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指出：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这本是一篇2005年的旧文，但是最近一股逆流愈演愈烈，篡改教科书，篡改我们民族历史的行为已经到了极其嚣张和无法无天的地步。从2012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试图挑战中国千百年民族精神象征，取消岳飞、文天祥“民族英雄”的称号；到最近某省级出版社把历史事件“五胡乱华”篡改为所谓“少数民族南下”；再到商周文明和西夏文明故地宁夏被宣传为某中东宗教的教主应许之地，我们的历史正被有计划有预谋的篡改和扭曲，用不了多久，我们的下一代学习到的将是一个完全颠覆的民族史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以史承文、以文传道的民族来说，历史的篡改和混乱对于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延续将是极其严重的毁灭性打击。“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之不存，我们的民族精神将不存；民族精神之不存，道德伦理将不存，道德伦理之不存，民族凝聚力当丧失，当13亿人一盘散沙，我辈当为他人鱼肉矣！如果我们再等闲视之，我们将面临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历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疑是凝重而又严肃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历史而又极其注重史学传统的国家。有外国学者评论说，西方世界是以教代法，而东方的中国是以史代法。是的，历史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来说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雄才大略、气吞万里的汉武帝刘彻能够发兵百万连续击溃匈奴，扫平楼兰，却对御史大夫司马迁要秉笔记录自己的弊政无可奈何；明朝篡位上台的永乐帝朱棣为了排除异己，登上皇位，敢于血流成河，连自己当皇帝的侄儿都不放过，但对于坚持要把这一暴政留诸青史的史官却不敢横加干涉，因为他们都深深敬畏着历史。“董狐直笔，书法不隐”，在汉民族眼里，历史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上帝，是应该以虔诚、公正的态度严肃对待的，否则就是有违天命，必遭万事唾骂。

然而我们非常不幸地看到，历史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失去了这种高贵的地位，已经被任意篡改，随便删节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是对历史的极其不尊重，是非常之危险的！翻看新编的《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六五计划重点项目），我不无吃惊的发现，煌煌二三十卷的书，对有关八旗军入关大肆屠杀汉族平民，推行血腥的“剃发易服”民族暴力压迫政策的历史几乎是轻描淡写。连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仅仅在16卷明史部分用几百字就简单带过了，当清史卷谈到满洲南下入关战争的章节就故意回避这些史实，整套书连个遇难人数都查不到！说句不好听的话，只需要把“扬州”二字改为“南京”，这套书就和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倭国右翼历史教科书几乎成孪生兄弟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后者出自屠夫子孙之手，前者却是写自千万血淋淋遇难者们的后代。

我们的民族果真是一个健忘的民族！难道这一段历史真的就是空白，是有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这让我们的后人怎么去客观地看到历史的真实全貌？这段历史已经被人有意掩盖了二百多年，是上世纪初由鲁迅等文化先辈从海外找回来的，难道今天又要被继续封存另一个二百年，三百年？？我敢说，国人今天敢忘记“扬州十日大屠杀”，明天就会忘记“南京大屠杀”！

再谈谈近日中央台热播的《百家讲坛》节目，有位姓阎的历史学教授在给全国观众讲述《清史》。他似乎对满清十来位皇帝是推崇万分，溢美之辞不断。一会儿说康雍乾盛世是可同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相媲美的中国最强盛时代，一会儿又说清王朝鼎定疆域，修订《四库全书》，文治武功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对明代相关情况进行比较的时候，他仅仅用了“皇帝懒惰昏庸，政治腐败黑暗”（不是原话，但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把明朝给概括了。这对于一个历史学教授的职业操守来说，对于全国收看电视的十几亿电视观众来说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我虽然不是学历史专业的，只是一个工科生，但我也知道明朝后期虽然出了几个不理事的皇帝，但也有明太祖，明城祖、明孝宗等好几位有道明君，也有“仁宣之治”、郑和下西洋等盛事伟业。并不是阎教授所称的“皇帝懒惰昏庸，政治腐败黑暗”；我知道明朝虽然多杀功臣，但远远也比不上清朝早期屠城动辄数以十万计；我知道明朝虽然严刑酷法，但满清却也大兴文字狱，制造冤案惨案，仅吕留良一案就株连上万人；我知道清朝修过《四库全书》，可其毁禁之珍贵图书资料与其编纂的数目不相上下，而且留下来的书也大都经过了删改，其对中国文化的摧残不亚于秦朝的“焚书坑儒”。而明朝的《永乐大典》为中国历代类书之冠；我更知道明末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又是田赋，又是“辽饷”的，但满清末年光是一个庚子赔款就达七十亿两白银之巨（条约签定的十亿两只是本钱）。莫非这些都由慈禧和光绪“劳动偿还”？毛主席说过“人民创造了历史”，难道对一个时代仅仅数几个不昏庸的皇帝进行简单的数字比较就能评判得了的吗？

历史是不容许这样毫无根据地夸大或者抹杀的！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历史就是他们的根。是现代社会兴衰的镜子，是国运延续之根源。任意胡改历史是对祖先的亵渎，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违背，是对子孙后代的严重不负责任。这个道理在汉朝的司马迁那里就已经明白了，今天都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反而浑浑噩噩，请问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联想到当前社会文化界逾演逾烈的清宫戏旋风，我完全不能理解，要如此不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地鼓吹一个异族王朝，到底目的何在？更何况这完完全全是一个民族压迫，国土沦丧，中华遭受千古耻辱的时代！连首都都要依靠西方列强来管理，大大小小签定了上百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全国到处都是被殖民地和租界的王朝，到底有什么可吹的？！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我们的历史文化正在被严重自虐，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已经开始对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极端负面的影响。

首先，它严重扭曲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汉族占总人口92%以上的的大国，汉族是绝对的主体民族，是国家原动力所在。给我们的国民灌输这样一种严重错误的历史观，会严重削弱我们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自信心。潜移默化之中，同胞会认为，反正我们四千多年的历史管理得还没有人家267年好，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汉族反正就是一个没有用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生来就是落后和腐朽的，我们的民族就注定了我们的失败，就象《河殇》和《狼图腾》所说的那样，干脆全盘满化或者全盘西化算了。甚至只有接受人家的统治我们才有希望。

其次，严重危害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中国自秦汉以来，之所以能维持2000余年的多民族国家，保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性和延续性，关键在于汉民族的强大吸引力和包容力。它就像一个核心，牢牢牵引住众多的少数民族兄弟，维持着一种互相团结，互相交流，但又彼此区别独立的稳定的构架。要维护民族的团结，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反展，靠的是增强民族间的相互吸引力，壮大核心层，发展各民族间水乳交融的文化魅力，而不能依靠无谓地压制主体民族，打击他们的自信，并且鼓吹和夸大某一两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功绩。故意削弱汉族的自信力和主体魅力的做法是极其危险的，完全是乱国之道。因为一旦多民族体系的核心削弱或者溃散，各民族之间失去了曾经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而又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可以替代其汉族目前的地位，其结果将是民族间的矛盾和摩擦加剧，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面临分裂的危险。

再次，严重荼毒社会风气。满清一朝的文明完全是一种变态的奴才的文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比较注重道德名节，推崇“文臣死谏，武将死战”。唐有魏征、狄仁杰，宋有岳飞、文天祥，明代也有于谦、海瑞。然而有清一代通过空前残酷的文字狱，有思想有名节的人都被屠杀殆尽，剩下的士大夫只是一群唯唯诺诺的奴才。这帮人没有主见，没有原则，做事情没有道德标准，也从来不考虑后果，只知道迎合主子讨人家欢心。宣扬这样一种奴才文化使得我们的社会风气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糟糕得多。反复、造假、无诚信，这是奴才小人的根本特征，然而很不幸的是在我们身边某些事情像电影一样轮番上演：大学校长请枪手写论文事件，假酒假奶粉事件，前一阵的辽宁某县领导反复造假欺骗温总理的事件。更严重的是这一毒瘤正开始吞噬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连起码的人格都不要了，大家在媒体上不难看到某些人会为了两小钱当众给外国人下跪；某女竟然穿着军旗装给鬼子招魂。这完全就是一种奴才的卑贱自虐心理在严重扭曲着人们。

还有，严重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我们今天的媒体似乎全被满清皇帝包围了。荧屏上整天就是辫子飞扬，各种戏说大话清宫戏不断。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对皇帝极尽吹捧，三句话离不了“皇上”，把这些寄生虫装扮得不是圣人就是贤君。有人可能说这些都不是正史，不要太当一回事。可是当我们的正史们都躺在象牙塔里时，除了几个专业人士研究翻看以外，绝大多数国人的历史知识是通过最直接的最通俗的方式——戏剧和文学作品获得的。这使得我们不明世事的少年儿童把它们当成了现实，从小就浸染在这样一种专制腐朽的皇权思想里，完全不知道民主和法制为何物！我们的革命先烈好不容易经过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权，难道这一成果要在今天毁于一旦？这对于我们未来的中国走上民主、法制的现代化道路极其不利，可以说已经到了向整个国家敲响警钟的时刻了！

最后，严重败坏了中国人民的形象。每当看见我们的同胞在舞台上、各旅游景点，穿着马褂、留着猪尾（pigtail）,开着高叉旗袍在中外游客面前扭捏作态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深深的耻辱。这简直就是一种自虐，故意丑化自己民族在全世界的形象。这种恶俗的民族压迫的标记一直是19世纪到20世纪华人遭受世界耻笑的原因，好不容易在辛亥革命后断了根，难道要在今天死灰复燃吗？

老实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的知识分子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五四运动余温渐散，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起到一个开启民智，继续对国民进行思想再教育的作用。反而是毫无标准，毫无原则的跟风起哄，整个学术界处在一个浮夸的虚热的状态之中。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澳门等华人地区，我们的历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就没有给政府充当一个好参谋，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文化舆论氛围。倒是被商业、快餐文化、民风中低俗肤浅的需求取向牵着鼻子走。现在一直有人反对修编《清史》，我有点逐渐理解他们的想法。日前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马大正接受了某报记者的采访，他的一个最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观点是：清兵入关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原话是这样的：“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见2004年11月8日《新京报》）。按照他的逻辑，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也处于一个缺乏“强大政治核心的时期”，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欢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政府的“核心领导”呢？在这样一种自虐严重的文化氛围之中，在这样一个学术历史观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下，修编一部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严肃对待的史书是不合适的。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是精神和尊严之魂。我们当今高谈振兴中国，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首先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敢面对，连自己的过去都要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抹杀篡改，我不知道这样的“振兴”是要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往何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希望这只是龚自珍的一句警言，不要真的成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性悲剧。我们只有首先具备了一个健康的心态和民族魂魄，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为欲正其国需先正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