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
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变法要“变本”、边“本”,要仿效西方,实行君主立宪,使中国免遭瓜分之灾而日臻富强。他们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托古改制”,借用孔子的旗号老演出维新变法的新场面。在这个思想深处还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境界,即《大同书》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理想。
康有为认为“托古改制”,推行维新变法,目标是从“据乱世”达到“升平世”,但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最终必然要达到“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大同”二字,源出于《礼记》中的“理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是儒家学说中,假托孔子之口,对远古时代的历史加以美化形成的理想境界。康有为以“大同”作为他的最高理想,表达了他对“天下为公”理想社会的向往。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理想社会。
康有为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自幼生长在乡里,了解民间疾苦。他曾对友人说:
“仆生于穷乡,坐睹族人,乡人困苦,年丰而无米麦,暖岁而无襦绔,心焉哀之。”因此,他在《大同书》中,把现实社会看成是一个无处不苦、无人不苦的大苦海,如投胎之苦、夭折之苦、废疾之苦、贫穷之苦、刑狱之苦、苛税之苦、压制之苦等等。“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为拯世救民,脱大众出苦海,他主张破除“诸古之根源”的“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他认为,只有实行大同之道,才可以拯救世人的苦难;只有大同社会才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理想社会。
第二,大同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民主制度。
康有为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世间苦难的重要原因。他说:“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杀,恣其残暴。”“大抵压制之国,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益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违背了天下国家为天下人公有的平等之理。在他所描述的大同社会里,去除了“国界”、“级界”,也废除了一切作为强制压迫工具的国家机器,如法庭、监狱和军队。设立的公政府只是管理社会经济、文化和各种福利事业的机关,只有议员,没有议长。议员由人们公举,大事由人们讨论决定。大同社会的人都是世界公民,无等级之分,无种族之别,无贵无贱,无主无奴,更无帝王君长。“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为大同。”
第三,大同社会在经济上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公有制社会。
数十年前,太平天国曾以“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制形式,去追求“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生活。数十年后,康有为也把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作为能否实现大同理想社会的基本前提。他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具体而言,即是农业上“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卖之”;工业上“使天下之公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商业上“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在康有为看来,一切财产都归公有,就能够实现“人人皆公,人人皆平”的大同理想了。
第四,大同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及其丰富。
既然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理想社会,那么就得有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保障。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比太平天国“五母鸡两母猪”的“天国”理想要大大前进了一步。康有为认为,由于在大同社会里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农工商业都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因此,在大同世界里社会财富及其丰富,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都尽善尽美。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玉肴琼浆,住的是玉楼瑶殿,行则“水有自行之舟,陆有自行之车,空有飞屋之船”;人们一天只要工作三两个小时。因此精神生活也非常充实,“太平之世,人皆乐游,无有忧虑”。总之,在康有为的生花妙笔下,大同社会是一个美妙极乐的理想世界。
康有为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但也反应出清国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一般来说,一种政治理想的产生,实际上都可以在当时的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反面找到他们的影子。例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反应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就是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悬殊,有的人饱食终日,有的人饥寒交迫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一样,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满洲专制统治越发腐朽,人民备受痛苦和煎熬。因此,康有为向往一个没有痛苦,没有人压迫人,没有贫穷,也没有战争的理想社会。他在《大同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也常常是以对现实社会抨击来立论的。例如,他在谈论人世之苦时,对专制压迫下的劳动群众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把造成世间诸多苦难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归咎于清国专制制度的腐朽。他以为欧美国家制度较开明,相对来说,苦难或痛苦的程度就有所减轻和避免。此外,从天赋人权论出发,康有为明确指出:“人皆天所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行,同在一种族中,至平等也。”并且力主男女平等,强调“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这些都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不合理状况的痛恨,以及对民主、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当然,如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洪秀全等农民英雄提出的近代第一个乌托邦救国方案——《天朝田亩制度》,只是小农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一样,康有为精心设计的近代第二个乌托邦方案——大同理想,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空想。这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进化发展,只能通过维新改良的道路,用和平的方法进行政治改良,才能达到大同。而当维新改良的道路被清国顽固派通过政变堵死的时候,康有为又把大同理想推向无限遥远的未来,从而把它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空想。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附录
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清国旧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