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篇文章的推送，源自于当今儒学圈子的怪现象，有一部分以“国师”自居的新儒家，不断以道德之盾，去挤兑与之思想非类者，比如攻击法家、墨家、道家乃至于汉服运动也要肆意指摘，却总不能认清当今儒学之优劣高下。更甚者，固守清儒之腐臭，而全盘否定新文化运动，排斥西学。 怪哉！孔子之后，明灯渐熄，而今不肖者，生于今之世，而欲返百年前之道，此何人哉？

国学，有人说被现代人玩坏了。而实际上，国学这个概念自诞生起，就是一个畸形。截止现在都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言说，这个畸形物的基因属性，但广大“国学”爱好者和一些腐儒却以丑为美，以劣为正，把国学捧上了神坛。各地国学大联欢、跳大绳之国学“实践”层出不穷。

那么，到底什么是国学？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范围无法概念化，这个国学概念至今仍然很模糊，号称宣扬优秀国学的人甚至讲不出他们要推广的东西到底怎么定论。有号称国学大师的人把儒释道与国学划等号。更有甚者，把儒家独尊为国学。以一般国学爱好者的思维模式，在排除儒家经学和儒释道杂学之狭隘的概念后，国学大概就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了。有的人干脆就以中国传统文化简称国学，这个概念似乎有些道理。

最初提倡国学的人是个什么想法呢？时间转到清末，西学东渐，魏源、张之洞等“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中体西用”，这里的“中学”已经是后来“国学”的前奏了。再往后，黄遵宪、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了挽救中国文化，避免其被西方文化所吞噬，而提出国学、国粹、国故等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在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指的区别于西学或者外国之学的中国固有之文化要素和学术。固有，中国本来就有，产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哲学框架之下形成体系的一切学术。所有，除了固有之外，外来之学融入中国，包括中国所有民族之学，融合在一起的杂糅体。

回到清末，梁启超等人所谓的固有国学离“固有”还有多大差距？大概在我们头脑里，都有一种华夏文明到了明清就走下坡路的思维，进而在清末中国文化被打败的原因理解为西学的强大和中国之学的僵化保守。那么，这种僵化保守的学术既然不能使中国强大，而且让中国社会变得糜烂不堪直至被西方列强宰割，为何还要有人去歇斯底里的整理出来发扬呢？

这个问题还要稍微提一下梁启超时代国学雏形。之前各种以“中体西用”为原则的改革都失败了，导致有人以为中国之学并非尽皆精华，要去其槽粕，整理国粹。所以，就有人提出“国粹”为即“国学”之说。同时，这个国学雏形与日本的改革运动有关，留学日本的学者亲眼看到日本“脱亚入欧”的冒进行为转向了“找回大和魂”的渐进式改革。那么，这个“大和魂”事实上就是指的日本提出的区别于西方的日本国学。这个日本国学除了囊括了日本原有的学术、民俗等文化要素，还包括其民族精神，在这个舶来品被留学者接受转化之后，就诞生了中国国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运动是与当时的国家改革运动并行的。梁启超、章太炎整理国故提倡国学也是为了让千疮百孔的中国恢复元气，重振雄风。他们认为，一国之固有文化的保守甚至重于国家的灭亡。文化亡了，无可救药，国家亡了，文脉还在，仍有翻身之机会。所以，在他们看来这种雄风必须是根于中国，而用于西学的国家体系。但这与之前的中体西用理念别无二致。所以，这种运动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气势去抵挡汹涌的西学浪潮，反而被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给了重重一击。原因就在于，这种国故文化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根除之而后求发展。为了除掉“落后的根源”，很多学者加入到了“痛打落水狗”的队伍里。这里其中包括被冠以“国学大师”的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先生。这直接导致了国学运动的没落。

我们把问题析出来，为什么国学这么好，还会有人执意要灭之而后快？

因为梁启超等人的国学运动是失败的，所倡导的国学是畸形的，虽然他们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因为，他所谓的国学没有脱离满清之学的藩篱，甚至始终是在清学的圈子里为国学寻找立足点。国学问题关系到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的大问题，那么，要对国学做定论，就一定要找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虽然做的很过激，但是他们的行为事实上找出了中国落后的根源，只是把这个根源扩大化了。他们把清儒之学导致中国的落后扩大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之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坚持清学的正统地位，并把清学作为国学来阐发，是必然被新文化运动所诟病的。 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是满清统治者的同情者和维护者，并不承认清儒对中国文明之发展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如果梁启超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渐渐有所觉悟，那么康有为就显得有些变态了，模仿基督教创立“孔教”，并且为复辟满清而全世界流窜，这在一系列的保皇运动、支持张勋复辟和反袁运动中都得到了切实印证。话说回来，梁启超等人的国学内容与章太炎并无二致，并且不拒绝对国学进行革新和现代性解释，但是缺乏反思清儒之根本内容。他们始终对大清国抱有幻想，似乎是被满洲统治习惯了，正统都要在大清国一边，连国学都要以满清之学为蓝本。同是坚持国学的章太炎先生则直接指出满清的统治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以，事实上，章太炎的国学与梁启超的国学是一种相对立的概念。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是继续坚持满清之学，并把其作为国学来发扬，还是清算满清，把满清之学剔除出国学，以重建大国风范。章太炎思想经历了前后颠覆性改变，从归化“夷狄”到驱逐“客帝”，是其从逐步革新走向革命的思想体现。

说到这里，问题就慢慢清晰起来。坚持国学，若号称固有之学，就是要坚持能让中国强大的本源文化、固有之学，只有在强大时候和走向强大的时候的文化体系才能作为国学来发扬。国学运动事实上是一种救亡图存的运动，那么，谈到国学，当然与国家政治分不开。当一个国家，走向灭亡，其同时期坚持的文化肯定是不值得提倡和发扬的。章太炎先生直接指出，“衣冠拜索虏”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即上面所提到的华夏被满清统治，形成的满清之儒学导致了中国的骤然落后。他要发扬的是衣冠上国时期的文化，而梁启超则坚持“以夷变夏”时期的殖民主义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国本。

由此观之，在理解国学的概念，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明清时期和历史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有人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只是在近代才骤然落后于西方的。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国家落后，是多方面的，当然与其文化密切相关。那么，一个国家在强大的时候坚持的文化也必然与走向灭亡时候的文化是对立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欺波澜起伏，虽然高明之处昭然，而退变腐化变异之现象，自秦至明，亦大有可观，至满清入关以夷变夏，则腐臭不可闻。

持“近代落后论”的人往往把明清绑定而论，这种绑定恰恰掩盖了我们要寻找的国学本义。我们暂且认为中国落后是在清末，那么，清末之前的正统文化是什么？理学。是的，终清一朝，理学被当做国家正统文化通过官方规定下来。但是清之理学与宋明之理学又有本质上的差异，而是挖掉了心脏的理学。但是，此时的理学还号称儒学、圣人之学，给人以华夏文明还在进步发展的假象。改造理学的工程极其浩大，从满清入关开始的种族大屠杀，削弱民族认同感的剃发易服，到泯灭人性的文字狱，以及文字狱的登顶之作《四库全书》。本来程朱理学在对人性的约束上做足了工作。在满清入关之后，压制了理学所坚持的民族气节，腐儒转而钻研明哲保身、包容万物、追求空谈的心性之学和奴性思想。汉民族情绪的巨大低落和长期无力翻身致使各种消极学说充斥华夏，各种激发创造的力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赖活着”的自我安慰心态。

钱穆对此评价为：“国家颠覆，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为夷狄，创巨痛深，莫可控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谓“清代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复旦大学历史学家樊树志教授总结说：“文字狱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雍正、乾隆是一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他干预学着的独立研究，故意篡改历史，残酷的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四库全书》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钳制思想。文字狱使得文人们噤若寒蝉，处于极度恐惧之中。”牟宗三曰：“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才有知识分子的鄙陋。”

儒者迫于夷狄政权，或隐或屈，清学凝固而成国学，儒者被迫抛弃夷夏之辨与王道情怀，只重小学解惑，不重大学传道授业。其后果就是把治学和治国分开，使学者与社会隔绝，相率埋头故纸堆，甘做文字奴隶，不问苍生只修己心。这实际上是抛弃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尊王攘夷、修齐治平、修己达人、成己成物的固有传统，而与儒家背道而驰。如此而来，国家从王士共治沦入霸权政治，一遇西学，则必然不攻自破。清学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满清政权的高压统治。爱新觉罗氏统治者最为担心儒家“尊王攘夷”的精神膨胀，因而必须改造之，抽去筋骨，只留行尸走肉。而这个行尸走肉一般的儒学到了清末已经发臭难闻，如同垃圾了。一堆垃圾和其头上的离心离德的异族主人沆瀣一气，继续讲中体西用，如同笑话一般，必然会被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除之而后快”。就连抱有幻想的梁启超也最后不得不叫苦：“然而就危亡求进步之造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造步之造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犬畜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

也就是在儒学变异的过程中，佛教、道教与号称正统的儒家臭味相投，成为奴隶之民的安眠药。这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潮流久而有之，自佛教入华夏，便开始了对包括道教和儒家的中华文化的侵蚀性影响，道教和儒家在与佛教对抗中慢慢迷失，走向极端。从三武一宗灭佛，范缜的桑门辩论，韩退之的攘除佛老，到朱熹、王阳明的反佛归理归心，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捍卫者一直在战斗。但历经两次“亡天下”也让伪劣之儒逐渐大行其道。儒释道三种文化从激烈对抗到最终偏离本初，拧成一股绳。中国从三国内耗之后，便出现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的惨剧，之后的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宋氏南迁、蒙古入侵、满清入侵可以说是异族入侵导致的华夏民族一次次的劫难，而在这些劫难中，儒家都是作为民族意识形态的后备军为民族提供精神力量的。然而，入侵者正是看到了中国人尊王攘夷的民族精神，有意识地对儒学进行了改造，而儒学也在中国对抗夷狄的斗争失利中形成了一次比一次消极的文化。从避世离俗的玄学到空谈虚己、临危一死的理学心学，从无厘头的“二十四孝”，到宣扬奴才之学的《弟子规》。儒家从排佛攘老到三教合流谈心性，华夏民族再也没有了先秦的礼乐豪侠，再也没有了汉唐的大气磅礴。在这其中，驱胡虏于漠北之后的明太祖及后人进行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威仪”的一系列改革，力求恢复中国元气。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华夏文艺复兴的辉煌，不论从文学艺术还是在国家综合实力上，都与西方齐头并进。市井文化充斥民间，百家之学与儒学分庭抗礼，科技、军事蓬勃焕发，大有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气魄。然而，文化上的阳刚之气被儒家理学、心学的内收所抵消，士大夫内斗损耗国力，避世谈心性相互攻击扯皮，一场天灾和因天灾导致的内乱之后，一个虚弱的帝国，瞬间黯淡下去，并惨死在异族的铁蹄之下。从此中国倒退到了欧洲走过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黑暗的中世纪。直到辛亥革命再次恢复中华和建立民国。而此时的国学运动发起者便如历史上的儒道对抗佛教一样再次站起来与西学运动对抗，只是少了明辨的慧眼，看不清或者不愿承认自己的本质和劣根性，而没有能力形成执古之道以御今的旧邦维新气魄。

近三十年来，儒学圈子再次发起国学运动，各种文化理念再次粉墨登场，如梁启超所欲言之“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三教合流国学派，接续着满清时期的殖民主义奴才文化，并且借助于现代社会宽容氛围，重新号称“正统”，意欲左右王政。

与之相近的还有泛文化国学论者，以无限包容的姿态，把世界一切文化都纳入到中国国学圈子里，即中国截止现在存在的民族所坚持的文化的总体即中国之国学。这种自我夸张的三教合流派与世界文化融合派事实上是一种理念的不同阶段。佛教入华夏可为国学正统，包括回教、耶教的世界一切之文化融入中国理所当然也会成为国学，于是原则性就不存在了。这两种理念看似是忧国忧民忧天下，事实上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奴才文化和汉奸哲学。打着普世主义的旗号，为一切良莠不齐之文化和军事的入侵建立了理论依据。他们不厌其烦地宣扬汉族融合论而闭口不谈少数民族的混杂性，他们篡改华夷之辨的文化内涵和儒学经典中的民族精神，来迎合当今时代的圣母理论，他们总是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弱化汉族的民族意识，忽略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膨胀，一厢情愿地以为这样就能让国家长治久安。这种文化思维造成的结果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中国范围内的民族英雄和维护民族国家的行为将成为暂时性历史概念，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和侵略将被称颂，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会随着历史的辗转成为抵抗统一的阻碍分子。岳飞、文天祥、于谦、秋瑾等民族英雄都将成为反面人物。由此而来的文化荒漠也随之而蔓延。由于这种万教合一的国学理论的原则上的模糊性，爱国主义将不再是凝聚国民的内在精神动力，华夏民族找不到民族自我认同，当然也形不成主体民族对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各民族协和的保障，而使国家和民族走向虚无和分裂。所谓的国学运动不仅不会救亡图存，反而走向救亡图存的反面。

以此而论，这种抽去了脊梁骨的所谓国学，扶之何益？

那么，在清儒学扭曲华夏三百多年来，欧风美雨洗涤华夏一百多年来，在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已经重构中国民族关系的现实当中，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国家之学来正本清源，重建邦本，实现旧邦新命呢？我们的“旧邦”在哪里？我们的“新命”又要如何开展来推动“明德新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