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河豚鱼计划”吗？你知道犹太人建立的国家在哪里？相信这个问题没有谁答不上来——犹太人建立的国家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在中东，只要上过中学地理，这个问题就不会答错。不过，要是回顾历史的话，这个名叫以色列的国家是不是一定就只会出现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假如有人告诉你，犹太人曾经差点在中国东北建立“以色列”，你会不会大跌眼镜呢？

这还真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异想天开，而是真实历史。

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顽强的民族，他们先后被亚述帝国、巴比伦王国和罗马帝国所统治，失去了自己的故国，流散于世界各地，仅凭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依然将族群维系了一千多年，这与许多失去故土就湮灭于世的民族截然不同。

来到欧洲的犹太人善于经营，相对比较富有，但作为一个外来民族，信仰独特，往往为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所不容，并没有掌权的机会，所以每到危机时刻，犹太人就会成为非常理想的替罪羊和出气筒——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和财产，既能“平民愤”，转移视线，还能乘机发一笔横财，何乐而不为呢？

相对而言，在亚洲的犹太人则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歧视，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就陆续有犹太人来到中国，其中有一部分从英法等国经海路而来，主要生活在上海等地，另一部分是从俄罗斯而来，主要生活在东北哈尔滨等地。在中国的犹太人基本上从事经商、行医、金融等职业，由于人数不多，掀不起什么大浪，暂时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大矛盾。

对于一心要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日本来讲，犹太人不仅不讨厌，反而还是日本的“恩人”。1903年4月6日，沙俄小镇基希涅夫发生了一起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造成45名犹太人死亡，伤残近600人，一千多家家房屋和店铺被毁坏。面对沙俄对反犹势力的纵容，当时的犹太人无可奈何，只能打掉牙和血吞，忍了！

但是犹太人还是要报复的——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一位名叫雅可布·希夫的美国藉犹太巨富看到了报复沙皇的机会，这位金融家筹集资金，主动向日本提供了2000万美元贷款，这笔钱对于当时资金非常窘迫的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日本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日俄战争结束后，雅可布·希夫一下成了日本的英雄，被日本媒体连篇累犊地颂扬，甚至连明治天皇也在皇宫举行宴会款待，并授予勋章。有了这个先例，出于对犹太资本的迷信和青睐，日本就有了“亲犹派”，试图利用犹太资本为日本的扩张助力。关于日本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荒诞不经的假说——日本人是犹太“失散的10个部落”的后裔，这是明治时期苏格兰传教士麦克劳德为了方便在日本传教而提出的“日犹同祖论”。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影响下，九·一八事变后的1934年，日本出现了“河豚计划”的说法，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来巩固对“满洲国”的统治，并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

为什么要叫“河豚计划”呢？因为在日本人眼中，犹太人好比既有美味也有毒的河豚，只有通过高超的烹饪技巧，将“毒素”去掉后，再享用其“美味”。

这个提议对长期饱受压迫和歧视的犹太人来讲的确还是有吸引力的——寻找一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从而不用再受制于人，这就是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Zionism）的基本内容。我们可能都认为犹太人一定要回到中东“故土”去建国，其实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初并不是这么死心眼的，他们甚至考虑过阿根廷和乌干达等地，像中国东北这样富饶的地方，当然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不过，日本形成利用犹太人资产助力侵略战争的设想也经过了一番曲折。犹太人来到东北可以追溯到1894年，人数最多时有两万五千多人，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到九·一八事变前，形成了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的犹太社区，学校、医院、银行、养老院、犹太会堂和墓地等设施一应俱全。

九·一八事变后，犹太人在东北一度受到日本势力的排挤，哈尔滨的白俄势力也在日本的纵容下进行反犹活动，抢劫绑票之类的事没少干，致使大批居住在东北的犹太人不得不迁往上海。但是日本很快就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英美法等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表示不满，拒绝在东北投资，日本要想靠自己的力量经营“满洲”，面临着资金不足的情况。

于是日本又打起了犹太人的主意，出现了一批鼓吹结好犹太人，利用犹太资产的“思想家”，包括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鲇川义介等人。1934年，鲇川义介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首次明确提出了“河豚计划”的设想。

鲇川义介在日本政商两界都有影响，也是军部的红人，在九·一八之后打算将产业重点放到中国东北。他认为，欧洲各国一贯排犹，如果日本能对犹太人示好，就能把全世界的犹太人吸引过来，不仅可以为开发“满洲国”提供资金，还能让在英美两国金融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犹太人影响所在国家的对日政策，默许甚至资助日本的侵略战争。

在日本政府和军部尚未动作之前，这些“新犹派”就已经行动起来。另一个“犹太问题专家”，日本陆军大佐安江仙弘来到哈尔滨，主动结交犹太人领袖，态度还蛮“诚恳”，并且主动约束了日军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1937年12月，东北地区的犹太领袖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哈尔滨、上海、日本神户等地。

安江仙弘和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樋口季一郎少将也参加了此会，在会上说:“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同犹太人民的友谊，并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日本的影响下，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出席这次民族性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这个所谓的决议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与日本合作的意向。鉴于犹太人的态度不错，日本确实也有求于犹太人，日本统治下的犹太人的处境有了一定改善，日本不仅停止了对犹太人的掠夺，甚至还接收了一部分从纳粹德国统治下逃离的犹太人。

最后轮到日本政府亲自出马了，1938年12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首相近卫文磨、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参会，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此后经过安江仙弘等人不断修订增补，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方案。

补充后的“河豚鱼计划”长达90页（《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有：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担；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邀请世界犹太知名人士到来访；通过建立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为了配合“河豚计划”，日本还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张过境签证也有此背景。

不过，犹太人这个“河豚”并不那么好下咽。按计划，日本打算接收从欧洲出逃的犹太人，但他们本身就是难民，需要更早来到中国，并且已经安家落户的犹太人的接济。虽说身为同胞，但太多的犹太难民还是给这些早期的犹太移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让他们感觉有点吃不消了，甚至要求日本劝说德国和意大利阻止欧洲犹太难民来上海，或者日本自己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

这一下就让日本那些“犹太问题专家”很难堪了，犹太人自己要把同胞往外撵，这“河豚”还怎么能养肥吃肉呢？不过，日本还是自我感觉良好，起码“大日本帝国”对犹太人的“亲善”姿态已经做足，要是能以此影响到英美的犹太社团，搞到资金，甚至让英美的国策发生改变，也是极好的……

日本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因为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人物、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兼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塞缪尔·魏斯（StephenSamuel Wise）并不买日本人的账。魏斯与美国前后两任总统威尔逊和罗斯福关系非常密切，的确能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但魏斯对跟德国亲近的日本非常警惕，作为一个政商人物，魏斯当然明白，国际关系中绝没有无缘无故的亲善之举，只有永恒的利益制衡。他从日本在东亚的所作所为看出，日本绝非善类。他认为，视中国和朝鲜为囊中物，一心想独吞东亚的日本绝不会在自己的地盘上再弄出个犹太国的。因此，从长远看，如果日本在犹太资金的资助下扩张成功，犹太人将不再有利用价值，到时候日本必定会卸磨杀驴。如果任日本“河豚计划”实施而不加阻止，将全世界的犹太人都集中到日本控制区，到时候等着犹太民族的将是灭顶之灾。

1938年，哈尔滨的犹太实业家卢·齐克曼（LewZikman）写信给魏斯：“日本人看来对待满洲的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立即在回信中把齐克曼批判了一番：“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我不希望再讨论此事，不论你出于何种理由，想从犹太人那里获得对日本的支持，我都将深感遗憾。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因为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魏斯的表态实际上宣告了“河豚计划”的死刑，因为日本“善待”犹太人只是一个诱饵，目的是获得英美犹太人的好感进而引来投资或援助，结果被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犹太领袖一眼看穿，完全没有上当。倘若不能改变魏斯的态度，不要说达成长远目标，就是计划中犹太人安置地的建设资金都没有着落。

当然日本并不死心，先是通过继续召开“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向魏斯施压——“我们对日本深表感谢……由于他们给予移民及犹太居民良好对待，现在犹太难民已如潮水般进人远东各地，尤其是上海。数千人无处可居，正被收容在学校大楼中及他处。如果通过日本的努力，能为这些难民在远东提供得以安适生活和居留的地点，我们犹太人社区将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如果日本同意，我们双方将负责建设居留地，并保证竭尽全力为建设一个新亚洲而合作。”但魏斯不予理睬。

1940年初，日本又派出与魏斯有过交往的实业家田村光三前往美国与魏斯见面，田村对魏斯起劲地宣扬“日本人民对于犹太人民的尊敬和友好”，反复劝说魏斯接受“河豚计划”，魏斯对此只是保持了必要的礼貌，当田村离开后，魏斯对自己的助手说：“我没有时间听这些人胡说八道！”

由于魏斯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河豚计划”实质上没有进展，随着1940年德意日三国正式结盟，日本为了取得德国的信任，对犹太人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尽管没有实施像纳粹德国那样凶残地灭绝政策，但犹太人还是被集中关进了上海的“无国藉难民隔离区”（也被称为“上海隔都”），充满妄想的“河豚计划”也就告吹了。

在中国居民的无私帮助下，这些犹太人多数熬到了战后，回到中东故土，成为了以色列国的最初国民。现在回头想想，曾经广受同情的犹太人，居然打算与图谋侵略中国的日本进行合作，的确是一个令中国人背后冒冷汗的邪恶计划！不能想象，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满洲国”的东北，还会再出现冒出一个“犹太国”，对中国会是怎样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