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的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然，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所，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说：“那家伙连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都也不晓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党”或“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画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裸体画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很想贴那裸体，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手淫来着。”我本来是开玩笑说的，大伙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嗅了嗅，劝我最好“呼哧呼哧”嗅嗅自己的味道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了，该剪一剪鼻毛了。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间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是他对我这样说。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叹：世上果然有多种多样的希望，人生目标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发出诸多感叹，此其一。不错，假若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热情——太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的。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说。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了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连看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然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时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是“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其他衣服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的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6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故弄玄虚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地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地抖动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刷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得很晚，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作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6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就6点半吗？6点半对我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就有意见了，这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异，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没心思再和他罗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日本广播协会那段《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又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声吞气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气死人的收音机趁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像打开地狱之门似的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拿自己的东西极其留心。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不就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