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读顾诚《南明史》，念南渡诸人，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慨；其所稽之史实，所得之教训，不为前人窠臼所囿，见地颇多，发人深省。

作为一部天崩地坼的痛史，《南明史》对清国殖民中国之初的暴政考稽严谨，有凭有据地还原了那段真实的历史，这就更加反衬出“阎崇年们”学术的拙劣，良知的泯灭，人格的卑微和品德的可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出于一种人类所天然具有的情感和民族主义的本能，在汉服同袍之中出现了一些美化大明王朝的倾向。这种过度粉饰明朝的倾向其心可嘉，但自欺欺人，于事无补，反而会妨碍历史教训的汲取！实际上，这股风气是一种不敢正视自身缺陷的弱者心态和“我家祖上也阔气过”的清国阿Q精神在当代汉人头脑中作祟的结果。同时，从这股风气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清国遗毒在当代汉人头脑中的残存是何其普遍和根深蒂固，而将其彻底廓清又何其艰难！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对明末政治，特别是南明弘光等几个流亡朝廷的文恬武嬉进行了无情鞭笞[注1]，深刻揭示了明代中国灭亡的真正原因。顾诚先生深具民族担当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鉴！但人无完人，鉴于顾诚先生的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体制内身份，故而对满清入主中国的性质界定还停留在“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的立论上；且在措辞上对农民军多有偏好，但史料却句句引自各地档案和方志，绝无虚辞。如在《南明史·大顺政权的覆亡》一章中顾诚先生就写道："《邓州志》记：‘顺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邓州。清兵入潼关，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人烟。’”又道：“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对农民军的暴虐和滥杀据实以录。

治史以资政，读史以鉴今！顾诚先生对明末一些自命清高的官僚士大夫只顾个人称誉而在国难当头之际不知变通，加剧政权倾轧和瓦解的行径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贬斥，这对派系林立的当代汉运也颇具资鉴意义。如顾诚先生在《南明史·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一章中贬斥刘宗周之辈在国如悬发之际竟以清流自居，以手握重兵的高杰、刘泽清在清国侵略军南下之际率军南逃为由上疏：“可斩也！”主观上虽义正言辞，但客观上高杰、刘泽清等手握重兵，根本没有可斩之势，结果使本已矛盾重重的弘光朝廷更为混乱；至清国兵临金华之际，他又拒绝抗清义师的邀请，韬略不为国用，绝食而亡！顾诚先生斥责他说：“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清国）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是非常发人深省的！

高杰本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后投诚，累功升任总兵官，为弘光朝江北四镇之一。四镇军阀中高杰痞气最重，又是事实上与史可法关系最近的，因为大老粗出身的高杰讲的是实惠：在他与黄得功的矛盾中，史可法作出了有利于他的调解；对高杰的驻地，史可法也是最照顾的。1645年初，清国侵略军主力阿济格、多铎部因追击大顺军而集结于陕西，河北、山东、河南空虚。乘此之机，高杰统兵进抵河南睢州，不料却被叛将许定国诱杀，高杰军团即刻陷入困境。高杰死后，所部为其妻刑氏及其子高元爵统领，高营孤儿寡母，刘泽清和黄得功均对其虎视眈眈。当此危难之际，刑氏迫切希望进一步巩固同史可法的关系，以求庇护。刑氏知道史可法无嗣，便欲将其子高元爵过继给史可法，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史可法却因高部是流贼出身而耻于与伍，尽管手下力劝史可法，史可法还是不允。刑氏见状并不死心，特意宴请史可法。席间，刑氏携子跪拜，史可法连连躲闪。如此三番五次，史可法绕着柱子躲，刑氏领着儿子跟在后面跪，史可法始终不受。次日，高部将领将史可法按在椅子上，刑氏母子再次跪拜。史可法见实在躲不过，才勉强把场面应付下来。但接下来的几天史可法一直怏怏不乐，他思索再三之后再令高元爵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将此事折衷搪塞过去。由于这番折腾，本来与史可法关系不错的高营不仅没有与之更进一层，反而日渐生疏起来。高营主少国疑，人心浮动，邢氏母子及名将李成栋等不久皆先后投靠了清国，转而成为攻打中国（中国南明）的主力。

常言道：“要让一个人把事情干好，首先要激起他的自尊。”相反，要让一个人疯狂，那就先摧毁他的自尊。因为自尊是一个人的内心对自身价值的全部体验。特别是对于高营这帮出身卑微且痞气严重的大老粗来说，一旦他们手握重兵、足履玉阶，在一个完全不属于他们的显贵阶层和风雅世界面前，其貌似强悍和豪放的性格深处往往潜伏着因出身和文化落差所导致的自卑和心理失衡，以及与之相伴的敏感、脆弱和偏执，那么，小心呵护他们那容易冒犯的自尊就显得尤为重要。我猜想，兵痞出身的李成栋后来在嘉定的所作所为（嘉定三屠），也不排除因这场“拜父”闹剧中士庶尊卑的刺激而泄愤于南明的可能。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弘光政权的瓦解》一章中对高杰遇刺前后史可法的表现深恶痛绝：“阿济格、多铎两军西进（清国侵略军主力阿济格、多铎部汇聚陕西追击李自成。）后，清方在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东部兵力非常单薄。何况，清政府在畿辅、山西、河南、山东的统治尚未稳固，不仅曹州满家洞等地的农民抗清活动如火如荼，士大夫中心向明朝的也大有人在。睢州之变，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遭暗算，他的部下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清国）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南逃。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这就是被许多人盛誉为‘抗清英雄’的史可法的本来面目。”

以史可法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们在对待异己上的那种类似于洁癖似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永历朝廷的覆灭。如果说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但到永历时期已经完全演变成为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 在永历朝中，何腾蛟、瞿式耜联为一体，竭力维护崇祯朝以来的“正统”观念，在清国入寇，社稷危如累卵的非常时刻，他们的行事作风仍然秉持着极深的士庶偏见，歧视并排斥投诚的农民军。然而，从隆武朝开始，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只有抛弃畛域之见，联合原大顺、大西农民军共同抗清，才能拒胡寇于域外、扶华夏于将倾。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一位是遥奉鲁王的张煌言，另一位是永历朝的堵胤锡。但令人遗憾的是，张煌言偏处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实力派郑成功的支持，空怀报国之志；堵胤锡在永历朝廷被“正统派”大臣何腾蛟、瞿式耜等人排挤，赍志而殁。

通览《南明史》，尽管我们有十二分的不愿意，但我们还是得承认：明末的天崩地坼固然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但文人士大夫们面对异己的那种品格洁癖其实与之合谋了这一变局。品格洁癖是一种自矜于文明的病态观念，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人脑丧失了分辨本末主次和轻重缓急的能力，而将一种孤芳自赏式的自命清高置之于民族命运之上，让整个民族为一己之好买单。表面看起来，刘宗周和史可法在强弱异势下的自诩清流似乎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敢和对文明品格的执著，而实际上，其内心恰恰充斥着对毁誉的畏惧，其后果恰恰是对文明的放弃。

如此说来，史可法之辈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李退山于2019年12月13日零时）

[注1]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三十章《永历朝廷的覆亡》第一节《永历帝流亡缅甸》记载永历君臣退入缅甸之后，“当地的缅甸居民纷纷来到永历君臣住地进行贸易，这本无可非议，许多南明官员却不顾国体，‘短衣跣足，混入缅妇，席地坐笑’。一些缅甸人士也鄙夷这种丑陋行径，私下说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一位通事也说：‘我看这几多老爷越发不像个兴王图霸的人。’永历帝为了维护小朝廷的安全和体统，决定派官员轮流巡夜，奉派官员即乘机‘张灯高饮，彻夜歌号’。这年八月间，朱由榔左脚患病，昼夜呻吟。马吉翔、李国泰于中秋节晚上会饮于皇亲王维恭家内，维恭家有广东女戏子黎应祥，吉翔、国泰命她歌曲侑酒，黎应祥流着眼泪说：‘上宫禁咫尺，玉体违和，此何等时，乃欲行乐。应祥虽小人，不敢应命。’王维恭竟然拿起棍子就打。朱由榔听到哄闹哭泣之声，派人传旨道：‘皇亲即目中无朕，亦当念母死新丧，不宜闻乐。’王维恭等人才暂时收敛。此外，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等大开赌场，日夜呼幺喝六，一片喧哗。永历帝大怒，命锦衣卫士前往拆毁赌场，诸臣赌兴正浓，那管什么皇帝圣旨，换个地方重开赌场，喧啸如故。”

不唯顾诚先生，此番景象于明末右庶子余煌亦有记载：“尤可异者，国难初闻，宴衎不彻，登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君亲荼毒，宗社邱墟，宫阙惨于离黍，山陵同于藁葬，此乾坤何等时也，而般乐怠敖，倍于承平。夫独非臣子乎，夫何至于此极也，弟与忧者，不在奴，不在贼，不在兵饷，窃以为神州陆沉，必自此病狂丧心始。披发野祭，百年为戒，此辛有所见而深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