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治陆）中国封建制度始于夏朝，高峰期是西周，政治上结束于秦始皇（大一统），制度上瓦解于汉武帝（推恩令），家族上亡于朱温（白马驿之祸）。若无秦始皇，中国大概率发展成一个文明群，而不是一个大一统国家（郡县流官制和科举制是配套平民化社会的，也是保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不过，我出于一种人类的理性和好奇心，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以上三件终结封建贵族传统的事，又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虽说封建制度和贵族社会对内有阶层压迫（话说那个社会没有呢？），还特别强调血统（世袭），但封建贵族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外敌入侵时候，他一定拼死抵抗，因为没了土地爵位，他什么都不是。此外，封建贵族的统治依靠自身武力，本身尚武精神也强（豢养武士，武士阶层依赖于贵族，日本武士阶层，欧洲骑士阶层莫不如此。）。最后，封建贵族们世代衣食无忧，对器物、娱乐要求比较高，直接催生了高端文化，也即各民族文化的最高典范。

流官、士大夫面对异族入侵时候大概率没有贵族阶层有气节，因为前者只不过是道德约束，后者却是利益绑定。现代民族主义崛起之前，投降异族的士大夫依然可以做官，保有荣华富贵，贵族则是无法保全自己土地爵位世袭权的，因此，他们必须拼死抵抗。

古典贵族的灭亡及隋唐科举制的兴起对唐宋之际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关于此间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对比，奴兮君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文中有一段精彩论述：“从汉代到唐代，中国人身上一直保持着尚武、通达、开放的精神面貌与社会风气，但是当时间推移到赵宋王朝，华夏的风貌却发生了质的改变。倘若从唐朝直接跳到宋朝，你会惊奇地感叹：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的不同。欲要探究两宋汉人风貌的转变，作为距两宋历史的较远背景，唐代往往是不得不加以关注并比较分析的。比较文艺作品的差异，或许也能窥探一二，唐代的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与之相比的，宋代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形象的说：如果唐代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代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科举始于隋，发展于唐，成熟于宋。唐朝时期还有很多世袭的贵族，但科举进逼下逐步消亡，唐末五代朱温的“清流之祸”基本上彻底消灭了贵族，之后中国再无真正成阶层的贵族，变成平民社会（注：没有土地爵位世袭的流官，士大夫本质上仍是平民。另外，东汉至隋唐的所谓贵族最多算士族，他们没有封地，有些甚至没有私兵，有私兵的时候也往往是战乱前后，严格说不算封建贵族，而是由贵族社会走向平民社会的过渡状态。）。贵族精神消失，文化低俗化，由诗、雅乐堕落为词，再堕落为戏曲小说，乃至今天的低俗流行音乐。而欧洲的贵族爵位、庄园、文化（如诗、小提琴雅乐）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