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可以定性，弟子规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糟粕，应该与裹小脚、刮头留辫一同扔进历史垃圾桶中。

孩子的教育靠长辈言传身教和社会环境影响，那些为弟子规辩护的人老师和家长，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孩子的成长中弟子规有多大的能量。当然他们会说，我的孩子学了弟子规，变得彬彬有礼，讨人喜欢。我想说的是，孩子变得很好，与弟子规没有干系，而孩子的成长并非是为了讨家长喜欢，亦不是家长心中的那种彬彬有礼就是正确的。你确定你喜欢的就是正确的？你确定符合你的心意的就是正确的？你确定你的喜好就是孩子的的喜好，就是正确的？你确定你厌恶的事物就是错误的，孩子就必须放弃吗？如果你都是对的，那你岂不是超越了圣人而成为完人了？这些带着思想枷锁的大人自以为是的制造了牢笼把孩子从小禁锢在一个他们认为完美的模子里，最后长成他们希望看到的样子。社会的进步无从谈起。

教育在于启发智慧与创造，而不是复制产品，更不是培养家长的奴才。他们会说，孩子听话有什么不好，是的，很好，但是并没有任何征象显示做父母、长辈的就是完全正确，而在当今社会，道德败坏之徒对孩子的影响不可谓不少，难道也要让孩子一切都顺城其志吗？况且中国之智慧，讲阴阳之道，上下关系都是相互的，没有任何一位圣贤只是要求孩子或者弟子完全服从和阿谀顺成他。

有人说，圣人之言都是正确的。弟子规是圣人训，当然都正确，所以要当做经典来学习实践。不得不说这些论断是多么的无脑，单单这种态度就已经让人毛骨悚然了。犹记得当年，人手一册红宝书，毛主席的话都是真理。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还有人事事处处都讲“两个凡是”。今天的弟子规吹捧者，与当年的红卫兵有何却别？

这些家长自己作为一个卑躬屈膝的奴才还不算完毕，又把培养服从自己的奴才之希望放在了孩子身上。而更甚者，一些信仰某种宗教的家长或者长辈，违反国家法律，向孩子灌输宗教，弟子规符合其宗教培养奴才的标准，当然被列为他们的“经典”。这些无厘头的“经（zao）典(po)”还包括“二十四孝”、“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王凤仪言行录”等等。

不久前，一条令人撕心裂肺的新闻，一女子被车撞倒，不能动，又遭到二次碾压，最终身亡。过往行人，无一救助。正应了弟子规“不关己，莫闲管”的精神了。

下面这篇网友旧文，希望可以惊醒那些沉睡的人。

《弟子规》全力打造“尊长”的权威地位，而见不到“长幼”之间的人格平等。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君父一体”,在国，全民服从一个皇上；在家，全家服从辈分最高的长者。家庭作为社会单元，灌输给孩子的理念往往是社会制度的折射。《弟子规》正是适应了清朝那个末代王朝的政治体制、文化土壤，它在家门之内训练儿童敬孝尊长，旨在走出家门效忠朝廷,，多磕头少说话。所以《弟子规》规定孩子“话说多，不如少”。“话说多，不如少”这是很难为孩子的

现在，国内正掀起一股《弟子规》热。到处出版《弟子规》的全文、注释、图画，电视上一句一句的讲，甚至一本《大家都学弟子规》一版再版。《弟子规》值得这样提倡吗？本文提出点不同看法。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清康熙末年绛州（今山西新绛）儒生李毓秀（子潜）编。三百多年来，在国内广泛流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蒙书之一。此书固然有多处援引经典而作，但其局限性却不因经典的原因而减少。今人应该怎样对待，略抒浅见于后：

公元1644年，吴三桂叛明，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后，建立了清王朝。新统治者在一些汉族大臣的扶持下，逐渐认识到思想统治的重要性。入关不久，便制定并实行了“表章经学、尊重儒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亲自到孔子家乡曲阜祭孔，手题“万世师表”，刻石立于孔庙，进一步确定了尊孔崇儒的大政方针。

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封建制度日渐衰落，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作为国内主要意识形态的儒学自然也有两种不同表现。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在宋、明官方承认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代表的封建制度是永远不变的“天理”，一切反封建的意识、行为都是“人欲”。另一方面是一些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思想家的进步主张。如王夫之认为“终不离人而有天，终不离欲而有理”。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宗羲提出授田养民、工商政本等改革措施。面对着同是儒家学派，却有两种不同理论和主张的现实，清统治者两者相较，认为前者对巩固封建统治有利，于是康熙帝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他认为“惟有朱子之学，驾乎诸家之上”。又大封朱熹后人，修朱熹坟墓，令李光地修《朱子大全》，还破例地把朱熹请进孔庙大成殿。封建皇帝、封建朝廷既然明确了这一主导思想，封建文人自然依此作起了文章。

封建统治者为保统治，自然要百姓老老实实。当年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话已说的很清楚，满清时代，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几经改造后的儒学——理学，要求人人循规蹈矩，不许犯上作乱。男子忠君尊上，女子“三从四德”。清军入关后新统治者面对不服从的百姓们“嘉定三屠”、“血洗江阴”武力压服后，又推行“薙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用种种高压手段要百姓训服，当然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以造就大量顺民，康熙末年出现的《弟子规》便应时而生了。

一篇《弟子规》，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充满了旧日的说教。例如：

（一）对父母：文中对父母之孝，主要体现了一个“顺”字。不但“父母教，须敬听”，而且“父母责，须顺承”。不但“亲爱我，孝何难”，即使“亲恶我”，仍然“孝方贤”。父母对自己好、坏，都应听从。一旦发现父母有过，对父母谏诤时，强调和颜悦色（“怡吾色”），还要柔声慢语（“柔吾声”）。父母不听，不仅要哭着劝谏（“号泣随”），父母责打自己也不许有任何怨气（“挞无怨”）。这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强调的“父为子纲”极端化之后的表现。《红楼梦》中因为贾宝玉不认真读诗书，其父贾政对他痛打。一面打一面说“我打死你，也不犯法”。贾宝玉只有挨打，决不反抗，与此何其相似？

（二）对长者：中国古代“五伦”中“长幼有序”是应该的，孔子当年还说过“乡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对老人给予应有的尊重。但《弟子规》中说起年幼人与老年人的关系是却是这样表现的：“长呼人，即代叫，人不在，即己到。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路遇人，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优待，百步余。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依照这些的要求，幼者是个什么样子呢？长者一呼唤，幼者立刻赶到。即使长者不在那里，幼者也要及时赶到。依理说对长者不能称名，依称呼来叫，倒是应该的，但“对尊长，勿见能”却不一定对。年幼者在年长者面前，不许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说出对事情的看法，只能唯唯诺诺，一切服从。如果说出与长者不同的看法，就是“见能”、充能，不尊敬尊长，就是说年幼人不许独立思考。在路上遇见尊长，要很快地小步跑过去作揖问好。即使长者不说话，也要恭恭敬敬地后退一步，老实站立。遇见老人下马、下车以示礼貌，当然应该，但要在长者来前或走后一百步都要求站到那里，这种礼貌就太过了。还有幼者在长者面前不能随便坐下，只有长者叫坐，才敢坐下。与长者说话时，声音要低……这样一个儿童、活像一只小绵羊、一个小奴隶，依此方式培养的孩子，从小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长大以后更是一个顺民、良民，正好符合清朝初年统治者对百姓的要求。正与当前孩子们要有独立思考，有创见的要求相反。

（三）对社会：人们在社会中生活，随时存在着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弟子规》中说“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一再强调明哲保身，只顾自己。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看见不合理的事情，不能挺身而出，不是勇敢行为。书中不仅不分好事、坏事，一律视作与己无关，不去多管，还要人们“说话多，不如少。惟其事，勿佞巧”。叫孩子们不要多说话，话说多了会招惹是非。无独有偶的是清朝中期，一位新上任的官员，向长期为官的前辈取经，问起如何能保住官位，步步升迁时，久混迹于官场的老官僚给他六个字的明示：“少说话，多磕头”。综观整个清朝二百多年，凡保住禄位，飞黄腾达者，多是少说话，多磕头。孩子们从小学了《弟子规》，就可得此“法宝”。殊不知此“法宝”正是妨碍人们创见，戕杀人们锐气，起到纵令社会上诸恶横行的不良作用。谁都知道社会上好人多，坏人少，这是自古以来，乃至多年后直到今天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弟子规》的作者却认为“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他认为社会上好人少、坏人多。当然这是站到有钱有势的人角度看待劳动人民说的。文中提到对婢仆要“慈而宽”，是给有婢仆的人家的孩子写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写的。作者要把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培养成封建社会中标准的好孩子。在清朝统治的各代均符合朝廷要求的顺民。广大百姓，大量劳动人民的孩子学习它，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今日人们所见的《弟子规》是几经修改的作品，此书最初由清康熙时绛州李毓秀写成后，山西浮山儒生贾木斋将原书作过一次修改，并将李编的《训蒙文》改名《弟子规》。同治五年（186年）陕西三原人贺瑞麟又将此书编入他所辑的《西京清麓丛书·养蒙书九种》之中，重新出版。共1080个字，通篇采用三字一句，以合辙押韵的韵文形式出现。这种三字一句，每一小段均押韵的形式，人们喜闻乐见，儿童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学易记，是一很好的形式，但这一形式不是始于此书，一千年前的《三字经》已有成功的范例。

利用合辙押韵的形式当然很好，作者为了用这一巧妙的形式灌输进他的说教内容。却在很多处勉强凑字，硬造名词，不合语法，令人费解。如“居有常，业无变”之“业无变”之业应是祖宗传下来的事业不变更，但与“居无常”联系不起来。“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之“力为具”、“谨为去”更不清楚。“丧三年，常悲咽。居处辨，酒肉绝”一段，“居处辨”既含意不清，这两句又不押韵，只不过凑足三个字而已。“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应是对上要合乎等级名份，对下要与家庭地位相符。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么多，还要好好解释一番。这么一解释，就失去“通俗易懂”之意了。“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意思是别人问到谁时，应该回答名字，“吾”字和“我”字，不应混淆，应该分开。应该是“要分明”，文中用了“不分明”，不正好相反吗？还有“直谅士，渐相亲”“直谅士”应是耿直信实的士人，“谅”当固执讲，固然也当“信”讲，但那是小信。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是说要讲大信，不要讲小信，作者此处用了这个“谅”字，要士人对别人“谅”，只是小信，便能“渐相亲”，显然水平太低，要求不对，这又是明显的凑字之为。“过不规，道两亏”，意思可能是有了过，又不按规则，如果两者加起来，就是两个错（亏）了。这种解释不知是否正确？孔子当年说过“过而不改，是为过矣”[5]，即有了过又不改过，又多了一个过。多么清楚，作者的话别人不懂，自己也说不清楚，正是“以已昏昏，使人昭昭”之作。“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己”。这句话显然依据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来，但“即速己”却很难令人理解，好象是自己不愿干的事，快快不干，“即速己”三个字可以这样解释吗？是快快干呢？还是快快不干呢？说起来这么别扭！讲起来这么不通！“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此“理真”显然是“真理”之意，此真理应指儒家学说。这又是为了说明问题凑句造词，颠倒名词之作。

以上举出多例，说明此文作者为了说明问题，造词凑句，病句累累。作为儿童启蒙读本，孩子们读了这些病句，大大不利于语言训练及写作表达。我国古代的文言文，是很规范的，当时民间的俗语，是很顺畅的。以此别别扭扭的一些句子教育孩子，还让孩子们背诵，很易把孩子引向语言和文字不规范的邪路。

从礼仪方面来说，强调多听大人说话，尽量少插嘴，或许有点道理。但作为一种人生训条来规范儿童，则是窒息了孩子天真、率直、活泼的天性，把儿童驯化为 “听话”“顺从”的“乖乖仔”。说“驯化”这个词儿可能不受听，因为“驯”字是用于动物的，但是你只要注意《弟子规》的最后一句：“圣与贤，可驯致”，“可驯致”就是通过“驯化”而“致”嘛。作为源头《论语》里孔子的思想，是清新活泼的，孔子期待“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鼓励门人弟子“当仁不让于师” ；他不满意颜回唯唯诺诺不提不同意见，叹息“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无所不悦” ；在教学上，他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如果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些极宝贵的思想，在《弟子规》里统统没有了，非但没有了，《弟子规》反而用一顶“紧箍咒”把孩子“套牢”——“对尊长，勿见（现）能”。中国是盛产以下这类格言的国度：“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话到舌尖留半句，未可全抛一片心”“言多有失，多言贾祸”“人怕出名猪怕壮” “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夹着尾巴做人”“自大一点就是‘臭’”“人前显能，难得善终”等等等等，连同“对尊长，勿见（现）能”在内，无一不是阻碍思想自由、禁锢创造精神的无形枷锁。

中国封建教育的恶果，可以归结为四句话：“人格驯化，头脑僵化，脊梁骨缺钙，膝盖骨发达”。《弟子规》的负面作用正在牵着儿童走这条路。微观一点说，《弟子规》可以培养出“老实听话”“谦谦君子”，同时却在扼杀未来的革新家、科学家、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