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西洵阳小河口沿一条陡峭的山道攀至山巅,有一座高大的略呈覆斗形的封土堆。封土被野草覆盖,一片荒草萋萋的景象,尽显苍凉。这座墓丘就是建于三国时期的孟达墓,一座极普通的墓葬,高约五米,方圆二十米,仅黄土一抔,无任何科学价值及艺术价值可言。然而,它又极为特殊,孑然孤立汉江北岸山巅达千年之久。
它是孟达墓,却未葬孟达骸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二年(228年)“春正月,宣王(司马懿)破新城(上庸,今湖北竹山县)斩达,传其首。”其后遂“焚其首与洛阳四达之衢”(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既然孟达被斩之后,传首京师,又被焚于四达之衢,当然不会葬于洵阳。然而,它确凿是千百年前为孟达所筑之墓。《晋书•宣帝纪》载,魏骠骑将军司马懿进讨孟达之时,“吴、蜀各遣其将至西城安桥、木兰寨以救达。”安桥在今安康市附近,木兰寨在今洵阳县城东南一公里处的洵河口。是否蜀军东下援救孟达受阻,行至木兰寨闻知孟达被斩,遂筑此墓而还?那么高踞汉江北岸的孟达墓中,不仅无孟达骸骨,且连衣冠亦无。 无坟无碑无价值的一堆封土,只因为墓主人而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孟达(?-228),字子度(小说《三国演义》中字子庆),本字子敬,为避刘备叔父刘子敬讳而改字。东汉末扶风郡(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人,三国时期人物。本为刘璋属下,后降刘备。奇袭荆州之战时因不发兵救关羽而触怒刘备,于是投奔曹魏,在魏官至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此后又欲反曹魏而归蜀汉,事败而死。因此,千百年来,史学家对孟达的定论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即曹魏统治的中原地区)”;二是“反复无常,大节有亏”。张沛先生曾写《孟达其人》一文,谓孟达“虽才能出众,仪姿雄伟,然反复无常,大节有亏,故千载以来,多为世人所不齿。”提出自己的见解。洵阳县博物馆馆长罗金贵先生依据史料考察,客观解剖了一个荷戟彷徨而遭非命的才人命运,得出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孟达系三国时期的一位较有影响、人生道路颇为曲折、坎坷并带有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
据有限的史料记载,孟达属文武兼备的人物,既有“将帅之才”,又有“卿相之器”,“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有容止才观”。时人皆以为孟达有乐毅之量,有管仲之能耐。他一生光明磊落,敢做敢当,壮志满怀,出生入死。或许上述属于孟达粉丝者的溢美之词,却中和了“反复无常,大节有亏”、“为世人所不齿”之断言。或许正因其威猛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清澈洞悉,遭人嫉妒,才落得悲惨结局? 士为知己者死。刘备入蜀,孟达出力不少,却不能像法正一样被刘备倚重,定军山一举成名;也不能如张松一般,但凭一招“过目不忘”。他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奉命领兵攻打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士气正旺,战事进展顺利,突然无端被刘备养子刘封夺了兵权,抢了功劳,事后连降将都有封赏,孟达却什么也没有,委屈至极,窝囊至极。
关羽突然败走麦城,接连请求增援。刘、孟借口未去。无论是否藏有私心,以时局看来,发兵救援的确不妥。一则上庸非武力征服的,若抽兵救援,三郡复归魏国,责任谁能担起?二则吴魏联合,荆襄溃败,已成定局,一旦出兵,非但不能救回关羽,反倒陷入重围,全军覆没。何况若追究责任,也是刘封的领导责任在先,孟达次之。然关羽兵败身死,刘备对孟达极为愤恨,刘封又恃权欺凌孟达。此时,诸葛亮又向刘备指出刘封、孟达二人久在一起,难保日后不生变。于是,刘备下令调开二人,以逐个收拾。为免祸,孟达遂于延康元年(220)给刘备留下一封信,率领部曲(家仆)四千多家降魏。临行前,孟达留下《辞先生表》,以表投魏之由:
“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所举的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人都是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孟达以此自喻,以示自己当时的无奈。
曹丕虽极为看重孟达,委以重任,以礼待之,恩宠备至,但曹丕死后,司马懿领政,一向颇为众人不服的孟达又一次感到了危机和无助。他怕被诋毁,被猜忌。此时,诸葛亮引诱孟达,孟达有了反叛之意。诚然,诸葛亮并非真心招降孟达,他只是想夺回伐魏的战略要地——上庸、房陵、西城三郡。孟达不久复谋叛魏归蜀,不意事泄,遂决意起兵,被司马懿袭杀。其实,复降蜀之际,他若交出兵权,远离政治,是可以善终的。可他不甘心就此退出这个乱世中心,自甘寂寞,于是,终究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一团迷雾而非他所希冀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城头变幻大王旗”,这句诗当是对乱世最真实的写照了。乱世之中,政权更迭频繁,无论文臣还是武将,多无节操,倒戈、投降司空见惯。而乱世中人,无论是否倒戈,都是别人的棋子。只是反复倒戈之人,结局大多悲惨。三国时期的马腾如此,吕布如此,孟达又何尝能逃出宿命的悲剧结局?
墓丘侧有建于满据时期光绪年间的文星塔一座,共五层,实心,高约八米,六角五级砖石结构,只有最顶层六面辟有小窗,“面涂白灰,墨勾砖缝”。因何建塔?相传,千百年以来,孟达墓的封土不断长高,村民担心孟达的“武气”破坏当地的“文运”。于是,修建宝塔镇墓,取名为“文星塔”,这也透露出洵阳人对孟达的不屑、排斥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