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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诗人|南中大姓与爨氏兴衰

作者:边塞诗人点击: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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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9-23来源:网络责编:caian

在云南的曲靖,至今还遗留着两通海内闻名的1000多年前的古碑,这就是“南中瑰宝”——大小爨碑。

大爨碑是指位于陆良县的爨龙颜碑,小爨碑是指位于曲靖市麒麟区内的爨宝子碑。二碑开楷书入碑的先河,故得到历代书家的推崇。

清末的大学者杨守敬曾说:“真书入碑版之最先者,在南则有晋宋之大小二爨,在北则有寇谦之之华岳、嵩高二碑。”

康有为更誉其为“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然其高美,已冠古今”。

因此,在1961年国家颁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大小爨碑都赫然在列,当时整个云南省仅有五处,而大小爨碑就居其二,可见其在全国的影响。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云南这样文化相对落后的多民族的边疆地区,能有这样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汉文化的丰碑呢?

实际上,大小爨碑留给世人品味的,当然不仅仅是其灵厚的书法艺术,它还记忆了云南整整一个时代,浓缩了云南整整一个时代的精华,而这一个时代,就是云南历史上的爨氏家族统治时期。

在三国西晋以后的东晋南北朝,全国处在一种大混乱、大分裂、战乱频繁的时期。这个时候,不论是少数民族为主的北方和汉族政权为主的南方,政权更迭都十分频繁,无暇来经营僻处西南的云南地区。

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南中大姓趁机而起,驱逐了内地王朝在南中地区的统治势力,控制了今天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割据。

这种情况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8世纪中叶,持续了400多年的时间。

驰誉全国的书法瑰宝大小爨碑和滇东地区连绵相望的“梁堆”墓就是其遗存。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散佚和缺失,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都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引得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孜孜不倦地去求索。

首先,南中大姓是如何形成发展,走向历史的舞台,并最后控制了南中地区的,这是人们聚讼不休的一个问题。

从汉武帝开西南夷,在南中地区设置郡县,以加强对当地的统治起,就开始对边疆移民。

最先来到南中地区的自然是汉王朝的军队,他们在新设的郡县屯田据守,成为中原王朝在南中地区统治的基础。

随之而来的是王朝招募来实边的百姓和发遣过来的各种流犯,这些人携妻带子,成为南中边郡汉族居民的主体。

其余商人做买卖来定居的,因出征而流落未回的,因内地战乱或灾荒流亡而来的,各种原因,不一而足,使南中地区很快就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

到了西汉末年,文献中就开始有了大姓的记载,这时,距汉武帝开边已经有百余年了。

有学者认为,大姓势力的形成,是由于屯田据守南中地区的军官,逐步演变而为世有其官,再将世代在屯田上劳动的屯军变为其私家部曲(所谓的部曲,实际是军队的编制),从而形成自己私人的势力,开始在南中地区称霸。

这种观点初看很有道理,但仔细斟酌,却和当时的具体情况不符。

两汉的兵制:西汉时军队基本上都是征发来服兵役的普通农民,有事征召,事毕即罢,即使到边疆屯田戍守,也是一年两年就必须替换;东汉的军队,逐步改变为招募,即有雇佣军的性质,但有事也必须征发农民服役。

这些人都有家室,自然不可能长期被束缚在边疆地区屯田戍守;当时的军官更非世袭。

因此,当时并不存在像明代的卫所官兵一样世代为官,世代为兵的制度。

同时,由于封建王朝要在边疆地区实行军屯,费用高昂,所以,军事屯田往往实行于边疆开辟的初期,一旦边疆稳定后,王朝对当地的统治就主要依靠迁移而来的汉族移民为支柱。

这在史料上有很多的记载,如汉魏时期的南中地区,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是分开计算的,汉族人口和内地一样,由汉族官吏直接管理,编有户籍,要交纳赋税,服各种兵役和劳役。

而少数民族人口则不编户籍,由其本民族的首领王侯或夷帅管理,这些首领再听命于封建王朝任命的太守、县令。

当时,在南中地区也施行了“察举”“征辟”制度,但都为少数有势力的汉人所把持,他们世代为官,逐步掌握了南中地区的大权。

这或许也是南中大姓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察举”,就是地方大员给中央举荐人才,名目很多。这是西汉和东汉时期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和大家熟悉的明清时的科举制度很相像,但不像科举制度那样要经过一层层严格的考试。

“征辟”则是朝廷委任的太守、县令等,到任后征招当地的汉人为其属官,朝廷一般不加干涉。

从制度上来说,南中大姓的形成发展确实是和察举、征辟有关系的,但如果我们深入的考察,则会发现,南中大姓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封建王朝统治南中地区的需要,也和汉族地方势力在南中地区的形成有关。

汉王朝在南中地区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客观来说,进一步加强了边疆地区和内地的交流,加强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

但是,在南中地区,少数民族毕竟是占大多数的,封建王朝处在其特定的环境下,无论其如何开明,都不可能避免少数民族的反抗和叛乱。

封建王朝有必要利用在南中地区的汉族中的一些人,来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这样,就为南中大姓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察举是按郡人口的多少举荐的,南中各郡汉族人口都较少,一年一般不会超过一人,被举荐的人不能回本地做官,因此察举对大姓的形成发展反不如征辟来得大。

王朝派到南中地区的太守,需要一大批的本地方汉人做其属官,帮助其处理各种事务,特别是和少数民族的首领打交道,成为维系封建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的一种纽带,太守就依之为爪牙,对南中地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进行统治。

太守是流官,经常变动,而这些汉人却不变。

不熟悉情况的太守、县令只有依靠他们才能维持统治。

这些汉人在南中地区就造成了一种在封建王朝和少数民族首领之外的特殊的势力。

他们通过自己特殊的身份来为自己谋取政治、经济利益,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这些人有机会垄断地方基层权力,从而可以世代成为郡县的属官,逐步把持了地方政权,形成了拥有强大势力的大姓。

这种情况在东汉中叶就已经很明显了,到了东汉末年内地爆发了黄巾起义,封建王朝的力量也无法控制南中局势,汉人大姓就乘机组织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由于社会动荡,南中地区的汉族小自耕农无法自保,只能托庀于大姓的保护,从而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地位,沦为大姓的部曲,平时耕作,战时出征,大姓的武装强大了。

到三国诸葛亮南征以后,为专心北伐,故任命汉族大姓为当地的太守等官,将一些被打败的少数民族编人大姓的部曲,使大姓的私人部曲成为了蜀汉政权合法的地方武装。

大姓终于成为了南中地区支配性的政治力量。

在三国两晋时期,活跃在南中地区的汉族大姓很多,最著名的就是“四姓五子”,即孟、李、爨、董、毛,其他各郡大姓文献留有记载者多达数十家。

关于爨氏的来历历来说法不一。

在爨龙颜碑中有关于爨氏来历的一段话:“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眇胤也。”

颛顼和祝融都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又说“子文铭德于春秋,班朗绍综于季叶”,子文乃是春秋时楚的令尹(丞相),班朗乃其后,以班为姓。

后又说东汉时的大史学家班固、威镇西域的班超皆其先祖,“爰及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

就是说到东汉末年,才改姓爨。“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后“迁运庸蜀,流薄南入”。

这是东晋南北朝时爨氏掌权后对自己来历所做的解释。一些学者据此就认为,称雄之爨乃是在晋时才迁来南中,和三国时史书记载的爨氏并非一族。

但是,将历史上的显赫人物都拉为自己的祖先,这是很多为自己树碑立传者的习惯,因此爨龙颜碑上的这些祖述,可信度值得怀疑,只能是参考。

说爨姓是东汉末年才得姓,就更不可信。如果其到西晋(公元265~316年)时才人南中的话,到爨龙颜死(公元446年)也才100多年,而碑中又说“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乡望标于四姓”,100多年不可能就传九世,而所谓的“四姓”,也是三国西晋时的概念。

因此,碑中所说多是附会。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爨氏是从中原迁来的汉族,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成为了南中有势力的大姓,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上。

爨氏中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爨习,在东汉末年为建伶县令,这是南中大姓中任本郡县令最早见于记录者,可见当时爨氏在南中地区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势力。

爨习和为姻亲的大姓李恢不和,李恢后来是蜀汉诸葛亮平定南中地区的大将,因此爨习当时可能和孟获等为伍,共同抵抗蜀汉的进攻。

南中被平定后,爨习和孟获一起被征人蜀中为官,诸葛亮北伐时,爨习曾率南中精锐从征,担任了行参军偏将军的职务,参加了著名的街亭之战。

到司马氏灭蜀,建立了西晋政权后,发南中大姓的部曲和孙吴政权争夺交趾地区(今越南北方),领军的将领就有爨熊和爨谷,爨谷还被任命为交趾太守,是晋军前方的总指挥。

这批派到交趾去的大姓武装开始取得了胜利,占领了交趾,并打退了吴军发动的几次攻势。

后来吴国发大军来争,这批大姓武装后继无援,全军覆没了。但是爨氏在南中地区继续保持了雄厚的势力。

在两晋之交,南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东晋王朝和氐族在四川建立的成汉政权争夺南中,双方都必须依靠当地的大姓势力,而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也各有立场,依附不同的政权,互相争夺。

在爨氏中,也各有依违,如爨量为梁水郡太守,据有今滇南地区,和成汉政权相联系,并进攻由晋王朝的宁州刺史占据的滇池地区,后被杀。

而爨琛为所用,在量被杀后,接替了量的位置。成汉击败东晋在南中的势力,爨琛降。

成汉在南中地区分设宁州、交州,以霍彪、爨琛分别为刺史,可见当时爨氏已成为南中首屈一指的大姓。

后来霍氏的势力也被打垮了,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主要就剩下了爨氏,“遂王蛮夷”,独自称霸南中,但还是奉东晋和后来的南朝的正朔,即承认这些政权为正统,并在名义上归其管辖。

一直到隋初,内地的战乱,政权的更迭,都没有影响到爨氏家族对南中地区的统治。

也许有人会问,以前南中地区的那些大姓到哪里去了?

除了一部分在长期的争斗中灭绝了外,应该说,大部分的大姓都变成了爨氏家族的属官,和爨氏共同构成了南中地区的统治阶级。

在爨龙颜碑碑阴题名的都是爨氏的属官,有孟、周、赵、李、毛、陈等姓,应是汉魏时大姓的后裔,但势力衰弱,只能为爨氏的附庸了。

爨氏称霸南中以后,出现了爨地和爨人的称呼。

所谓的爨地,就是指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爨氏统治的区域,已非汉代南中地区的全部,大约相当于蜀汉时的建宁郡(今滇中地区)、兴古郡(今滇南地区)、朱提郡(今滇东北地区和贵州一部)。

其西的云南郡(今洱海地区)、永昌郡和其东的样柯郡已变成若干民族部落控制的区域,西北的越巂郡因靠近四川,则仍为内地政权所控制。

在爨地这一区域内,由于当时和内地相比,较少战乱,经济文化继续得到了发展,并由社会文化发展的差异,形成了爨区的两大部分——东爨地区和西爨地区。

东爨地区大体约等于过去的朱提郡地,而西爨地区则主要为建宁郡和兴古郡地。

在所谓的爨地,除了汉晋时期陆续从内地迁来的汉族移民以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在汉武帝开西南夷时,这一地区既有“耕田有邑居”即从事定居农业的焚人、滇人、夜朗等部族,也有“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即从事游牧的叟人、昆明人等部族。

随着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发展,叟人虽然还保持了从事畜牧业的传统,但也逐渐开始从事定居农业,其势力有所扩大,文献有很多叟帅的记载,说明叟人的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不是“毋君长”而是有了很有势力的部族首领。

在汉代边郡制的特殊的行政体制下,各族的首领在郡县太守、县令的管辖下,各自统治自己的本部族,汉族居民则直接归太守县令治理,各民族之间已经存在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蜀汉时,诸葛亮平定南中大姓的反叛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大姓的势力,如将一些少数民族直接分给大姓为部曲,打破了夷汉分治的格局。

而大姓为巩固自己的势力,也频繁地和少数民族通婚。

据文献记载,大姓和夷帅通婚结为亲家,称为“遑耶”,世代通婚,称为“百世遑耶”,恩同骨肉。

大姓通过和夷帅的通婚,来加强政治上的联系,造成和中原王朝的统治并立的地方势力。

如西晋王朝委派的南夷校尉(即管理全南中地区的最高长官)李毅杀了反对他的大姓李氏和毛氏,而这两人和有势力的五茶夷帅于陵承都是“遑耶”,结果于陵承联合夷帅和部分大姓,起兵报仇,战乱连绵了七八年,使西晋王朝在南中地区的统治实际瘫痪了。

频繁的通婚势必带来频繁的文化上的交流。

到了爨氏独霸南中,封建王朝的政治势力基本退出南中地区以后,由于汉族居民在南中地区毕竟只占少数,夷帅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爨氏和其治下的大姓更加需要倚靠夷帅的力量来维持对南中地区各族人民的统治,而通婚则使大姓和夷帅混为一体,到了后来大姓也同时成为部落首领,爨氏不仅是爨地行政上的统治者,甚至还成为了当地人民信奉的传统宗教的首领——“两爨大鬼主”(近来,有学者提出“鬼主”并非宗教首领,而直接就是头领的译音,亦可备一说)。

而下面的汉族和各族劳动人民更是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相互帮助、相互交流、相互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间的界限逐渐泯灭,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称呼——爨人。

就是说,和当时北方黄河流域的民族大融合相对应的,在西南也出现了民族的大融合,不过西南的民族融合产生的则是爨人这一新的共同体。

在汉魏时期即南中大姓形成发展的时期,应该说,大姓和少数民族的首领夷帅在古文献中是有明确的区分的。

现在有人说孟孝琚、孟获等为少数民族的后裔,都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南中大姓遵照的是中原地区汉族的葬俗,并没有少数民族葬俗的存在,这是事实。

以爨碑为代表的书法艺术,不仅在南中地区,在当时的全国水平都是非常高的。而书法是汉文化的精髓,这表明南中地区有非常高的汉文化。

因此,在汉魏时期的南中大姓是汉族移民的后代,在魏晋以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通婚,大姓夷帅已经合二为一,既保有汉族的传统文化如儒学、书法艺术等等,也融进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

这时我们已经很难再说他们是汉族了,因为从血缘上,从文化上,他们都已经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体——爨人。

随着公元581年隋渡长江灭陈,结束了内地两个多世纪无休止的战乱,中原王朝的势力又强大起来,自然不会让爨氏在西南继续其割据的局面。

隋文帝遂两次出兵南中,将爨氏家族的首领爨玩带回长安处死,诸子没为奴隶。

但此举并未能控制南中地区,爨氏的其他首领仍继续据有南中。

到唐朝建立,改变政策,将爨玩的儿子爨宏达放回南中,以其为昆州刺史,对爨地实行羁縻统治。

这种状况大体保持了一百多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王朝为进一步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遣竹灵倩在安宁筑城,并修筑通往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的道路,役使爨部,政苛人弊,激起爨人的反抗。

诸爨首领南宁州都督爨归王、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昆州刺史爨日进等召集部众,合力进攻,杀竹灵倩,夷平了安宁城。

接着爨氏又发生内乱,互相争权夺利,爨崇道杀爨日进,又暗害了爨归王,归王妻阿姹是乌蛮女,起兵复仇,纷争不休。

大约在天宝五年或六年(公元746或747年),被已经统一了洱海区域的南诏趁机进攻,在众叛亲离之下,爨崇道败亡,爨氏家族在南中地区四百年的统治终于结束了,云南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

在爨氏的势力败亡以后,南诏为统治爨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将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西爨地区的人民大量迁移到今天的滇西地区(史书记载“迁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从当时的人口数量来说不可能仅是迁到永昌一个地区),以削弱爨人的反抗。

接着在爨地设立了一些军事重镇,以统治爨地,防御唐王朝的进攻。如设拓东节度驻拓东城(今昆明),设通海都督驻通海城(在今通海县),都掌握重兵,维持对爨地的统治。

对于爨氏家族的后代具体如何,并无明确的文献记载,因此争论较多。

但是爨氏家族并未灭绝,如著名的南诏德化碑上记载的南诏的大臣就有爨姓,爨泰曾为南诏的学士。

大理国的开国君主段思平从通海起兵时,就得到了其舅父爨判的大力支持,登极后封爨判为巴甸侯,这都是有史籍可考的,说明爨氏在南诏大理时期还保留了贵族的身份,是当时统治集团的成员。

同时,爨氏后裔并不全在南诏,最近在成都出土了一块唐代的墓志,墓主是“袭南宁郡王”爨守忠,是前面提到的爨归王的儿子,时任唐朝的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南宁十四州都督,地位很高。

说明爨氏家族的另一部分人归附了唐朝,并在唐朝世袭郡王的爵位,享有很高的地位。

爨守忠驻节嘉州(今四川乐山),所领的“南宁十四州”,应是南中地区为南诏所占领的区域。唐王朝利用爨氏在南中地区的影响,来保持对南诏统治的压力。

但是,为什么现在极少有人姓爨呢?显赫一时的家族难道真的就没有后裔了吗?爨氏的部分后裔后来改姓寸了。爨、寸同声同韵,以爨字繁复,讹为寸,其后人改姓寸。

已故云南大学的副校长寸树声先生就有此种看法。解放初在鹤庆找到了明初立的一块碑名《寸升碑》,叙述其祖先本为称霸南中的爨氏,人南诏大理以后保有贵族身份,改为寸,曾有人为大理国布燮(丞相),元代时为土官,明军入云南后又率先归附。

这块碑说明爨氏家族西迁后其分布并不局限于大理或永昌,而是很广的。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后人改姓了寸,到了明代还留有记载。

在爨地为南诏占领以后,爨地的所谓爨人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所谓“白蛮”由于被强迫迁移,很大一部分和洱海地区的其他部族一起,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白族。

留在当地山区保留本民族文化较多的所谓“乌蛮”,则保有了自己的部落组织,逐步成为后来的彝族。

到了明清时期,文献提到的当时的“爨人”,大多已是指今天的彝族,而提到的所谓爨文,也即是彝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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