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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而在这些可歌可泣的川军战士中，有这样一位战士，带着父亲缝制的"死字旗"冲杀战场，最后他活着回到了四川。
这位战士就是王建堂。
王建堂生于1912，卒于1992，四川安县人（今北川县曲山镇）。
抗战时，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第四十四军中，先后担任过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数次担任敢死队长。七年中，他共计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勋。更为有名的的是，他因背负"死字旗"抗日而名震天下。
什么是"死字旗"呢？原来，抗日战争时期，如火如荼的战局和节节败退的战线燃烧着镇上一帮年青人的心。四川安县的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在镇里镇外往返奔波，串连组合起百十个具有同样热情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大家一致请缨杀敌，意志坚决，无可动摇。百十个人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向安县（当时曲山镇归安县管辖）县长成云章提出请缨杀敌。县长大喜过望，立即将此事上报，又将这百多名热血青年接来安县，驻在大安游艺场（即现在的安县剧场），并将他们自取的队名改为"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
就在王建堂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诚从曲山镇寄来一分包裹，请邮局转交就要出征的儿子。这分包裹首先到了县长成云章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包裹里是一块大白甲龀傻钠熘模斓恼行醋乓桓龆反蠖跃⒂辛Φ?死"字。
"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
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四川军管区给家里送来一道光荣匾。匾上题字"父义子忠"，上款：义民王者诚送子出征光荣，下款：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
好一曲燕赵悲歌，壮士断臂！
背着这面死字旗，王建堂和战友们冲杀在战场上。王建堂在担任排长时，奉命带领本排人趁黑夜摸入湖南茶陵县城，向驻守县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夜袭成功。尔后日军援军反攻夺城，于是团部增派一连人由王建堂指挥。双方激战一昼夜，敌军失败、伤亡过百，而我军仅负伤二人。
由于此次战斗王建堂机智勇猛、指挥有方，长官部特授予他甲级勋章一枚。后来他在晚辈面前讲起此事时倍感荣光，并自豪地说："我当年当排长时就指挥过十二个班，比连长还关火！"。
王建堂在当连副（相当于副连长）时，分管连里一百多号人的后勤军需。一次连里发完饷，有一枚银元因有缺损而未发出，看似这枚废银元无任何用处，又舍不得丢弃，于是王建堂便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闲暇时拿在手里玩弄消遣。
这天战斗又打响了，王建堂所在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日军阵地冲去。战友们不停地成个成片地中弹倒下，活着的已杀红了眼，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顾一个劲地往前冲。突然，王建堂猛地一下感到小腹右侧一阵巨痛，他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肯定中弹了，但他憋着还未倒下的一口气，继续向前冲去······。
我军终于夺下了敌军阵地，取得了战斗胜利。这时他觉得刚才负伤的部位没有当初那样剧痛了，低头一看，上衣右下口袋有一个弹孔，右手伸进口袋一摸，棉衣及内衣全被打穿，一块硬邦邦的东西陷在肉里，周围有些粘糊，且还有些疼痛。他急忙喊来卫生员，解开衣服，一枚银元已被子弹打凹变形，陷在右腹表面的肉里。
若不是那枚带缺的银元挡住了子弹的冲击力，王建堂不是死便是重伤。
此后，王建堂参加过洞庭湖狙击战等多起战役，负伤多次，但是等到日本投降后，他活着回到了老家。
回到老家后，王建堂从不在外面摆谈战场上的事，偶尔在家人面前提到，也只是很平淡地说说。他说他一生有五件值得炫耀的事：第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王者成向他授"死字旗"；第二是抗战期间，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他授过两次立功勋章；第三是在他当排长时，因团长指挥失误，他打了团长一耳光，团长当时要枪毙他，后来师长、军长亲自出马说清，说他杀敌英勇，不能杀，他才死里逃生；第四是他在疗伤期间，到中国文学院学习时，和著名作家张恨水同住一床，在文学上受益匪浅；第五是他到天津参加接受日本人投降。
王建堂从军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从军也就丧失了，所以没有子女。他晚年生活十分凄苦，因为是残渣余孽，世人多避之不及。
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军曾经提供一封《有关负责同志均鉴》，信函中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尚未到成都时，我随本军（四四军）在成都起义，任成都城防，临时番号叫"治总"。解放军入城后，本军奉命在犀浦整顿。我于五零年自动请求返家生产，意在娶妻成家。回家后一直受到歧视。由于是起义人员，未戴帽子，但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每个运动便被批斗，无权获得工作，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这样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一九八年九月始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每月给生活费十五元。一九八一年我被选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因此由政协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五元，共二十元。到去年民政救济稍有调整，又给我加了三元。那么，我现年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三元。目前，百物飞涨，二十三元实不能维持我一个孤老的生命。县有等级，民政救济亦有规定，须（虽）本县政协及文史委员会，时时看顾，亦不过口头慰藉、叹息而已，他们一再表示无能为力。故我一再考虑，不顾羞愧，写成此信，唐突上呈贵部，希有关同志，根据党的政策，多方考虑、了解，给我一个能维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则泣感无陈。呈此籍叩。
可惜的是，王建堂还没有等到这封信的回答，即在悲苦中辞世。或许再等上一些日子，也许不会如此凄凉了。（搜狐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