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易》这本书，有许多误解，认为是本卜筮算命的书，觉得很神秘，因涉嫌所谓“封建迷信”，故敬而远之。诚然，易学发展曾经历过巫史阶段，并在字里行间保留有卜筮的痕迹，但在西周、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易》就已经升华成为一种哲理性典籍，不应以表面形式代替本质，不应以历史痕迹看不到发展。更有甚者，认为《周易》是一种落后文化，说“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诞生，是因为《周易》的影响”。要荡涤浮躁情绪，不要人云亦云，静下心来认真读读《周易》吧！

《系辞上》有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说《周易》这本书，圣人之道有四个方面；论事物之正误，要尚其辞以知理则；践行之时要尚其变，以知化育；发明创造器物要尚其象以知应用；预测事物之发展应循道而尚其占以知未来。这种知理、知化、知用、知来的认知方法，很有科学精神。

《系辞上》又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周易》这本书是干什么的呢?《周易》这本书是揭开事物的性质理则（开物），并以此指导而成其事业（成务），涵盖了天下之道理，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周易》的宗旨。

故而，《周易》是六经之首，是中华文化之源头，它虽然不是科学专著，但其易道理念却能拓宽人们的视野，开启人们的思路，对科学有指导意义。以下仅举几方面例子以证之。

《周易》所谓的道法自然，是强调人的认知活动是从自然原型开始，人存在于天地之间，其活动以天地为准，天地活动以其固有的规律——“道”为准，而“道”又是宇宙万物自动、自流、自生、自化、自然而然形成的，这就是道法自然。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就是以自然原型为对象的认知方法。《周易》中所说的“象”，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万象百态，就是自然原型。在此基础上，明象定数、取象比类、易简为用、尚象制器，则有功可久，承贤人之业，得天下之理。这一整套考察自然，改造自然，进而发明创造，明理知性的认知路线，对当今的科学研究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自古就以农业立国，据考古发现，种粟至少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种稻至少也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农业生产当在万年以上。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掌握农时。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天文律历学及物候学。所谓物候学，是以物随气候变化来定时序的学问，“履霜，坚冰至”就是物候学的内容。然而，物候出现的时间是相对的，或早或晚很不规范，故有土圭测日影定春、夏、秋、冬（即二分二至），以及用二十八宿躔日，以观星授时。这样就形成了天运定时，地物应候，人作相和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天地人相互感应的天人合一观。这是以观天法地为手段，全方位整体考察人类生活环境系统，而形成的整体有机自然观，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当今我们研究环境、自然灾害以及复杂系统问题时，仍有借鉴价值。

在某些实证主义科学的假设中，最常见的是“作用过程中物体是不变化的”，“物体内是均匀的”。然而，自然状态下，特别是在各种应力作用下，物体恰恰是变化的，物体内恰恰是不均匀的。正如《周易·系辞》所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故有人将《周易》称为研究变化之学问。

变化可以通过形、象以及量的考察来认知，故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有微量的渐变和突然的跃变，故有“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之说。变化是有方向的，是进、是退、是吉、是凶、是利、是弊，是需要判断的，故有“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变动以利言”之说。对于有利的变化要因势利导，对于有害的变化，则要防微杜渐。变化是事物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联系促成的。所谓“穷”，就是内部结构老化，不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迫使其内部结构改变、改革、甚至革命，从而达到内外相适应的程度，这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变化的重要参量是时间，故有“变通者，趣（趋）时者也”，把握时机，与时偕行非常重要。以上关于变化的思想观念，对于指导我们进行科学研究，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均是有帮助的。

变化、演进、发展都是在时间进程中进行的，故《周易》特别重视时间因素，六十四卦，卦卦随时而变。诸如“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谈到时中、时行、时用、时发，时之义大矣哉。

这里所说的“时”乃是和天体运行有密切关系的时空统一的“天时”，而不是牛顿力学中把时间孤立起来的绝对时间。这里所说的“天时”，它包含着许多信息，承载着事物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历史的传承，事物随时间演进而出现的韵律性。正因如此，特定的时间可能成为事物发展的“机枢”。故而，掌握时间所含带的信息（时信），事物随时间发展的有序过程（时序），乃至其发展的趋势（时运），以及事物所处的特殊时段而可能产生的突发性效应（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审时度势，因时因势利导就成为判断事业成败的重要内容和事件形成的关键因素。时机不到而硬作，则有“揠苗助长”之蔽，时机恰到好处，则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效。不知“天时”，不知审时度势的蛮干，就不是科学态度。

《周易》中强调“位”，可以理解为人或物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岗位、地位。“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可见“位”之重要。卦中各爻位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如“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这说明即使作法相同，但所处的地位有别，其效果差别甚大。故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识其位行其事之说。

一种事物其结构是否稳定，要看其结构是否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是否优化合理。对一台机器来说，承重元件太软，转动元件滞拗，则造成机器损坏；对一栋建筑来说，基础软弱，梁柱无力承担重任，则建筑物失稳；对国家政权来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则政权亦不会稳定。因此，研究系统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选择最优化的组合形式，成为提高组织性能、效率的关键措施。

即使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人员，不同的组合方式，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样的碳原子，结构不同，就可以形成金刚石和石墨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称之为“相变”。结构变易思想也是当今材料科学、管理科学和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磁分南北，电分正负，物与物之间有吸引与排斥，生物分雌雄，人分男女，这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相互对待而感化的世界。对待与对立有本质的不同，对待的两方面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其间有中间项存在）；两方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对待的两方面之间可以产生差别，也可以有斗争，更可以谐调并取得和谐。“由是观之，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尽起于一阴一阳，乾坤二划而已。”《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曰:“易以道阴阳。”这是天下之达道也。

我们的祖先很聪明，没有去找寻虚无缥缈的“第一推动力”和“上帝之手”，因为宇宙无时无刻不在按其自身规律运动变化，万事万物会按规律自动、自流、自生、自化地动起来，称之谓“大化流行”（冷热对流、轻重分异、出入相衡、阴阳相感）。在运动调整中和谐，在发展演化中广生，而形成一系列有层次、有秩序的自组织系统。这种辨证对待，大化流行的理念与当今系统科学、非线性科学的理念十分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