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退山按：关于这个问题，奴兮君此前在《从封建贵族与官僚阶层的利益错位中一窥皇朝兴替的历史周期律》一文中的论述更为充分。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要找到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的交集，从人性所本的自然天道出发，也即从人类自私的本性出发，充分调动起人的私欲，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双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政体，从上古三代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到秦汉之后的世袭皇权制，再到如今帝位轮流坐的集权制，其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的交集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到最后，也就是当代，基本上没有了交集。因为，就算是在皇权制下，就算流官们的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没有交集，但最起码国家还是一姓之国，尽管有些大而无当，但名义上还是皇帝家族的世袭私产，这就决定，纵使官僚集团文恬武嬉，但皇帝还在克己奉公。但现在，连皇帝都成了流官制，那么，这国也就彻底烂了。

皇权制下，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给了胡族可乘之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还是虚君制下封邦建国，在礼制框架下形成尊王攘夷的政治格局，彻底废除流官。

（文/李退山）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领主阶层没落，贵族精神式微。贵族精神的式微不仅表现为社会品质的日益低俗化，更表现为上层社会主人翁精神的崩塌。因为领主没有了，在一个大而无当的一姓之国中，流官轮流坐庄，这种体制将执政者自身利益与治域利益剥离开来，执政者的私人利益和其主政之域的公共利益没有了交集，因此，对于流官来说，自己卸任之后，其治域随便怎么样都无所谓。正所谓“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的层层分封使各级领主成为领域的主人，这样一来，表面看起来领域是领主的私产，但正因为这样，反而成就了封建领主的主人翁精神。

也许有人要问：“你把封建制度说得这么好，难道封建领主治下就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吗？”而事实情况却是，由于封建领主的个人私利和其领域的公共利益是重合的，两者的诉求在大方向上趋于一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人民的处境其实并不糟糕；而流官制下，流官的个人私利和其治域的公共利益是分离的，两者的诉求是相互冲突的，要么官贫，要么民贫，人民的处境反而更为严酷。封建制下，封建领主和人民之间其实是达成了某种妥协与合作。人民有什么本钱与领主合作呢？因为，如果没有人民的生产和劳作，封建领主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封建领主和人民的关系就好像是农夫和牲畜的关系一样。一般而言，一个农夫是不会无缘无故鞭笞和折磨自己的牲畜的，相反，一个勤勉的农夫还会非常注意爱护自己的牲畜，他们会把耕牛养地膘肥体壮，在农闲的时候用箅子把耕牛的毛梳理地油光发亮，还会捉去牛身上的虱子。同理相征，封建领主如果脑子没坏，为了能维系他的长期利益，他一般会实行仁政，不会对其人民进行过分的压榨，这其实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昔日孟尝君门客冯谖矫命以薛债赐之于民，并焚其券，民称万岁，后来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诸道中，即为此也。至于近代以来阶级理论下对封建制度和封建主的那种歪曲，其实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政治宣传和政治谋略。

主人翁精神必然会催生出血勇和信义，这是贵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人，唯有为自己的私产而斗，才会勃发出巨大的血勇精神。而私产可以传之后世，所以，个人的荣誉就成为家族荣誉的一个剪辑片段，人就不会轻易违背信义，否则就会败坏家族荣誉。

一般人把勇气仅仅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精神而勃发出的力量，那其实是对勇气的一种肤浅理解。勇气的产生其实根植于动物性和物质层面。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不厌其烦地给士兵灌输主人翁观念，使士兵们以为那个大而无当的国其实是自己的。他们会把士兵的个人荣誉铭刻在其老家的门楣上，让其家属也感受到这种光环，从而促使涉世不深的年轻士兵迸发出更大的血性和勇气。

但这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血勇，与真正的贵族血勇有着根本的区别。

（文/陈治陆）中国封建制度始于夏朝，高峰期是西周，政治上结束于秦始皇（大一统），制度上瓦解于汉武帝（推恩令），家族上亡于朱温（白马驿之祸）。若无秦始皇，中国大概率发展成一个文明群，而不是一个大一统国家（郡县流官制和科举制是配套平民化社会的，也是保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不过，我出于一种人类的理性和好奇心，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以上三件终结封建贵族传统的事，又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虽说封建制度和贵族社会对内有阶层压迫（话说那个社会没有呢？），还特别强调血统（世袭），但封建贵族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外敌入侵时候，他一定拼死抵抗，因为没了土地爵位，他什么都不是。此外，封建贵族的统治依靠自身武力，本身尚武精神也强（豢养武士，武士阶层依赖于贵族，日本武士阶层，欧洲骑士阶层莫不如此。）。最后，封建贵族们世代衣食无忧，对器物、娱乐要求比较高，直接催生了高端文化，也即各民族文化的最高典范。

流官、士大夫面对异族入侵时候大概率没有贵族阶层有气节，因为前者只不过是道德约束，后者却是利益绑定。现代民族主义崛起之前，投降异族的士大夫依然可以做官，保有荣华富贵，贵族则是无法保全自己土地爵位世袭权的，因此，他们必须拼死抵抗。

古典贵族的灭亡及隋唐科举制的兴起对唐宋之际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关于此间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对比，奴兮君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一文中有一段精彩论述：“从汉代到唐代，中国人身上一直保持着尚武、通达、开放的精神面貌与社会风气，但是当时间推移到赵宋王朝，华夏的风貌却发生了质的改变。倘若从唐朝直接跳到宋朝，你会惊奇地感叹：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的不同。欲要探究两宋汉人风貌的转变，作为距两宋历史的较远背景，唐代往往是不得不加以关注并比较分析的。比较文艺作品的差异，或许也能窥探一二，唐代的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与之相比的，宋代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形象的说：如果唐代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代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科举始于隋，发展于唐，成熟于宋。唐朝时期还有很多世袭的贵族，但科举进逼下逐步消亡，唐末五代朱温的“清流之祸”基本上彻底消灭了贵族，之后中国再无真正成阶层的贵族，变成平民社会（注：没有土地爵位世袭的流官，士大夫本质上仍是平民。另外，东汉至隋唐的所谓贵族最多算士族，他们没有封地，有些甚至没有私兵，有私兵的时候也往往是战乱前后，严格说不算封建贵族，而是由贵族社会走向平民社会的过渡状态。）。贵族精神消失，文化低俗化，由诗、雅乐堕落为词，再堕落为戏曲小说，乃至今天的低俗流行音乐。而欧洲的贵族爵位、庄园、文化（如诗、小提琴雅乐）保存至今。

（文/大明星兮）今天看了你对封建的讨论，我感觉挺有道理的，我从小学历史的时候就对先秦的封建制有好感，虽然历史书上一直推崇秦之后的大一统集权制度，我还发现一个历史规律：从炎黄时代到晚周，一直是封邦建国的，持续3000多年，对外族主要是攻势，占有强大优势，尚武精神很强；从秦朝到唐末五代，主要是半封建半集权，有州牧势力，西汉前期诸侯王势力，藩镇势力，世家势力，乱世崛起的群雄势力，都有封建的影子，持续了大概1200年，对外族有功势也有守势，有时候占优势，有时候占守势，之前的尚武精神仍然有遗存，不至于亡国亡天下；到了宋初以后，基本上没有了任何封建势力，尚武精神也被消磨和压制的几乎没有了，对外族也基本采取守势，三次亡国、两次亡天下，持续1000多年，倒有一半的时间是被外族所统治的。

​看来封建制度对于一个民族的凝聚和攘外很有作用，大一统集权表面上看天下疆土统一，人心都归一了，中央朝廷一崩溃，什么都凝聚不起来。这就是宋明高度集权看来很强大，实际上一推就亡，两次亡天下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