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之前，史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职，被称作太史，其职能不仅仅在于司马迁所言“史以记事”，这是后世儒家的误导。太史 还有一更重要的职能，就是参与国家大事、对未来进行预测，其所用方法是卜筮，卜筮用易经、灵龟、蓍草。太史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阴阳之变化，通宇宙之玄机，故能因 万事万物之变异，大到明王朝之兴衰，小至知个人家族之成败。可以说，太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类似于古代犹太人的先知、古希腊罗马的祭司。

夏商周三代，天下共主自 称天子、上天之子，意即共主的权威来自上天，代天行使地上的权威。当时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是虔诚的信仰上天（上帝）的。祭天是专属于天子的权利，古之封禅即在于此 。

由于太史掌握有图籍并负责记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代天行事，故天子亦不可干预太史的职责，虽然，太史受天子的领导。太史这种相对独立的人格地位，和忠于上天 的信仰，保证了太史客观公正的行事作风。而且，中国古之太史，一如古之贵族，是世袭的，这就保证了太史一脉的稳定。

太史的前身是祭司，祭司的权力是不受君主干涉 的，与之构成类比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祭司，而印度祭司婆罗门的地位，是高于贵族刹帝利的。

起源于祭司的太史，秉承对皇天上帝的信仰，忠诚地记载历史，其地位为天子 所尊重、其权威也是为天子所敬畏。当天子无道，逆天而行，不可救药之时，太史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太史只能选择抛弃亡国之君。

太史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 的地位，其手中掌握什么样的神秘“武器”呢？是图籍。图即是河图、洛书；籍则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朝易经（《连山》、《归藏》《周易》）即为图籍之一。孔安国 所作《尚书序》，“古者伏羲氏的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 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告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 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

由于太史一脉单传，而且是仅仅天子的太史才掌握全部的图籍，天子太史后继无人，导致图籍的秘密对后人封闭，从此我们再难窥古代图籍的全部要义。而私人著史的 兴起也导致了太史逐渐淡出政治的舞台，这一切均发生在历史的大转折点春秋战国时代。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 《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 ，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图籍之离散，孔丘难脱其罪，加之战国的乱世和秦朝的大火，自此上古图籍逐渐散失。

不信神的孔子按自己的意志和世界 观任意删改图籍和历史，不仅导致华夏古文化的丧失，更给后人开创了一个篡改历史恶劣的先例。

一般的观点是：天人感应是先秦儒家门徒子思、孟子提出，汉代董仲舒完 善成说。这也是儒家窃古之信仰为己功，先秦古人信仰上天，自然信奉天人感应，荀子《天论》即是说明。

三王五霸时代，图籍是一个王朝国祚的象征，图籍的去留预示着 国祚的变迁，因此掌握图籍的太史的去留往往预示着王朝与诸侯的兴衰和更替。《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 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

由于掌握并精通图籍，古之太史均具有惊人的预测能力。三国时期的管 辂，因精通周易且预言精准而为曹操所器中，即可管窥一斑。因此，太史往往为君主所重用，参与政事、决计国家大事，太史占据重要的地位。不过，很多时候，面对命运的安排 ，太史只能预言兴亡而无法改变现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果如其言。烈王二年，周太 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果然应验。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春秋之前的史家，信仰上帝（华夏的上帝即上天）， 如实记载发生的事实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对上天应尽的义务。由于当时的君主对上天无比的崇敬，因此不敢干预史家的职责。但到了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乱臣贼子迭出，对 上帝的信仰也遭到了破坏。为乱之臣为给自己正名，以免遭天谴，意图迫使太史篡改史实、粉饰自己的事件频频发生，晋董狐直笔、齐太史死节的故事即是最好的例证。

春 秋乱，图籍散，诸子出，太史完。孔子不信上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而信自己所信奉的王道。因此， 以自己的所谓王道史观著史，开私人著史的先河。孔子的春秋笔法，为后世粉饰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榜样。后世的史家，大都师承孔丘，中国史家严谨求实之 风荡然无存矣。

历史在儒家手里成为了宣扬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儒家受到统治王朝推崇的原因，欲正其名，先修其史，历朝历代无不如此。

太史自 秦朝以后，逐渐沦为帝王的仆从，因而丧失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独立的人格，司马迁的遭遇即是最好的注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自言太史地位的低下：“仆之先人非 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自司马迁著《史记》，开中国百科全书式史书之先河，中国的二十四史，与其 说是史，毋宁说是传记与典籍的复合体。相较之下，西方的历史著作，基本上均是专著，即把历史事件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中国的史家，以记言、记人、记事为主，其历史观 虽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亦难免有为前人辩护颂扬的嫌疑。西方的历史学者，也是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但是由于其历史观受其本人哲学观的影响，更注重从各个方面探讨国家和民族 兴亡的原因，从而总结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供后人借鉴。简言之，中国人是为记事而记事，西方人是为探索而记事。

中国古人认为，知古可以通今，也能预知未来。 后世的西方历史哲学家亦认为，历史不光为现在提供参考与借鉴，更为未来指明方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即是典型的代表，二者在回顾过去的 同时，均展望预言了未来，他们是近代的先知。中国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与刘基的《烧饼歌》，是中国先知预言的典型代表，只不过二者纯粹是预言而没有细节和推理 ，一如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二者不能称作历史著作。

现在西方的先知是精通历史的未来学家，所谓未来学家，首先是个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十 分清楚只有从过去中才能寻找到灵感和智慧。约翰•奈比斯特、阿尔温?托夫勒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但是他们缺乏深刻的哲学功底。

现在的中国，这种能预测未来的历史学家 还没有出现，我们迫切期待他们的诞生。

在历史学术上，我们需要确立自己的学术观点，之后论证之，如果这种学术观点，与学术定论 相冲突，我们应该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为学术定论所屈服。

对于学术，不是要“打倒一切权威”，而是要“不迷信一切权威”，要有怀疑权威、批评权威的勇气，这 只是走向自立门户的第一步，要建立自己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权威，是走向自立门户的第二步。

之所以强调自立门户，意在超越前人，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生活在前人的隐 蔽之下，走前人已经走过的路。

当然，为怀疑而怀疑，为否定而否定，纯粹是一种诡辩和哗众取宠的行为，和自立门户是有千壤之别，是不可取的。

每个人都可以 创造自己的话语方式和文本，并用它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与该不该用学术用语，是两个概念。

斯宾格勒，将历史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迥异于前人 的范式和定论，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这才是值得推崇和标榜的榜样。

历史定论并不完全等于事实和真理，理论日趋完善也并不表明它完全正确。严密的考证只能说明经得 起逻辑分析，但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一个未知数。

学术上有定论，是一种“学术政治”行为，只要存在学术定论，就有学阀的存在。所以说，没有单纯的学术行 为，如果说定论不能质疑，那是一种学术垄断行为。

当然，如果不敢苟同或疑问或否定，需要有据有理，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原则和要求，无据无理，谁又有资格去挑战定 论？指望靠诡辩去挑战，在学术界，不应该有学术地位。

关于历史学术史观，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史学研究循环原理：以史推论（论出于史）→以史证论→以论推史→以史推 论→以史证论→以论推史→……

胡适先生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遵从以上史学循环研究原理的。

这种循环史观，不同于辩证唯物史观，是一种方法论，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必备的技术。如果把历史研究比作炼剑，那么这种循环史观，即是炼剑的必备技术。

“以论推史”，存在于史料不足的史论中。实际上所有的史学观 点或结论，因为有许多史料证据或已湮灭无闻或由于人们的刻意隐藏，都难以找到完全充足的史料证据，因此，只要是研究历史，谁也不能避免“以论推史”这种倾向。

“ 以论推史”这种倾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疑者存疑，缺者缺焉”，所以，疑者需要解疑，缺者需要补缺。这就涉及到了完形心理的作用，这也是史学界有许多联想、假说、假设 、推论存在的原因。

文献记载应该结合考古成果来互相印证，这属于实证主义。如果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不能互相印证，那就需要大胆推测了，而大胆推测，需要创造力和 想象力，需要“以论推史”的能力。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过去的事实。历史的真正载体是什么？史料，即各种历史遗迹、实物和文物。

一般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各种史料，确切地说，是各种历史遗迹、实物和文物；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一般是史书或历史文献资料。

历史实物文物，是历史事实，因为 这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证据；史书或历史文献资料，是对当时的历史事实所进行的文字或图示描述，来源于历史事实。

什么是史书或史料？广义的史料，指过去人类活动的所 有人工遗迹。最需要智慧凝聚的史料，是最有价值的史料；实物和文字记载的史料，是最能看懂的史料。至于狭义的史料，特指文字记载的历史，或者说，史书或历史文献资料。

“历史学即是史料学”，不认同，如果把历史学比作高纯度海洛因，那么史料，即是低纯度的鸦片。或者可以把史料比作种子，历史学，则是种子萌发成长而成的大树。

所以说，史料是需要提纯和发挥的。提纯，就是从纷繁芜杂的史料中，提炼出真实的东西来，如《荷马史诗》，这相当于从鸦片中提炼海洛因。发挥，即是在现有史料基础 上进行创造性扩展思维，将史料的外延“扩大”，形成系统而完整的观点，如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这相当于种子长成大树。

我们把文化比作灵魂，种族比 作肉体，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历史比作灵魂，史料比作肉体，肉体是灵魂的载体，史料是历史的载体。

史书是什么？对历史的文字描述。既然史书是对历史的文字描述，由 于人是主观能动的动物，看待历史问题，很难摆脱自己的认知范围限制和主观判断倾向，所以，每个人的历史观，都会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色彩，因此，没有完全客观的史书。因 为个人历史观的不同，决定了同样的历史事实，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史书（历史描述版本）。

换言之，我们所看到的史书，实际上是前人对历史的描述，受个人认知范围和主 观倾向所限，前人所著的史书，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过去的历史，更不一定能完全涵盖过去的历史。所以，虽然前人的史书可以作为珍贵的参考资料，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迷信前人的 史书。

历史事实不能假设，也不能自行创造；但历史结论或观点能假设，也能自行创造的。

也就是说，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史料理解的差异，导致对历史的认知 ，出现了断层和歧义现象，所以，历史结论，是可以假设的，历史结论或观点，也是可以创造的。

历史的载体，除了文字和实物记录，还有人的大脑。历史文字和实物记录 通过保存和复制的方式流传下来，而大脑的历史记录，则通过手口相传的口述方式流传下来。

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文字和实物记载的历史，一种 是口头记载接力传递的历史或口述的历史。

口头记载接力传递的历史或口述的历史，在接力传递过程中，由于个人记忆或理解的原因，历史信息失真的几率要远大于文字和 实物记载的历史，所以，口头记载接力传递的历史或口述的历史一般不为历史研究者所器重。

民间流传的神话与传说，即是口头记载接力传递的历史或口述的历史，那是一 种广义上的史料，而且是难得的史料，是历史研究中有待发掘的一座“金矿”，其历史研究价值需要得到重新评价。

虽然神话和传说，有时候难以用实物史料或历史遗迹来 加以证明，但是只要想想有多少史料或历史遗迹被湮灭，就可以知道：应用实证法来判断历史，是多么的狭隘。没有史料或史学依据，历史并不等于不存在，所谓“层进累积的历 史”，不过是一家之言，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精力有限和研究方向的原因，虽然有建立自己一整套系统的学术思想的想法，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只能给出自己的观 点来。

本人不擅长写历史，而擅长写未来，我所写的东西，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将来。但是，为什么我要研究历史呢，因为从历史中能汲取经验和教训，并能从中抽提 真知，这对我们将来的规划和行动来说，都是宝贵的知识和指导

对于史学，没有做过深研究，但是却给出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最终服务于两种目的：一是探索真知，二是 复兴强国。

对于探索真知，由于只观大略，而没有仔细研究细节，所以这方面仅仅给出了大致的观点和方向。

对于复兴强国，一直认为，历史或史学，是政治的婢 女，历史或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因此，虽然赞同以史推论-以史证论-以论推史-以史推论-以史证论的循环史观或史学研究方法论，但更强调以论推史-以史推论-以史证论这个环 节。

举例来说，关于三皇五帝和夏朝，首先给出一个结论，三皇五帝和夏朝，肯定是存在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三皇五帝和夏朝存在的客观证据，并去证明之。

历史和政治是分不开的，而政治经济与战争又是密切相关，所以历史学家应该精通政治、经济和战争，当然还有社会文化等等各方面的知 识，这样才能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

狭义的历史等于过去的政治，至于文学和哲学，都是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的，为什么法国的文学和俄国的文学有区别？为什么英国和德 国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没有政治，何来文学和哲学？要知道，文学和哲学是闲暇的产物，而正是政治，缔造了闲暇。

历史，从狭义的角度上说，就是过去的政治，即历史 =政治史；而在广义上，历史包含的范围则广的多。

政治经济思想不分家，那么稍微扩大一点范围，历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

所以说，要精确地解读历史问题， 需要准确地把握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脉络。

历史学的精髓在于尊重事实，因此，史家必须具有上帝般毫无偏袒的心理和客观公正的胸怀，他不为某一方辩护，他只遵守上帝 的法则。

好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做到超然于物我之外，以第三方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历史。他也许不能完全做到免俗，但是应该尽量接近上帝的意志，这也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力求追求自身的完美一样。

理性、严谨、客观、公正，是历史学家必备的素质，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来研究历史，只会得出不公平的结论。

有关 历史事实或真相，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原始资料最能说明问题。当对同一历史问题有两种以上历史数据，或者说有两种以上的历史的话，那就说明历史学家没有拿到第一 手的原始资料，他们给出的数据和观点是需要分析对比来看的。这历史研究者该真正研究的地方，尽信书不如无书，权威就等于踏脚石，正因为蔑视权威，人类才能进步。有自己 的独到观点，自己就是权威。

研究历史要以原始资料来作为判断的最高证据，没有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要应用自己的分析和逻辑判断能力，来对相互矛盾的资料来证伪。

“所谓历史研究，就是和形形色色的骗子，形形色色的虚假材料打交道的工作，从中去伪存真也就成为其基本工作任务。而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经过检验的数据资料照理 是最为客观和真实的，但考证不严或者引用不慎，一样会出错误。”

历史资料为什么需要考证和证伪？研究历史为什么需要逻辑分析推理判断能力？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不同历史资料的记载，在很多情况下，有互相矛盾之处，而且，历史记载的文字表述，又有许多概念模糊之处，假如不经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考证与证伪，是难以解析 历史的本来面目。

尽信书（史书）不如无书，研究历史，需要具备逻辑分析推理判断能力，因此，逻辑学，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应该是历史学者必须掌握的技能的一。

研究历史，分析推理和逻辑判断的能力至关重要，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不能囿于前人尤其是所谓权威的成论。

如果能在史家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非得创造自 己的学术观点不可，当然是以不同于前人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点。

研究历史，应该先问为什么，之后带着疑问去研究历史事实，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反思，得出自己的 结论，之后，再去重温历史事实，进行系统的验证，以确定自己的观点或结论，有哪些纰漏、是否与事实相符。

而有些人看历史，是先有某种观点，之后再去历史事实中去 寻找依据，最后演变为为某种历史行为解释或辩护，并主观推断历史，这种态度，是有违理性客观精神的。

研究历史，需要何种态度呢？尊重历史事实，而不是去对历史进 行推测和假设。

研究历史，就要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不可推测，也不能假设。因为你不是上帝，你决定不了历史的走向，而只能跟着历史走。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人 不是上帝，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人是不能改变的，而只能跟着历史走。

但是，历史却可以解释和论证，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同样的历史事实，却出现了不同的历史版本。

史料是什么？不就是当事人或后人的记载或记录吗？什么样的史料最真实？当事人的记录。但是即使是当事人，都不能摆脱自己的主观倾向性，又怎能绝对判定当事人的记 录就等于完全正确？更何况后人的记录了。

研究历史，需要正确的研究方法，需要去伪存真的技术，需要具备正确的推理和逻辑判断能力，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历史随便说 三道四下定论的。

对待严肃的历史问题，需要应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研究、推理、和评判，而不应该匆忙地做主观性的臆断。

研究历史，洞察历史规律，在某种程 度上，或可预知不远的未来。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会惊人的相似，将类比的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可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比如说黄帝战胜蚩尤开启黄帝时代， 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二者可以类比，汉朝拥有黄帝时代的气象，也是不争的事实。

华夏的战国时代，是冷兵器的总体战时代，总体战的特征是动员国家的全部人民和 全部力量，这就需要国家政治体制的设置满足这个要求，所以，各国无一不进行改革变法，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有商鞅变法、胡服骑射。

在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共和国为了适 应总体战的要求，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如马略的兵役制改革。

通过国家总体战，秦国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罗马征服迦太基，成为地中海地区唯一的强国。

秦朝 一统天下，这种统一，和夏商周三代的统一，是有很大差别的。秦国对领土进行有效整合，是实质上的统一。三代是形式上的统一，对领土整合能力较差，周代分封建国要稍好些 。对形式统一来说，最适合政体为邦联制或联邦制，对实质上统一来说，最适合的政体为大一统或中央集权制。

所以，我们看到了秦汉是帝制大一统，罗马帝国也是帝制大 一统。

介绍一个历史定律：上帝并不注重维持已有的事务，而是更加青睐新生的事务。所以，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和一成不变。

这个定律，可以解释许多让人 难以理解的历史现象，比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和事实；金灭辽和北宋、蒙古灭金；日耳曼人摧毁西罗马帝国、西班牙摧毁印第安人的阿兹泰克人和印加帝国、英国 取代老牌帝国西班牙，等等。

应用这个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现象，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

作为历史爱好者，都有一颗好奇的心和灼热的探索精神，钻研、 疑问、反思和考证，是历史爱好者通常经历的思维步骤。

人都具备基本的逻辑判断能力，因此对历史，一般都能有选择地接受或拒绝某种观点，但是说到对历史的探索论证 ，那就需要天赋和决心了，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所以，指望普通人去甄别纯粹客观的历史，那纯粹是痴人说梦，因为即使是历史大家，都难以做到这点。

任 何历史都或多或少挂有感情色彩，尤其是涉及到本国本民族历史之时，更是如此。作为一国一民族的一份子，如果想追求绝对的客观理性，那是做不到的，如果想追求如此境界， 只能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只要是研究历史，就会有自己的倾向性。没有完全客观的历史，因为历史观的不同，决定了同样的历史事实，出现了不同的历史版本，为什么会如 此?由于人是主观能动的动物。

做学问、认定史料，应该客观，而不应该带有情感去伪造、篡改、删节、或杜撰。

人毕竟不是全能的上帝，看待历史问题，很难摆脱 自己的认知范围和主观判断，人是感情动物，只要涉及到主观判断，就会或多或少受到个人感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每个人的历史观，都会带有浓重的个人主观色彩，即是 站在第三方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也不能免俗。

举例来说，日本侵华，从第三者的客观理性角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国人角度来说，能在历史上这么写吗？不能。落后 就要挨打，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教训和经验，我们学习历史的最大目的，是希望以前惨痛的历史，不再重演，就如同现代犹太人缅怀哭墙那样。

由于是胜利者而不是 失败者在书写历史，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绝对客观公正的历史？有的只是相对客观公正的历史。就拿二战史来说，俄国人写的，英国人写的、美国人写的、德国人写的，有很大的不 同，为什么同样的历史事实，在不同的国家里，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呢？国家民族属性使然。

说实话，德国人和英国人写的二战史最令人赞赏，因为二者相对来说最客观。在 两者之间，德国人更胜一筹，《失去的世界帝国》和《世界大屠杀》，是非常好的参考教材。

历史，是政治的奴婢，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就是古往今来大部分历史著 作的本质。

事实上，历史确实需要为政治服务，在西方国家，为什么把《我的奋斗》列为禁书？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日本为什们要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这也不是没有原因 的。

有两种历史，一种作为研究的历史，针对人群是历史研究者；另一种是作为教育的历史，针对的人群是国民大众。

对于前者，需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观理性， 以求探求历史的真相和恢复历史的原貌；而对于后者，需要在不违背客观理性的前提下，对历史加以技术性的修饰，意在增进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反省心。

之所 以将历史做这样的划分，原因在于大部分的国民，都容易受先入为主的教育导引，缺乏基本的逻辑分析判断能力，因此，只是被动地接受历史，而谈到辨别历史，非其所长。

作为大众教育的历史，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修饰”。这种修饰，实际上等同于春秋笔法，有正向修饰，也有反向修饰；有向心力修饰，有离心力修饰。

历史的 正向修饰，是肯定、褒扬、和突出，如对岳飞的描述；历史的反向修饰，是否定、贬低、和淡化，如对秦桧的描述。

历史的向心力修饰，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国家向心力和 爱国心，重点突出能引起自豪感的历史；历史的离心力修饰，主要是为了增加个人崇拜（是一种变相向心力修饰，但最终结果却会导致离心力修饰的结果），主要目的是为了离散 国家向心力和爱国心，重点突出能打击自豪感的历史。

历史的离心力修饰，一般出现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被异化的情况之下，正常的国家或民族，是不会对历史进行离 心力修饰的。

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增进国家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确实需要对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加以修饰，这从政治上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国建国史的谱 写，不就是如此吗？

历史本来就是人写的，给本国人看的，应该是有助于增进国家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增强反省心的历史，如果追求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历史学家， 岂不都成了上帝？再者说，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本身就存在有诸多悬疑，这也是历史之所以吸引人加以研究的原因之一，缺乏可靠的事实依据和逻辑推理，谁能保证能得到完全 真实的历史事实？

所以说，有侧重学术的历史，有侧重政治的历史，有学术政治同等侧重的历史，厘清三者的区别和适用领域，并对三进行正确的归为和定位，是非常重要 的。

什么是亡国？什么是王朝更替？

在一个民族内部，易姓改号,改朝换代，按照正常的法理，不属于亡国，而属于王朝 更替。比如说，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都曾经历过易姓改号,改朝换代，经历多个王朝时代，只不过人家没有更改国号。而华夏帝国，是更改国号，所以给人以某种错觉，更改 国号即亡国。这种解读或理解是错误的，只要国家在本民族内部之间转手，就不叫亡国，而应该叫王朝更替，只有异族入侵推翻本民族的国家，才叫亡国。

本文中的亡国， 实际上等同于古代的“亡天下”。国家分两种，整体的国家，和国家内部的“国”。整体的国家，相当于古代的“天下”，古人云“平天下”或“一统天下”，按现在的理解即是 统一整个国家的意思。

国家内部的“国”，换言之，国家统一之前分立的“国”，实际上是诸侯国。比如说我国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战国时代的七雄、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 、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诸侯国，等等。诸侯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倒不如说是一个个分立的内部政权，只不过这种内部政权长期独立所以被冠名为“国”。

我国后秦时代 出现的割据政权，也被看作国，只不过因为割据时间相对较短，所以，我们称的为地方割据政权，而实际上，其本质特点，和前面说的，没有任何差别。

聚人成家，聚家成 族，聚族成国，这是上古意义上的“国”概念，这样的“国”，是一个民族内部的分立国或诸侯国(早期称部落)，而这里需要做补充，那就是聚国成天下。

这里的天下，是 一个民族的天下，一个民族的整体国家。所以，真正的国，是天下，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国。而上面所说的国，则是狭义上的国，是一个民族内部的分立国（没有共主）或诸侯国（ 有共主）。

所以说，亡国，亡的是整个民族的国，也就是天下，而不是其中的某一分立国或诸侯国。

满、蒙建立的王朝，是华夏的亡国时代，但是满蒙建立的王朝 ，虽然不拥有华夏正统的地位，却继承了华夏的法统，这叫夷窃夏统。

华夏帝国的王朝正统和法统，首先从夏朝说起，夏王朝正统和法统的依据有三：一、黄帝后裔；二、 占据中央中原之地；三、拥有正统和法统的物质载体：九鼎。

夏商周三代，都是按这三个正统和法统的依据来传承的。到了秦朝，第三个正统和法统依据发生改变，九鼎变 为传国玉玺，直到传承到唐末（确切地说后唐），传国玉玺失踪，正统和法统的物质载体缺失。

夷狄入主中原，窃据华夏神器，篡夺华夏法统，对华夏人来说，是亡国。虽 然东晋南宋衣冠南渡、拥坐半壁江山拥有正统地位，但法统为夷狄所据，而最终两者没有收复故土收回法统，最终反而被灭国。所以，东晋南宋时代，还是应该以亡国时代来看待 。

夷狄为了给自己正名，一般都会自称黄帝子孙，但由于后秦的夷狄在蛮荒地带经过血统的混合或稀释，血统发生改变，已经和先秦夷狄拥有的华夏血统不可同日而语也。

所以说，血统的鉴别，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比如说，汉藏语系中的藏族，虽然和汉族语言文字不同，但两者的关系相当于日耳曼人和英格兰人的区别，血统相近是 不争的事实。但是W族与两个M族，是不是和汉族血统相近，那就需要科学上的鉴定了。

正统和法统的涵义，举例来说明。

关于法统，比如说英格兰王位，只有具有 伊丽莎白女王家族血统的人才有资格来继承，血统继承法，就是法统。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选帝侯选出，这选帝侯选帝制度，遵循的也是血统继承法，因为法兰西国王，不可 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

关于正统，比如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传承，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即是正统。我国的西周时代，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是正统。

华夏各王朝的法统，同样遵循血统继承法，而法统的源泉，无一例外都来自于黄帝。刘邦称帝之后，自称是黄帝之后，鲜卑、契丹、满清这些夷狄入主中原之后也都自称是 黄帝后裔，这是为什么呢？谋求法统的地位。

古代中国，由于改朝换代经常发生，所以，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合法性，除了血统继承法的法统之外，还需要所谓道德继 承法的法统（实际上是武力继承法的遮羞布），这里，儒家学说，就派上用场了。

《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 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 、一家、一姓之天下,有道者居之，无道者失之。”

所以说，改朝换代，需要推崇儒家学说，才能长久稳固，儒家学说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蒙元不尊儒家之术，纯用 暴力，百年即亡，满清用儒家之术，享寿将近三百年，差别就在于这里。

这其中儒家借用阴阳家的"五德轮回"说创立的“王朝五德轮回”说，为改朝换代，提供了法统上的 依据，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多不胜数。

《史记封禅书第六》：“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 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 吕，事统上法”。

道德继承法的法统，实际上即是"王朝五德轮回"上的法统，这在改朝换代之际，被不厌其繁的应用。就是现在的天朝取代国府（民国），也应用这种学说 来证明自己的法统地位。

血统继承法的法统源泉在哪里呢？

西方是“君权神授”，受命于神，替神行使地上的权力；中国是”真命天子“，受命于天，替天行使地 上的权力。

法统的源泉来自于上帝、神或天，总之，是创造自然和人类、并掌控自然和人类命运的超自然神灵。

以上仅仅是对于古代法统的简单阐述，随着以美国 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的建立，出现了现代法统概念。现代法统，有内外两层含义，内层含义为“政权民授”，即只有得到人民认可的政权，才拥有国内法统地位；外层涵义为“国际 认可”，即得到全部或大多数重要国家和重要国际组织的认可，才拥有国际法统地位。

问：“倒要请教李存勖和他建立的王朝是异族王朝还是华夏一脉？”

李克用 、李存勖父子，在精神和文化上已经被同化，自从改姓为李，之后一直没有改回原姓朱邪氏，即是最好的说明。

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也是沙陀族人，其情况和李克用父 子，是相似的。

被同化的异族执掌华夏神器，是历史发展中的小插曲，在夏朝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少康复国的故事，早已远近皆知。同样，罗马的帝系传承，也并非仅仅限 于罗马血统。不过，小插曲终归是小插曲，最终还是要回到正轨上来的。

罗马帝国，之所以如此称呼，乃在于国家或帝国的罗马属性，换言之，罗马帝国，是属于罗马人的 帝国，虽然在罗马帝国里，还有其他的民族，比如说犹太人。

随着罗马公民权的扩延，公民权越来越多的被赋予外族人，这些外族人通过拥有公民权从而变成了罗马公民， 换言之，在文化上被同化变成了罗马人。

被罗马人文化同化的外族人执掌罗马帝国，往往不是代表其出身的民族、而是代表罗马人的利益。所以说，罗马帝国内部被同化的 异族人登上帝位，属于改朝换代而不属于亡国。

而满清取代明朝，本质是民族对民族的统治和压迫，因为整个满洲民族都变成了寄生阶层，这是在任何华夏王朝时代，都没 有并且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所以说，满清取代明朝，属于亡国，而不是改朝换代。

满清入主中原灭亡华夏中国，其性质，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主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 ，是一样的。

这里中原一词，指的是天下，也就是整体的国家，而不仅仅指中原那一小片地方。

为什么中原意指天下呢？因为中原是中央之地，而中央之地，为天 子之地，所以，可以简单的用中原代指天下，逐鹿中原，实际意思是指逐鹿天下。

满清入主中原灭亡华夏中国，可以如下看待：

一个富豪家族，拥有巨额财富，家 庭成员之间，对家庭这笔财富，有争端。家族成员之间的争夺，最终是一人得手，拿到全部的家族财富，内部人员的争斗的结果，最终还是家族自己人拥有这笔家族财富。换言之 ，家族财富没有换手或转到异性人手中，这我们可以比作华夏中国内部的内战。

而这个富豪家族，拥有很多的仆人，同时在某些时期也会雇佣外人来帮助看管自己的财富。 可是，某一天，这个仆人或外人，利用家族成员之间的内讧，趁机而起，浑水摸鱼，将这个家族成员全部碾灭，自己夺取或窃取了这笔家族财富，家族财富易手换姓属于了别人， 这就是五胡乱华、满清入主中原的本质。

将满清入主中原看作王朝更替，是儒家的成功史学在作怪。成功史学推崇成王败寇，而不辨民族大义，是为胜利者辩护的史学观。

儒家，开始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而被经过篡改的儒教，则“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从而变成了维持异族统治的精神武器 ，愚忠于君父，而不辨民族大义，因此出现了曾国藩这样的从民族角度来说悲剧性的人物。

所以说，成功史学，需要被重新评价；中国的历史，需要改写和评判；尤其是儒 家所著的二十四史，更需要重新评估。

应用新的史观，来审视过去，可以这样重新归类中国历史：

一、先秦时代——华夏早期帝国时代（封建时代)

夏—— 华夏早期帝国第一王朝，商——华夏早期帝国第二王朝，周——华夏早期帝国第三王朝

二、后秦时代——华夏后期帝国时代(大一统时代)

秦——华夏后期帝国第一 王朝，汉——华夏后期帝国第二王朝，晋——华夏后期帝国第三王朝，隋——华夏后期帝国第四王朝，唐——华夏后期帝国第五王朝，宋——华夏后期帝国第六王朝，明——华夏 后期帝国第七王朝

匈奴灭西晋——但东晋犹存，华夏后期帝国第三王朝仍留有半壁江山

金灭北宋——但南宋犹存，华夏后期帝国第六王朝仍留有半壁江山

蒙 元灭南宋——华夏后期帝国第六王朝亡

满清灭大明——华夏后期帝国第七王朝亡

三、华夏后期帝国王朝之间的传承中间被异族隔断过，所以，华夏后期帝国也可以 如下归类：

华夏第一帝国时代——秦、西汉、东汉、魏、西晋、东晋

华夏第二帝国时代——隋、唐、梁、唐、晋、汉、周、北宋、南宋

华夏第三帝国时代— —明

四、华夏亡国时代（丧失中原）

匈奴灭西晋——五胡十六国时代

金灭北宋——宋金对峙时代

蒙元灭南宋——蒙元时代

满清灭大明——满 清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