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盛唐的衰落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许多历史学家分析了诸如党争、宦官、流民等导致唐朝灭亡的因素，但是基本公认安史之乱才是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许多人认为这是唐朝的民族政策出了问题，因为安史之乱的主力干将是以胡人为主的，那么事实却是如此吗？我们揭开盛唐时期的体制面纱，推演下如果安禄山是一个汉人，能否忍受得住体制漏洞带来的诱惑。

“开元之治”这是盛唐繁盛的标志，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唐朝乃至全中国最辉煌的“盛极”时期。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意味着人口的暴增，但是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人地矛盾开始凸显，随着均田制的流产，无处可去的流民们大量投身军旅以求谋生之路，这直接导致了职业募兵制的产生。①就像历史上的古罗马一样，当公民兵开始转变成为职业部队之后，其效忠对象就开始由抽象的国家转变为实体的将领和藩镇。这给了“安禄山们”以机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谚语。在府兵制时期，唐朝的法律是把征收的粮食统一放置到仓库里，需要的时候由国家统一分配。随着府兵制度的崩解，唐军主力换成了“募人”，其粮食的来源主要为军屯和调配的正租。到了玄宗时期全国的镇兵已经达到了49万，而战马达到了8万③。仅仅是战马，每年就需要消耗的粮食898.91万石④，过于巨大的消耗再加上漕运时不时地阻断，让长安选择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借以节省开支⑤。安禄山这样的藩镇将领因此摆脱了中央对地方军队最大的一道钳制。

仅仅解决粮食的问题自然是不够的，“钱粮”是放一起的，士兵除了吃喝外自然也需要工资，立功者也需要赏赐。这就涉及到了安禄山和其他藩镇决然不同的一点。此时的唐朝对藩镇依旧是有极大的控制力的，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藩镇所需要的开支全部是中央审核批准的。

偏偏安禄山非常得宠，他要什么，皇帝就给什么；又因此得以身兼河北采访使等掌握地方重要权力的职务，集中了行政和军事的权力于一身，在两套系统之内都有足够的权力。当其成功将行政、军事、监察权融合起来的时候，一个“国中国”就形成了。

不过，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再强也不能和中央比消耗，安禄山的部队仅仅只靠破产的农民是不够的，当他们在战场上被消耗掉之后，后继乏力的他只有死路一条。一个充足而且善战的兵源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这就牵扯到了唐朝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就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从两唐书统看，唐朝从武德年间开始，就把河北作为安置归降胡人的重要地点，河北遂为北方各民族汇聚融合之地。从高祖武德年到玄宗天宝时，“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⑥。

这么多的胡人，自然要有用武之地才是。

于是玄宗听信李林甫“不如用藩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养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国也”⑦。

募用胡人为兵对于唐朝上下而言，比本土的汉人相比有着太多的优势。对于皇帝来说，一个汉人的士兵作为农家子长大，需要将其训练成为一个弓马娴熟的战士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意味着大量粮饷的消耗。这无疑是对国家的财政很大的负担。就如同今天所有的企业主都希望招募可以直接上手的老工人一样，唐玄宗也希望能够有一只经得起消耗，战力强又成本低的部队。这么算下来胡人无疑要比汉人划算得多，自幼习练弓马，数量也算充足。

对于李林甫来说，胡人最好是汉话都说不太好的胡人——没有汉人这么多道道，他们除了自身的勇武什么都没有，离开了唐帝国的供给，他们什么都不是。当兵是这样的胡人最好的出路，他们积极性比汉人高不说，对于汉人特色的政治他们似乎也不甚了解，不像汉人的世家门阀，他们在朝廷中也没有什么根基，全靠政策当兵。这样，就算出人头地，也不会像汉人那样更进一步出将入相，这样就很难威胁到当朝宰相李林甫个人的地位，也不会做大为门阀权臣之类，威胁到李家的天下。所谓“于‘公’于私，都是积极好的主意”，也就难过唐玄宗从谏如流了。

客观来说，这样的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事实上全世界一直到近代都在用类似的治国策略。奥斯曼帝国专门从基督徒家庭中选拔男孩，在布鲁萨皈依后，训练成为苏丹的个人奴隶兵，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切尼耶里禁卫军。⑧无独有偶，基督徒也广泛使用穆斯林作战，包括和穆斯林有着深仇大恨的十字军一样有大量突厥骑射手。其原理基本相同，就是在自己原本的系统之外寻找一支力量，因为这支力量在体系内没有根基，只能跟随把他们领进来的引路人，可能比体系内原本的力量还要来的忠诚。

在安史之乱之前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契丹人李光弼为朔方节度副使，突厥人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高句丽人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等都证明忠诚可靠，乃至李林甫时期的安禄山也是温驯的绵羊，在李林甫的手下战战兢兢丝毫不敢僭越。

但是老话说得好，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当李林甫死后，这个方法因为失去了“引路人”而失效了不说，更是给了唐朝一个重磅炸弹——他们成为了安禄山的重要兵源。

但是归根结底，这一切的爆发还是因为安禄山这个人。按理来说胡人的节度使有很多，为何偏偏是他成功地钻了空子，其他人却做不到，最后不是给唐朝做了炮灰就是被自己人弄死？

这和安禄山的才能分不开，纵观其一生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全才。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自身条件的人。其身在范阳，心却在长安，时刻注视着中央的一切动态。为此，他把刘骆谷安插在长安，搜集情报；他的儿子也在长安做官，密切注意中央动静；儿媳妇是宗室之女，也有条件打听各种内幕消息；他的妻子被封为国夫人，与长安的达官贵人关系密切，随时可以得到各种信息。后来，安禄山又安插吉温在长安作耳目；吉温利用许多老关系刺探情报。所有信息都很快反馈回范阳，为安禄山采取形式多样的应付措施提供了依据。

然后，安禄山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清醒认识到了寻找靠山的重要性：先认张某为干爹，借“父子”关系登上政治舞台；后认杨贵纪为干娘，借“母子”关系随时出入皇宫，接近唐玄宗，得到了向唐玄宗表示忠心，在感情和心理上征服唐玄宗的机会，进而受到了唐玄宗的宠遇。在接受唐玄宗的考验时，都能掌握分寸，把握住时机。最后能够在玄宗眼皮子底下，集中监察、行政、军事权力于一身。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天赋非常人能所及。靠着这个天赋他笼络了大批胡人为其效命，组建了精锐的“父子军”。非常可笑的是，这招也曾被唐朝用来笼络他。⑨也是这个才能让他能够比大部分的唐人更为有效地利用河北的胡化资源。

因此，安禄山的反叛和他胡人的身份有关，但并不是决定因素；这和安禄山或者其他人自身的民族属性无关。唐朝在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地方将领能够“三权归一”，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疏漏。

唐朝的流民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没有处理好，结果导致军队效忠对象转变为将领个人。唐朝的民族政策又为安禄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面对权力的诱惑，一个极具能力的人能否承受得住，这本身就很考验人性。面对帝位，别说同民族，哪怕是亲生的父子相残，手足的兄弟阋墙都史不绝书。恐怕谁也不会认为靠着同民族的“向心力”就能够抵御得了皇冠的诱惑吧！

所以，唯有在体制上堵住纰漏，从根源上杜绝叛乱的可能才是正途。

参考资料：

①《唐代藩镇研究》p61

②《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③《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序目下》

④《唐朝仓禀制度初探》p87

⑤《唐代粮食问题研究》p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