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不太愿意生孩子了，导致人口政策调整的效果有限，从而导致人口政策调整的频度加快。

2018年4月27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废止了《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据介绍，废止的原因在于：2016年1月全面“两孩”政策全面实施后，以控制人口数量、严防违法生育为目的的“市办法”，与当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服务管理的新要求明显不符，后者要求“由管理为主向更加注重服务家庭转变”。

该“市办法”废止后，武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和妥善解决好相关问题”。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武汉家庭生育了三胎，还征收社会抚养费吗？这恐怕是最重要的“相关问题”了。无论如何，武汉相关部门职能转向“更加注重服务家庭”，已是定局。

这当然不是武汉一地的事儿。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示了即将在全国铺开的某种政策与职能调整。

2010年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从2011年11月开始，全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全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1月正式落地。可以看出，人口政策调整频度很高，新政策落地速度加快，大方向是人口政策趋于宽松。

为什么？列一组数据就一目了然。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8。随后，次年有一次政策强化。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均会公布前一年的总和生育率，2011-2012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4与1.26。随后，2013年提出全面“单独二孩”政策。2013-2014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4与1.28。随后，2015年提出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05，《中国统计年鉴2017》没有公布2016年“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及总和生育率。

一言以蔽之，大家都不太愿意生孩子了，导致人口政策调整的效果有限，从而导致人口政策调整的频度加快。但是必须说句实话，“中国人爱生孩子”是一个流行的谬误。事实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社会及东亚社会都不愿意生孩子，这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根据美国CIA统计数据，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新加坡为0.83，澳门为0.95，台湾为1.13，香港为1.19，是CIA统计的全球224个国家与地区中垫底的四个；韩国为1.26，日本为1.41，都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大概是儒家社会过于看重质量、过于重视教育，导致养育成本居高不下，从而抑制了生育意愿。所以提振生育率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

但再棘手也必须做。统观世界历史，人口与生育率往往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明的兴衰。举个简单的例子吧。设想一个社会，有两个族群，主体民族占比90%，生育率为1.3；外来移民群体占比10%，生育率为3.9。那么，一代人之后，两者的比例为75：25；两代人之后，两者的比例为50：50。随后外来族群将逐渐变为主体民族，原主体民族逐渐变为少数族群。三代人之后，两者的比例为25：75；四代人之后，两者的比例为10：90，彻底攻守易位。这个过程完成只需要几十年到一百年时间。保守主义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对美国的忧虑即源于此。

人口问题是国本国运所系，比其他一切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都更为根本。但全世界也没有太好的因应之道。重振生育文化，形成对孩子友好、对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尽量恢复廉价养育体系，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但都不容易做到，所以需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3日《南方周末》，本站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