵横击其阵，三战三胜”才使“珍兵大败，俘获士马无算”【59】。后来庐州左君弼前来帮助张士诚部作战，结果“遇春又击败之，珍与君弼皆败走”【60】。这才拿下了安丰。

纵观此役，可谓一波三折。张士诚部在不足一月的时间内数次作战，最终放弃了安丰。虽然张士诚部所遭受的损失史无明文。但笔者怀疑作为失败的一方，他们可能遭遇重创，影响到四个月后鄱阳湖大战时的决策。这也可以解释，一向紧抓机会的张士诚为何会唯一一次的松开了机会。

鄱阳湖冲天的火焰不仅葬送了陈友谅的野心，也敲响了张士诚败亡的丧钟。三足鼎立变成了两虎相争，面对实力大增的朱元璋，张士诚已回天乏术。四年后坐困孤城的张士诚心里有很多想法，最终他还是决定战至最后一刻。即使城破，依然组织巷战。我们似乎又看到他性格中那不甘沉沦的基因。这种基因帮助他从高邮走到苏州，并伴随着他人生的谢幕。张士诚集团败亡的原因有很多，纪律不严、统治集团腐化、军队战斗力低等等。但是我们能否说张士诚本人是“守虏”呢？我认为不是。张士诚进入苏州后，最大的威胁来自其西面的朱元璋集团，他一再的发动对“西虏”的战争，这难道是“守虏”的表现？所谓的两次大机遇，一次被时间证伪，另一次则还有迷雾商待澄清，难以定论。名人的话不一定代表着权威，只有全面分析史料，才更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1】夏潇婷《张士诚政权和东南士人》 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2】【3】《夷白斋稿·补遗》郑国公[潘懋]并夫人合葬墓志铭》引自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史料汇编·中编》 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第1版第407页

【4】《名山藏·张士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214页

【5】《明太祖实录·卷四》至正十六年七月辛巳条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第46页

【6】【9】《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1版第3376页

【7】【8】同上书《赵琏传》第4403页

【10】《明史·刘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第3778页

【11】《隆平纪事》引自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史料汇编·中编》 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第1版 第407页

【12】【13】同上书410页

【14】同上书424页

【15】《鸿猷录·延揽群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9页

【16】《明太祖实录·卷十七》至正二十五年九月丙辰朔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第239页

【17】同上书·卷四 至正十六年七月乙卯朔条第46页

【18】【20】《平吴录》载《国朝典故》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28页

【19】《明太祖实录·卷六》至正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第61页

【21】同上书·卷四 至正二十一年二月壬子朔条第41页

【22】同上书·卷三 至正十五年夏四月丁丑条 第30页

【23】同上书·卷四 至正十六年三月庚申条 第42页

【24】《明史·张士诚传》 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第3695页

【25】《明太祖实录·卷七》至正十九年四月戊寅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第83页

【26】同上书·卷七 至正十九年五月辛亥条 第84页

【27】《保越录》引自杨讷、陈高华编《元代农民史料汇编·中编》 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第1版第457页

【28】同上书 第467页

【29】—【32】同上书分见 第471、472、461、469页

【33】《明太祖实录·卷七》至正二十年戊辰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第90页

【34】【35】同上书卷八至正二十年三月戊子朔条第93页

【36】《精忠庙碑》四库影印古籍·集部《夷白斋稿》第五册第三十三卷第2-3页

【37】【39】《明太祖实录·卷七》至正十九年二月甲子朔条80-81页

【38】《苏侯招降诗序》引自《国初群雄事略·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9月第1版第171页

【40】《明太祖实录·卷八》至正二十年闰五月庚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第102页

【41】【42】同上书同卷 至正二十年闰五月乙丑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第104、105页

【43】同上书同卷至正二十年闰五月丙辰朔条第95页

【44】同上书同卷至正二十年闰五月戊午第99页

【45】同上书同卷至正二十年闰五月庚申条第102页

【46】同上书同卷闰五月乙丑条104-105页

【47】同上书·卷九 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庚寅条第117页

【48】同上书同卷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午条第121页

【49】同上书同卷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甲戌条第122页

【50】《国初群雄事略·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9月第1版第175页

【51】《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33页

【52】《平吴录》同上书第132页

【53】国初群雄事略·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9月第1版 第180页

【54】【55】分见《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第12、1327页

【56】【59】【60】《明太祖实录·卷十二》至正二十三年三月辛丑朔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第149页

【57】《国初事迹》载《国朝典故》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第77页

【58】《明通鉴·前纪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