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半世纪前，美国发生了一场内战——南北战争，被历史学家描述为解放奴隶战争，主角之一林肯，被称为解放奴隶的伟大领导者。

一场白人的内战，国民死亡六十万人，大片国土近成焦土，战争却是为了与白人毫不相干的黑人而打，有谁思考过其中的情理逻辑？ 林肯打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经历了怎么的转变？他为什么要签署《解放黑奴宣言》？

历史不仅仅是几百字的教科书结语，而是由难以穷尽的无数细节构成，历史细节越细微鲜活，教科书的结论就越苍白难支。

1809 年2 月12 日凌晨，美国肯塔基州哈丁县霍詹维尔附近的一幢小木屋里，一个婴儿降生了，他就是林肯，52年后的美国总统。如果没有那一次偶然的南方之旅，生活在北方的林肯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和奴隶制有什么瓜葛。

那是1831年2月，青年林肯离开了父亲和继母，第一次只身闯天涯。他同堂舅约翰·汉克斯前往新奥尔良。林肯登上新奥尔良的码头，面对这个大都市的花花世界，他无动于衷，唯一使他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扑入眼帘的买卖奴隶的广告，其中两则写道：

“愿出高价购买各种黑人，并即付现金；也可以代客销售，收取佣金。备有专存黑人的圈栏和囚笼。”“出售10至18岁小妞数名，24岁青年妇女一名，25岁的能干女人一名，外带三个壮实小孩。”

看见那些被铁链锁住，挨皮鞭抽打的奴隶，林肯坐立不安，激动得一言不发，内心极其痛苦，脸色十分难看，目光呆滞，仿佛在思索什么。他常对堂舅汉克斯说，这次所看到的一切刺痛了他内心的道德准则，他的心里埋下了对奴隶制仇恨的种子。

曾在“林肯—贝里”小店中做过伙计的年轻人比尔·格林回忆林肯时说：“在他驾驶平底船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后，只要有人提起黑人的事，他表情就变得十分严肃。一谈起这次旅行，他就恶心，像要呕吐似的，一个劲儿地厉声诅咒，深恶痛绝。我还从未听过他诅咒骂人哩！”

带着对奴隶制的仇恨，林肯步入了政坛。这时他已经是辉格党的议会领袖了。 1836年12月5日，伊利诺伊州第十届州议会开幕。在本届议会中，州议会以77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决议案称“极不赞成组织废奴协会……按照联邦宪法、各蓄奴州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不容侵犯的……未经他们的同意，不能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

很明显，这次决议认可了蓄奴州继续拥有奴隶的权利。不过，在这次投反对票的五名议员中，就有林肯。林肯还与另一名叫丹·斯通的议员联名提出了一份书面抗议。称“奴隶制度是建立在非正义的错误政策之上的”。

林肯还激烈地反对为奴隶制谋利的墨西哥战争。他洞察到民主党总统发动墨西哥战争是为了扩展领土，使南方种植园主能扩展棉花种植业和奴隶劳动。所以，在担任国会众议员期间，他对凡是谴责墨西哥战争的议案都投了赞成票，林肯曾说：“总统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是没有必要和违反宪法的。”

因为对战争直言不讳地指责，他失去了伊利诺伊州选民的支持。辉格党领袖们也就决定不再提名他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了。

初入政坛的林肯，鲜明地反对奴隶制，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

然而，当林肯重返政坛后，他似乎汲取了先前的教训。一个昔日的愤怒青年，变得圆滑保守起来。

在1848年12月份的第十三届国会期间，林肯对在哥伦比亚特区立即无条件禁止奴隶制的提案投了反对票。

这次国会期间，林肯建议采取另外两项措施解决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问题。 一是不准带新的黑奴到哥伦比亚特区定居，只允许从蓄奴州来的政府官员带来暂住的“必须黑奴”；二是从1850年1月1日起，凡奴隶生下的所有孩子都将成为自由人，这样，通过该特区内现有奴隶的自然死亡，就可预测奴隶制将在哥伦比亚特区最终消亡的时间表。

很显然，已近不惑之年的林肯已经不再坚持激进的反奴隶制立场，而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希望这一制度能通过渐进方式解决。甚至在1854年10月5日，一批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在斯普林菲尔德筹备创建伊利诺伊州共和党时，林肯都不得不躲避风头。作为一名想在美国政坛发挥影响力的政治家，他不得不在复杂的利益格局面前对自己的理念做一些修正。他迫切希望得到南方人的理解。

林肯的好友，种植园主斯皮德曾在信中向林肯表示，自己宁肯看到联邦解体，也不愿意放弃对奴隶的合法权利，尤其是那些毫无切身利害关系的废奴主义者，他们没有资格剥夺我们的财产。而林肯在回信中则劝慰斯皮德道：“我不知道有谁主使过你放弃这一权利，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从来都没有要你这样做。这个问题全由你个人定夺。”

林肯苦口婆心的解释，就是为了让南方人消除误解，淡化早年那个激进废奴主义者的形象。他试图向南方人表明：他只是反对奴隶制再扩张，但不会支持一下子解放所有奴隶的激进策略。因为这会使国家陷入混乱。

不过，尽管林肯在公开场合变得温和了，但私下里他却承受着巨大痛苦，在给斯皮德的另一封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矛盾处境，“极不愿意看到那些可怜的人被追捕，被捉住，被抓回去，再过那终日横遭鞭打、被迫做无偿苦役的悲惨生活。不过，我还是要一直紧闭嘴巴，保持缄默的。”

1860年11月6日，林肯在内心巨大的矛盾中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此时，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制废除与否的争议几近白热化，随时都有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当就职仪式落下帷幕后，人们马上逐字逐句地研究就职演说全文，尤其是南方各州，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其实，这篇演讲稿在原稿基础上做了重大修改，林肯原稿末尾有两句话写得充满火药味：

“你们能容忍对政府的攻击，我却不能从捍卫它的立场上后退。‘和平还是战争’——这个严肃的问题得由你们而不是由我来回答。”

在听取了政府行政班子的建议后，这两句话最后删掉了，加上了一些亲切的语言。此时的林肯，变得更加保守起来。

林肯在任职总统后，继续反对激进废奴行为，撤消了一些将军私自解放奴隶的命令。他还希望把黑人迁移到世界其它地方去居住，这也是当时很多废奴主义者的观点。从人道上他们反对奴隶制，但他们又不愿意与黑人生活在一起，林肯亦如此。有人认为：林肯打算将黑人赶出美国的做法是他一生的污点。不管评价如何，林肯此时就是希望能挽留住那些吵着要脱离联邦的蓄奴州。

林肯还主张通过补偿南方奴隶主财产的方式来解放奴隶。即使在内战爆发后都还没有放弃这种妥协的立场。1862年7月，林肯再次把边界各蓄奴州的国会议员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如果现在还不答应他的财政补偿方案，一旦战争持续下去，胜利肯定属于北方，到时蓄奴州连补偿都捞不到了”。可是，这样的讨好政策还是被蓄奴州拒绝了。南方是死心塌地要脱离联邦了。

林肯曾在接见《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时，称她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其实，内战爆发的催化剂是“斯科特案”。《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只是增加了北方人对奴隶制的反感。

黑人斯科特曾随着主人在两个自由州生活了四年，1854年，斯科特突然向州法院递诉状，要求自由身份，理由是他们一家曾经是自由州的州民。案子几经周折，闹到了最高法院。本来，这个案子的焦点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问题：曾在自由州生活的奴隶，是否应该得到自由。然而斯科特的主人桑福德却绕开这个问题，指出黑人根本不具备公民资格拥有诉讼权利。最高法院1854年的判决认可了这一说法。最高大法官坦尼的理由是：美国原本是由各州组成的联合体，在联邦诞生前，只有州公民一说。宪法通过后，美国成为了一个联邦国家，州公民才自动上升为美国公民。然而在美国宪法诞生时，黑人连州公民都不是，自然就不是美国公民了。这个在法理上能说通的判决，却缺乏对现实政治的周密权衡和对历史的高瞻远瞩，它将南北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反奴主义者在案件败诉后，已经容忍不了这样的状况继续存在，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味着历史的倒退，黑人现在连公民都不是了！而南方也容忍不了这样的争论继续下去，既然当初建国是自愿加入美国大家庭，既然北方看不惯奴隶制，大不了南方主动退出这一大家庭，省得整天吵闹，各过各的生活，互不干涉，岂不更好？北方人显然不能接受南方人的逻辑，一场对于奴隶制废除与否的争论，上升为对联邦统一的论战。

1861年3月4日，亚伯拉罕·林肯正式就任总统时，美国已陷入四分五裂之中。联邦不能统一是林肯无法容忍的，他不能眼见国家在自己的手中分裂。这场内战之所以爆发，首要因素就是因为南方蓄奴州要分离出去，而作为合众国总统的林肯必须站在绝对维护联邦统一的立场上，并不惜一战。

我们看看1862年8月22日时林肯给《纽约论坛报》编辑的一封信，就更清楚事实真相了。林肯说：“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

从1861年4月14日萨姆特堡陷落，内战爆发时起，经过七大战役，南北双方虽在军事上互有得失，但北方损失较大。战争的惨烈，远远超出林肯的想象。北方人开始质疑林肯打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什么都得按宪法说的办。而在宪法里，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各州不得脱离。当时的很多美国人就认为，既然“结婚”是自由的，“离婚”自然也是自由合法的，林肯以统一的名义打这场战争，没有合法性。当越来越多的同胞被联邦政府以一个尚站不住脚的理由杀害时，民众的质疑浪潮越来越大，政府的危机来了。于是，林肯决定切换战争主题，发表《解放黑奴宣言》。

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1862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林肯老是在办公室里踱步，眉峰紧蹙。他对来访的国会众议员约翰·科沃德说：“发表宣言这件事我已酝酿成熟。我已下定决心，这事非做不可。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此外，别无他法能摆脱我们的困境，……我这样做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希望争取更大的利益。” 林肯委婉地表达了发布宣言的目的，是为了更大利益。

当初，他打的是统一牌，当这个目标遭到广泛质疑时，他不得不另出新招，这就是解放黑奴。这面旗帜很美丽，因为举着它的人可以站在人类道德制高点，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尤其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理念能高于人权理念，在人类自由的名义下，诸如联邦统一这样的口号都显得黯淡无光。那些崇尚自由与平等的北方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为这样一个坚守正义的政府效力，谁会去斥责这样一个为了“人类自由平等”的林肯总统呢？战争形势由此迅速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高喊人权口号并非根本目的，而只是手段，《解放黑奴宣言》就是这样一种战时手段，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不是军事手段，而是一种精神手段。有很多人认为，林肯发布宣言是出于军事考虑。 但据战后统计，黑人在军队中的比例很小。和独立战争一样，这基本上是一场白人的战争。在内战初期，联邦军队是不吸收黑人参军的，在后期，黑人虽然也参与了这场战争，但他们仍然是少数。黑人士兵自己组队，不和白人士兵混编，武器、军事技能都远逊于受过训练的白人。据黑人史权威约翰·富兰克林在《美国黑人史》一书中记载，《解放黑奴宣言》发表后，在南北交界各州还有八十多万奴隶根本不知道宣言发布的消息，更不用说南方腹地里的奴隶了。

聪明、务实的林肯，完成了战争主题切换，也蒙蔽了许许多多历史学家，最大的误读，莫过于“是林肯解放了美国黑奴”。而1865年4月15日林肯被刺，更是将他戏剧化的人生演绎到了巅峰，当北方人正沉浸在总统遇刺的巨大悲痛中，并由此怀念他的种种好处时，一个完美的道德之神也由此诞生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