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至诚如神匡正）最近陪朋友参观武昌首义博物馆 ，博物馆把辛亥革命篡改成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不提这是一场排满反满的汉族种族光复革命。为什么会这样？博物馆里写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我一看后半段就知道——完蛋了，被别人抓到把柄啦！

首先，这个平均地权，就得罪了一大票人。在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掌握有最强大的社会财富资源的人是谁？就是那些地主乡绅。在当时的农村宗法制社会，一个地主，一个乡绅就是一个村的族长，在村里他说一不二，你要平均他的地权，你要分他的土地，他不理你算是好的了。

如果你真要分别人土地，你与其说平均地权，不如像毛泽东那样直接打出“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号，这样的话，一些底层农民还听得懂，可以拉过来。但是你仅用“平均地权”这四个字，不仅得罪了掌握最大财富资源的地主乡绅族长，又让底层农民听不懂，一下子就把中国最有钱的人，和最穷且人数最多的人全部排除在你的革命阵营之外了。按照民生主义的说法，除了平均地权，还要节制资本，这下子又把城市工商资本家给得罪了，

而民权主义搞的民主宪政选举那一套，根本就是个分蛋糕用的东西。你革命连个蛋糕都还没抢到，你谈什么分蛋糕呀？那不是画大饼充饥吗？所以民主宪政选举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实际需求。

所以博物馆里面，把辛亥革命，篡改成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从这个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宪政选举这些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来的。因此你看孙中山领导的起义，要不就是留洋的学生，要不就是武昌的新军，他就只能靠民族主义来激发青年学生和青年军人的那种血性。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孙中山留洋的时间比较长，在洋人那边就是搞民主宪政选举这一套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林肯那一套民有，民治，民享，对他的三民主义影响特别大。再加上孙中山长期跟那些华侨接触，华侨跟国内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是不一样的。唐人街的华侨都是做小生意的，小生意人最在乎什么？就是在乎自己小钱的安全，所以特别看重民有、民治、民享，也就是民主宪政的这一套能保障他财产安全的政治制度。这也印证了孙中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华侨不仅为革命出钱出力，还把自己在海外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套到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上。

要不是满鞑子和汉族的地主乡绅阶层有了嫌隙，像镇压太平天国两者联手起来，辛亥革命绝对会被消灭掉。但孙中山的运气比较好，当时满清两大支柱，一个满鞑子，掌握中央权力；一个汉族的地主乡绅掌握地方权力和全国的财富资源。这两大支柱正好由于八国联军入侵，满鞑子拿汉族地主财富阶层的钱去搞赔款，把汉族地主气的搞东南互保。满鞑子还把汉族工商业资本家的铁路拿去出卖给洋人，结果搞了个保路运动，把武昌的兵全部调到四川去，直接促成武昌起义新军的机会。再加上鞑子对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些汉族官僚待遇又不怎么样，统治阶级内部这两者之间不像镇压太平天国时上下同心了，所以武昌新军才能成功。

也就是说孙中山有这个民族主义的激情，但是他没有找对客户，没有说出主要客户心里想要的东西。那在当时是谁说中了这些地主乡绅心坎里去了呢？就是康有为梁启超搞的君主立宪这些东西。

君主立宪说白了就是汉族这些有钱的地主，工商业资本家，他们也怕革命造反打仗，把自己的钱给打没了，所以说：“好好好，你满鞑子继续当这个皇帝啊，大清还是不能变天啊！满鞑子君主制还是不变，但是，你这个鞑子不能无法无天，不能把老子的钱都拿去给洋人赔款了，不能把我的公司都出卖给洋人。”这个叫做立宪。可惜满鞑子不蠢，他妈的不配合：“老子坐天下还想给老子立宪，你们这帮狗汉人还想跟老子平起平坐？”所以说这么些汉族官僚地主乡绅，一看到武昌起义有人帮他出头了，他觉得自己又不用出头，赶快说点好话，也响应革命，这才是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平解放的根本原因。但是你不要动我的钱。

所以说当年孙中山最好的策略，不是去鼓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些抢别人钱的套路，而是首先想办法挑拨汉族地主乡绅和满清中央之间的矛盾，然后他出来说：“我来当皇上搞君主立宪。”这样才满足了汉族财富权力阶层既要保住自己金钱权力，又不想自己出头的心理需求。至于革命的，就可以继续拉拢那些有民族情怀的热血青年军人，汉族那些地主乡绅你们出钱，造舆论就行了。

那有的人问，我能不能鼓励那些底层的泥腿子造反？就像洪秀全、毛泽东那样？我个人认为当时这一招不太现实。当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在紫金山确实找到了一批连裤子都没有的挖炭工，靠改编外来耶稣教的手段把他们凝聚起来，而别的地区的泥腿子他只要还有个饭吃，不至于把他饿死，还没有大范围饥荒时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招只能在局部地区见效。你看毛泽东，搞打土豪分田地，最后也只占据江西的一些穷乡僻壤，然后就是被人围着打就被剿灭了，连个大城市都没占着。南昌城打下来了，结果周恩来要跑到广州去接受苏联的外援，结果一跑北伐军就成土匪跑没了，剩下几个人只好投靠毛泽东去井冈山当，这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从一个小村子起事就吊打官军有着天壤之别。

太平天国的最大短板还是在洪秀全本人的意识形态理论功底上，其实干实事，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他们才是主力干将。

洪秀全他的那个天父天兄的排位呀，老大是耶稣，老二才是他洪秀全，然后才是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等，这个就非常糟糕。在内部杨秀清为什么动不动搞什么天父下凡呢？因为耶稣是第一天兄，你洪秀全才是第二，我现在我是借大天兄耶稣的嘴巴在说话，你这个老二洪秀全你敢不听吗？这才导致了天京事变。在外部呢，你洪秀全一个落第书生，编个耶稣是大天兄，你他妈是在羞辱我们全国的读书人吗？你这不是搞邪教是什么？

大家要首先搞清楚，当时不是五四运动以后没有儒教来主导中国了，那个时候，一个地主、一个乡绅、一个族长，在一个村子、一个地区里面那是有绝对教权的，一个村子的财富土地、青壮年人口，都是绝对听这些人的，那个时候你去搞阶级斗争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利用儒家文化打击邪教，拉拢了一些读书人，那些同学，老师，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一个村里面很快组建团练。所以太平天国他在意识形态上直接得罪了这些掌握儒教教权的人，他就只能靠紫金山里那些烧炭工组成的老班底，外带一些挟裹进来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凝聚力的，肯定是越混越差。

所以，太平天国当年真正的好办法，实际上就是当朱元璋，要强调民族大义，外来宗教可以起事，但是最后要逐渐淡化它的影响。朱元璋当年也是在小明王底下也是一个神教团伙嘛，这个白莲教，他就是弥勒佛呀，还有波斯拜火教呀，也是一些外来宗教的杂糅，但是朱元璋就利用的很好。太平天国真正的好策略是咱们当汉人的皇上，我保证你们这些地主乡绅，可以比从狗鞑子那里拿到更多的好处，只有这样那些狗鞑子才是孤家寡人。

总之，不论是洪秀全还是孙中山，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缺陷都很明显。你首先要能够拉到你的基本盘，给予他们足够的权力利益，同时呢，你又不会一开始得罪大多数人，尤其是掌握财富和教权的地方实力派，最好都要拉拢大多数人打击最少的那一部分敌人。

说白了就是要干的赢抢得到，你干不赢干什么呀？你干嬴了抢不到利益来分，白干了。这一点毛泽东他就玩得很顺手嘛。

毛泽东的基本盘上就是那些泥腿子，敌人就是蒋介石。他要打土豪分田地，干那些地主乡绅，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年儒教教权不在了，这样的一些地主乡绅，他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有钱人，他没有教化的权力了，这个时候仇富思想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还像洪秀全那个时期，一个村子里的人，非常尊重他的族长，尊重他的地主，你搞杀富济贫，阶级斗争这一套在宗族体系健全的地区很难玩起来的，所以你看洪秀全的铁盘，始终是那些广西老乡那些烧炭工，而毛泽东就可以在重庆会议上当着蒋介石的面吹嘘，我们共产党人来自五湖四海。对于城市里的那些资产阶级有钱人，知识分子，他就吹嘘他们喜欢的民主宪政民主自由，反正这个时候城里又不归他管，许诺的越漂亮越好。

而陈独秀，王明这些人非要在城里搞大事，要去攻打长沙城，工人不是泥腿子，工人起码还是有个饭吃的，他不会给你拼命造反的，所以最后在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的党组织全部都被查获了。

对于地方上的军阀，那就尽量不得罪，因为当时军阀和蒋介石才是主要矛盾。毛泽东的策略就是尽量往穷乡僻壤里面钻，在穷乡僻壤里面杀富济贫搞根据地，这样既不用得罪那些城里的有钱人，又不用得罪大地方上的军阀，对于蒋介石也是天高皇帝远。

集中兵力干几个乡一级镇一级的有钱人还是可以的。但是这招也仅限于在穷乡僻壤里生存而已。真要翻天了，必须要有强大的外部势力的介入，把整个中国的利益格局全部给打乱，这才有北上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