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近日，国内某知名学院第一副院长以一篇题为《为何罗马抛弃了罗马，而中华选择了中华？》的“命题作文”，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胡人民出于所谓“文化认同”而融合为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这篇作文的主旨是融合论。融合论本是近代以来中国学界的一盆陈食，而今天，这盆陈食不仅被此文作者吃的津津有味，还被嚼出了一番新的滋味！

矫首瞻天，视阴晴而择用！为了贩卖“融合论”，御用文人们早已玩废了“中华”这个词，而在这篇命题作文中，作者先生竟然连“汉”也给玩废了！此文作者强词夺理说什么“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胡说什么“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胡扯什么“‘汉人’是用政治制度构建“国族”的最早实践”等等。为了使臆造的“融合论”成立，作者还试图以宏大叙事的办法占据“道义”制高点，并为此而发明了很多新词藻，比如什么“汉制精神”啦、什么“大一统汉制”啦、什么“华夷大一统”啦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管哪个词，其实都是“‘猫’叫做‘咪’、‘咪’叫做‘猫’”，我姑且借用其中的一个，将其统称为“华夷大一统”。

在“华夷大一统”词藻群的基础上，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一种新奇说法：“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其实作者费尽心机、拐弯抹角想要表达的，无非就是想说汉文明的精髓就是他嘴里的“大一统汉制”抑或“华夷大一统”罢了！作者对大一统的理解过于肤浅了，他心目中的大一统（即“华夷大一统”）说白了就是“大统一”。不仅是大统一，更是来者不拒的“垃圾桶”！

那么，何谓大一统？

在这里，“大”是尊崇、褒奖之义；“一”即“元”，本源、本始之义；“统”乃丝之头绪，道统、统纪之义。可见，单从政治角度解读，“大一统”的本义就是尊崇立元正始之道统。而从更高的意义上说，也即从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大一统”所尊崇的“一”不是“政治统一”之义，而是如何使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维系于本始和本源之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的“王道政治”。而“王道”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它是参通天、地、人，也即参通天地古今的归往之道。孔子把代表天、地、人的"三"以“一”贯之为“王”，谓之"参通天地人"，其目的就是要在政治活动中达到天地古今（即天地自然与人类及其历史文化）的总体和谐。故王道政治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自然生态政治的理念、以及传统神圣政治的理念（即古代法天而治的政治理念和圣人政治的理念）。王道政治要求政治领导人不只对现世的人民负责，还要对天地自然、历史文化以及过去的列祖列宗与未来的子孙后代负责。

孔子作《春秋》明王道而辨大一统，认为立元正始的“一”就是天地古今的常道常法，天经地义，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所以说白了，大一统的“一”就是王道政治理念中的天理天道，就是自然法。而作者将之仅仅理解成“一山不容二虎”式的政治一极化统一，如此一来，只要政治统一了，管他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也不论黑人，穆斯林，白人；更不管这个政权是否恪守天理天道、是否尊重和维护人的自然权利[注1]，只要在中国现行版图之内实现了一家独大的一极化统治，就算是“大一统”了。

这是为异族入侵正名，是行“霸道”而非行“王道”！

“大一统”思想源于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下的三大认同观念，即：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崇礼乐的文化认同，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这三大认同奠定了绵延数千年的华夏道统的根基，而这个根基的根基便是华夷之辨。追根溯源：司马迁的《史记》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后人将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以炎黄子孙自居，已经有了追求共同的血缘和文化根源的意识。《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事迹，并记载了他在天下平定之后将其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区域，称为九州，此举标志着向往“大一统”的思想倾向和心理状态已经有了明确的地理载体。至商周时期，“天下一统”意识已十分明确，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王即天子。齐桓公当年采纳管仲的建议，高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南诘楚国包茅之贡不入于庙，北救燕、刑、卫以拒戎、狄，不管其私心若何，但就其“尊王”和“攘夷”的行动来看，即是对大一统思想的积极践行。

如作者所言，大一统思想固然是魏晋南北朝大动荡之后，中国境内由多极政治单元重新走向一极政治单元的思想动力，但大一统思想绝非他藉以鼓吹血统融合论的口实！作者在文中说：“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这完全是强词夺理、胡说八道！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辨绝不是不看血脉的唯文化论，它包括血统之辨和文化之辨两个原则，此二者不可偏废，且在历史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先秦华夷之辨虽说有侧重于从文化角度来阐释的倾向（即“文化之辨”），那是因为当时诸夏势力强大，异族对华夏血统威胁不太明显的缘故，更何况先秦典籍中关于血统之辨的论述比比皆是[注2]，而汉晋以降，血统之辨更以宗族谱系和纲常礼法的形式落实到微观的家族和个人身上。

“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注3]。”每当胡人大规模南侵，汉族血统遭遇严重威胁的时候，华夷之辨中的血统之辨便会强化，不仅在社会组织上（宗族谱系），更在每一个汉族人的心里（纲常礼法）形成一道捍卫本民族血统的伦理长城。而作者在此文中却胡说什么“夷夏之别以文化制度论。只要接受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天命，因为天下无外。‘华夷之辨’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统与分。凡是分裂之世，各个族群都在‘互称夷狄’；凡是统一王朝，当政者都致力于消融‘华夷之辨’。”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我堂堂炎黄之胤，血统在此，文脉道统[注4]在此，你说我是“夷狄”我就是夷狄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作者还说什么“自从康熙拜孔子后，历届清帝都彻底推行了汉文明。‘华夷之辨’再度消解。”事实真是这样吗？众所周知，清国以夷狄之邦入主中国之后，推行的是血腥的民族压迫政策、残酷的文化阉割政策和恐怖的文字狱。清国魁首爱新觉罗·玄烨（即所谓康熙）拜孔子的目的并非出于对孔子和中华道统的尊重，而是要矫命于至圣先师，从思想上驯服汉民族，以利于其伤天悖理的殖民统治。我们不说别的，单说清国奴才那“嗻”地一声匍匐在主子面前的怂样，还有那举世闻名的“阴阳头”、“金钱鼠尾辫”和“蜈蚣服”[注5]，以及故宫坤宁宫里那幽灵般的西伯利亚萨满[注6]，还有那以“军机处”为典型代表的胡人部族专制体制[注7]，这一切的一切也算是“汉文明”？我看算了吧！此汉非彼汉，清国以异族征服者的姿态在中国推行的是被其阉割篡改了的"伪中华奴才文化"，而非"真中华孔孟之道"！这根本不是正常的文明交流和互动，而是游牧文明体对中华文明体赤裸裸的征服与殖民！不过我倒是承认那砍下近亿颗汉人头颅的“剃发易服[注5]”倒的确是“消融”了华夷之辨，做到了作者嘴里的“华夷大一统”！

基于作者本人对“华夷之辨”的故意曲解，他进而在文中煞有介事道：“经（魏晋南北朝）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他越说越忘乎所以，竟然振振有词的诘问起来：“由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汉族血统基因当以哪朝为标准？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那么我想说的是：天理天道和历史事实不是凭你作者那张任意东西、巧舌如簧的嘴所能改变的！自古以来，世人皆知汉人为炎黄子孙，这除了文化的浸润，还有血统的认可。如果大家有家谱的话，翻开第一页，总能找到一个非常有名的祖宗，根据历史资料再向上推，就能发现家族的始祖（指得姓的祖先，或指有世系可考的最初的远祖。）竟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而春秋战国的君主又是炎帝和黄帝的直系后代。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的每一位读者的血管里都留着炎黄贵胄的血液！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我们用姓氏来分析一下。

汉人的祖先为了避免血亲通婚，实现优生繁衍，遂发明了姓，而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氏族是靠血缘纽带维系的早期人类集团，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氏族是靠血缘纽带维系的，所以同一个氏族的人必然具有共同的语言、习惯、宗教和信仰。若干氏族可以联合为部落，若干部落可以联合为部落联盟。我国远古时代的各个氏族都有不同的姓，比如黄帝是姬姓、炎帝是姜姓、少昊是嬴姓、太昊是凤姓。起初黄帝居于姬水，因而姓姬。那时黄帝是轩辕氏部落的首领，他与炎帝都出自少典氏，也就是说黄帝的“姬”姓和炎帝的“姜”姓都是“少典氏”的后人。后来，在坂泉之战（坂泉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因此，又称涿鹿之战。）中炎帝被黄帝打败，这两个部落遂合并为炎黄部落。接着，黄帝领导的炎黄部落又打败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

接下来接力棒交到了尧、舜、禹的手中。尧复姓伊祁，黄帝四世孙，父乃帝喾。他十三岁封于陶地，十五岁改封于唐地，所以号曰陶唐氏。舜姓姚，是有虞氏部落的首领，故称虞帝，黄帝八世孙[注8]。禹姓姒，黄帝四世孙。接下来的商朝和周朝都是帝喾的后代，秦国嬴姓是颛顼的后代。而颛顼和帝喾分别是黄帝的孙子和曾孙。

炎黄部落除了姜姓之外大多姓姬，以至于后来的周王室及同姓封国中的鲁、晋、邓、卫等都是姬姓。异姓封国中的齐是姜姓，秦是嬴姓，楚是芈姓，宋是子姓，越是姒姓等等。[注9]而这些异性如果继续往上追溯，其实都是黄帝或炎帝的子孙。至于黄帝和炎帝，则都是少典氏的后人。

周朝是姓氏发展的黄金时期。周朝下半期礼崩乐坏，加上从春秋到战国的数百年间中兼并战争越来越剧烈，大量昔日的贵族没落，姓和氏也逐渐合并。最终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姓和氏便通用起来，也就是姓即是氏，氏即是姓。

从上古三代到春秋时期，在层层分封下，中国境内的封国和封邑数量成倍增加，而各封国和封邑的后人便以国或邑为姓，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诸侯国齐、鲁、晋、宋、郑、吴、越、秦、楚、卫、韩、赵、魏、燕、陈、蔡、曹、许、薛等皆成为今天常见的姓。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予同姓或异性卿大夫的封地。其后代或生活在这些采邑中的人有的便继之为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岔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岔生后代便姓苏。据统计，以邑为氏的姓氏近200个。一些复姓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至今已不复存在。同时，作为氏族之标志的姓也有被直接承袭为氏的；一些贵族也有以所任官职为姓氏的，比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

至此，中国人的姓氏基本都演化出来，最终在汉朝正式定型，此后再没有大规模出现新姓氏了。而且中国人的姓氏基本都是父亲传下来的，改姓的事情不能说没有，但非常少，对中国整体姓氏的影响微乎其微。

综上所论：既然春秋战国的君主、贵族都是炎黄二帝的直系后代，他们传下来的姓氏一直用到现在，那么有名有姓的中国人都是板上钉钉的炎黄子孙。从推论过程看这个逻辑没有问题，但要逻辑更加严密，就必须再弄清楚另外一个问题：国君和贵族毕竟是少数，而穷苦人民才是人口的大多数，难道他们庞大的人口基数没有留下子嗣吗？

穷苦人民当然也会留下子嗣，不过在冷酷的生殖竞赛中，大多数穷苦人民都绝后了。关于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陈熙《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统计了中国满据时期福建西北山区松源魏氏家族的香火，其族谱记载详细，修订次数多，地形属于盆地，受外界影响小。统计结果显示：1650年的时候魏氏家族共有169名男性，然后他把169名男性算作初代目（第一代元老）来研究魏氏家族的繁衍情况，结果三代之后便有71.6%的男性绝嗣，到了1917年，原来的169人里只有13.61%的男性留下后代，差不多是23人。

短短267年，169人的家族就有146人断了香火！而此时魏氏家族的总人口却繁衍至1360人，也就是说这1360人都是那23个初代目的后代。[注10]

总人口翻8倍，大部分初代目却绝嗣，这就是残酷的生存竞争！但大家都能娶妻生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高死亡率，这是古代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想对抗高死亡率只有多生孩子，但是一个男人的经济实力往往限制了多生孩子的想法，这也是男性绝嗣的第二个原因。政治和经济地位决定着个体人的繁衍几率，如果一个家族的男人连续几代人都没有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上有所作为，那么多则百年、少则几十年就会绝嗣。根据这个规律，富人家一代一代的增加人口，穷人家一代一代的减少人口并绝嗣，结果便是极个别的共同祖先繁衍了庞大的后代。

根据以上规律，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作者所说的“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这句话，其实是一种拍拍脑袋想当然的说法。当年黄帝率军东征西讨，兼并了包括炎帝在内的无数部落，成为中国大地的最强王者。之后，黄帝把儿子们和少数嫡系将领分封到各地建立起自己的诸侯国。这些诸侯王就是各封国的统治核心，而那块土地上的土著便成了国家的二等公民。受政治权利和经济实力的限制，土著二等公民的后代往往青黄不接，几代之后也就绝嗣了。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穷人，当土著绝嗣之后谁来填补当地穷人的空缺呢？就是那些没落贵族子弟们。

阶层是很严密的社会结构，想向上爬非常困难，但跌落下来却很容易。在讲究血统裙带的远古时代，土著没有任何机会向上进阶，那么贵族的没落子孙们便自动向下填补穷人的空缺。于是在几十代之后，大部分土著就绝嗣了。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发展，那些追随黄帝的贵族后代的地位自然不如黄帝的直系后代，慢慢的也变成穷人，在绝嗣的道路上策马狂奔。当初黄帝打下的地盘也就成了清一色的炎黄子孙，形成中国最原始的基本盘。

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姬姓就占了53个，最大的异姓诸侯是姜子牙（姜子牙是炎帝的后代）。这些诸侯带着亲信和部队上任，在周朝分封的土地上建立封国，他们的亲信部队以及拉拢的地方大族通常都住在城市里，叫做国人。而当地的土著居民则通常住在城外的荒野，叫做野人。于是国人成为新的统治阶层，野人成了被统治阶层，黄帝时代流传下来的惯例再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演——野人没有政治和经济地位，逐渐走上绝嗣的道路，而国人发展壮大之后不可避免地迎来内卷，那些落魄的国人就走出城外，占领了野人的生存空间。

战国初期的史书里，经常能见到野人的字眼，但是到秦始皇统一以后，野人这个词就从史书中基本绝迹了。究其原因，其中极少部分野人被同化，而大部分则绝嗣了。至此，炎黄子孙的生存空间已经扩张到了长江流域。

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因为草原胡人的南侵，汉人为了躲避胡人虐杀而有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第二次是五代十国战乱，第三次是靖康之变以后女真和蒙古的南侵。而此前的江南都是百越土著，但是经过三次汉人南迁之后，汉人成为了江南的统治阶层，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优势繁衍了大量汉族人口，这里面当然会有一部分借助当地土著女性的子宫而繁衍的汉族后代。至于当地的百越土著男性，其繁衍权则越来越逼仄，即便有一些深山中的漏网之鱼，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进山捕杀，男性土著也就基本绝迹了[注11]。到了南宋时期，整个江南都成了炎黄子孙的地盘。[注12]

现在，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发展，汉族纯种论更有了科学的支撑。据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采样研究男性的Y染色体发现，中国汉人的父系基本都是北方人，但是南方的汉人非常特殊：父系来自北方汉人，部分母系来自南方女性。这个结论的背后，要么是杀戮导致的种族灭绝，要么是种族的政经地位熬死土著男性，总之都是持续千年的故事。

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绘制的东亚人类y染色体分布图显示：汉族是全世界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民族中父系血统最为纯粹的民族之一。如果按照《为何罗马抛弃了罗马，而中华选择了中华？》作者之流的汉族杂种论观点所说，北方汉人混合了草原游牧和渔猎民族、南方汉人混合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话，那么南北汉人必然有血统差异。然而根据分子人类学对南方、北方以及华东汉人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哪里的汉人，在父系血统上均高度一致。而且分子人类学证据显示，蒙古人一个常见的Y染色体类型C3*，在几千个汉人样本中只有两三个是这个类型的。如果现代汉人大量融入了蒙古人的话，那么现代汉人至少应该有2%或3%的人是C3*这个类型，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汉人大量融入了蒙古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Y染色体C3c这个类型在蒙古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在满族）中比较常见，但是在汉人中却没有发现这个类型，所以，汉族大量融入了满、蒙血缘的说法纯粹子虚乌有。

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南朝〔梁〕丘迟说：“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事实反复证明，大一统是在汉民族共同的血缘和文化框架之内的大一统，而非任何异族侵入中国之后都具有统治合法性！作者在文中驰骋中西、旁征博引，不会没有听说过管仲和丘迟这两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吧！以作者的学识，相信也不会不了解大一统思想的真正内涵吧！而他却望文生义，将“大一统”做了字面上的发挥，也即将中国传统国境线之内出现的一极化政治单元说成是“大一统”。这是“大统一”，不是“大一统”！作者为了论证他的“华夷大一统”融合论，不仅曲解了华夏大一统思想，而且虚无化“汉”的概念，否定华夷之辨，肯定不分良莠的文化和血缘杂交。这其实就是“垃圾桶”！而在当代，随着黑、绿的涌入，悄然而至的种族混血危机已经不仅威胁到了汉文明的纯碎，更威胁到了华夏种族的存亡。血统问题已经成为对华夏文明体的釜底抽薪，那么，在这种局面下，任何否定血统、虚无化汉族的做法都是极其险恶且愚蠢的！

血统是薪，文明是火，火无薪不燃。血统是皮，文明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炎黄之胤，我们不仅仅要把我们国内的小日子过好，还应该让流淌在我们血管中的高贵的汉血沸腾，重振华夏文明体，恢复昔日汉民族（周、秦、汉、晋、南朝、隋、唐、宋、明）在东亚的精神宗主地位，进而恢复中华文明圈，改变恶劣的国际环境！

实际上，华夏文明体，或者说中华文明圈有内核和外围两套系统，这两套系统即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以血统认同为基础的华夏本部；和居于外围和从属地位的，以文明认同为基础的卫星国。中华文明圈的结构犹如太阳系，居于核心的中华本部就是太阳，那么，以异代同道原则，从中华本部外围看，鲜卑、日本、朝鲜、越南、琉球、西域，甚至再外围的蒙、藏、岭南以南的马来诸地方，其血统与中华本部不同，但心慕华夏，这靠的是华夏文明的向心力。但我们要想想，华夏文明向心力产生的前提是什么？那就是华夏本部的强大。而华夏本部强大的保障是什么？那就是血统。而现在总有一帮人放着汉民族天然的人口和文化优势不用，反而反其道而行，以舍本逐末之术从人口上计生汉人，从血统上虚无汉人，从文化上贬低汉人，将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与后进民族的“融合”上，这不是愚蠢是什么？

虽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无奈诸如“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等华夷之辨中的血统之辨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俯拾皆是，使得作者在文中无意间透露了一句“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的真话，可是他旋即又改口道：“但（中华文明）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他以三寸不烂之舌继续道：“隋朝大隐士王通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其他族群亦如此。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传统中也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之训导。这种打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啧啧！多煽情啊！但我想告诉作者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文学创作，作者你左一个“天下精神”、右一个“超越族性自限”，俨然一幅天下道义皆自我出的伪善嘴脸，你可曾俯视过那些倒在胡寇蛮夷屠刀下的芸芸众生？你说藏传佛教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那某“独”该如何解释？3.14该如何解释？内蒙抵制汉语教学该如何解释？你说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中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的训导，那7.5该如何解释？昆明火车站该如何解释？“二十六炖大肉”又该如何解释？

你说：“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诩‘正统’的南朝的。”你又说：“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即作者所说的“华夷大一统”）的雄心。”你还说：“（五胡南下）注入的与其说是人种，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你把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的胡人南侵对汉人的残酷杀戮和对汉文明的破坏与毁灭说的如此冠冕堂皇，这些彻底违背历史常识的论述只是你熬给汉人的迷魂汤！少民不喝，也不买你“华夷大一统”的账！（李退山于2021年4月13日23时35分）

[注1]人的自然权利是自然人生而具有的天然权力，包括生存权，自主权，发展权三部分。所谓生存权，顾名思义，是指人生而具有的无条件使用生存必需物资的权利（如阳光，空气和水）；无条件占有生存空间（如用于居住的立锥之地）和生存时间（体现在任何个人或组织均不能违法剥夺自然人的生命）的权力。所谓自主权，其一是指自然人在不妨碍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自己身体和生活方式的支配权（如性权利和生育权）；其二是指自然人归属于一定的集体后，其对集体事务无条件享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份额。所谓发展权，是指自然人所生而具有的劳动和生育不被剥夺的权力，以及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尊重，和以自己的立场出发为自己谋取权利的权力。人的自然权利是人生而为人的最基本权利，是自然人自立于天地之间的最基本保障，其授予对象是包括“士”和"民"在内的所有的人，其授予主体是大自然，其授予依据是自然法，因此，任何个人、组织、以及人间法均无权剥夺。（节选自《李退山：“皇汉主义”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汉本位民族主义”》）

[注2]《左传·僖公十年》狐突……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传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类族一也，皆谓非其子孙妄祀他人父祖则鬼神不歆享之耳，....”狐突认为认祖归宗，前提是弄清血统，否则“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即祖先神灵不会享用祭礼，下属民众也拒绝承认贵族所谓的本族祖先。《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左传·僖公十年》：“传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类族一也，皆谓非其子孙妄祀他人父祖则鬼神不歆享之耳，....”；西晋江统《徒戎论》；唐·魏征：“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

[注3]“霜露所均”数语出自南朝〔梁〕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也有如下一段涉及血统之辨的文字： 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注4]文教经脉（文教主脉，即道统）决定着文明体的性质。文教经脉（主脉）又生发出无数络脉（支脉），文教络脉（支脉）掌握在宗族（宗祠和族长）和家庭手中，决定着社会个体的信仰、观念和习俗。（节选自《李退山：假如中国亡于日本，仅仅是亡国，不算亡天下吗？》）

[注5]“阴阳头”和“金钱鼠尾”是源自西伯利亚的满人特有发型；“蜈蚣服”即满人所著的马褂，因其胸前的一列盘扣类似蜈蚣，故而得名。满人从西伯利亚辗转南迁至外东北，继而南下内东北，最后突入山海关占领中国之后，发布“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后，血腥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最终将这种发式和服装推行到全中国，以从视觉上消弭汉族和清国殖民者的区别，消解汉族的民族精神和反抗意识。

本人曾在《帝俄通古斯原住民绝响老照片揭示的惊天骗局》中出示的一组照片证明了黑龙江流域的满人先祖和贝加尔湖地区土著的上述瓜葛。这组照片来自俄罗斯出版物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档案，照片拍摄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帝俄末期和苏俄初期），拍摄地点位于贝加尔湖地区俄罗斯叶尼塞省。照片显示，当地的通古斯—蒙古系布里亚特部落男子发式和服饰与满洲人高度一致，表明两者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节选自《李退山：正本清源——满洲血缘及文化源流考（第一章 第二节 满洲文化与贝加尔湖文化之对比）》）

[注6]清国时期满人的主要信仰是藏传佛教，但同时，满人仍顽强地坚持着萨满教传统信仰。满人入驻中国皇宫紫禁城以后，于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年间特地将原中国（明朝）皇后的寝宫——坤宁宫（西暖阁）改为萨满教祭祀的场所。这里每天早晚都有祭神活动。子夜三刻，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在朝霞中缓缓打开，最先进入的，是一个着装诡异的老妇人和两头活猪，这位老妇人便是准备前往坤宁宫祭祀的萨满。凡是大祭的日子，和每月初一、十五，清国魁首和配妇都亲自祭“神”，然后再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美其名曰“分福”[《故宫100》第37集《萨满祭司》。《故宫100》为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2011年12月29日，在故宫博物院举行的百集纪录片《故宫100》的首映，2012年1月，《故宫100》在央视纪录频道继续播出。]。（节选自《李退山：正本清源——满洲血缘及文化源流考（第一章 第五节 满洲与布里亚特的渊源）》）

[注7]儒家政治思想强调的是“仁”、“礼”、和“德治”。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已经明确序列了“民”、“社稷（国家）”、“君”三者的轻重顺序。荀子说：“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更明确了人民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力！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好似一部中国政治的总宪法，在日后的千余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演进为落实这一政治思想的三公九卿制和三省六部制。

早在上古三代，中央政府即设三公九卿。秦变周法，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天下之事皆决于丞相府，又设太尉（掌管军事）和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为丞相副手。秦代三公九卿制的基本构架一直沿用到两晋，直至隋文帝创三省六部制为止。三公九卿制，上承夏商周，下接隋唐宋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底色，之后的三省六部制无处不有着三公九卿政治构架的影子。在三公九卿制及三省六部制政治构架下，皇权和相权的相互制衡和博弈贯穿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在脱胎于三公九卿制的隋唐三省六部制政体构架下，尚书省的六部二十四司是行政工作的主要处理部门，中书省是国家最高政令的主要起草部门，而门下省则是一切行政文书和最高政令的审核部门。凡是皇帝的命令，在中书省起草成文、颁布下发之前都要经过门下省官员的审查签署。如果门下省官员不签署，皇帝的命令便无法律效力，有关机构可不遵照执行。这种政治构架下的分权和制衡理念在明代政治中也可感受到。明朝政治制度比以往历代都更完备，其中异于历代而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丞相制的废除与内阁制的设立，这是千年政治博弈中皇权对相权的彻底胜利。不过，明代皇权虽然战胜了相权，但随着内阁制的设立，皇权便又一步步陷于文官集团彀中。

明初，太祖皇帝废掉中书省、尚书省及门下省，使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但是，偌大的政务丛杂，皇帝绝不可能凡事亲裁，只得设立内阁助理。这种情况决定：一方面，内阁从一开始就是不定性的，职权并不明朗，以后事实亦表明，内阁纵然得到皇帝青睐，得到迅速发展，但始终没有法定的地位，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另一方面，皇帝虽然离不开内阁，但仍然顾忌内阁会演化成为事实上的丞相，于是以司礼监加以牵制，出现“外相”与“内相”并存的局面。当然，内相往往以亲近皇帝之由而更为得势。

总体而言，历代内阁首辅多是饱受儒学熏陶、文化层次较高的有识之士，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相反，司礼监的太监则多是文化素质低下，因种种不固定因素而得到皇帝宠幸的，其中不乏狡诈之徒，这样的人与内阁内外共事，本身就只能对阁权产生妨碍与牵制，易于出现宦官口衔天宪控制内阁的局面。宦官一再擅权正是明代政治日益黑暗乃至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中国明朝的政治体制使得精英阶层空前膨胀，精英阶层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思想上的独立性都在不断加强，单个精英或精英团体与君主或皇帝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也越来越难以协调一致，而君主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下降，以至于明朝皇帝越来越难以控制文官集团，越来越难以随心所欲。

清国政治和华夏传统政治面貌是截然不同的，有些无良学者说清国的政治体制承自于中国明朝，这纯属无稽之谈！从表面上看，清国初期沿袭了中国明制的内阁制和华夏传统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但六部仅是执行部门而已，并无决策权。）但同时将清国原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带了进来。清国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相当于我华夏上古部落时代的各部落首领会议制度。上古时期，各部落首领在部落联盟的决策上往往是联盟首领协商决策，但这和后世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只是几个部落首领之间的民主而已，广大的老百姓是无权决策的，他们只是部落首领的牲畜而已。这种制度对百姓来说完全是一种军国专制制度。数千年后，华夏的先人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压抑人性的、原始的政治制度早已被废弃，历经汉、唐、宋、明，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民贵君轻的政治伦理、相权、文官集团和在野文人社团”三者对皇权有所制约的君主政治。

清国初年虽说继承了中国明朝的内阁制，但内阁受制于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转达表章的机构，大学士并不入阁办事。到了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时，连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王公民主制度也被大部废除，决策多由“南书房”作出。到爱新觉罗•胤禛（雍正）时干脆改成“军机处”，成为清国绝对的决策机构。至此，清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极端专制体制，皇帝的旨意至此成为“金口玉言”，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军——机——处！那是个极为机密的地方，里面几个奴才跪在主子面前笔录军机事宜，然后转身将清国皇帝的旨意颁行于全国。《官场现形记》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真实反映出清国政治的专制和奴才本色！

这种严密的集权统治必然会催生出极端的思想专制，自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到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再到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文字狱对独立文人的清洗一浪高过一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持续不断、无时不在的“文字狱恐怖”就像时刻悬在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汉民族的心理长期处于极度恐慌和无望之中，逐渐扭曲……（节选自《李退山：论满清曲解儒家经典的深意》）

[注8]舜是有虞氏部落的首领，所以人称虞帝。舜帝因生在姚墟（山东荷泽县）而得姚姓，于是姓姚，名重华。舜帝的后裔除去姓姚之外，还派生出其他的姓，第一个就是妫姓。妫是尧帝赐给舜的，所以舜的后裔先都以妫为姓。舜帝驾崩之后大禹继位，大禹把舜帝的儿子商均派往虞国（河南省虞城县一带），商均的子孙以虞为姓。以妫为姓的舜帝子孙代代繁衍，一千年有妫满。周武王大封诸侯，把妫满封到宛丘（即今河南淮阳附近），妫满在这里建立陈国，因为他长寿，所以死后谥号为胡公，妫满也就被后人称为陈胡公满。妫满又往下传了十一世至公子陈完，因为陈国内乱，陈完逃到齐国，并改姓为田，人称田完。姚姓至此演变为“妫讷五姓”，分别是陈、胡、姚、虞、田。如今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集居地还常常可以见到这几个姓联宗的祠堂。

[注9]中国上古姓氏在《史记》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注10]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陈熙《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统计了中国满据时期（清国）福建西北山区松源魏氏家族的香火，其族谱记载详细，修订次数多，地形属于盆地，受外界影响小。统计的结果与我们的推测是大差不离的，才几代而已，就有十分之九的初代断了后。

在中国满据时期267年的时间里，松源魏氏出现了以下情况：

满据初期，松源魏氏共计169名男丁。

第一代繁衍时，淘汰了43.8%的支脉，即只有95人留下了后代，其余74人断后。

至第二代，则累计淘汰了62.13%的支脉，起初的169人中，已有105人断后，有64人还有后代。

到第三代，淘汰了71.60%的支脉。此时，松源魏氏的绝大多数支脉（121人）已经断后，只有48人有后代。才第三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然而整个松源魏氏的人口是不断增长的，最终是有1360名男丁。由此可知，历经数代淘汰之后留存下来的支脉，更容易留下后代。到1917年，初期的169个支脉中，有86.39%断后。即，满据初期这个村镇的169个男丁当中，到民国初期，只有23人还有后，其余146人均绝了嗣。

这个村庄最终有1360名男性，村中大片居民拥有共同的五世祖，证明当年同时代的本族人是断后的。我们如果把眼光放长一些，再搞个1000年族谱研究，情况就会变得格外复杂。我们会发现，类似松源魏氏这样的，在战乱时可能会被团灭，遇见灾荒可能死绝。唯有开枝散叶遍布各地的，才会留下后代。历史上完全不缺导致“十室九空”的战乱和灾荒，松源盆地在满据时期受外界影响如此之小，血脉传承尚且如此，就不难想象其他地方和时代的情况了，说留存率万分之一绝不为过。

政治及军事混乱的时代，婚姻竞争力弱的女性，还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延续自己的后代，一夫一妻制时代，在各种经济压力下，延续后代是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的。无法延续后代，（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只能说明在生殖竞赛中，你（和你祖先的）的DNA被淘汰。

[注11]请参考《三国孙吴与皖南山越镇抚与反镇抚》一文。

[注12]本节论述参考了《温伯陵：残酷的世界底层规律》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