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长期以来，在各汉群中，各派同袍在涉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往往各持一端，龃龉在所难免。品性修为高一些的，表面上愠而不言，私下则愤然割袍断袖；而修为低一些的，则由初开始的互怼迅速升格为互撕谩骂，丧失了基本的理性。每当此时，隔着屏幕，我总有一种诘问的冲动：“试问，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你是要以儿子对父亲的维度来看待呢？还是以历史家的纬度来看待？你是要以儿子对父亲的无条件情感作为评价的标准呢？还是以历史家的理性来作为标准？”

我们想想，对历史人物的反思，其目的到底是什么？作为汉本位者，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是要从历史中去汲取出有益的经验呢？还是要去维护你心中的那尊神？如果你想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但却以儿子的心态去反思父亲，你带着无条件的炽热的情感，试问你反思到的是些什么呢？这样的反思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而言，在对待历史人物上，我们应手持理性的解剖刀，从其身上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就涉及到反思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了。一个勇于割爱自新的人是有理性的人，一个勇于断臂求生的民族是有理性的民族。身为汉圈同袍，我们本应该是开风气之先，谋求改变世道人心、以独立的人格取代民众那种被挟持的人格的士人；而身为士人，我们本该动用我们的理性去唤醒民众的理性。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理性都不具备，泯然如众人，那么，我们将何以称“士”？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北宋理学家张载则将士人的责任概括为言简意宏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士人，我们连最基本的理性思维能力都不具备，我们将用什么去为万世开太平？因为“士”不仅仅是一种死而后已的精神，更是盘活局面的智者和能力的化身。很难想象，一个连理性都不具备的人，能有多少盘活局面的智慧呢？《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番话从“欲明明德于天下”开始层层追因，指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等等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格物”。所谓格物，“格”乃探究之意，“物”乃客观之物，“格物”即为探究包括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客观事物的规律，也即是对天道的把握。《大学》所言之“格物”是儒家认识论——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石，但窃以为，认识论的终极基石并非“格物”，而是理性。

理性是大脑在对客观世界的观照中努力克服主观羁绊的智力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大脑努力克服一切人性的弱点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摒除一切主观情绪和情感的干扰，从而对被观照物做出超越个人利益和好恶的客观评估，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合于天道法则的应对策略，以之格物致知、修齐治平。身为士人，如果我们连最基本的理性都没有，那将谈何格物致知、正心修身？我们连正心修身的自我救赎都难以实现，又将遑论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李退山于2019年12月19日午11时，对理性的阐述节选自《李退山：拥有理性的士人不会一味谈“日”色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