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见康有为的日本青年

近代以来，中国派出的公私赴日考察团络绎不绝，留下不少记载。同时，日本各阶层、组织也派出大量赴大陆、台湾旅行的观光团、考察团，特别是曾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台湾成为最热门的旅行地，查踏极众，皆留有丰富记录。东洋文库有《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国旅行記：解題』)，中华书局所出“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所取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总序写得很好。这些纪行文虽水平参差，泥沙俱下，但为了解其时中国的政治、风土、人情，以及日人对华态度之转变等等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穿长衫、戴瓜皮帽的青年宫崎市定】

1924年12月，本科毕业论文提交前夕，二十四岁的宫崎市定参加了外务省主办、文部省派遣的“学生南支视察团”，首次踏上大陆土地，开始了为期三十七天的旅行。在其全集第22卷，收有《上海至广东》、《南支视察团日志》两篇文章，内容虽不比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桑原骘藏《考史游记》等丰赡详尽，却也有若干值得注意的细节，可观察两代学者中国观的差异。

宫崎一行三十人，经济、法科专业的学生居多，因此在工商业中心的上海滞留时间最久。每日于纺织厂、满铁事务所、水道水源地、医院等地走马观花，宫崎的毕业论文是《南宋末宰相贾似道》，兴趣在宋元之间，当然觉得现代化都市上海很无聊。唯一令他精神稍振的，是有机会拜访寓居沪上的康有为。

其时，东大的市村瓒次郎恰也在沪。视察团领队、松本高等学校教授重原庆信欲前去拜访，宫崎因高中时曾在重原门下，遂请同往。市村刚好说要去见康有为，宫崎便说也要跟着去。由西本省三带领，地方在万航渡路附近(当时还叫极司非尔路)，应为愚园路132号的游存庐。西本省三号白川，在东亚同文书院教书，后发起春申社，办周报《上海》，师从沈曾植，与郑孝胥交往甚密，热衷复辟，攻击中华民国共和制。1927年因病回到故乡熊本，次年去世。后《上海》更名《上海周报》，1933年改为半月刊《上海》，至1945年止，是考察战前战时上海日本侨民的很好资料(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公开有电子版)。

递过名片，跟随秘书穿过小径，便见到客厅前紫藤架下的康有为。康在上海，每日接见访者无数，滔滔不绝，应对自如。宫崎不会讲中文，辈分又低，惟有从旁静听，“康氏过于雄辩，翻译的白川也相当雄辩，后来二人忘我深谈，也不翻译，我们只好在一边发呆”。归途中西本白川谈兴仍浓，评价康有为态度轻率，难取天下。宫崎对这些都无兴趣，感慨“到底活着的人是无趣的。活着的人会说话。这样上海一点古老的东西都没有了”。

不过，上海总还有优点：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当时，中华正宣传新影印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全两百册，虽然字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尚能忍受，宫崎非常想要。有连史纸、有光纸两种，前者较贵，就买了后者，背着两大包书继续辗转旅行。后日回到京都站时，连打车的钱都没有，坐电车回到平野宫北町的住处，已筋疲力尽。类似买书的经历，不少学者的文章里都能见到，很有同感。后来，宫崎还买过中华的四部备要本、商务的百衲本廿四史，但最习惯使用的还是青年时代买下的这套，直至晚年，依然置于手旁。竹简斋本发行期短暂，流布不广，缺点甚多，然而字小、册数少，不乏便利处。由此也可看出宫崎对版本的一贯态度。他学生时代买过几种汉籍，都被内藤湖南摇头说不是什么好本子。据老一辈聆听过宫崎授课的老师说，他对版本无甚执着，要求无非是常见好用，便于研究。

上海周边，还去了南京、苏州。在苏州花钱骑驴，认为驴实在可爱极了，倘若有钱，应该买一匹回去。日本全土无驴，素为畜产史的谜题。横山大观来中国旅游时，也对驴格外喜爱，特购一匹海运回家，取名“长城”，后因气味太大，邻居抱怨，才转移别处。因江浙战争的缘故，杭州交通不便，遂改往宁波。一行人本想去看寺庙，却迷了路，无奈返回上海。

在上海的某日，曾悄悄去照相馆，借了长衫小帽拍了张纪念照。洗出来看，觉得十分奇怪，不像自己。直到归途船中才又拿出来看。这与吉川幸次郎在北京穿长衫的心情当然完全不同。

1925年元月三日，乘船去广东，途经厦门、汕头、香港。在广东受到空前礼遇。这与孙中山希望北伐得到日本援助也有关系。先是新成立的广东大学学生会招待了团员，后参加校长邹鲁举办的欢迎会，晚宴是广东日侨的联合欢迎会，排场很大，胡汉民、邹鲁、伍朝枢、孙科皆列席。担任翻译的是物理系的教授柳金田，据说他日语很好。席上，胡汉民等人发表热烈的演说，学生们不好意思吃饭，只得默默听取。次日晚，学生们去尝试了蛇宴———当时《申报》也常有粤菜馆的蛇宴广告，“生宰肥大金钱豹蛇”“三蛇龙凤会”云云，足见传统。宫崎花了比访问康有为更细致的笔墨描绘了蛇餐馆甚可骇怪的细节，选蛇、捉蛇、取胆、饮蛇胆酒、煮蛇火锅。猴肉、鹿筋、猫肉、鼠肉，一应俱全，不过为防鼠疫，警察不许食鼠。

离开广东后，往台北、高雄、基隆，乘日本邮船信浓丸归国。不久，他的纪行文分四次连载于《京都帝国大学新闻》，笔调冷淡，不乏揶揄、猎奇之语。而晚年为全集第十一册《宋元》写跋，忆及此番青年时代之旅，才说是“首度直接接触外国文物的旅行，对日后的世界观有很大影响”，“给予有形无形莫大的收获”。

此后，宫崎还曾到过中国三次：1929年7月24日至8月10日，宫崎参与组织第三高等学校学生“夏季满鲜见学旅行团”，由大连旅顺至长春，再至朝鲜，有旅行日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接辎重兵第十四大队召集令，担任马厂长，登陆吴淞，因停战协议而未有军事活动，仅负责维持治安。月余而返，有《马厂长日记》。1933年8月2日，带领中国学专业的十五名学生往北京见学月余，请中过举的旗人胡玉泽为汉语讲师。访问傅惜华，游览西山。后独往泰安，访孔庙，登泰山，过济南，自青岛乘船返回。战争给学者们带来怎样的影响，此处不及深论。想起滋贺秀三曾因被选拔为特别研究生而免去兵役，晚年回忆，说自己最幸运的，不是学问的研究，是不曾在战场上杀人而活到现在。享用和平的人们，应有感慨。（文/苏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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