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选择隐居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艰苦的生活。除了宗教苦行者和正直的穷人之外，还有一些富有的隐士，他们的艺术感受力促使他们走出城市，走进附近的山里。住在离长安一日行程之内的清贫的终南山隐士们偶尔会发现，他们正在与中国最有教养的人们分享自己的茅篷—为了寻求宁静和安慰，这些人也转向了终南山。

那些走世间成功道路的人，虽然也能得到快乐和荣誉，但是总有一些人中途转了方向：厌倦了宫廷生活的贵族，没能通过考试的未来的官员，不愿意放弃自己原则的学者，精疲力竭的官僚，遭到放逐的大臣，比刽子手抢先一步的罪犯，等等。在每一个朝代，那些有教养的隐士的住宅，都散见于乡村各地。在那里，它们的主人花费时间去学习遗忘。

有时候，这些有教养的隐士把他们原来在城市所享受的豪华，也带到乡村的家里来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更愿意（或者被迫）把豪华置之脑后，而去追求俭朴生活的快乐。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山里生活了几千年了。尽管他们在乡村所逗留的时间，从短暂的拜访到终身的居留不等，但是在盛衰之时，他们的存在会变得格外地引人注目。

　　在《中国诗歌的伟大时代：盛唐》（TheGreatAgeofChinesePoetry:theHighT’ang）一书中，史蒂芬·欧文解释说：“公元8世纪，在高官和隐士之间，开始真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整个传统的中华文明余下的很多个世纪中，以多种形式得到了延续。”（第27页）实际上那个时候，这种关系已经很古老了。但是8世纪的时候，这种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有意识地把隐居在乡村作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手段。

唐朝的时候，这种吸引朝廷注意、从而弄到一个官位的方法变得如此流行，以致人们称它为“终南捷径”。8世纪期间，终南山上的茅篷和别墅，大概比此前或此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看起来似乎每一位重要人物，以及每一位想成为重要人物的人，都有一座终南别墅。

在这些隐居在终南山的有教养的隐士中，有一个人不是在寻求通向都城的捷径，这个人就是王维。王维选择了终南山作为出世的捷径，而不是入世。就是在这里，在辋川别墅的相对的隐居生活中，他把生活和艺术用这样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方式融合到了一起，以至于创造了一种标准，从那以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一直受到这个标准的吸引。王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有教养的隐士。他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隐居生活，把隐居变成了艺术，又把艺术融入了隐居生活。

公元699年，王维出生在太原的南面—太原是今天中国北方省份山西的省城—出生在帝国最有权势的两大家族中。他的童年时代都花在为一份与他的家庭背景相适应的职业做准备上面了。唐史说，九岁的时候，他开始写诗。公元761年，王维去世了，时年六十二岁。他被唐代宗誉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而当时是中国历史上诗歌艺术的鼎盛期。随后第二年，李白也去世了，时年六十一岁。八年后，杜甫也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八岁。

在王维去世以后的很多个世纪里，他的诗名并没有衰减，虽然他不再排在李白和杜甫的前面。这很难说是一种轻视。王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而认为自己是一位艺术家。而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是无与伦比的。诗歌只是他所擅长的几项艺术中的一项而已。他也精通音乐。

关于他的音乐才华的故事有很多：有一次，一支箫由于无法承受为他的琵琶伴奏的张力而崩裂了；还有一次，人们把一幅壁画指给他看，上面画着一队乐人，他能够说出壁画上正在演奏的是哪一首曲子的哪个音符。实际上，王维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大唐帝国的最高学位，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在朝廷的音乐机构里做太乐丞。但是他的音乐才能比不上他的诗歌，而他的诗歌又比不上他的绘画。他告诉我们：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

　　十九岁的时候，他恢复了自己前生的爱好。尽管王维的画作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有几幅早期的摹本，为他的绘画才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宋朝诗人苏东坡称他为“中国唯一真正伟大的山水画家”。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总结了他的同事们的评价：“右丞以前作者，无所不工，独山水神情传写，犹隔一尘。”

在长安，王维为孟浩然这样的诗人朋友画肖像，也画古代的佛教人物，诸如维摩诘等—维摩诘的名字他取来作了字。但是他厌倦了朝廷里的生活，尤其是在经历了几段时期的流放之后。因为政治过错，他先是被流放到山东，后来又被流放到西北边境。在他四十岁生日以后的某个时间，他买下了初唐诗人宋之问昔日的乡村别墅，它坐落在长安东南六十公里处的辋川岸边。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他经常回到都城，以维持从政的表象。最后，他做到了副丞相的位置。但是他却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待在乡间别墅里，致力于山水画和诗歌的创作。经常与王维会面的朋友中，有一位叫裴迪。王维为了给他的著名画作《辋川图》配诗，与裴迪一起创作了一系列诗歌，描写了他的隐居地附近的风光。

当王维接近老年的时候，他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他的生活。他花很多时间坐禅。同时代的人说，他越来越像他自己过去所画的那些瘦骨嶙峋的隐士中的一位了。在他去世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他似乎就已经消失在自己的一幅画作或诗歌中了：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我去台湾之后不久，就开始读王维的诗。我在一座佛寺里住了两年，每天我都要去爬佛寺后面的小山。爬山的时候，我就背王维的诗。我喜欢它们所唤起的心境。每记了一首之后，我就会坐下来，在一座坟墓上打坐。从那里，从山的边缘望出去，能够看到台北这座飘浮着的城市。有一天，当我正想放平腿脚时，我发现一条有花纹的环蛇正盘在我旁边—环蛇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的一种。我极其缓慢地站起来—从那以后，在我待在那輪佛寺的余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背过任何王维的诗。不过，我对于这个人的兴趣却一直保持着。十五年后，当史蒂芬和我来中国内地寻找隐士的时候，我想起了王维。

我在香港买的一本书上说，在王维昔日的隐居地，他手植的一棵银杏树仍然活得很好。一个阴雨天，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好干的，我们决定去看看王维的树。我们雇了一辆车，沿着灞河向东南开去。行驶五十公里后，我们在蓝田掉头向南，然后沿着辋川穿过终南山的一个山口。昔日当王维去辋川别墅的时候，他要在这里下车，然后剩下的路都坐船。过去这里没有山路，更不要说大路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府才在山谷的东部边缘炸出了一条路。

半路上，一道滑坡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工人们说，他们希望几天内能把这条路清理出来。我手脚并用，爬上那道滑坡，停下来去看一些蓝色的雏菊—原来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在台湾的家附近的路边，我的妻子常常摘它们的叶子做晚餐。我很惊讶在这么远的北方看到了它们。在滑坡的另一面，史蒂芬和我与六个当地人一起，坐上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当我们把小汽车和滑坡甩在后面的时候，山谷很快变得开阔起来，四周环绕着云雾缭绕的青翠的山峰。其他的乘客在阎村和官上村下车了。在官上村的东面，我找了找孟城坳，它是宋之问原来的居处，也是王维初次来这儿所住的地方。他的关于辋川的组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这个地方现在是辋川高中的家了。我们继续向东南行去。

过了白鸦坪村，路分岔了。右边的那条路通向王维的银杏树和他昔日的鹿苑隐居处，距此地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司机却建议我们往左走，先去看看那个山洞。从那里，我们可以饱览这一带的风光。

我们经过了一个检查点。但是天正在下雨，负责的人肯定躲在里面了。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一辆警车远远地尾随在后面。我们继续往前走。大路变成了土路，土路变成了岩石，当岩石变成了鹅卵石的时候，我们下了车，开始爬山。

几分钟后，我们爬到了一个平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周围的群山。一位管理人员从一间小房子里走出来，为我们打开了观音洞的大门的锁。观音洞里有普通的钟乳石和石笋，造型像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们更喜欢洞外的风光，于是站在平台上，看着那些山峰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就仿佛王维的画卷被展开在我们面前，一会儿一景。当毛毛细雨开始变成大雨的时候，我们下山往回走。透过乌云的缝隙，我注意到几个警察站在我们的三轮车旁边。我让史蒂芬换了胶卷，把曝了光的胶卷塞进他的袜子里。当我们来到大路上的时候，警察通知我们，我们被捕了。他们一直把我们“护送”到那道滑坡处。在那里，我们被押上了另外一辆警车。它一路鸣着警笛，拉着我们回到了西安外事局的所在地。在那里，我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尽管我们没能去到那么远，但是王维当年在他的鹿苑隐居地手植的那棵银杏树，现在在一家工厂里。很显然，杜甫有过相似的经历：

　　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