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极权国家还是福利国家，他们总是打着“平等”的名义，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端，并造成了上世纪无数的人间灾难。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

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拉开，发现自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不已。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拉开，发现自己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这一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

这项政策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1978年的“巴克案”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

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抗议。最著名的抗议，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威尔逊。他抗议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

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19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和拉美裔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补偿性正义”是否合理？——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

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

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被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在《保守主义思想》一书中写道：“无知之幕”背后的逻辑是，我们需要一个巨大无比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最终这种裁判权一定会被权力机器所劫持——那就无异于“抱薪救火”，罗尔斯式的“正义”越多，个人自由就会受到更多限制。那时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无论是极权国家还是福利国家，他们总是打着“平等”的名义，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端，并造成了上世纪无数的人间灾难。

柯克在书中进一步指出，国家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的诞生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没有权利的转让，没有契约的订立，更没有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

“分配正义”违背了市场原则。市场本身能够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任何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再分配，一定会被自由的市场交换所打破。 正义意味着尊重权利。由国家再分配所维持的平等将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权利，正义不在于平等，而在于承认、尊重和保护个人的天赋和私有财产权。

深知乌托邦主义弊病的柯克，在对西方文明诸多问题的层层剖析中，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西方人面对的困惑，也是如今我们面对的困惑。本书被公认为“左派最需要认真对付的劲敌”。而对中国人来说，更是一剂最强有力的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