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发掘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壁画中，在墓道东壁有一幅客使图（又称“礼宾图”），为研究唐代中外友好往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客使图由南至北第二人（以下简称“客使图第二人”）头戴羽毛帽，有二鸟羽向上直立，身着大红领长白袍，脚穿黄靴（1）。关于该人的国籍，有些同志曾在书刊上著文推断为古代日本人。最近，又有同志再次发表文章阐述这一观点，大意说：客使图第二人，“推测可能是日本或高丽的使节，又据画面上羽毛为直立而不是弯曲，推测日本使节的可能性更大”。并进一步推断“很可能是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使团中的成员”（2）。我们认为，此说值得商榷。

早在1976年，日本学者穴沢咊光、马目顺一先生就指出，客使图第二人是朝鲜使节。他们在《论阿弗拉西阿勃都城址出土壁画中的朝鲜人使节》（以下简称《使节》）一文中介绍：1965年，苏联乌兹别克科学研究所调查团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撤马尔罕市北郊阿弗拉西阿勃台地中部发掘古撒马尔罕城址时，于第23发掘地点发现了有绚丽壁画的粟特时代的建筑基址。在一号室西壁壁画的一角，绘有两个头戴插有两根羽毛小圆帽的外国使节（原发掘报告编号为24、25号）。壁画的年代推定为7世纪末到8世纪初，壁画内容推测是7世纪中叶发生在撒马尔罕王宫内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两个外国使节的国籍，壁画的发掘者阿利巴乌姆根据他们的服饰，尤其是插有羽毛的冠，对照《旧唐书》中有关高丽服饰的记载，结合考古发现中高句丽壁画古墓的材料，推断为朝鲜人使节，应当是正确的。《使节》一文进一步指出：这种插有羽毛的帽子，李殷昌先生称为“鸟羽冠”，大概相当于《魏书》中所记高句丽服饰的“折风冠”。在朝鲜平壤附近的高句丽壁画古墓“双楹冢”发现的壁画中，有头戴鸟羽冠的人物像和骑马人物图；在吉林省集安县通沟的高句丽壁画古墓“舞踊冢”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头戴鸟羽冠的舞踊像和骑马人物图；朝鲜庆州附近的新罗古墓“天马冢”出土了象征羽冠的金制鸟翼形冠饰；唐章怀太子墓客使图第二人头戴鸟羽冠，“大概是新罗大使”（3）。这样认为是有道理的。

对于插有羽毛的所谓鸟羽冠，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都是作为古代朝鲜人的服饰予以记述的。《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脚”。《隋书•东夷传》高丽条：高丽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履”。又《旧唐书•东夷传》高丽条载：高丽“衣裳服饰，惟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袴大口，白韦带，黄韦履”。同时，《魏书》和《旧唐书》在新罗条下，都记载新罗的风俗、衣服等“与高丽、百济同”。这就是说，从北魏到唐代，朝鲜人曾戴用鸟羽冠。

在考古材料中，除了《使节》一文提到的有关发现外，1979年在西安唐长安城道政坊一带发现了一件唐代“都管七国六瓣银盒”，这一发现至为重要。该银盒的盖面上有七组图案，其中一组为“一尊者居左盘坐，四人站立于左右，冠上皆插二鸟羽，长衣宽袖，着韦履。题榜为‘高丽’、‘国’”（4）。其人物服饰不仅与《旧唐书》中关于高丽人服饰的记载相符，而且明确题为“高丽国”。可见，唐时高丽人头戴鸟羽冠是确实的。

不论古代典籍的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材料都证明，鸟羽冠是古代朝鲜人的一种服饰。因此，客使图第二人应视为朝鲜人。至于他究竟是高丽使节还是新罗大使，目前还难以肯定，因为：我国古籍把鸟羽冠明确作为高（句）丽的服饰记述的同时，又指出新罗人的服饰与高（句）丽人相同，尤其客使图第二人所穿的长白袍，和《旧唐书•东夷传》所载新罗人“朝服尚白”相吻合。考古发现中，鸟羽冠的材料在高句丽和新罗文化遗存中均可见到，而属于高句丽的较突出。由此考虑，客使图第二人作为高丽使节和新罗使节的可能性都存在。但从历史背景考察，章怀太子李贤生于唐永徽五年（654），卒于文明元年（684），神龙二年（706）由巴州迁至乾陵以东作为陪葬。如果说客使图所描写的事件为李贤生前所见或在世期间，那么事件当发生在公元654—684年间，最迟不会晚于706年。据史书所记，高丽同唐朝在645年前关系尚密切，但以后则连年争战，关系紧张，直到668年高丽灭亡。这样，客使图第二人作为高丽使节的可能性就很小。但新罗同唐朝的关系则比较密切。据《旧唐书》，仅7世纪后半，新罗就多次遣使入唐，来往频繁。这样分析，客使图第二人为新罗使节的可能较大。

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确知客使图第二人究竟是高丽使节还是新罗使节，但把他作为古代朝鲜人，证据是充分的，而把他推测为日本使节则缺乏证据。因为，古代史籍中关于日本人服饰的记载与客使图第二人的服饰特点根本不同。《旧唐书•东夷传》日本条下称：“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进德冠”之顶为花状，与客使图第二人所戴鸟羽冠截然不同；日本遣唐使身服紫袍，与客使图第二人的大红领长白袍显然不符；客使图第二人的衣着也看不出与古代日本服饰有任何联系。恰恰相反，客使图第二人的服饰不仅符合古代文献中关于朝鲜人服饰的记载，而且与考古所见古代朝鲜人的服饰雷同。很明显，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壁画客使图第二人并非日本使节，而是古代朝鲜人。

作者补记：发稿后，看到最近出版的《东方艺术》30卷2号。该刊《唐代及唐代以前绘画中的外国人》一文论及章怀太子墓客使图时，指出第二人“可以确认为朝鲜人”，与愚见相同。参见：PatticiaEichenbaumKaretzky，ForeignersinTangandPre—TangPainting，OrientalArt，Vol．XXXNO.2，Summer1984，London，p.164．

(1)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13页。

(2)王仁波：《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104页。

(3)(日)穴沢咊光、马目顺一：《アフラツャて都城址出土の壁画にみられる朝鲜人使节につぃて》《朝鲜学报》第80辑，1976年。

(4)张达宏、王长启：《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珍贵文物》《考古文物》，1984年4期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