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插花受儒家、道教、佛教思想影响,富有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情趣，认为万物有灵性,因而常把无语无义的花草根据其生活习性,赋予了人的感情和生命力。

借用花木抒发人的意志、愿望之时,以花枝展情韵,表现花品花格,令人在击节赞叹之余,心驰神往。古人看花是有分别的，饮酒对自然生长的花，饮茶对瓶中插花，在寄情花木中,每朵花、每片叶都蕴涵着深长的意味。

宋朝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迅速发展，插花艺术也获得普及与进步，成就辉煌，举国上下插花之风亦然盛行。《洛阳牡丹记》有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每到春天都要举行盛大的花会和插花比赛，热闹非凡。

文人插花别有情趣，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除琴棋书画外，又形成插花、挂画、点茶和燃香的“生活四艺”，撰写出不少插花诗作。

受理学影响深重的宋代，其清雅、隽秀的时代气质，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插花不仅追求怡情娱乐，更注重理性意念。在形式上、内涵上则倾注作者的思想，意趣及品德节操，不像唐朝那样讲究富丽堂皇的形式与排场，而注重花品花德及寓意人伦教化的表现。

在构图中，讲究线条美，常以梅花、腊梅等枝条来插制，突出“清”、“疏”，形成清丽疏朗而自然的风格。因而，许多文人士流为避现实多退隐于山水之间时，寄情于山水花草之间，以表心意。如周敦颐的学生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花开花落等景象敏感多思。

插花在宋代成为民间社交的礼仪，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梦梁录》有：“汴京熟食借，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

《墨庄漫录》中记载：“西京(今洛阳)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花卉展览)。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

插花成为文士们雅集的主要题材，根据吴自牧的记载：当时不论官吏庶民，在吉凶庆吊时，一切筵席通常是由四司六局承办。而四司六局的职掌中，香药局管烧香，茶酒司管点茶，帐设司管挂画，排办局管插花。

宋代插花不仅讲求插得好，插得妙，还讲究花命的维持。在花材保鲜技术研究方面发明了许多既简便实用又科学的方法和配方，有些方法至今仍具现实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提及，“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若水锈传世古则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可见古铜器养花有保养的功能。苏轼的《格物粗谈》、林洪的《山家清供》也有类似的叙述。

随着深入探讨插花著作、诗词渐多问世，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中国传统花文化的内涵。范大成在《范村梅谱》中，对梅花的选择和品赏最为精辟，书中说：“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陉奇者为贵。”这经验之谈也成为中国古典插花艺术的准则。

宋代插花的花器，如花瓶、画盆已经是专门的造型，和日用器皿区别开来，各大窑口几乎都有生产专门用于插花的花器。当时的插花既有自由、惬意的竹筒插花、也有发古幽思的用商周鼎彝作花器的插花。

插花容器的制作与改良，继五代发明占景盘后，宋朝又发明了三十一孔花盆、六孔花瓶、十九孔花插等，可视作现代插花用的剑山原型，可见当时对花枝的插置布局已有一定艺术构思。同时，宋人花架也十分考究，这大大促进了陶瓷、漆雕、术器等工艺的发展。

宋代的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与大自然相联系。所以，文人义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花材多用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素雅者，表达人生抱负、理想。结构上则注重以清为精神之所在，以疏为意念之依归，体现自有纯美的意境。如以梅之傲雪凌霜、兰之幽怀若谷、竹之虚心有度、菊之玉洁冰清,作为“四君子”；或以傲骨铮铮的青松、高风亮节的竹、刚强不屈的梅，组成“岁寒三友”，比拟文人雅士清高、孤洁的性格。将花卉赋予花德，以花寓意人伦教化，成为宋代花艺的重心。

有迹可寻的插花，至少唐以前在中国已经出现，甚至有人认为是汉代就有，不管何时有的，都还相对简单，多与祭祀或供奉有关。宋朝时期中国插花进入了普及阶段，虽然国力已不如唐时强盛，但毕竟结束了五代的割据局面，经济文化更加进步。“人文之善”是社会生活的境界、人际交往的境界，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下，能体会的是静观万物，是时光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