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在1944年5月发表的散文《童言无忌》中这样描写她唯一的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一次，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张爱玲笔下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名叫张子静（1921-1997）。张爱玲辞世之后，有感自己“风烛残年、来日苦短”的张子静，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写出来。在文章中，张子静真情回忆姐弟往事、家庭变故、人世沧桑，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细节。

1995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再读《童言无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觉得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姐姐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会改变的。

显赫家世下的悲剧童年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

张爱玲、张子静与父亲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亲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岁，我3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过得很宽裕。但不久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

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深恶痛绝。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这就和父亲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亲这一边。后来她们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

十多年里，我们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又从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亲远走英国，又回到上海家中，与父亲离婚后再次出国。但姐姐与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离这个家。

父母离婚后，父亲为我们找了个后母。

记得后母刚进门那段时间，和我姐姐表面上还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谈谈天气，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后母无意中看到这篇作文，题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后母看完很感动，认为姐姐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姐姐会写文章。

1937年夏，姐姐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她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结果不但遭到拒绝，还受到后母的冷嘲热讽。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后母发生冲突，后母骂了她，还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挡，后母却说姐姐要打她，上楼去告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跑下来对姐姐一阵拳打脚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还不罢手。他打姐姐时嘴里一直说着：“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亏祖母留下的老佣人何干不顾一切地把他拉开，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当着全家大小受这一顿打，心里的屈辱羞恨无处发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亲已下令关门，连钥匙也没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软禁在楼下一间空房间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警卫务必看紧，不许姐姐走出门。

姐姐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偷偷地为她的逃走做准备。后来她得了痢疾，身体虚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却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眼见病一天天严重。何干唯恐发生什么意外，就躲过后母，偷偷告诉父亲。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父亲也考虑到，如果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于是父亲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姐姐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姐姐的病情控制住了。加上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姐姐终于恢复了健康。

1938年初，姐姐趁两个警卫换班的空档，偷偷从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十期发表《私语》，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漏写了一段，就是父亲帮她打针医治。父亲后来看到这篇文章，除了难堪与矛盾已经无法生气——那时姐姐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了。

童年时代的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在天津故居前合影

姐姐不屑与为我写稿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岛时期”，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合办一个刊物——《飙》。希望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飙》能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记得当时约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乐山等。但编辑张信锦对我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