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什么样的总统，我想现实已经呈现得很明白了。

不得不承认，尽管备受诟病，但这位新总统的总体政策思路其实还算清晰。一如他选前的自称，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确保美国的真正核心利益，而这些恰恰是历来被美国多界政府所忽视的。

塞缪尔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早已警告道：“如果（拉丁）移民同化的努力归于失败，那么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特朗普深刻地意识到，对于美国来说，她最大的威胁并非中俄，而在于族群结构变异之后引发的国家分裂风险。这关乎美国国家形态赖以存在的根本，是每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美国政治家都必须捍卫的底线。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白宫官网当天撤掉了西班牙语简介，这显示出新总统力主英语文化的决心；2月2日，特朗普宣布将废除《约翰逊修正案》，以恢复基督教的政治影响；8月2日，特朗普宣布将改革移民法，以限制移民亲属进入美国；而且，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严控边境，并开始大量遣返非法移民。

这些政策皆是美国为了确保国家形态完整，而亟需施行的措施。提升英语的主流地位，打压西班牙语，乃是强化美国文化认同，消弭潜在分裂风险的必然措施；废除《约翰逊修正案》，重塑基督教主导地位，实际上是为了尽可能赋予美国不同族群的民众以统一的认同身份；而改革移民法、严控边境和遣返非法移民，更是防范族群结构进一步变异的必要手段。

与此同时，特朗普同样感受到，西方文明面对的真正威胁并非病态蹒跚的基督教兄弟俄罗斯，而是人口急速增长，并不断向欧洲腹地迁徙的穆斯林移民；况且，亚洲的实力均衡和旧秩序，也越来越受到来自中国日益强势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为了国家生存或者国际地位，美国亟须将西方的注意力扭转过来，并与俄罗斯化敌为友。

2017年7月，特朗普在波兰发表针对欧洲的演讲，要求西方人要牢记“自己是谁”，提醒西方要注意来自“南方的威胁”、“内部的威胁”，并呼吁俄罗斯要“加入负责任的国家阵营，对抗共同的敌人、捍卫文明自身”；在随后的汉堡G20会场，特朗普不顾非议，与普京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会晤，试图达成美俄双方的和解。

“我们敦促俄罗斯停止破坏……相反，要加入负责任的国家阵营，对抗共同的敌人、捍卫文明自身……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直面各种势力，不论他们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南方还是东方……如果不加制衡，这些势力将会削弱我们的勇气、瓦解我们的精神，削弱我们捍卫自身、捍卫社会的意志。

……如果我们不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就不会被打败……这些无价的纽带将我们作为国家、作为盟友、作为一个文明连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保守它。它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失败……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如果没有强大的家庭和强大的价值观，我们将会衰弱，我们将无法幸存。”——2017年7月，特朗普华沙演讲（节选）

然而，这些内外政策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美国舆论和政界的猛烈抵抗。

特朗普对英语文化的提倡，被强大的反对者视为种族歧视的再现；废除《约翰逊法案》，被舆论界看做是对世俗社会的宣战；而驱逐非法移民的措施，则媒体当做不仁道的残暴作为。

而特朗普主张保卫西方文明和边境，防范欧洲人口结构改变的呼吁，则被西方舆论界视为一个蠢材的梦后呓语：《金融时报》认为他夸大其词，《大西洋月刊》则称其是意识形态偏见；新总统试图与俄国和解的会晤，则被美国报纸广泛视为向独裁者屈膝的证明。

在强大的反对派舆论风暴中，特朗普的这些明智之策不但难以落实，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分裂，严重恶化了特朗普的执政前景。

由于地方城市缺乏配合，2017年8月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发遣返非法移民的数量增长了28%。但穿过西南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则在7月间增加了15%；而特朗普试图与俄国交好的外交政策，更直接遭到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双重否决，并引发了针对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

更糟糕的是，内政外交的连续重挫，带来的是特朗普身边亲信的不断离开。首先是国家安全助理弗林被解职，接着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离开，然后是白宫幕僚长普里伯斯辞职，随后是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去职。

无论这些人的离开是被迫还是自愿，都将给特朗普的执政前景带来恶劣的影响——而《纽约时报》也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间的关系已处于破裂边缘，后者怀疑前者的总统地位已摇摇欲坠。

实际上，特朗普的当前处境，恰恰是一个伟大帝国晚期政治不可教药的体现。

就像所看到的那样，每当特朗普面对西方舆论界，试图施行其政策之时，都会遭到剧烈的价值观错位。因为，当今西方舆论界不过是萨特和福柯思维统治下病态麻木的奴隶，但特朗普却是西方文明孕育下五感俱全的真正文明人，就像19世纪那些伟大的西方豪杰一样，他并不缺乏捍卫文明的勇气和直觉，

所以，当特朗普以总统身份，暗示西班牙政府应该效法20世纪初的美国军人用猪血子弹处决圣战士后，你一点都不应该感到奇怪，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怀有19世纪美国观念的现代人——那种唯利是图，唯利是视，凶悍野蛮之曾经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奠定美国国家根基的昭昭天命之理念。但是，作为一个从19世纪丛林中走出来的真正美国人，一旦置身于当今萨特、福柯统治之西方世界，以雄筋健骨的朝阳文明观念直接嫁接疲弱萎靡之多元文化的现实，如果执政者缺乏必要的技巧，则必定会沦为舆论嘲讽和声讨的对象。

就像罗马帝国的临终时刻，埃提乌斯和马约里安试图拯救罗马的军政措施，被他们缺乏牺牲精神的同僚和人民不断抵制，这两位也最终身死己人之手；而在大英帝国解体之前，温斯顿邱吉尔在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问题上，试图防患未然的外交政策，则被他贪慕眼前利益的国民们视为疯狂，而邱吉尔也屡遭羞辱，最终亲手葬送了伟大的英帝国。

1920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处在最危急的时刻，温斯顿邱吉尔要求疲惫的大英帝国干预俄国内战，以阻止布尔什维克革命瘟疫的蔓延。他以极强的洞察力预见到，“俄国的革命病毒将会散播到整个欧洲”，并“威胁殖民地的安宁”，必须趁其“最虚弱的时候”，斩断“祸患蔓延的可能”，但是邱吉尔的主张很快被他的阁僚们视为莽撞的战争冲动而束之高阁。最终，列宁赢得了战争，新的俄国开始不断向欧亚地区输出革命，最终为法西斯的崛起和远东局势的恶化创造了外部条件。

最后的罗马人——埃提乌斯，率军抵抗匈奴入侵，倾全力保证罗马帝国的完整，但终究被猜忌他的皇帝杀死。他当政时期，由于罗马人口结构改变的不可逆，西哥特移民、法兰克人和汪达尔移民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势力得以巩固，并呈现出国家的雏形，这实际上已经昭示了伟大的罗马文明在西欧即将步入毁灭。

这就是最后“罗马人”不可逃避的悲剧，虽有拯救文明的雄心，但文明却丧失保卫自己的意志；虽有鲁阳挥戈的勇气，却只能迎接时穷节现的宿命。

毕竟，没有罗马的公民，就不会有罗马的英雄。而那位最后的罗马人已不能创造奇迹，只会加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