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以塞外渔猎、游牧体系取代中华体系而建立的军事殖民帝国，清国对中国的血腥占领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体系的崩塌和灭亡，是仁义的充塞，文明的践踏、置换和变异！自此，中华不复，天下不存矣！也正因此，自1644年满洲入关以来，中国流亡士人知不可为而为，不断拥立明朝宗室抗击侵略，希冀救黎民于水火，扶华夏于既倒。前赴后继，死而后已！在此期间，清国征服者把不肯屈从于渔猎、游牧习俗而剃发易服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将文明更易的发肤之痛与心灵创伤直接加之于每个人的身心之上，造成了尖锐的汉、满对立。同时，满洲在征服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时也相当残暴，以漠西蒙古准格尔部为例，满清帝国不惜将这支不服从的部族斩尽杀绝，使这支蒙古仅在其羁留地留下“准格尔盆地”这个空旷的名词。

残暴的屠杀政策下，人心向背可想而知！为了维护其征服僭主的地位，满清帝国通过施展政治权术将汉、蒙、维、藏等各实力民族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其相互牵制，不足以对其殖民统治构成威胁。为此，清帝国严格限制被征服各族之间的人口和文化交往，在以柳条边[1]为代表的民族隔离举措下，竭力保持各族的文化差异性，事实上形成以满洲征服者为绝对主导地位的联邦制。由于汉族在文化和人口上的天然优势，将汉人与蒙、维、藏等民族隔离开来，并使边疆各族对汉族形成政治包围和心理威慑，就成为满清帝国民族隔离政策的重中之重。在这种制度下，除汉族及认同汉文明的某些西南民族以外的蒙、维、藏等族必然难以形成中国人及中华意识。

1870年以后，清帝国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逐渐放弃殖民政权性格，开始向正常国家过渡。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满清帝国民族隔离政策的长期影响，加之其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改造，在已经侵入东亚世界的欧洲文明面前，中华文明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所以，直到清国灭亡，蒙、维、藏等民族也没有具备中国人及中华意识，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出现分裂动向。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方案：保留清帝国皇室，将其作为一种维系中原汉族与边疆各族的纽带，形成一种“虚君共和”的局面。他威胁道：如果拒绝“虚君共和”，甚至是将上述的“虚君共和”改头换面，以属于汉人的孔子后裔为“虚君”，也将招致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出现分裂呼声。

此前，梁启超重新诠释了“中华民族”一词。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众所周知，中华即华夏，而华夏族即是汉族的前身。所以，中华民族原指汉民族，但在梁启超旧瓶装新酒的诠释下，“中华”成为中国国境线以内所有民族的泛称。从主观逻辑上看，梁启超“虚君共和”和“中华民族”伪概念似乎可以避免辛亥革命后满清联邦帝国的分裂。但实际上，政治博弈最终靠的是强大的组织力量。组织力量为主，道统力量为辅。况满清作为一个殖民征服帝国本身，并不具备政权合法性，谈何道统呢？当满清的政治组织力量瓦解后，在没有军政实力做后盾的前提下，蒙、维、藏各族未必买你“虚君共和”的账；而“中华民族”伪概念对于不同文明系统的蒙（萨满教+佛教）、维（伊斯兰教）、藏（佛教）民族来说，也毫无吸引力！“中华民族”思想主导下的当代政治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都接受了六十年以上的“中华民族”平等、团结、和少数民族自治的教育，国家还向少数民族地区投入大量的财政援助，但结果却是满族及各 “自治”民族对名义上为汉族主导的政府越来越不满意。不唯满、蒙、维、藏各族，甚至在半归化于中华文明的西南各族中也日益出现分离思潮，成为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先人云：“倾巢之下，不复完卵！”梁氏的书生之见增加了未来中国的不确定性，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和个人幸福！当今，在“中华民族”论下，占中国92%的主体民族汉族成为1/56！汉族的“中华文化版权”动辄以“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名义被各族堂而皇之地瓜分！而铁的事实却是：中国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创始民族是汉民族！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汉民族向少数民族正常的文化借鉴视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同创造”。因为，除去汉民族丧失政治和文化主权的蒙元和满清殖民时代之外，中华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借鉴历来是以汉文化为本位的少量文化借鉴。这些不成体系的、零散的、少量异族文化元素进入中华文明体系之前均经过汉化改造，成为构成中华文明体系的某些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的存在无损于中华文明的汉族性质。可见，中华文明不仅发源于汉民族，她在历史上与外界的正常交流和发展也有赖于汉民族的主导。对于中国来说，汉族天然是一个庞大、先进的民族，汉族本身具有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吸引力，当代中国唯有借势发力，重整山河，利用好这一现成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创造性地复兴汉族文明，形成一个以汉文明为内核的大中华国家，才是解决非汉民族分离问题的根本之道！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因此，大中华复兴的先决条件是汉文明的先期复兴和自强，惟其如此，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才具有像明代以前那样归化周边异族的强大吸引力，才可能在若干代后使“自治”民族自觉归化于中华文明体系，取得统一的中国人或中华认同！但以目前形势来看，在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中华民族伪概念的愚弄下，中华系统的核心民族——汉族的自我意识极为淡薄；加上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入侵，历经满清篡改、尚未正本清源的中华文明又接连遭遇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文革思潮等形形色色外来思潮的分化瓦解，汉族内部分裂为诸多派系，口诛笔伐，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一个统一而坚定的中华复兴核心尚未形成，谈何重整河山！

噫！根不固而欲木之长，源不浚而望流之远，吾不知其可也！作为满清遗留给当代的重要政治遗产，大锅焖炖的所谓“中华民族”思想已成为诸胡席卷重来的重要伏笔！已成为浴火重生的汉民族肃清妖氛、固本清源的绊脚石！已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强大桎梏！它像一条无形的辫子束缚着汉人的思维，蒙蔽着汉人的眼睛，分化着汉人的力量，以至于有“辛亥革命革除了中国人脑后的辫子，却没有革除中国人心中的辫子”一说。因此，窃以为：欲中国真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先革除中国人心中的辫子；欲革除中国人心中的辫子，必先分清中国与清国的区别；欲分清中国与清国的区别，必先认清清国殖民政权的本质；欲认清清国殖民政权的本质，必先认清满洲的殖民者本质；欲认清满洲的殖民者本质，必先知道满洲的渊源。故余历时弥月，筚路蓝缕，探幽发微，有此拙作。

是为序。

满族自称女真后裔。女真隶属广泛分布于北亚的西伯利亚，及迁徙至东北亚的外东北和内东北、朝鲜东北部、库页岛和北海道岛的，起源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和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系人群，历史上部属众多。据清国《满洲实录》[2]和《满文老档》[3]记载，满洲[4]直系前身为建州女真部，而建州女真部的直系前身为来自黑龙江流域胡里改路的通古斯系斡朵里部。

胡里改路因胡里改江（今牡丹江）而得名，金初置万户，海陵王（完颜亮，字元功，本名迪古乃，1150年～1161年在位。）时置节度使，路治在今依兰县城北五国头城旧址。胡里改地区地跨内、外东北，是通古斯系渔猎部族从西伯利亚南徙进入内东北的中转站，民族流动性极大。这一地区不断有来自更西、更北方的通古斯系部族加入进来，这些新加入的部族均来自气候严寒、且远离文明世界的西伯利亚，社会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原始。尽管胡里改地区地处西伯利亚之南，但此地同样严寒偏远，因而与西伯利亚一样长期处于苦寒蛮荒状态。1950年3月，依兰采石工人在县城东面倭肯哈达山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倭肯哈达洞穴遗址，说明胡里改地区早已有人类活动，但在原始的南徙部族的不断冲击下，这里始终未能出现一支像样的原发性文明。

千百年来，胡里改地区的人口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人口每换一茬，其种族和文化也就基本不复存在。因为，源源不断的各色部族抵达这里后，必然会与先期徙居于此的部族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冲突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至于那些劫后余生的少数幸存者，则被吸纳并最终稀释在形形色色的南徙部族之中。这种周而复始的杀戮、吸纳与稀释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贯穿于数千年历史中的若干次，所以，越后来的部族，其与越早出现于胡里改地区的部族越无渊源关系。

陆续抵达胡里改地区的部族除以渔猎为生的西伯利亚通古斯系部落外，也有部分蒙古系部落，复杂的族属和文化令人难以区分，以至于1246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在《蒙古史》[5]中统称此地的居民为“水蒙古[6]”。中国南宋彭大雅1232至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7]也称此地为“水鞑靼（水达达）[8]”。鞑靼即蒙古。

据女真史专家孙进己[9]考证，满语与历史上的水达达语最为相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这说明满洲的近祖即为徙居胡里改地区的水达达。南宋彭大雅北使期间，东女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尚未宾服蒙古。这时正值蒙古勃兴之际，达达亦可指蒙古，但尚未专属，入元以后，达达（鞑靼）才成为蒙古专属称谓。因此，出现于蒙古勃兴之初的名词“水达达”其实指的是水居、以捕鱼为主的通古斯人，并非以游牧为主的蒙古人[10]。而水达达各通古斯部落本身也是一个多来源的混同体，居住在胡里改路的满族先祖仅是这里成分复杂的水达达诸部族中的一支。由于其所处的纷杂的社会环境，这支后来发展为满洲的水达达与通古斯系各部落和蒙古系各部落均有极深的渊源，其文化习俗也必然会打上通古斯系和蒙古系的多重烙印。

蒙古灭金之后，于1286年（蒙元至元二十三年）在包括原金国胡里改路的内、外东北地区设置开元路，治于黄龙府，隶属辽阳行省。1342年（蒙元至正二年），移治于咸平府（今辽宁省开原市老城镇）。开元路辖区最初南抵长白山、西临辽河、北逾黑龙江至外兴安岭、东包库页岛。1312年（蒙元仁宗皇庆元年）前后，蒙元国为加强对辽阳行省北部地区的统治，遂将开元路东部地区划出，成为一个独立的路区——水达达路[11]。水达达路辖境在原金国胡里改路基础上而稍有南扩，其地南至图们江、北至外兴安岭、东包库页岛，大部位于外东北。境内置桃温、胡里改、斡朵岭（斡朵里）、脱斡岭（瓦里霍吞）、孛苦江五个军民万户府。但自蒙古灭金以来，开元路东部地区水达达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屠城事件层出不穷。比如脱斡岭万户府在蒙古势力进驻之际即遭屠戮，后来通古斯系赫哲人将该城称之为屠城，名为“瓦里霍吞”。据《桦川县志》记载：“瓦里霍吞城盖金源不猎，蒙古崛兴，满城女真惨遭屠戳，膏血涂地。”由于城中大批女真人惨遭杀戳，随之被迫向南迁徙，致使脱斡岭万户府变得有名无实，至蒙元末期仅剩下胡里改部、斡朵里部、桃温部三个万户府。

蒙古被逐出中国之后，随着其中央势力的崩溃，包括水达达路在内的整个胡里改地区的统治秩序亦陷于崩溃，各部女真自相残杀。至中国明朝初年，各部女真仍相互攻伐不已。据《明英宗实录》[12]记载，明太祖派燕王朱棣视察胡里改地区，胡里改酋长阿哈出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遂以其女攀附燕王。燕王继帝位之后以阿哈出女为三皇后。后来阿哈出部经常遭受蒙元国遗留残兵和通古斯系野人女真兀狄哈部的侵扰，于是从故元水达达路北方举部南徙至内东北绥芬河下游原唐朝渤海国率宾府建州故地。1403年（中国明朝永乐元年）胡里改酋长阿哈出朝明，明廷以其所部置卫，袭建州故名，命名“建州卫”。几乎与此同时，与胡里改万户府为邻的斡朵里万户也因不堪忍受“故元遗兵”和野人女真的侵袭，亦随之南徙至建州。从此，通古斯系胡里改和斡朵里两部女真便以“建州”为号，并称建州女真。而建州女真中，斡朵里部是满洲的直系前身。

“斡朵里”是通古斯系女真语的音译，也可译为“斡朵岭”、“斡朵怜”、“鳌朵里”、“鄂多里”、“俄多里”等，均为“风口”之义，据说是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西马大村（马大屯）的古地名。依兰县地处三江口，冬天时间很长。一到冬天，持续长达五、六个月之久的西北风便顺着混同江（今松花江）与胡里改江（今牡丹江）汇合处直扑马大村而来，徙居于此的通古斯系女真人称此地为“斡朵里”，确实名副其实。不过，中国东北除了依兰县马大村斡朵里之外，还有几个地方因地处风口而被通古斯系女真人取名“斡朵里”。那么，依兰县马大村斡朵里到底是不是满洲直系前身斡朵里呢？通古斯系部族自古以来如鸟兽般四处迁徙，居无定所，就算依兰县马大村确实是满洲直系前身斡朵里部曾经的徙居之地，那也只是其最终落户中原之前的多个徙居地中的一个而已，而他们在徙居马大村之前又是何方“神圣”呢？

据《满洲实录》和《满文老档》等文献所记载的满洲祖源神话里说，满洲的起源地是长白神山，后人据此认为满洲神话中的长白神山就是如今中国内东北吉林省的长白山。但是据著名清史专家戴逸[13]考证：彼长白山非此长白山。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山海经》里面记载有一个昆仑山，这昆仑山是一个神山，山上住有西王母和九天玄女等。现在的中国地形图上也有昆仑山，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你能说新疆的昆仑山就是《山海经》里的昆仑山吗？当然不能！因为一个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山，一个是据传说而现实化的地名。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就曾说：“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14]”清史专家戴逸指出：“清代史籍中所说的长白山大概是想象中的神山，并非后来的长白山。”他并断言：“长白山附近的布库里山和布勒和里湖都在黑龙江的北岸。”即外东北！

戴逸的断言也可从《满文老档》中记载的布库里雍顺满洲祖源神话中得到两点逻辑佐证。

其一、《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布勒和里湖周围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那么，如果布勒和里湖附近的长白神山是吉林长白山的话，那距黑龙江何止百二十里！这座神秘的神山只有位于外兴安岭才会与《满文老档》的记载“一百二三十里”相符。其二、关于斡朵里部城池南迁建州之前的具体地点，《满文老档》里记载其位于长白神山的东南方向。假如满洲祖源神话里的长白神山是现在的吉林长白山，斡朵里城位于现在的黑龙江依兰县西马大村的话，那么斡朵里城就根本不在吉林长白山的东南方向，而是东北方向！

综合以上两点逻辑错误可知，长白神山如果是某些人认定的吉林长白山的话，一是其距黑龙江的距离说不通，二是其与斡朵里城的方位说不通。因此，此山只有位于外东北某地才符合《满文老档》的逻辑。而从通古斯系南徙规律而言，满洲也断无起从与中国和朝鲜文明世界距离较近的吉林长白山起源之后，再向气候越来越寒冷严酷，且越来越远离文明世界的黑龙江马大村北徙的可能。所以，满洲直系前身斡朵里部在南徙建州之前，其徙居地的确位于外东北。更何况《金史·世纪序》早就记载：“生女真[15]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而生女真的徙居地位于熟女真之北，其地在外东北。

据《明实录》[12]和《朝鲜王朝实录》[16]等中、朝史料记载，1372年（中国明朝洪武五年），斡朵里部在毗邻而居的通古斯野人女真兀狄哈部和“故元遗兵”的不断袭击下，由其首领挥厚率领，从故元水达达路北方辗转南逃至内东北中南部，最终于1374年（中国明朝洪武七年）在朝鲜阿木河（又作“斡木河”、“吾音会”，今朝鲜东北部会宁镇北。）为中心的图们江东、西一带落脚。1384年（中国明朝洪武十七年）挥厚病死，其子猛哥帖木儿袭职成为斡朵里部酋长。这时的猛哥帖木儿刚刚十五岁，但却展现出一定的领导才能，朝鲜李朝对他特别器重，于1392年（中国明朝洪武二十五年）将其招至朝鲜京都，授其职为“上万户”，委以重任。而同时，斡朵里部也接受中国明朝的招抚。洪武末年，猛哥帖木儿率部奉明朝旨意迁徙至绥芬河下游今俄罗斯双城子对过的克拉斯基诺雅尔山城，即中国唐代渤海国率宾府建州故地。此时胡里改已经先期抵达这里，其首领阿哈出于1403年（中国明朝永乐元年）赴京朝觐明永乐帝时举荐猛哥帖木儿，永乐帝遂于次年遣使招谕。1406年（中国明朝永乐四年）猛哥帖木儿被中国明朝政府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招致朝鲜不满。

而此时，同以建州女真为号的猛哥帖木儿与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关系正炽，两部众相互通婚。同时，阿哈出是当朝皇帝的国丈，猛哥帖木儿也就与皇帝沾亲带故。明成祖朱棣说：“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此举大大提高了建州女真部的声望与地位。1411年（中国明朝永乐九年）正月，忘乎所以的猛哥贴木儿侵略朝鲜庆源，不久，羽翼未丰的他便迫于朝鲜地方官吏的压力不得不率众向西流浪，最后落脚于中国明朝开元路属地凤州（今中国吉林梅河口山城镇北山城）。次年，明朝在凤州增设建州左卫，任命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1416年（中国明朝永乐十四年），明朝政府正式在凤州设建州左卫，委任猛哥帖木儿专管建州左卫事宜。在凤州落脚使猛哥帖木儿所部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文化，不断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逐渐发展，社会逐步稳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斡朵里部女真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并成为满清发迹的起点。

猛哥帖木儿在满清谱系中被称为肇祖，主要是因为他在其父挥厚率领水达达斡朵里部南逃内东北之后，继承其父的衣钵，先迁建州，再迁凤州并稳定下来，不仅让斡朵里部摆脱了外东北的苦寒，而且有更多机会接触汉族的先进技术，给所部水达达人争取了优越的生存环境，并为后来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之流开辟了广阔的政治舞台。但同时，作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一个“肇”字也反映出满洲源流之浅。据《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之父为塔克世，祖父为觉昌安，曾祖父为福满，再往前追溯为妥罗、充善、猛哥帖木儿，共六代，每一代都有稽可察，但是从猛哥帖木儿再往前，仅有生活在蒙元国末年和中国明朝初年的挥厚事迹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一些零散记载，且语焉不详，再往前就很难追溯了，干脆一头扎进布库里雍顺的神话传说中了事！综上可知，满洲祖上六代的事迹可上溯至中国明朝初年，共两百多年的历史，再往前就闪烁其词、混沌不清了，成为至今笼罩在满洲祖源问题上的一团疑云。不管满人处于什么目的，但我们仍可以据此断定：满洲近祖水达达进入外东北的时间上限绝不会超过猛哥帖木儿之父挥厚很久，顶多也就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勃兴之初的事。

但满洲近祖水达达到底源自何方呢？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其远祖极有可能来自更北边的西伯利亚。因为通古斯语族的民族遍布西伯利亚，分布广泛，关于其远祖是否出自西伯利亚，也未可知。关于这个谜底，本人在《帝俄通古斯地区布里亚特老照片揭示的惊天骗局》和《千年忧患——死缠中国的通古斯-蒙古系渔猎、游牧民族》两篇文章中已做过推断：

1881年，在贝加尔湖湖岸的萨甘扎巴悬崖壁发现了一些刻着海东青、天鹅、鹿、狩猎台、跳舞的萨满巫师等图案的原始图画，这些图案具有明显的通古斯文化特性，且与满洲文化信仰和生产习俗密切相关：海东青是满洲最高图腾，天鹅仙女是满洲族源神话，鹿是满洲崇拜对象，狩猎是满洲生产方式，萨满是满洲精神信仰。所有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我看未必，这些图案信息分明是满洲人先祖遗留在贝加尔湖通古斯地区的祖源密码。

最新考古成果也证实，贝加尔湖和黑龙江地区的互动古已有之。吉林大学考古系副教授冯恩学发表于2002年第1期《北方文物》的《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一文，对比了前苏联奥科拉德尼克夫院士公布的贝加尔湖舍石金岩画与辽代墓葬的壁画[17]，发现了两者在马鬃的装饰手法及游牧出行场面上的惊人相似性，冯恩学博士[18]认为舍石金岩画可能受到过契丹的影响。在舍石金岩画中还发现了两个面具岩画，这两个面具岩画与与辽代契丹墓葬常见的金属面具极为类似，冯恩学博士认为这也可能是受辽国契丹文化影响的作品[19]。舍石金岩画分布在勒拿河上源的河谷山岩上，位于贝加尔湖北段的西岸山谷森林地带，以往是狩猎经济。前苏联奥科拉德尼克夫院士根据岩画的艺术风格和制作技术的特点，把这些岩画划分为若干组，其中在第二组岩画中有游牧车帐。这些表现游牧经济生活的作品反映出在贝加尔湖狩猎经济区新出现了游牧部落，奥氏在著作中称：“他们不仅从外贝加尔来，而且还从更遥远的黑龙江（上游）及其支流鄂嫩河河源来到这里”[19]。

冯氏和奥氏均认为贝加尔湖地区受到东部黑龙江流域的影响，而本人却以为：从两地壁画绘画技法及观察方法来看，贝加尔湖岩画的绘画手法明显停留在原始阶段，以平涂手法表现，且造型稚拙；而契丹壁画则明显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俨然一幅完整的中国工笔画，观察方法及绘画技法更为成熟。因此，本人以为，倘若是贝加尔湖岩画受到契丹壁画的影响，不会仅仅在绘画所表现的马鬃装饰法等社会风俗上受其影响，在绘画技法和观察方法上也必然受到影响。而缘何贝加尔湖岩画在绘画技法和观察方法上没有受到契丹壁画的影响呢？贝加尔湖岩画属原始人作品，并不像契丹墓室壁画那样有确切纪年，据奥氏判断，这些岩画的年代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都有。奥氏对这批岩画的断代主要是从绘画内容和技法上做出的推断，断代的准确性可想而知！如果用碳十四测定，众所周知，这个误差将会从万年、千年、到百年不等。而辽国仅在东北亚存在于916年至1125年这段不长的时间里，谁又敢保证这批贝加尔湖岩画中的某些图案确切出自辽国存在前后的这段短暂的历史中呢？在不能确定贝加尔湖岩画确切年代的前提下，就冒然将两地绘画一对一做对等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科学吗？得出的结论可靠吗？

因此，本人的结论是：从贝加尔湖岩画所显示的马鬃装饰方法、出行图及面具图案等文化信息来看，的确与契丹壁画有某种文化关联，但这种关联绝不会是契丹对贝加尔湖地区的影响，只可能是源自于贝加尔湖区的契丹人将当地风俗带到辽国的缘故。因为，两地绘画的关联之处仅仅在于绘画所表现的社会风俗方面，而非绘画技法方面，而一地对另一地的社会风俗影响往往是在大量的、漫长的人口交往中产生的，而贝加尔湖地区和辽国毕竟相距不算太近，相对先进的契丹人不会主动地、大规模地进入贝加尔湖荒僻之地。且从契丹史中可知，契丹在从东北亚出现到灭亡的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其发展方向是不断向南方的中国推进的，其向北返回黑龙江两岸，再向西折回贝加尔湖地区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也只会存在于偶尔的个体行为之中，绝不可能是大规模、经常性的群体行为。所以，在两地壁画中出现某些相似风俗这种情况只有“源自于贝加尔湖区的契丹人将当地风俗带到辽国”这一种可能。而且，贝加尔湖岩画在面貌上比高度成熟的契丹墓室壁画原始很多，这更说明这种可能的合理性。

从东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草原和森林地带游牧渔猎部族南迁现象中可知，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总是趋利避害的。贝加尔湖地区及更西、更北方的西伯利亚极其苦寒，生存环境总体不如黑龙江两岸的内、外东北地区优越。游牧、渔猎部族在向东、向南迁徙的过程中虽说也会出现某些迂回现象，但总体是从贝加尔湖或更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发，自西向东、自北而南首先进入内蒙古和外东北的。至于徙居外东北期间，不断受后续部族的挤压，被迫流浪到内东北则是后话。

据本人从地图上测量，贝加尔湖东岸距满洲近祖水达达徙居的黑龙江流域西缘石勒喀河下游的直线距离约为687公里，这个距离仅仅相当于上海到武汉的直线距离。贝加尔湖到黑龙江之间以雅布洛诺夫山脉为界，分布着多条发源于此山脉的东西流向的河流，这些河流的源头均很接近，从山脉一侧的河流越过最近的豁口可以轻松到达另一侧河流。沿着山间河谷，贝加尔湖流域的渔猎部族可以轻松抵达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的黑龙江流域。事实也是如此：较早的契丹和女真是这么来的；较近的满洲也是这么来的！契丹和女真在外东北客居了一段时间后即南下中原了；满洲近祖水达达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也在外东北客居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在一拨又一拨部族南侵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下被排挤到了内东北。

本人曾在《帝俄通古斯地区布里亚特老照片揭示的惊天骗局》中出示的一组照片证明了黑龙江流域的满人先祖和贝加尔湖地区土著的上述瓜葛。这组照片来自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档案及俄罗斯出版物，照片拍摄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帝俄末期和苏俄初期），拍摄地点位于俄罗斯帝国叶尼塞省通古斯和贝加尔湖地区。照片显示，当地的通古斯-蒙古系布里亚特部落男子发式和服饰与满洲人高度一致，表明两者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本组照片显示，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蒙古系布里亚特人的渔猎及饲养驯鹿的生产方式、萨满教信仰，剃发垂鞭习俗和布里亚特帽（红缨帽）等文化元素与满人完全一致。而帝俄叶尼塞省贝加尔湖东岸、南岸地区及西岸叶尼塞河流域从未进入过满清帝国的版图，为何这些“化外之民”竟与满人高度一致呢？也许有人会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说事，说出“贝加尔湖以东原本属于‘我大清’，是后来‘康熙帝’割让给了沙俄！”的浑话！但事实却是：14世纪末期，暂居于黑龙江流域的满清先祖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因其北方渔猎部族南下的压力南逃至内东北，1616年清国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建州一带发迹之初，其势力尚局限于内东北南部。17世纪30、40年代满清势力重返黑龙江流域，并逐步征服外东北索伦地区。当索伦血泊未涸之际，中国明廷即陷于李自成暴乱之厄，满人旋于1644年攻入中国。在1662年俘弑明永历帝[20]，彻底摧毁中国朝廷之前，满清还无暇多问来自大兴安岭以西的事务，其势力越过大兴安岭还得从多伦会盟说起。1688年，漠西蒙古（卫拉特蒙古）准噶尔汗国在葛尔丹汗率领下攻入漠北蒙古，情急之下，包括今蒙古国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内的整个漠北喀尔喀诸部蒙古连忙归附了满清。1691年满蒙双方于多伦会盟，标志着满清“保护”漠北蒙古的开始。而在此一年多前，迫于沙俄压力，满清已在《尼布楚条约》中将贝加尔湖以东包括尼布楚这一尚未控制的、因漠北蒙古的归附而带来的主权争议地区“割让”给了沙皇俄国，无奈地正视了沙俄在这一地区捷足先登的现实！

其实，如果从1657沙俄正式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尼布楚和雅克萨据点算起，截至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为止，沙俄对这一地区的实际占领已经有32年之久了。

贝加尔湖位于大兴安岭以西和漠北蒙古以北，在未降服漠北蒙古之前，满清势力绝不会率先取得贝加尔湖地区的统治权的。事实上，原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多数蒙古部落如科尔沁、乌拉特、茂明安等部早已南迁了，留在当地的布里亚特诸部早在1631至1656年间就已被俄罗斯完全征服。在此期间，俄罗斯人分别于1632年在勒拿河流域建立雅库茨克据点；1644年靠近楚科奇建立下科雷马斯克据点；1649年在鄂霍茨克海沿岸建立鄂霍茨克据点。沙俄在这些地方的扩张除了遇到过当地土著的零散抵抗外，没有遭到蒙古或满洲等任何大国的质疑和制止，但当1657年沙俄在贝加尔湖以东建立尼布楚和雅克萨据点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两个据点的建立直接威胁到满清在外东北的势力，因为尼布楚处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进入外东北的迁徙通道上，而雅克萨则直接位于外东北。雅克萨沙俄据点的建立，使俄国殖民势力与满洲殖民势力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碰撞。如前所述，外东北（索伦）地区已于1640年之前先行被满清占领，因此，雅克萨就成为沙俄势力与满清势力在外东北（索伦）西部地区的交汇点，这个沙俄据点的建立不可避免地招至满清的干涉。雅克萨之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1]。从满清发迹至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这个前所未有的通古斯帝国是绝不会主动放弃那怕一丁点已经到手或将要到手的利益的。正因为当时满清势力尚未跨过大兴安岭，而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不断，无暇顾及这些边缘弃地，所以，当贝加尔湖东部地区遭到沙俄侵吞蚕食的时候，满洲和蒙古均鞭长莫及，而当沙俄势力抵达外东北（索伦）满清势力范围之后，满清便会立即发兵干涉。

满清势力尚未抵达贝加尔湖东岸的情况从满清尼布楚谈判首席代表索额图的言语中也可得到印证。据1688年离京前索额图对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所言“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22]”这番话的语气可知，尽管索额图处处以主权国的语气陈述贝加尔湖东部尼布楚等地的部族归属，但关于这片土地的基本情况却均为其本人“察”之所得！可见，尽管贝加尔湖周边至叶尼塞河中下游曾是通古斯系满人先祖的流浪之地，但数百年后，发迹后的满人后辈对此地已非常陌生。准备“衣锦还乡”的索额图对这一穷乡僻壤的历史风土已无所知，否则也不会在这番议论的开头用个“察”字了！

之后索额图首次启程前往贝加尔湖南岸色楞格与沙俄交涉。1688年6月，索额图等行至漠北蒙古喀尔喀地方，正值准噶尔部噶尔丹大举侵犯，被阻回北京[23]。此事件再次证明，当时满清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漠北蒙古，更不用说漠北以北的贝加尔湖东部地方了！形势危急之下，沙俄当局和满清均积极争取漠北蒙古的投靠。满清除担心沙俄在这个节骨眼上继续威胁外东北，使其陷于两难之境外，更担心俄国进一步插手蒙古事务，导致蒙古问题于满洲更为不利。因而，满清迫切希望同沙俄在尼布楚问题上达成和解，以便集中精力打击准格尔汗国这个竞争对手[24]。为此，满清积极利用准格尔汗国对喀尔喀蒙古的压力，做好其寻求满清庇护的准备；同时，为防止俄国拉拢喀尔喀蒙古，满清巧妙利用俄国所不具备的、清国与蒙古各部之间错综复杂的血缘和利益瓜葛等外交资源，终于使喀尔喀蒙古各部于同年举旗投清。之后，满清又以喀尔喀蒙古归附而带来的尼布楚弃地的归属问题作为迫使沙俄在外东北让步的交换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终于和清国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外东北领土问题、及漠北蒙古事务上达成妥协，而满清也正式于《尼布楚条约》中承认这块早已被俄国实际占领多年的喀尔喀蒙古弃地属于俄罗斯沙皇国[25]。

可见，贝加尔湖地区从未被纳入到满清帝国的版图，且与满清的统治中心非常遥远，满清的文化霸权绝不会施加到这里，但为什么这里的部族发式和服饰会和满洲人高度一致呢？这里会不会就是满洲近祖水达达的出走之地呢？联系前文所述：满洲近祖水达达进入外东北的时间上限绝不会超过猛哥帖木儿其父挥厚很久，挺多也就是蒙元以后的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因为满洲先祖从贝加尔湖祖源地出走时间尚不算太长，故而能与这里的布里亚特人在诸如发式、服饰、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面貌上保持高度一致！

布里亚特人是今贝加尔湖地区的主要居民，其主体为豁里（也译作“浩里”或“霍里”）部。布里亚特人很崇敬天鹅，这与他们以水为邻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且贝加尔湖及东岸巴尔古津河周边有茂盛的森林，因而，他们同当地很多部落一起被蒙古人称为“林木中百姓”，以区别于在草原上游牧的“毡帐中百姓”。实际上，布里亚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迥然有别于蒙古人，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精神信仰与通古斯人更为接近。波斯史学家拉施德说，“他们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禹儿惕（禹儿惕即领地）在森林中。……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可见，他们作为森林部落的“林木中百姓”，在文化形态上属于狩猎族群，完全不同于草原游牧族群，甚至在心理上是抵制草原游牧生活方式的，以至于要是让他们去放羊，他们会“悲伤得上吊”[26]。

布里亚特人的族源问题非常难解。关键在于远古时期，布里亚特及其周围的部族，其文化都比较落后，历史典籍成文的年代很迟，因而对于布里亚特部落的文字记载非常少。即使是最早记录布里亚特人情况的《蒙古秘史》，其成书年代也仅在13世纪40年代，而且非常简略。后期成书的《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蒙古风俗鉴》等书的记载也不多。

据《蒙古秘史》记载，布里亚特人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第二年，即1207年被其长子术赤奉命西征而降服的一“林木中百姓”部落，名为“不里牙惕”。至此，原为通古斯系的布里亚特成为蒙古部属，并逐渐蒙古化。前苏联学者库德列斯夫在论述布里亚特人的形成过程时也认为：“浩里布里亚特人（也译为“豁里布里亚特”或“霍里布里亚特”，是布里亚特部的主体。）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贝加尔湖附近生活，他们同后来迁来的蒙古人融合起来，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础。”但是，浩里布里亚特人并不是贝加尔湖附近的唯一居民，与其为邻的还有通古斯系埃文基人（中国称鄂温克和鄂伦春）的祖先。

库德列斯夫描述的布里亚特人血统、文化族属和组织方式可从中国明朝外东北索伦人中略见一斑。渔猎于外东北的索伦部原是来自于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蒙古系部落，其内部除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等直系通古斯血缘之外，还杂居有蒙古系达斡尔人。所以，索伦部是布里亚特等通古斯-蒙古系部族在血缘和文化上共生的一个缩影，可以作为直观认识布里亚特血缘及文化族属的一个活教材。索伦部中的鄂伦春和鄂温克是起源于贝加尔湖地区的一支最古老的通古斯人，是通古斯系民族——北通古斯的两个分支，与布里亚特人同属蒙古人种贝加尔类型[27]，他们被俄国人统称为埃文基人；而达斡尔人是契丹后裔，属于蒙古系民族。由于近几百年来蒙古系达斡尔人和通古斯系民族在不断迁徙中相互靠近，所以彼此在语言和血缘上逐渐趋于混同。

可见，在蒙古势力尚未深入到贝加尔湖以前，布里亚特人实际上属于通古斯世界，当蒙古部落从蒙古草原扩散到到贝加尔湖一带后，布里亚特人中才逐渐加入越来越多的蒙古血缘，蒙古文化和通古斯文化在布里亚特人中呈现共生的局面。

史料记载也明确显示，近代布里亚特人混有通古斯系、突厥系、蒙古系多支族源：

（一）跋野古/巴尔虎（Bayerku/Bargut）

跋野古部落（又译为巴尔虎）是贝加尔湖较大支流巴尔古津河流域最古老的古代部落，这个部落以古突厥铁勒部落之一——跋野古部的身份首次出现在中国史籍中。跋野古为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厥史料中称他们的领袖为Irkin。他们最初的领地在漠北，其后，可能因为契丹或回鹘的扩张，他们迁入贝加尔湖两岸。此时，贝加尔湖南部两大部族正在混战，最终，一支混有突厥和通古斯双重血统的骨力干人（Gurykan）被具有蒙古渊源的豁里—秃马特人（Polecat—tumat）打败，豁里—秃马特人成为此区域的霸主。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之中，跋野古逐渐演化为蒙古部落，并成为布里亚特族源之一。

（二）篾儿乞特（Merkit）

篾尔乞特曾于今贝加尔湖东南部地区创建过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分为Uduit、Uvas、Asakhan三部，另据史籍记载为木丹（Mudan），秃答黑邻（Tudaklin），只温（Jiun），兀合思（Uhur）四部。1204年，篾尔乞特联盟被击溃，他们逃到北部的巴尔虎津（贝加尔湖东岸）地区，并在那里组织了多次抵抗但均以失败告终。其后裔汇入布里亚特。

（三）骨力干/火儿罕（Kurykan）

在5世纪中叶至6世纪初，贝加尔湖南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古代文明，命名为Kurumchin文化。这个文明的创建者为骨力干（Kurykan，铁勒部落之一，史集中写作火儿罕）。近代学者认为骨力干含有古突厥人（突厥系），古埃文基人（通古斯系），古布里亚特人（通古斯-蒙古系）等多血缘成分，其中突厥成分处于主体地位。后来，骨力干人被豁里—秃马特人击溃，北上逃亡的部落形成了今天的雅库特人，留下的部落则演化为布里亚特人。

（四）豁里—秃马特（Polecat—tumat）

豁里也译作“霍里”或“浩里”。根据《蒙古秘史》记载，豁里—秃马特部落的祖先豁里剌支台自贝加尔湖地区迁徙到蒙古布儿罕山，在那里他与蒙古部的首领相遇。后来豁里剌支台把女儿阿兰—豁阿（史集说她是弘吉剌特部人）嫁给蒙古黄金家族的始祖朵奔篾儿干（Dobun—mergen，《元史》中作托奔默尔根。），阿兰—豁阿之子孛端察儿的子孙繁衍为日益众多的氏族和部落，组成孛儿只斤部。豁里—秃马特部落并没有在布儿罕山停留太长的时间，他们可能迫于契丹的压力最终返回了贝加尔湖。并在那里同骨力干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并取得胜利。13世纪，豁里—秃马特部已分为两支，即豁里与秃马特。当叶尼塞河流域的秃马特部起义反对成吉思汗时，巴尔古津的豁里部落并未参与。豁里部落是今豁里布里亚特（也作“浩里布里亚特”）的直系祖先。

当代普遍认为布里亚特人属于蒙古系民族，但据史料分析，布里亚特人很可能是从原始通古斯人中演变而来的。且布里亚特人自己也只承认他们是西伯利亚的一支土著部族，受过蒙古族的统治。无论怎样，蒙古化的布里亚特文化中继承了大量通古斯文化基因是不争的事实。

对比帝俄叶尼塞省档案照片可知，布里亚特人与满人在发式和服饰上具有惊人的相似处，而前文探究可知，布里亚特人重未遭遇过满洲的强权统治，为何两者在发式和服饰上出奇地相像呢？满人是不是布里亚特人最近分化出去的一支呢？本人对比两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发现，这种可能性极大。

最能证明布里亚特人和满人有关系的证据是他们共同的萨满教信仰。早在西元前3000年，贝加尔湖地区的各布里亚特祖源民族就已经有了图腾崇拜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信仰体系，产生了主持宗教仪式的女性萨满——“乌特干”，这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则产生了男性萨满——“博”。这种原始宗教信仰一直持续到阿拉坦汗从16世纪末开始使用政治强权推行藏传佛教时期为止。阿拉坦汗的强制措施导致布里亚特人不得不接纳藏传佛教，一时间，佛教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本信仰，但萨满教却从未离开过布里亚特人。从17世纪开始，布里亚特人将传统的萨满教和外来的佛教结合起来，既遵从了阿拉坦汗的强制，又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信仰[28]。

与布里亚特人一样，清国时期满人的主要信仰是藏传佛教，但同时，满人仍顽强地坚持着萨满教传统信仰。满人入驻中国皇宫紫禁城以后，于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年间特地将原中国（明朝）皇后的寝宫——坤宁宫（西暖阁）改为萨满教祭祀的场所。这里每天早晚都有祭神活动。子夜三刻，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在朝霞中缓缓打开，最先进入的，是一个着装诡异的老妇人和两头活猪，这位老妇人便是准备前往坤宁宫祭祀的萨满。凡是大祭的日子，和每月初一、十五，清国魁首和配妇都亲自祭“神”，然后再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美其名曰“分福”[29]。

除共同的萨满信仰之外，布里亚特人和满人的祖源神话也惊人相似。布里亚特祖源神话和满洲祖源神话都源于天鹅仙女，且神话的开头都是一群天鹅仙女下界到湖中嬉戏，正巧被其先祖窥见，先祖顿生异念，便悄悄抱走仙女蜕在湖岸的羽衣，使天鹅仙女无法回到仙界，只得与其成婚，并生育子嗣。后来仙女都设法弄回被丈夫偷去的羽衣返回仙界，而仙女留在人间的子嗣就是组成布里亚特或满洲各主干部落的的祖先。所不同的是，布里亚特人的“罗曼蒂克”神话是以一个男性先祖和七仙女中的一个仙女共同展开的[30]，而满洲祖源神话开头是三兄弟和三个仙女一对一展开的[31]；布里亚特祖源神话中的天鹅仙女下界的嬉戏之处是贝加尔湖畔，而满洲祖源神话中的仙女下界之处是长白山天池（此长白山并非特指，据考证为外东北某地。）；布里亚特祖源神话是七个仙女中的一个和男主人公的“罗曼蒂克”，而满洲祖源神话是三个仙女和三兄弟的罗曼史；布里亚特祖源神话中的天鹅仙女为男主人公生下了十一个儿子，十一个儿子是同胞兄弟关系，分别是布里亚特十一个氏族的先祖，而满洲祖源神话中的仙女三姐妹则每人各为其夫生下一个儿子，三个儿子是堂兄弟关系，分别是满族三姓始祖。

满洲祖源神话的上半部分有明显的布里亚特痕迹，是直接从布里亚特祖源神话移植过来的。布里亚特祖源神话到此就结束了，但满洲祖源神话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下半部分——统一三姓部落的英雄人物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的传说，而布库里雍顺才是大一统满洲族的真正始祖！

话说，三位仙女上界以后茶饭不思，为人间子嗣牵肠挂肚，适逢第九百九十九天王母娘娘开蟠桃会，便借机下界查看。天上一天，地上便是一年，此时凡间早已物是人非，三姐妹的后人虽一如其夫一般勇武无比，但却相互攻伐，彼此不睦。三位仙女忧心忡忡，无计可施。返回途中她们再次在天池沐浴之际，一只喜鹊口衔含红果诱使年龄最小的小仙女佛库伦吞下，遂而受孕，产下英俊的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受天鹅仙女嘱咐，顺江而下来到了三姓地方，被共举为部落酋长。他率领三姓地方的人们，创立了鄂多哩（斡朵里）城。

满洲祖源神话的下半部分出现的王母娘娘、蟠桃会、天地时间换算法等事物和情节带有明显的汉族文化痕迹，证明此满洲祖源神话肯定定稿于满人主体斡朵里部从外东北迁往内东北建州之后。因为从建州女真时代起，满人才更直接的接受到中国文化的系统熏陶，并将中国文化元素吸纳进满洲文化之中。同时，从满族神话以爱新觉罗家族始祖为满洲大一统的精神领袖可看出，此神话很可能并非流传于满族人中间的最早、最原始版本，且可知其润色年代并不久远。

除以上证据外，联系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叶尼塞河流域档案老照片中显示的，与通古斯系有着极深渊源的布里亚特人的发式和服饰来看，同为通古斯系的满洲极有可能是在蒙古勃兴之初遭遇成吉思汗之子术赤攻击的、尚未蒙古化的布里亚特先民——通古斯系“不里牙惕”外迁的一支。

由于通古斯人和蒙古人相互交杂在一起，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这种血缘和地缘上的天然联系必然导致通古斯人和蒙古人在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因此，欲追溯满洲种族及文化来源就不能不关注通古斯系和蒙古系在血缘及文化上的共生现象。

据史料分析，蒙古勃兴之前，今俄罗斯叶尼塞流域通古斯地区蒙古化的布里亚特先民被当时的蒙古称为“不里牙惕”。不里牙惕是后来蒙古化的布里亚特的直系先祖，他们在被蒙古降服之前已经形成了以萨满信仰和渔猎生产、生活方式为显著特征的通古斯系原始文明，是比较纯粹的通古斯系部族。1207年术赤入侵之后，伴随着蒙古人的勃兴和崛起，“不里牙惕”中的一部分人被迫沿着贝加尔湖和黑龙江之间的河谷地带向东迁徙，最终抵达黑龙江流域胡里改地区，从而保持了通古斯系的相对纯粹性，这就是满洲近祖水达达。而留下来的“不里牙惕”则吸收了一些北方蒙古系部落的血缘和文化成分，逐渐发展为蒙古化的布里亚特。1279年之后，由于蒙古征服并统治了中国，在汉文明的加持之下，蒙古社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相较于通古斯系的文化高势能，在蒙古系和通古斯系相互交织的血缘和文化交流中，大量蒙古文化习俗被留下来的“不里牙惕”借鉴过去。据史料记载，蒙元帝国把布里亚特前身——“不里牙惕”纳入草原封建帝国的政治系统内，归岭北行省管理，大可汗把黄金家族中的小汗派到“不里牙惕”行政，并把蒙古草原封建社会和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到这里，逐渐将森林中的通古斯系部落同化为蒙古系的一部分。

当然，文化习俗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蒙古征服期间，蒙古文化及习俗做为相较于通古斯的高势能文化而被留下来的布里亚特先祖“不里牙惕”借鉴，同时，通古斯系“不里牙惕”的文化习俗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蒙古。

1368年蒙古被逐出中国，蒙古势力开始在东亚、东北亚及西伯利亚衰退，而此时，在蒙古入侵之初被迫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和贝加尔湖地区迁出、并在内、外东北兴起的一支通古斯系“不里牙惕”——水达达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实力大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通古斯系民族集团——满洲。1644年之1683年之间，通古斯系满洲不仅彻底征服了中国，同时也于1691年多伦会盟之后彻底控制了蒙古地区，通古斯的文化习俗也因而在满洲蒸蒸日上的征服气焰中大肆彰显，并随其军事和政治霸权被强行推广到包括蒙古地区在内的几乎整个东亚大陆。

通古斯系满洲和蒙古最显而易见的文化共生和差异体现在两者的服饰文化上。

关于蒙古服饰，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即蒙据时期蒙古服饰和满据时期蒙古服饰是有很大差异的——13至14世纪蒙古大征服时期蒙古人的服饰受汉族服饰影响，为交领右衽，衣服风格较为素净，无琐碎细密花纹；这时期的蒙古发式为髡发，前额留海，两鬓各挽结三条辫子，头戴瓦楞帽。但经历通古斯满清统治后，服饰形制骤然变为右偏襟，以纽扣穿结，花纹图案繁杂细密；发式也突变为剃发结辫，头戴布里亚特帽（红缨帽），其服装风格和几百年前的蒙古人服装风格截然不同。因此，本人推想，蒙古服饰文化在蒙古势力衰退之后的几百年间肯定发生过某种断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蒙古服饰将会沿着蒙元时期的风格发展下去的，最起码不会发生从交领右衽到右偏襟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发式也不会从髡发式兀地变为编发式。

关于这个变化过程，这里出示通过一组图片加以说明：

第一张照片就是《元国成宗像》，这张古画显示蒙古大征服时期蒙古族服饰受汉族服饰影响较大，为交领右衽，衣服风格较为素净，无琐碎细密花纹；这时期的蒙古发式为髡发，前额留海，两鬓各挽结三条辫子，头戴瓦楞帽。

由于帽子的遮挡，我们难以一睹蒙元国（中国蒙据时期）成宗完整的髡发发式，我再出示第二张图片——《事林广记》中蒙古官吏玩双陆插图，方可一睹蒙古大征服时期蒙古人髡发之大概。《事林广记》是中国宋朝和蒙据时期流行较广的一部日用类书，成书时间约在中国南宋绍定年间（1228年至1233年）之后，由福建崇安五夫子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镇） 陈元靓编撰。原本失传，现存中国蒙据时期（元国）、中国明朝和日本刻本多种。

为了让大家对蒙古髡发有个更直观的了解，我再出示第三张资料图《蒙古发式复原图》。从这张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所谓髡发即是剃去头顶部的头发，留下前额和周边的余发，并编成数条辫子挽扎起来[32]。

我出示的第四张和第五张图片是拉施特《史集》中的两幅插图。拉施特《史集》是14世纪初伊儿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拉施特奉合赞汗和合儿班答汗之命，主持编撰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插图显示，14世纪初期蒙古服饰为交领右衽的仿汉样式。

第六张图片是中国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最早的弘法中心美岱召的一幅壁画——《俺答汗家族供养人像》。中国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蒙古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十七世孙土默特部俺答汗（孛儿只斤·俺答，生于1508年，卒于1582年。）受中国明朝皇帝赐封为顺义王，在土默川上始建城寺。万历三年（1575年）顺义王孛儿只斤·俺答主持建成第一座城寺，取名灵觉寺，后改寿灵寺，中国明朝朝廷赐名福化城。西藏活佛迈达里胡图克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来此传教，故又称此寺为迈达里庙、迈大力庙或美岱召（蒙古语“美岱”意为弥勒）。美岱召《俺答汗家族供养人像》壁画左侧下方的四个蒙古人坐像显示，此时的蒙古服饰仍为交领右衽的仿汉样式，发式为髡髪、前额留海，两鬓发下垂样式。

第七张是中国满据时期（清国）爱新觉罗·弘历年间（即所谓“乾隆”时期，1736至1796年）所绘的《木兰秋狝万树园宴乐图》，此时蒙古势力式微，通古斯系满洲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从画中也可见一斑——其右上角的蒙古服装仍有交领样式，但已经成为少数，显示这种传统的汉式蒙古服装有被满洲服装同化的趋势。

第八张和第九张是约1900年前后拍摄于清国蒙古库伦的老照片。此时蒙古服装已经完全变为满式对襟或右偏襟盘扣样式了，发式更和蒙古传统髡发大相径庭，变为通古斯系满洲样式。

联系前文出示的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馆藏帝俄叶尼塞省通古斯和贝加尔湖地区老照片，和俄罗斯书影中的帝俄贝加尔湖地区通古斯系布里亚特人影像可见，清国蒙古库伦老照片中的蒙古人服饰和发型与之何其相似！据此，本人推测：当蒙古在汉文明的加持下，以一种高势能文化降服布里亚特先祖——通古斯系“不里牙惕”时，既有蒙古文化对“不里牙惕”的影响，也有“不里牙惕”文化对蒙古的沾染。当蒙古被逐出中国，失去了汉文明加持之下的势能之后，其对通古斯系“不里牙惕”习俗的沾染必然大大增多。而当蒙古最后臣服于“不里牙惕”的分支后裔——满洲之后，在军事和政治强权之下，蒙古人最终彻底放弃了本民族的服饰传统，改剃通古斯系发式，改着通古斯右偏襟衣。唯此，才能解释为何蒙古传统的交领、髡发风俗经满清统治之后，会骤然变成右偏襟和编发习俗；也才能解释为何历经满清统治后的蒙古服装和发式，会与满清帝国统治势力从未抵达的、满洲人数百年前的祖源地——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和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人的服装和发式高度一致！而这一切只有一种可能，即：是通古斯系满人将其祖源民族——布里亚特先祖“不里牙惕”的发式和服装强行推广到包括漠南、漠北蒙古在内的几乎整个东亚大陆的结果！

我们知道，蒙古是从羁留在东北的鲜卑人中分化出来的，而鲜卑人本身曾经历过一场禁胡服的改革过程，因此，从鲜卑中分化出来的两个分支——蒙古和契丹的服饰也基本是交领右衽的汉服样式。这种传承关系体现了一种顺应先进文明的顺向同化意愿。不仅游牧部族服饰有汉化趋向，在此之前，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的民族服饰也早已汉化。而满洲凭借武力崛起之后，在军事强权下，除满清势力没有涉足的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四国之外，北方、西南等少数民族服饰形制均开始了一场被迫服从后进文化的逆向同化过程——大的服饰形制由宽袍大袖变为紧身窄袖，由交领变为右偏襟，由素净典雅变为花哨繁缛；发式则为剃发结辫式。

相对于鲜卑、契丹和女真等游牧政权来说，满洲政府在对待本民族传统方面更为固执，在从顶包宋代金国国号建国之初，到征服并统治中国的漫长岁月里，满洲顽固地坚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满洲先祖的汉化程度所决定的。满洲人祖上是从文明边缘地带的贝加尔湖通古斯故地走出来的，之后又长期徙居在今外东北。无论通古斯故地也好，徙居地外东北也罢，其地皆苦寒无比，人民鲜闻教化，文明程度相对于历史上的鲜卑、辽、金、蒙古来说更为落后。同时，满洲在发迹之前曾长期生活在内东北建州地区，这里虽比其祖上的徙居地外东北更容易接受汉文明的熏陶，但依然地处关外，与中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毕竟不如进入华北的鲜卑、契丹和女真那样密切。相比鲜卑、契丹和女真而言，满洲在入主中原之前，其民族特性更为显著，落后习性更为顽固。

1616年（中国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内东北反客为主不久，中国即陷于内乱分裂状态，满洲人乘此机会攻入山海关，通过玩弄政治权术，分化抗清力量，以汉制汉，各个击破的策略，以少量兵力非常侥幸而迅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猝不及防的巨大成功和投降汉奸的无耻丑态使满洲人对中国士大夫文化相当蔑视，助长了其自负的心理，使他们更加迷信武力，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更多地将其当成娱乐消遣的东西。比如历代满酋都热衷于搜集中国珍玩字画，实际上将中国文化置于优伶的境地。在这种心理下，满洲人在东亚大陆主导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极为罕见的通古斯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东亚世界。抛开这场去汉化运动对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东亚社会的深层破坏不说，仅以剃发垂辫为显著特征的满衣制取代峨冠博带为主要特征的的汉衣制之后的视觉落差，足以让人唏嘘不已！汉文明和文化风貌首先从视觉感官上，进而从精神内涵上被彻底蛮夷化！

由于通古斯满人的文明程度极低，本没有多少可资贡献给东亚的文化资源。但通古斯人和蒙古人比邻而居，往往相互交杂在一起，相对于通古斯来说，蒙古的文明程度略高一筹。因和蒙古人在血缘和地缘上的天然联系，在明显的文化劣势下，通古斯人在文化意识觉醒之初必然大量抄袭蒙古文化，同时，通古斯人又顽固地抗拒着蒙古人的同化，努力保留了本民族一些文化特性。如此而来，蒙古和通古斯在服饰文化上互有影响，互有渊源。特别是满洲崛起之后，通古斯服饰文化更对蒙古服饰产生重大影响。

清国政府非常重视服饰文化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为了分散蒙古民族的力量，减小控制蒙古的阻力，除在蒙古地区实行编旗划界、分而治之的“盟旗制”、“蒙古八旗制”和限制蒙古民族之间的正常往来外，甚至主张和提倡旗与旗之间的服饰差异[33]。在一系列政策导向和强制性措施下，从蒙据时期到满据时期，蒙古人的服饰形制发生了极大变化，其发式和服饰变得更加类似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通古斯发源地民族的服饰和发式。

考古证实，贝加尔湖地区是通古斯人的发祥地，距今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这里最古老的土著是埃文基人（当代中国称鄂温克和鄂伦春）。通古斯系埃文基人以捕鱼、采集野果和养鹿为生，他们被从贝加尔湖地区北上的突厥系雅库特人称为通古斯人，而这个称谓又被后来进入西伯利亚的斯拉夫系俄罗斯人沿用，成为今天对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所有民族的通称。在1579俄罗斯探险家叶儿马克率领哥萨克队伍开始侵入西伯利亚之前的漫长时期，通古斯地区曾迎来送往了突厥、蒙古等众多部族。通古斯人的社会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突厥和蒙古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古斯人毫无文化特征。历史迹象表明，在发式和服饰方面，最晚在明代中后期以前通古斯人和蒙古人是有区别的，关于这点前图已作了说明，恕不赘述。可以确信，在突厥文化和蒙古文化到来之前，通古斯文化已经萌生，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

如前所述，第一批出现在当地的人群是埃文基人。在与突厥系和蒙古系的多次文化交锋中，埃文基人通过多种方式把通古斯文化基因接种到突厥系和蒙古系的许多民族中，零散的通古斯文化遗存一直延续至今。史料显示，贝加尔湖地区的当代民族布里亚特人就与古今通古斯人有极深的历史渊源。尽管如今的布里亚特被认为是蒙古系，但与其他蒙古族群相比，布里亚特人更重视血统传承。自从约10世纪（或更早）起布里亚特人明确了自己的族系之后，伊吉利德八姓和宝拉嘎德七姓以及浩里（霍里）十一姓的布里亚特人就已经记住了自己的族系，直到今天，布里亚特人都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个人所属的部落和家族。由于氏族制度的稳定性，受其影响的婚俗、礼俗、育俗、丧俗，甚至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等各方面的制度、习俗、文化传统的传承都具有相当的连贯性[34]。

布里亚特氏族制度和文化的稳定性有赖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的保护。通古斯人的起源地贝加尔湖地区地处蒙古高原以北，避开了亚欧游牧部族东西迁徙的必经路线，且气候极为酷寒，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小，其氏族制度、服装和发式等文化特征相对稳定。贝加尔湖地区最晚一次受到的外来冲击是开始于16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入侵，但直到三百年多后的19世纪末期，这里的部族仍顽强地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发式、服饰和生活方式。这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贝加尔湖通古斯地区地处亚欧游牧部族迁徙路线之北，加之当地的苦寒气候限制了外来民族的大量涌入，使其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再加上布里亚特人对血统传承的重视，因而能在数百年时间里保持相对稳定的文化面貌。这点可从下面这幅俄罗斯油画中得到印证：

1631年，俄罗斯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二十五年后彻底征服了布里亚特人。从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时代（1685年）起，布里亚特人开始用狩猎所获得的兽皮向帝俄政府顶替钱币纳税。遇有不能如期缴纳者，俄国官吏竟掳去他们的孩子作为抵押，或者抢夺他们的牧场等生息之本。布里亚特人无法继续忍受这些暴行，便由嘎拉朱德姓杜拉巴拉登为首，由十一姓若干名代表组成了申诉组，于1703年骑马抵达莫斯科，同年2月25日拜见了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申诉了他们的苦难。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看到他们是异地异族之臣民，给予了特赦，于1703年3月22日下令西伯利亚公署，由该署向额日苏，尼布楚公署长官下令，要他们保证这些臣民在所在地区不再遭受压迫与刁难。此令于同年5月3日生效。《布里亚特人拜见俄国沙皇》这幅画既是俄罗斯人对这一事件的描绘。从画中可以清楚看到：经俄罗斯近七十年的统治之后，到1703年，贝加尔湖地区布里亚特人的发式及服装没有俄罗斯化；就这样又过了将近两百年，到1900年左右，布里亚特人的发式和服装仍和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时代相同，这清楚地反映在本文前面出示的19、20世纪之交的帝俄叶尼塞省老照片中。

中国唐朝时期，一些通古斯原始部族就已经从西伯利亚极寒地带抵达今中国东北地区，开始与汉族发生联系，汉人将这些来自遥远漠北地方的、成份复杂的渔猎部族笼统地称为靺鞨。起源于西伯利亚极寒地带的靺鞨人与汉族发生联系后深受影响，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势力迅猛进步。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自称“震国王”，建立政权。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加授忽汗州都督，始以“渤海”为号。762年，唐朝诏令将渤海升格为国。926年，渤海国为契丹国（辽国）所灭。

西伯利亚游牧部族的南迁是源源不断的，到了中国宋朝时期，后来的通古斯系各支系部族逐渐聚合成为一个新民族——女真。

“女真”最初只是一个庞杂的民族集合体的概称，类似于如今的泛突厥系。女真人从西伯利亚南下后曾广泛散居于今中俄界河黑龙江南北至日本海的广袤地区，他们的生存方式类似于西方的斯拉夫民族，都发源于森林，虽然包含有游牧的部落，但整体上并不完全以游牧为主。

散居于今内东北的女真人由一个族源复杂的族系基本形成统一民族的时期大约是在北宋末年。起初，女真为契丹国臣属，1114年，完颜旻（汉名旻，女真名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翌年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建都立国，国号金。1125年金灭辽，两年后攻陷中国宋朝都城汴京，尽占中原之地。金国作为社会生产和文教落后的游牧征服帝国，立国初期部落政治性质浓厚，问鼎中原后逐渐汉化。金国末年，入主中原的女真人社会相比于中国社会，其落后程度已经大大缩小。

女真人南下中原后，除燕国故地（辽东）的传统汉人居住区外，他们先前暂据的今内东北中部和北部一带又逐渐被众多新来的通古斯系部族陆续填补。

1234年金国为蒙古帝国所灭，蒙古人对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根据1183年（金国大定二十三年）金国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女真人有四百多万，而在蒙古大屠杀之后，残存的女真人仅有十几万，而这十几万的数据里还包括没有进入中原的生女真，由此可见蒙古屠戮之惨，已经基本把进入中原的熟女真灭了族。在经历战乱和屠杀之后，侥幸残存的那些数量极其有限的熟女真后裔也被继续汉化，最终，在蒙元占领中国期间颁行的“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35]”政策下把劫后余生的极少数汉化女真人视为汉人；将西北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大部编入蒙古。

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起源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和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系原始部族，迫于当地的苦寒和其他胡族的驱逐，沿着贝加尔湖和黑龙江之间的山间谷地，逐渐游荡至今黑龙江上中游和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一带的明朝奴尔干都司辖区。这支渔猎部族成份复杂，并在迁徙过程中融入了少量滞留在北方的、在四百年前先期抵达今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女真人后裔。对于近代之前最后一拨迁入中国的通古斯人来说，不用说与汉人相比，就是与先期抵达中国的通古斯女真人（宋代女真）相比，这些新来的通古斯人（明代女真，后称满洲）的文明程度也实在摆不上台面。但由于这支新来的通古斯人与滞留在黑龙江一带的女真人同为通古斯系民族，再加上内东北北部和外东北一带天寒地冻，距离中原和朝鲜都很遥远，人群杂沓不定，因此明朝和朝鲜史籍将其笼统称之为女真。而事实正如前所述：蒙古征服金国之后，对进入中原的女真人（为熟女真）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使其几乎如同同时期的西夏党项人那样被灭了族。

明朝史籍对女真和满洲前后两批次南下的通古斯部族的笼统叫法被后来被满人利用，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就定所建之国为“金”，企图把明代的满洲历史嫁接并顶包到宋代女真身上。满人入主中国之后，其后人更积极地把满洲和女真说成是满洲历史上一脉相承的两个时期，从而将满洲打扮成一支起源于中国东北的土著民族，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满洲对中国的殖民征服等同于中国历史中普通的王朝更替，从而为论证满清占领中国的合法性做铺垫。但其实就算是宋代女真，也是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流浪部族，而非中国东北的土著民族。这帮人于是将满洲在中国的历史上溯至唐代靺鞨身上；更有甚者，如阿桂之流奉康熙旨意所著的《满洲源流考》则干脆将满洲的历史上溯至中国上古三代的肃慎那里[14]！但史料却显示，即便宋代女真，在经历蒙古统治之后就已被杀绝，消失在茫茫历史中了！何况早已灭族达五百至千年以上的唐代靺鞨和上古肃慎呢！而已灭族的民族怎么会留下后代呢？

种种史料表明，宋朝女真人在蒙古统治时期已被灭族。换个角度思考，即便女真当时没有被灭族，那点人口也早在漫漫四百多年里被周边民族稀释殆尽了，根本不可能在几百年之后的明朝末年突然跑回东北去繁衍出一个庞大的满州族来。更况且，在宋朝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于1234年被蒙古帝国灭亡百年之后，才于1403年始以“建州女真”为号横行天下的明朝女真还处于渔猎兼游牧的奴隶社会，而宋朝女真早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已经步入定居的封建社会，他们的后代怎么可能会在与先进的中国交往了几百年之后，反而退化到渔猎兼游牧的奴隶社会呢？

徙居于中国明朝奴儿干都司辖区（今外东北和内东北吉林和黑龙江）的顶包女真人（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南下内东北建州后，中国明朝政府以一种前无古人的宽厚仁和安置了他们。中国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甚至远远高于汉族百姓。近代历史学家孟森[36]说：“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

中国政府对这些落魄的渔猎民的接济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时期，从永乐年间一直到万历四十五年，可谓仁至义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一年，即1616年（中国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客居今内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人（实为顶包女真）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率领之下便反客为主，在赫图阿拉裂地称汗，建立金国（顶包宋代金国，史称后金）；第三年，即1618年（中国明朝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就公开炮制所谓“七大恨”，将屠刀加之于内东北汉族人民的头上，并不断蚕食辽东领土。正值用武之际，为弥补女真人口的不足，顶包胡金政权大肆掳掠中国人口为奴，并以各种措施迫使被奴役的汉族人民放弃本民族衣冠习俗，加大同化内东北汉人的力度。

努尔哈赤发迹之初顶包金国国号，其人自称女真；至1635年，后金实力大增，其子皇太极遂弃顶包之名，改其族名为满洲，次年改国号为清。可见，满洲人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根据局势发展，在顶包异族这个问题上立场并不坚定：一方面，他们有极强的民族意识，当实力弱小之时，往往以顶包异族为掩护，壮大自身实力；当自身实力稍稍壮大之时，强烈的民族意识立即促使其为自身正名。又如，满清灭亡中国初期，其势正炽，汉沦为其刀下鬼，满洲可以毫无无顾忌地使用本族本国称谓；但有时处于笼络汉族合作者的需要，也在朝中违心地自称一下“中华”；到了后期，满清摇摇欲坠，终至土崩瓦解，满洲遗民有所顾及，便千方百计把满洲历史同历史上先期抵达中国的女真、靺鞨、肃慎等通古斯系民族联系起来，把满洲打扮成起源于中国东北的一支土著民族，以期论证满清取代中国的合法性。特别是当代满遗，阳称“中华”之名，阴行“满洲”之实，谁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呢？不得不承认，满人的障眼法十分高明！此法犹如寄居蟹寄居于螺壳中一般，看似海螺，实则非也！真是真真假假，真假莫辨。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叛军攻入北京，崇祯帝煤山殉国，中国内乱加剧。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胡清乘此机会占领了山海关外中国辽东的最后一片土地，并于同年5月28日在吴三桂导引下杀入山海关，十八年后彻底灭亡明廷。清国征服中国后，将扩张初期在辽东对待广大汉人的野蛮暴行推广至整个中华大地，在长达二百六十七年的时间里以血腥残暴手段肆无忌惮地推行剃发易服、屠城、圈地、投充、缉捕逃人、迁海、篡改典籍、文字狱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恶政[37]，中国人民及全部物质及非物质文化至此彻底沦为任满洲鞑虏宰割的亡国奴！中华文化被彻底蛮夷化。

值得重申的是，通古斯人是起源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地区的、散布于整个西伯利亚和东北亚地区的无数不同民族的泛称。历史上一波接着一波东迁和南迁的通古斯人并非出自同一个民族；而且，当他们的祖先从通古斯故地迁走之后，还不断有各色部落进入他们先前生活的地区，并继续上演着一拨一拨向外扩散的故事。因此，从唐代靺鞨、到宋代女真、再到明代满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关系，这三拨迁徙浪潮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之中，彼此互不相干，不存在历史的前后传承和递进关系。况且，西伯利亚极为广大，没有史料证明靺鞨、女真、满洲均起源于同一地点，就算假设他们都起源于西伯利亚某个同一地点，在你来我往的民族迁徙潮流中，这个假想地的部族人群在从唐代、到宋代、再到明代的一千年时间里也会换了一茬又一茬，三个时间点的文化面貌也必然大不相同！所以，靺鞨、女真、满洲三者的起源地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种族和文化瓜葛。

可见，历史上满人自称的所谓女真人后裔完全是子虚乌有，他们的真实身份即为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中南迁的一支。史料表明，满人企图顶包的宋朝女真人主体在明朝之前早已被蒙古人杀绝。至于明朝史籍中的女真称谓，仅仅是基于前代对外东北地区（金国胡里改路，蒙元开元路、水达达路，明朝奴儿干都司辖区。）渔猎部族的一种习惯叫法，并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现代民族学概念。奴儿干地区这些初来乍到的通古斯部族与北宋初年南迁至此的未汉化的原始女真人虽属不同族群，但却同属通古斯系，相同的渔猎及游牧文化基因决定了新老移民之间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况且，少量滞留在奴儿干地区的半汉化女真人后裔也被收编到这拨新移民集团之中，通古斯新旧移民之间这种纷繁复杂的关系难于条分缕析，故而笼统称其为”女真”。

收编异族人口是蓬勃扩张的通古斯满洲移民集团在用人之际弥补人口不足的惯常做法。前面说过，女真人主体在明朝时已经不复存在，满洲移民集团收编的散居在奴儿干地区的古代半汉化女真人后裔数量是极为有限的。除了半汉化女真后裔之外，很多被掳掠的汉人、朝鲜人、蒙古人也被同化到通古斯新移民集团之中。大量收编异族人口必然会对本民族文化造成冲击，但由于文明体之间天然的排他性，在通古斯人主导的社会中，异族的文化只能用来适应通古斯文化，而绝不能取代通古斯文化的主体地位。因此，在通古斯满洲移民集团中，通古斯文化本位是任何收编异族都无法撼动的，包括古代女真人！更何况，散居在奴儿干地区的古代女真人后裔数量并不多，根本不足以对通古斯新移民集团的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均反映在历史实物中。现出土的女真人文字和衣冠壁画实物与满洲文字和衣冠不啻天壤之别！

总之，由于先期抵达中国的通古斯系女真人经蒙古征服之后已基本被屠杀殆尽，极少数从蒙古屠刀之下劫后余生的女真人在之后的历史淘洗中也已灰飞烟灭，因此，他们和后期抵达中国的明代通古斯系满洲新移民之间没有半点血统和文化渊源。（李退山于2016年12月14日）

[1]柳条边是清国朝廷为维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而修筑，始筑于清国崇德三年（1638年），清国爱新觉罗·玄烨（康熙）二十年（1681年）基本完成，后来在部分地段有所扩展。清国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在西洋势力的打击下，清国严密的统治逐渐动摇，东北放垦弛禁，柳条边随之废驰。

辽、金、元、清这些从漠北或更加遥远的西伯利亚远道而来外来征服者，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十分低下的生产能力，难以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因此人数十分有限。当他们入主中国之后，为了控制人口众多的汉民族，防止汉民族对其僭祚构成威胁，除了建立民族等级制度之外，还无一例外地采用一种以少制多的“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所谓“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就是征服帝国将其统治区至少划分为“华夏”和“本族”两个地域，分别采用不同的统治方式进行统治。如契丹辽国占领中国中原地区后，将其统治区划分为南方的汉人区和北方的契丹区两个统治领域；蒙元国占领中国后保留蒙古岭北行省等。这里来自漠北的胡人征服帝国在汉胡二元区域内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民族地域的管理（如辽代的“南北面官制”）；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汉地的首都之外，其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征服帝国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如辽国有“四时捺钵”，元国有“二都制”）。总而言之，“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就是要保持一块本民族的根据地，禁止汉人进入该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该地域的传播，并且使之成为牵制中国人的力量。

清国在“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运用上除了修筑柳条边封禁东北外，其另一高妙之处是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运用到蒙古、西藏、新疆地区，以壮大牵制汉人的力量。在清国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清国爱新觉罗·胤禛（雍正）、清国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进入清国的版图。然而，清国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态度是将它们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禁止汉人与这些地区的人民接触，且明文规定当地人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在这些地区，清国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当地传统的社会制度，给当地人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国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相对汉人而言。比如，清国在颁发给上述当地领袖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当地领袖朝见清国魁首的路线也要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清国魁首接见蒙、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2]《满洲实录》为清太宗时修《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之别一种，又名《清太祖实录战迹图》，八卷。其书成于后金国天聪九年（1635年），绘有满洲起源传说及中国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后征战事迹各图，附以满、汉文图说。清国崇德元年（1636年）所纂之《武皇帝实录》，即取其图说另行编纂而成。《清太祖实录战迹图》于清国入主中国后被移存于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内。清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重绘，图说文字亦经修订。重绘版一部存上书房，一部送盛京崇谟阁尊藏，定名《满洲实录》。四十六年又抄绘一部藏于热河行宫。原本现已不知所踪。此书为研究清开国初期历史的珍贵资料，1936年伪满影印之《大清历朝实录》亦将其收入，另有1930年辽宁通志馆本。

[3]《满文老档》是清国皇太极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史书（档册）。记事起于中国明朝万历三十五年（清国天命前九年，1607年），迄于中国明朝崇祯九年（清国崇德元年，1636年），记载着清国人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的东北地域历史、经济、军事、文化等史料。中国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满文老档》最早是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夹杂有蒙古文。皇太极命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造，称为“加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清国天聪六年（1632年）后，《满文老档》又使用加圈点新满文，详细记载从清国太祖丁未年（1607年）到清国崇德元年（1636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实﹐并收录了当时后金与朝鲜﹑蒙古﹑明朝﹐以及与明叛将毛文龙等的往来文札。内缺清国天命七年（1622年）七月至十二月﹐及天聪七﹑八﹑九年（1633～1635年）部分﹐（其中清国天聪九年原稿本﹐1935年整理内阁大库时已被发现）。此书为研究清入关前满族的兴起﹑发展和社会性质以及东北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分布地域和语言文字的珍贵文献。老满文的《满文老档》原稿本37册﹐再加上1935年发现的3册﹐共40册﹐今保存在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亦称《老满文原档》。清国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仿老文件内字体﹐分页缮抄﹐删其重复﹐分装成180册﹐即“无圈点档册”。同时又按音抄出“有圈点档册”180册。今均移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将上述档册各重抄一部﹐原藏沈阳崇谟阁﹐今移藏辽宁省档案馆。

[4]满洲为族名，非地名。据民国二十三年据旧抄本重印版《满洲实录》满洲实录卷一载：“……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哩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外加注曰：“南朝误名建州”，此乃欲盖弥彰，其实等于说满洲即原来的建州。满洲是部族名称而非地名，指的是满族。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满洲一词，来源未久，表示部族之号，若肃慎、勿吉、女真，非地名也。”又据《满洲源流考》记载：“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5]《蒙古史》是意大利人普兰诺·卡尔平尼（约1182～1252年）Piano Carpini，Giovanni de于1245—1247年作为教皇使节出使蒙古汗廷（出使经过见本书《中外关系》章）归来所写的报告，分九章，前八章分别记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习俗、国家、战争、被征服国家、对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叙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宫廷的情况。这是欧洲人根据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蒙古的第一部详细报告，同时人文森特（Vincent deBauvais）的百科全书式名著《大鉴》（Speculi Majoris）第四部《史鉴》（SpeculumHistoriale）中收录了其部分内容。普兰诺·卡尔平尼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历任德国、西班牙、萨克森等教区的大主教。1241年，蒙古军攻入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欧洲震惊。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并先派遣教士出使蒙古，劝说他们停止杀掠和侵犯基督教国家，并了解蒙古人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当年 4月，普兰诺·卡尔平尼携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从里昂出发，取道孛烈儿、斡罗思，于1246年4月，抵达也的里河（今苏联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汗。拔都命他前往蒙古觐见大汗。7月，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 8月，参加了蒙古诸王大将推举贵由为蒙古大汗的盛典。11月，他带着贵由汗答教皇的诏书仍由陆路西归。1247年秋，回到里昂，向教皇复命，并呈上贵由的诏书，以及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他根据耳闻目睹，在该书中生动具体地记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宗教、政治、习惯法和蒙古军队组织、武器、作战策略等情况，及其旅行历程，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6]普兰诺·卡尔平尼《蒙古史》称蒙古人有四种﹐其一种为Su-mongol﹐即水蒙古。《黑鞑事略》记载﹐被蒙古“残虐”的诸国之中西南方有“斛速·益律干”（原注“水鞑靼也”）。

[7]《黑鞑事略》是由中国南宋使臣彭大雅撰写、并由同代人徐霆作疏的蒙古的见闻录。彭大雅（？～1245年），字子文，中国南宋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嘉定进士，官朝请郎。绍定五年（1232年）蒙古遣使来议夹攻金朝事，中国南宋遣使报谢，为书状官随行，将亲身见闻写成《黑鞑事略》（同代人徐霆作疏）。这部著作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是研究蒙古开创历史的珍贵资料。彭大雅曾修筑重庆城防，在历史上遏制了蒙军的灭宋进程，然而就在彭大雅筑城竣工，与敌鏖战之时，因功高受人嫉恨，被屡进谗言，昏庸的宋理宗将他革职查办，不久贬为庶人，发配赣州，后于忧愤中死去。淳祐十二年平反，追录彭大雅创城渝州功，复承议郎，官其子。蜀人怀其恩，为之立庙。谥忠烈。

[8]彭大雅《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蒙古“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斛速益律子为斛速益律干之误，是蒙语usuirgen的音译，意为“水百姓”。这种斛速益律干，是指东女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当时尚未宾服蒙古。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代已经出现。它实际是斛速益律干的汉语意译。这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惟尚未专属之。入元以后，达达的涵义日渐专一；同时水达达作为非蒙古族而使用达达名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国相始终。不过，为说明水达达与达达的一般内涵之间的区别，元国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直与水达达连称，或谓女直水达达，或谓水达达女直，用以指明水达达的真正族属。

[9]孙进己，1931年5月生，江苏无锡人，1957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朝鲜史学会顾问、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委员等。著有《东北民族源流》《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一》等著作三十余种，主编有《中国北方历代人物传记七卷本》《东北亚研究系列》二十余本，发表论文三百余篇，主编资料《北方史地资料》、《中国考古集成》《中国民族研究集成》等资料近三亿字。近著有《文明论》《俯仰天地之间四卷本》，《东北历史地理四卷本》《契丹民族史》《女真民族史》《蒙古语各族史》《文明和民族国家》等。

[10]水达达以捕鱼﹑捕青鼠和貂鼠或采珠（宋人称北珠而清人称东珠）为生﹐有简单的农业﹑养狗驾拖床（爬犁）﹐并善於造船﹐以此服役于元国的军队与驿站（狗站）。他们以名鹰海东青为贡品。元国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辽阳路等为捕捉海东青侵害其民﹐发生了吾者野人和水达达的反抗斗争。

[11]又说为蒙元国大德年间（1297～1307年）划开元路部分区域设置水达达路。据元国人记载﹐最初征东行中书省之下有合兰府水达达田地﹔后辽阳行中书省之下又有合兰府水达达路﹐管辖桃温﹑胡里改﹑斡朵怜（斡朵里）﹑脱斡怜﹑孛苦江五军民万户府。万户府下有阿速古儿千户所等以及其他管理水达达民户的机构。关于合兰府和水达达路的地望﹐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合兰府远在今朝鲜咸镜北道咸兴城南五里之古城。也有人认为它并不单独存在。水达达路之名虽数见于《元史》等书﹐但它与辽阳行省下的开元路辖区重叠﹐又无明显的区划与治所。因此﹐有的学者根本否认此路的存在﹐认为所谓“水达达路”只是指水达达的居住地﹔有的学者只否定了合兰府﹐但认为有水达达路﹐并分别出水达达路与开元路的地界。

[12]《明英宗实录》隶属《明实录》。《明实录》是中国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书中记录了从中国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约两百五十年的大量资料，具有重要史学价值，是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之一。 《明实录》共十三部，两千九百一十一卷，1600多万字，是有明一代史料的集大成者。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思宗崇祯朝、安宗弘光朝、绍宗隆武朝、昭宗永历朝因战乱无实录。

[13] 戴逸，中国历史学家，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1926年9月10日生。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中国历史教研室，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任副教授、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副主任。1978年任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现任校图书馆馆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及多种社会兼职。1981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戴逸早年从事中共党史教学，自1952年起，始进行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执教同时，潜心研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问题，均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1958年，撰写出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受到史学界和读者的好评。1973年始，又转而研究清前期历史。主编《简明清史》第一、二册，1986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并于1987年荣获吴玉章学术基金会历史学优秀著作奖。此外，还主编有多卷本的《清代人物传稿》（下卷），《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等。戴逸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届副主任。1986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专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12月17日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14]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此言引自《满洲源流考》第十四卷。《满洲源流考》是清国阿桂等奉敕纂修的民族史地志，也叫《钦定满洲源流考》，一共二十卷。《满洲源流考》体例近于方志，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历考有关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各类记载，以求辨明满族史、语言、地理、风俗源流。每门首列满洲有关事迹或御制诗文等，以示尊崇。然后汇辑中国历代史书文献中涉及肃慎、夫馀、挹娄、三韩、勿吉、百济、新罗、榦褐、渤海、金初完颜部、明建州诸卫等清国以前东北地区诸主要部族的记载，分考其族源、名称、居地、活动、风习沿革，以为序列，意图追溯满洲祖源。其编次之法，凡资料皆分部族、按朝代排列，各为标目，如部族门之“肃慎”、“夫馀”，疆域门之“兴京”等，间加夹注，每标目之末复为案语，考其流分合之迹，并据辽、金、蒙、满语辨其古今音读之讹及诸书记载之异同。由于此书完全秉承清国皇帝旨意而作，记及考证的主题又围绕着清国统治民族及其祖先，编修者颇受束缚，故使诸多问题的深入考察受到影响。本书有乾隆武英殿刊本及1932年奉天大同学院铅字排印线装本。阿桂（1717～1797年），字广庭，姓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后改隶正白旗。清国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以父荫授大理寺丞，历迁吏部员外郎、江西按察使、内阁学土。二十四年，清廷平定南疆集占的叛乱，受命在那里驻军，处理善后事，建策督造农器，实行屯田。后赴西南边疆，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名，今属四川）叛乱，因功授武英殿大学士。四十二年，奉旨和于敏中、和坤、王杰、董浩等同任总裁，主持编纂此书。另由平恕、戴衢亨任总纂校官、麟喜等十二人任纂修，负责具体编写工作，书成后，经清国乾隆帝审定才颁布，所以题“钦定”二字。

[15]所谓生、熟女真，是契丹人把南方受汉文明影响程度较高，与其统治中心较近的一部分女真编入户籍，称熟女真；而北方比较偏远的、更为落后的女真就是生女真。相比中国，契丹和熟女真已经够落后了，而生女真则更与中国鲜有交往，甚至根本不知中国为何物。关于女真及其“生”、“熟”的定义，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两点：一、女真只是对众多通古斯系渔猎部族的泛称，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二：就渔猎或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来看，一个地区在地理空间上来说是静止不动的，而活跃在其上的渔猎或游牧部族则是变动不居的，这些部族有新来的，有后到的。大东北地区（外东北和内东北）的通古斯系部族均是一拨一拨从西伯利亚南迁而来的，这些部族的迁徙方向是不断向南的。游牧、游猎部族越往南方迁徙就离中国越近，其接触文明的机会就越多，文明程度相对于滞留在北方或后来的通古斯部族就越高，故称南方通古斯系女真为熟女真，北方通古斯系女真为生女真。可见，女真的生或熟更多是一种依据文明程度的划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非特指，其中的部族也并不固定，它们处于不断的更替之中。

[16]《朝鲜王朝实录》，又称《李朝实录》，记载朝鲜王朝始祖太祖到哲宗的二十五代，共计四百七十二年（1392～1863年）的历史。《朝鲜王朝实录》以君主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以编年体汉文记录，载有君主敕教、大臣疏启、法律条文、外交文书、君臣对话、重大事项讨论记录等，内容涵盖朝鲜时代的政治、外交、军事、制度、法律、经济、产业、交通、通讯、社会、风俗、美术、工艺、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前三代君主的实录以手稿形式呈现，书法艺术卓越。此后的史志均用铜版或木版活字印刷术印制于上等的纸张上并使用上好的装帧。每一卷史志都是其所在时代的文化和技术的典范。《朝鲜王朝实录》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提名表中介绍，“《朝鲜王朝实录》记录了二十五代君主的统治史”，“其中三位君主的政绩最为卓著，分别是：征服高丽并开创朝鲜王朝的首代君主太祖李成桂，创制了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并致力于科学发展的第四代君主世宗大王李祹，以及设立王室图书馆奎章阁、繁荣了文学和艺术的第二十二代君主正祖大王李祘”。这些实录以资料丰富而著称于世，不仅是研究朝鲜历史的重要文献，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东亚历史也极具价值。

[17]前苏联奥科拉德尼克夫著《舍石金岩画——贝加尔湖沿岸古代文化遗存》，伊尔库次克1959年。

[18]冯恩学，男，汉族，1963年6月生于黑龙江省富裕县，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副教授。

[19]《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总第69期，《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前苏联的奥科拉德尼克夫院士在著作《舍石金岩画——贝加尔湖沿岸古代文化遗存》中，公布了在前贝加尔湖的勒拿河上源的舍石金发现的大量岩画。这些岩画不是一个时期的作品，作者认为这些岩画的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都有。奥科拉德尼克夫根据岩画的艺术风格和制作技术的特点，把这些岩画划分若干组，并对每一组进行了年代考订。在这些岩画中有很多骑士像，奥科拉德尼克夫把含骑士像的岩画划分为两组，第一组是马鬃被剪成三花、两花形，属于唐代骨利干人作品。把表现游牧生活的、或艺术风格和凿刻方法不同于第一组的含有骑士像的岩画归入第二组。在第二组岩画中，有游牧车帐的岩画，他认为这是古代游牧的蒙古人中塔塔尔部的遗留作品。舍石金岩画分布在勒拿河上源的河谷山岩上，位于贝加尔湖北段的西岸山谷森林地带，以往是狩猎经济。这些游牧经济生活作品反映新出现了游牧部落，‘他们不仅从外贝加尔来，而且还从更遥远的黑龙江（上游）及其支流鄂嫩河河源来到这里’。奥氏是在1959年发表这部著作的。7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发现了辽代墓葬的壁画，对辽代契丹文化比以前有更加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今天再翻检这部著作，对照辽代墓葬资料，则发现被奥氏定为塔塔尔部的岩画具有明显的辽代契丹文化的特点。”

[20]顾诚《南明史》第十三章《永历朝廷的覆亡》：“在清廷诏告全国的同一天（1662年），朱由榔和他的眷属被押回云南昆明。昆明城中许多百性眼见皇帝蒙难，不免黯然神丧。当时一个目击者说:"永历之自缅归也，吴三桂迎入，坐辇中。百姓纵观之，无不泣下沾襟。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清军把朱由榔一家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高宅内。吴三桂等人认为如果押解赴京献俘，路途遥远，恐怕发生意外，建议就地处决，得到清廷核准。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烺和国戚王维恭的儿子被处死。”

顾诚（1934年11月28日～2003年6月25日），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49年前，分别就读于江西省立吉安中学、南昌一中。早在建国初期，顾诚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9月，顾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留系任教，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生前仅有两部专著面世：《明末农民战争史》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南明史》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一《俄国在远东的发展》：“俄人初越乌拉山而角逐于西比利亚者为雅尔马克，所带队伍仅八百四十人；其时在公历1579年，即明万历七年。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1638年--崇祯十一年，俄国的先锋队已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了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西比利亚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俄人发展到来那河流域的时候正是明崇祯年间。在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在东北的政治势力几可说是空前绝后，黑龙江全流域以及库页岛皆曾入明之势力范围。到天启、崇祯年间，辽河流域尚难自顾，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更无从顾及，明之旧业快要亡了。但满清遂乘机收归己有，在清太祖及太宗的时候，满人连年东征北伐。……17世纪中、俄的冲突根本是两个向外发展运动的冲突，俄国方面有新兴的罗马洛夫（Romanov）朝代，我国方面有新兴的清朝（清国）：可说是棋逢对手。……满清武功所达极北之点就是日后中、俄相持的雅克萨城，俄人称为Albazin。崇德四年（1640年），将军索海所征服的四木城之一，即雅克萨。入关以前，满人的势力虽已北到黑龙江及精奇里河，东到库页岛，并未在边境设官驻兵。被征服的民族有少数编入八旗，大多数仍居原地，按期进贡而已。直到康熙（爱新觉罗·玄烨）二十年，清朝（清国）驻兵最近东北边境者莫过于宁古塔。”

[2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尼布楚交涉》：“次年（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年初，他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汉员二人，张鹏翻及钱良择，及护军统领马喇带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往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团带有传教士二人，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及徐日升（ThomasPereyra），以助翻译。索额图等遵旨预拟交涉大纲如下：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退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忒术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2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尼布楚交涉》：“我使团于康熙（爱新觉罗·玄烨）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从北京启程，取道张家口，库伦。适此时喀尔喀与厄鲁特战，路途被阻。索额图等一面率领团员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国代表阻道的原委，并要求改期改地会议。果罗文指定尼布楚为交涉地点。次年（1689年）4月26日，我使团复由北京出发。”

[2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尼布楚交涉》：“康熙（爱新觉罗·玄烨）帝的实在理由或者是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的战已起，中国应速与俄国结案，以便用全力来对付蒙古问题。”

[2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尼布楚交涉》：“七月初八初次会议，果罗文提议中、俄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北）属俄，江右（南）属华（称呼有误，实为清国）。索额图则谓俄国应退至色楞格以西；以东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萨皆应属中国。双方皆要价甚高，故相差甚远。次日，中国代表首先减价：色楞格及尼布楚愿让归俄国，这是遵守朝廷的训令，也是我方预定的最低限度。果罗文付之一笑，以为该二处无须中国之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无进展……七月十二日，俄国代表一早就派人来问我方最后的决定。我代表团在地图上指出额尔比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谓河以东及山以南应归中国，河以西及山以北应归俄国，此外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辞退后，我代表遂派张诚及徐日升去探问俄方最后的决定，并声明外蒙古及俄国的界线应同时划清。果罗文以职权的限制，并以我国势力未到外蒙古，拒绝交涉蒙、俄界线。我方未坚持此点，但声明到厄鲁特及喀尔喀的战争平定以后，蒙、俄间的界限必须划清。”

[26]2009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批准立项，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呼伦贝尔分院承担的重点课题《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变迁》第四节：“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根据学者们对考古学资料的民族学分析，认为早在公元30万年前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先人就生活在自古以来就包括着现今贝加尔湖一带的所谓蒙古地区。最早记载他们踪迹的史籍是公元13世纪40年代写成的《蒙古秘史》，称他们为‘不里牙惕’。他们与被称为巴尔忽、豁里、秃剌思、秃马惕、斡亦剌惕、客列木臣、兀良合惕等部落生活在贝加尔湖东侧的叫做“巴儿忽-脱窟木”地区，被总称为‘巴儿忽惕’。‘巴儿忽-脱窟木’地区有巴尔古津河流入贝加尔湖，周边有着茂盛的森林，‘巴儿忽惕’生活在森林中，以渔猎为生，因此，他们被称为‘林木中百姓’以区别于在草原游牧的‘毡帐中百姓’。波斯史学家拉施德说，‘他们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禹儿惕在森林中。他们从来没有帐蓬，也没有天幕；他们的衣服是用兽皮制的；他们没有牛羊，他们饲养山牛、山绵羊和类似山绵羊的哲兰以代替牛羊；他们把它们捕捉来，挤乳、食用。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在迁徙时，他们用山牛驮载，而且从不走出森林。在他们停留之处，他们用白桦和其他树皮筑成敞棚和茅屋，并以此为满足。他们割开白桦树时，其中流出一种类似甜乳之汁，他们经常用来代替水喝。’‘他们就这样用察纳（滑雪板）驰逐于原野上下，追杀山牛等动物。除自己踏着察纳外，他们还拖着联在一起的另一些滑雪板走，他们将打杀的野兽放在上面。’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森林部落的‘林木中百姓’时，从文化形态上看，他们是狩猎族群，完全不同于草原游牧族群，甚至在心理上他们是抵制草原游牧文化的，以至于要是让他们去放羊，他们会‘悲伤得上吊’。”

[27]蒙古人种贝加尔类型为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的一支，亦称“贝加尔人种”、“西伯利亚人种”。主要分布于叶尼塞河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包括北部的拉穆特人、埃文克人以及部分布里亚特人和雅库特人等。

[28]《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变迁》第四节：“从精神生活方式上来说，在公元16世纪前，布里亚特人信奉的是原始社会产生的自然宗教——如果说是一种宗教的话——萨满教。这种信仰据学者们考证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前苏联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3000纪，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先民就已经有了图腾崇拜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信仰体系，产生了宗教仪式的主持人——“乌特干”（女性萨满），这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时期。到了父系社会时期则产生了“博”（男性萨满）。这种自然论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续到阿拉坦汗从公元16世纪末开始使用政治强权推行藏传佛教时期，在此之前，蒙古地区虽然有许多宗教流传，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取代萨满教而成为统治性的宗教。阿拉坦汗的强制措施，导致布里亚特人不得不接纳藏传佛教，一时间，佛教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本信仰。然而，萨满教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生存空间，从公元17世纪开始，布里亚特人将传统的萨满教和佛教结合起来，即遵从了阿拉坦汗的强制，又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信仰，直至今天，布里亚特人的萨满还在生生不息的传承着。”

[29]《故宫100》第37集《萨满祭司》。《故宫100》为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2011年12月29日，在故宫博物院举行的百集纪录片《故宫100》的首映，2012年1月，《故宫100》在央视纪录频道继续播出。

[30]《内蒙古日报社数字报刊》2013年6月17日星期一第十二版《天鹅仙女的传说——布里亚特部名称来源》包红梅译。

[31]《满洲实录》卷一。

[32]南宋赵珙《蒙鞑备录》：“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耳？）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鞑主剃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nnofplanocarpin）《蒙古史》第7页：“在头顶上，他们像教士一样把头发剃光，剃出一块光秃的圆顶，作为一条通常的规则，他们全部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三指宽，而这样剃去的地方就同上述光秃圆顶连结起来。在前额上面，他们也都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二指宽，但是，在这剃去二指宽的地方和光秃圆顶之间的头发，他们就允许它生长，直至长到他们的眉毛那里；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像妇女那样；他们把它编成两条辫子，每个耳朵后面各一条。”《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9页：“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

[33]《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10期《蒙古族服饰文化传承与保护探讨》郑颖莉著：“清代建立新的盟、旗制度，施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甚至主张旗与旗之间的服饰差异，这促进了蒙古部落服饰的形成和定型。最终形成了巴尔虎、布里亚特、科尔沁、乌珠穆沁、阿巴嘎、苏尼特、察哈尔、土默特、杜尔伯特、乌拉特、鄂尔多斯、土尔扈特、阿拉善等部落服饰格局，展现出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蒙古族服饰文化。”

[34]《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变迁》第四节：“与其他蒙古族群相比，布里亚特人更重视血统传承，自从约公元10世纪（或更早）起布里亚特人明确了自己的族系之后，伊吉利德八姓和宝拉嘎德七姓以及浩里（霍里）十一姓的布里亚特人就记住自己的族系，直到今天，布里亚特人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个人所属的部落和家族。尽管历史的风雨交加，布里亚特人的氏族制度始终在生活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尤其是生活在中国锡尼河的布里亚特人的族谱意识、氏族意识非常稳固。由于氏族制度的稳定性，受其影响的婚俗、礼俗、育俗、丧俗，甚至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等各方面的制度习俗文化传统的传承都具有相当的连贯性。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组织文化的冲击下，布里亚特人以氏族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习俗文化也在发生着变迁，但是，相对于其他蒙古族群来说他们的制度习俗文化的抗侵蚀性能超群，因而才能使他们即使在现代社会境遇中也能展示出其文化的绚丽多彩和顽强的生命力。”

[35]《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

[36]孟森（1869～1937年），字莼孙，号心史，武进县人，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他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早年受聘于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旋至译学馆主持翻译事务。1902年在广西边务督办郑孝胥暑中任幕僚，为郑赏识，资送去东京政法大学学习，译有日本维新后的政法类书籍。回国后主编《东方杂志》，武昌起义后，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宣言。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执行书记。1913年4月，当选为国会参议员。

[37]参考顾诚《南明史》第六章《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