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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中，袁世凯一直是“窃国大盗”级别的反面人物，除了所谓的出卖光绪、窃取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等“罪行”外，最大的“劣迹”莫过于“八十三天皇帝梦”。
尤其为人不齿的是，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不惜接受“二十一条”，大肆出卖中国利权，以换取日本支持，结果遭到举国反对，忧愤而亡。
不过，当时直接参与中日交涉内情的人，却普遍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全非事实”，甚至说袁世凯坚持民族大义，“对外交上始终未肯稍稍迁就”，结果日本扶植中国国内的反袁分子，最终埋葬了袁世凯的称帝梦想。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都做了什么？他的称帝运动究竟为何失败？
袁世凯图谋称帝，并非一时异想天开。早在辛亥元年，就有人建议袁世凯取清廷自代，此后零星的劝进声音更是络绎不绝。
这些善言好意，袁虽一再谢绝，但私下也并不掩饰对中国共和制度的轻视，他曾对私交不错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示：共和自始是个笑柄，十分之九的中国人不当它是一回事。
1915 年夏季，袁世凯终于授意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公开宣传帝制，并委托亲信梁士诒操持称帝事宜。
此前，袁世凯已轻松镇压“二次革命”并荣升终身制大总统，对稳定国内局势信心十足。真正值得袁世凯担忧和全力争取的是海外列强，只有他们能赞助国内反对派，打乱、埋葬他的称帝部署。
为求万无一失，袁积极开展所谓“帝制外交”，小心试探列强态度，尤其是英、日、美三国，并广泛收集各国舆论情报。
如袁世凯的亲信顾维钧，早在国内“筹安会”成立之前就出使墨西哥（后改任驻美国公使），除了为帝制运动制造舆论、争取美方的支持，还可趁墨西哥爆发革命、流血冲突不断之机，顺便收集共和政体的负面材料，以供国内宣传。
驻法公使胡惟德，也积极刺探法国舆论对中国帝制的反应，整理汇总后发回国内。
根据他的报告，法国政界要人“咸谓共和政体最难得美满之希望，论中国人情习惯，尤以君主立宪为相宜，今中国采多数舆论取决政体，理由至为正当。”
最重要的还是英国人的态度，相比美法，英国当时在华拥有最为广泛的商业利益，英驻华公使长期担任列强驻华外交团的团长，各国对华政策大多跟从英国，取得英国的支持无疑是帝制外交成功的关键。
起初，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表态，对袁世凯并不有利。
1915 年 9 月，袁世凯派心腹梁士诒多次拜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探听英方态度。梁声称，拥戴袁大总统当皇帝的民意过于汹涌，袁无力抗拒。朱尔典则表示：这样的话骗不了人，外国人都了解，所有热情皆由北京煽动。
朱尔典劝告袁世凯政府，冒然改变政体和宪法可能会引发国内动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乘机牟利的良机，英国此时正忙于一战，自顾不暇，没有能力援助大总统。
朱还建议，袁若一定要称帝，不妨延到战后，既然天命所归，也不急于一时。
但令人意外的是，不久之后的 10 月 2 日，朱尔典回访袁世凯时，一改此前对帝制的谨慎态度，竟也对袁“劝进”，让袁世凯又惊又喜。
根据曹汝霖回忆录的说法，袁世凯最终下定称帝决心，正是朱尔典“劝进”鼓舞的结果。
不过，英国方面的档案却显示，朱尔典当天谈话主要是为了取得中国军火。
作为英国盟国，俄国的军工基础本就薄弱，1914 年一战爆发后，军火日益匮乏，虽然有日本兵工厂产能全开给予援助，仍嫌不足。朱尔典为取得中国的多余军火援助俄国，难免在帝制问题上对袁世凯多有附和，被称帝心切的袁过分解读。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变更国体也持默许态度，首相大隈重信在当年 9 月发表演说称：中国人政治思想幼稚，对究竟应该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其实无所谓，但求生活安定而已；至于袁世凯是否称帝，纯属中国内政，只要不至引发骚乱，伤及日本在华利益，日本不会干涉。
内政外交形势一片大好，袁世凯放胆推进称帝进程。
同年 10 月 6 日，中华民国参议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正式启动变更国体的法律程序，新朝建立在望。
让袁没有想到的是，日本的态度不久竟发生骤变。
大隈重信表示不干涉称帝仅一个多月，日本对华政策就出现了重大变化，朝野的反袁势力快速聚集，推动政府反对袁世凯称帝。1915 年 10 月中旬，日本内阁以防止中国发生动乱为由，准备邀请列强各国一起劝告中国停止变更国体。
事实上，中国当时局势稳定，毫无发生动乱的迹象。日本突然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主要是基于自身国际地位的重新认知，以及对袁世凯个人的敌意。
一战爆发后，英法德俄等老牌欧洲列强自顾不暇，无力介入远东事务。这让不少日本政界精英难抑兴奋，认为确立东亚领导地位的“天佑”良机已然到来，对袁世凯称帝这种东亚大事不加指导，未免有失大国风范。
此外，自清末以来，袁世凯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不断与日本为敌，让日本各界深感此人屡教不改，实属中日“亲善提携”的障碍。
日本政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几个月前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强硬抵制。
根据常见说法，袁世凯在 1915 年曾以接受“二十一条”为筹码，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然而，在现存的中、日、英、美等国相关档案中，这种说法都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反而有大量材料表明，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袁世凯使尽手段，把条约对中国权益的损害降到了最低。
中日谈判期间，袁不但指示中方人员对具体条款逐条据理力争，还施展种种场外招数，让日本防不胜防。
比如，袁世凯政府无视日方的保密警告，通过各种渠道将“二十一条”相关内容泄露给国内外记者，招致欧美列强对日本的警惕，同时引发中国民间大规模反日浪潮，甚至出现了抵制日货事件，给日本商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虽然在日本武力威胁下，中国最终还是被迫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但已远不如“二十一条”原版来得苛刻，损害中国主权最严重的第五号条款基本被删除。
条约签订不久，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就在一片斥责中应声倒台——和袁世凯的谈判结果，显然不能让大国崛起的日本国民满意。对帝国来说，谈判失利几个月后，断然吓阻袁世凯称帝，无疑能极大挽回脸面。
1915 年 10 月 28 日，日本联合英、俄两国，郑重劝告中国政府暂缓实行帝制，让正在兴致勃勃推进国体变更“投票”的袁世凯骑虎难下。
面对警告，袁世凯仍态度强硬，执迷不悟，表示称帝纯属内政，不容日本置喙。袁也很快采取应对策略：倒向协约国阵营，参加一战，换取欧洲列强对帝制的支持以抵制日本，挟夷制倭，顺便提高战后中国国际地位。
为执行这一策略，袁派梁士诒积极与英国接洽参战，顺利争取到了英国的支持。
中国参战的背后图谋日本政府洞若观火，即使面临英、法、俄三国的压力，也不惜坚决反对到底，结果英日两国陷入直接的外交对抗。
遗憾的是，1915 年底，协约国战事不利，英军在加里波利战役中伤亡惨重，为继续获得日本的军事援助，防止其倒向同盟国阵营，英国不得不与日本妥协，结果不但没能把中国拉进一战，还遭到日本的斥责，在远东的威望严重受损。
袁世凯的参战密谋，也让他和日本彻底伤了感情，日本舆论对袁再无好感，朝野一致决心除掉袁世凯。
尽管面临外交上的诸多压力，帝制活动仍在有序推进。12 月 10 日，北京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投票，一致赞成改共和制国体为君主立宪。11 日，参议院起草推戴书，并呈递袁世凯，袁效仿上古贤君，再三推辞。于是参议院列举袁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再次推戴。
12 月 12 日，袁世凯终于表示“接受推戴”，并于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准备于 2 月初登基。皇帝宝座似乎已近在咫尺。
然而，几周之后，袁世凯一直自信的国内稳定局面，也突然打破了。和外交上的麻烦一样，袁世凯的国内压力同样与得罪日本有关。
1915 年 12 月下旬，在日本人协助下，蔡锷、李烈钧等人秘密潜回云南。当月 24 日，英国政府也接到情报称，日本正支持华南一个反袁活动。
第二天，云南将军唐继尧果然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爆发。
不过，护国军起初仅有云南一省兵力，远非北洋军的对手，起事一个月内也没有响应者，只因为云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政府军无法快速镇压，双方陷入僵持。
日本一面继续支持南方各地叛乱，一面提醒袁世凯政府，决不能无视叛乱强行称帝，否则日本政府绝不予承认。
帝制拥戴派焦急万分，认为时间拖久了难免人心涣散，企图动员各省将军上书袁世凯“早正大位”，以安定人心。但是，这时的袁世凯已经丧失了先前的决断力，变得犹豫不决，在1916年1月底宣布暂缓登基。此时，尽快取得军事胜利，平息乱源，就成了拯救皇帝宝座的唯一希望。
2 月下旬，北洋军主力陆续抵达四川南部，很快发起攻势，收复叙府等战略要地，护国军进退失据，陷入崩溃的边缘。留守大后方的云南将军唐继尧，甚至已着手安排流亡事宜。
危及时刻，日本再一次对护国军出手相救。
3 月 7 日，日本内阁在陆军建议下制定了《对于中国目下时局日本所致政策》，明白无误地指出袁世凯是日本在中国取得支配地位、建立中日亲善的障碍，必须让袁永远退出中国政坛。
日本内阁决议经媒体传出后，中国反袁各派随即声势大涨。1916 年 3 月，梁启超等人在日本人秘密掩护下，经越南进入广西。不久，经反袁势力和日本人的运作，广西宣布独立，云南护国军得到了急缺的武器弹药，死里逃生。
在日本人的连番打击下，袁世凯被迫于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制，皇帝梦彻底破灭。
但是，放弃帝制并不能挽救袁世凯的权位，局面反而更加崩坏。在日本支持下，反袁各派得寸进尺，坚持要求袁世凯一并放弃大总统宝座，永远退出政界，不但广东、浙江先后独立，到了 5 月中旬，连北方的山东都已局势不稳。
濒临绝境之下，袁世凯终于决定对日妥协，表示愿意接受“亲善提携”，可以与日本“交换利益”，并指示驻日本公使陆宗舆于 5 月 11 日拜会石井外相，请求日本帮扶。
几天之后，石井菊次郎回复：“听闻袁大总统为救本国动乱，决心牺牲一身荣誉，日本政府祈愿大总统今后幸福健康。”
除了口头祝福退休愉快，石井还邀请袁世凯到日本养老：“传闻袁大总统有引退后赴美国或英国安度余生的打算……事实上亚洲人在欧美生活不可能愉快，不如居于同文同种之日本。”
不过，袁世凯于 1916 年 6 月 6 日病逝，日本政府的“美意”最终还是无福领受。
※ 本文主要参考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的《洪宪帝制外交》，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