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最近，又一部清国辫子戏开播了，美其名曰《天下长河》。据说这部辫子戏讲述了清廷治理黄河，还百姓平安的故事。

还百姓平安？清国统治中国的267年里，中国百姓有过平安吗？作为一个外来征服帝国，清国能带给中国百姓平安吗？

清国人是西伯利亚通古斯人的后代，其姓曰爱新觉罗氏、瓜尔佳氏等；中国人是中原炎黄后裔，其姓曰张、王、李、赵等。清国和中国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服饰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清国和中国的差别，比日本和中国的差别更大！

清国人源自通古斯。通古斯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通古斯人特指生活在今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流域和贝加尔湖畔的原始民族，其族以捕鱼、狩猎和畜养驯鹿为生，过着迁徙、流浪的原始部落生活，是清国人的起源民族。广义通古斯人指有史以来广泛散布在北亚的西伯利亚地区，及流浪到东北亚的外东北和内东北、朝鲜东北部、库页岛和北海道岛的，起源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流域和贝加尔湖畔的一些种族和文化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泛称。数千年里，通古斯人从其祖源地出发不断向东、向南迁徙到北亚和东北亚的广大地区，甚至有一部分通古斯人向东越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北部阿拉斯加极寒地区，也有极少数的通古斯人向西迁徙，最远到达北欧巴伦支海沿岸地区。

通古斯人的传统领地——西伯利亚后来被俄罗斯人侵占殆尽，但迟至二十世纪前期，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仍是一片待开发的未知世界。照相机发明之后，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拍摄了一批针对通古斯人的考察照片【见附录】。这些照片显示，西伯利亚通古斯人的发式为剃发垂鞭式。通古斯人的帽子为布里亚特帽，中国人称为红缨帽。他们的服装为右偏襟，有纽扣，有繁褥的花纹图案。

迫于西伯利亚的苦寒，中国明朝初年，一支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从贝加尔湖畔向东流浪至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向东至海的明朝奴儿干地区（明朝奴儿干地区即今外东北地区，明置都司，治今东北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外东北后来被清国政府分别于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清俄北京条约》割让给俄罗斯。），并陆续南下内东北，吸纳沿途形形色色的民族，逐渐发展为一个多族源的奴隶制军事部落集团。

通古斯部族初来乍到，为了寻求政治合法性，遂顶包假冒几百年前活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之族名行世。中国明朝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针，以一种前无古人的宽厚和仁慈将这些落魄的渔猎民安置在辽东的建州一带，对他们的接济从永乐年间一直到万历四十五年，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时期，可谓仁至义尽！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通古斯女真羽翼渐丰，其酋长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不念中国之恩，反客为主，于1616年裂地称汗，建立金国，史称后金。1626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死，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袭汗位并继续贯彻努尔哈赤的扩张政策，逐渐将山海关以外的中国东北领土蚕食殆尽。同时，清军在辽东和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多次战役中还不断掳掠汉族人口，实力大为增强。1635年皇太极改顶包女真族名为满洲，次年（1636年）仿效中国礼制弃汗称帝，改国号为清，恩将仇报，伺机入寇中国。

正当通古斯金国实力大增、磨刀霍霍之际，中国的政局却伴随着1628年陕北民变而急转直下。1644年，陕北叛军首领李自成率部攻入北京，崇祯帝煤山殉国。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胡清乘此千载难逢之机占领了山海关外中国的最后一片土地，并于1644年5月27日在千古罪人、大汉奸吴三桂导引下攻入山海关，继而顶包中华之名欺天骗地！

清国征服中国的战争，其性质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相同，只不过日本人欲灭中国但最后没有得逞，而清国则成功灭了中国。

清国灭了中国之后，立即推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缉捕逃人、迁海等一系列暴政，而每一项暴政的推行，都伴随着凶残而血腥的屠杀！至爱新觉罗·玄烨统治中后期，随着中国永历政府和郑成功抗清基地的彻底覆灭，清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日渐稳固，但中国人的地下抗清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因此，终清一世清国统治者将“防汉制汉”列为治国头等大事，一方面持续不断推行冷酷的文字狱，另一方面系统销毁或篡改中国各类著作和典籍形成奴化教材、大兴八股取士制度。这一手硬一手软的措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下面分而述之：

中国曾长期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华夏冠服制度是承载中华礼仪文明和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而清国殖民者处于同化汉民族，泯灭汉民族意识，永远殖民于中国的目的，用铁血手段推行文化灭绝政策，以满衣制替代汉衣制，是近代中华文化变异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重大事件！

早在清国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饱尝剃头之祸，清国占领中国之后继续推行此恶政，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清国征服者鉴于其立足未稳，被迫宣布收回成命，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清国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兵锋所至之地的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当剃发令依次到达江南各地之时，人心大哗，群起抗命，清廷随之进行残酷镇压。面对野蛮凶残的侵略者，中国士民进行了空前的殊死抵抗，清国征服者依靠血腥手段，制造了诸如"扬州十日"那样数不清的血淋淋的暴行，一时间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最终成功地在中华大地以通古斯游牧部族的金钱鼠尾发式取代了中国男子束发于顶的传统发式，以通古斯旗装马褂代取代了中华衣冠。

顾诚教授（荣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南明史》作者）云：“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自此，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的中国五千年衣冠文化毁于一旦！

清国统治者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皇太极到爱新觉罗·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清国侵略军所到之处，倘百姓稍有反抗，城破之日，不论老幼统统沦为刀下之鬼！诸如潼关之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江阴之屠、常熟之屠、四川大屠杀、金华之屠、南昌之屠、南雄之屠、汾州之屠、大同大屠杀、广州大屠杀、潮州之屠等屠城事件频发，其屠戮之惨，范围之广，世所罕见！

清军杀入中国之后，史籍上记载的诸如：“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等等血淋淋的兽行不计其数！

清国征服中国后发布圈地令，利用暴力大肆圈占汉族百姓的土地和产业，致使汉族人民一夜之间赤贫如洗。汉族人民被暴力剥夺了资生之业后，又在清廷威逼投充政策下被迫成为满人庄园和家中的农奴和仆役。满人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侵占了数量惊人的土地和汉族劳动力，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

汉族人民被被迫投充到满人庄园之后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其子孙也难以摆脱世代被奴役的命运，他们中的一部分悲愤自尽，而更多的人则走上了逃亡之路。

逃人问题严重影响了满人的“生计”，清廷遂雷厉风行地推行"缉捕逃人法"，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深重灾难。如顺治十年淫雨成灾，今河北一带被淹，致使“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惨不忍言。”当时的汉人魏裔介作《哀流民歌》云："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

清国入主中国后，把北京城墙内的汉族居民不分官绅贫富贵贱统统赶出去，城内的房屋，从皇宫到达官贵人的豪宅到老百姓的四合院，金银钱财和家具全都被抄没，清国八旗拎包入住！

类似的情况又发生在所有清国八旗驻防的城市，如西安满城、潼关满城、宁夏满城、凉州满城、庄浪满城、太原满城、右玉满城、绥远满城、归化满城、开封满城、青州满城、德州满城、荆州满城、广州满城、福州满城、江宁满城、京口满城、杭州满城、乍浦满城、成都满城等。凡是有八旗驻防的地方，要么全城房屋没收，如果兵力不多，就把城内最好的地段没收圈占，原来居民统统赶走，然后把圈定的满城区域重新加固城墙，成为大号的“鬼子炮楼”。比如在南京，江宁满城圈占的是原明朝南京皇城；杭州满城圈占的是西湖边最好的一块城内地盘。八旗兵在西湖边放马，污水把西湖染得发臭变色，砍伐西湖的古树名木用来烧柴，一时间把西湖搞得破败不堪，闻者伤心，见者垂泪!

满城的最高长官是“将军”，整个满城和将军都自成一体，不归地方官管理，将军可以直接向清国魁首上书和密折，每月初地方官要带领所属官吏去满城集体给将军磕头请安。满城内，旗人专事锻炼军事技能，不经营商业、手工艺等；城外汉人除货郎外一律不许进入满城，更不可留宿。旗人不准与汉人通婚。凡涉及旗人的刑事案件归旗人的理事厅管理。满城内的旗人不事生产，衣食来源全靠城外汉人的税收，如果税收不足，还可从清国朝廷领取帑金，日常饮食起居也有汉族奴婢伺候，生活可谓悠哉悠哉！

在满清殖民者的残酷屠杀和奴役下，大陆汉族官民与以台湾为抗清基地的郑成功部抗清势力遥向呼应，坚持抗战，使清国统治者不寒而栗。为了斩断郑成功部与大陆抗清势力的联系，清廷于1656年颁布“禁海令”，1661年又断然实行更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史称"迁海"。

迁海自始至终都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清国殖民政府画地为牢确定所谓的"边界"以后 ，限当地百姓三天之内迁至内地，时限一到即派兵捕杀，房屋一并焚毁。

数以百万众的汉族沿海百姓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辗转哀嚎，死者高达八成以上！而历经磨难幸存下来的百姓被驱赶入界以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以福建为例，史载清国武兵至，就地画界，拉绳取直，常有民宅跨于界线之上，则宅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又载清国武兵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

1683年清国占领中国台湾抗清基地，“迁海令”逐步取消，1685年终告废止。复界后，界外枯骨遍地！迁海令的实行使农业、渔业、手工业及海外贸易都遭受很大的摧残，人民生计断绝，流离失所，反动至极！自宋明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航海贸易相当发达，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而清国灭亡中国后野蛮推行的迁海令却使得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毁于一旦，沿海地区千里无人烟，航海贸易和航海技术一落千丈！同时，迁海令的废止并不意味着中外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全面恢复，而是继续闭关锁国，致使明朝中国活跃的中西科技和文化交流被迫中断。

清国征服者为了保证其特权，在全国大力推行民族等级制度，以满人地位最高，汉人则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就是对参与到清国政权内的上层汉人，清国中央和地方机构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也只有满人方可出任，称为“满缺”。为此，清国还专门开设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成为满人致仕以填补“满缺”的“绿色通道”。

清国除了建立民族等级制度之外，还采用一种以少制多的“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具体措施有三：

首先、建立满洲封禁制度，不许汉人移住其“龙兴之地”，将东北建成八旗兵源基地和满人退守之地，实现对中原的军事威慑与对蒙古的军事钳制战略。

其次、在汉族占领区各中心城市建立“满城”，城里驻扎八旗军以震慑汉人。

再次、清国征服者除了将专门针对境内汉人的“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运用到山海关以外的所谓“龙兴之地”，也将其运用到蒙古、新疆、西藏地区，禁止汉人与这些地区的人民接触，且明文规定当地人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以壮大牵制汉人的力量。在处理与蒙、疆、藏的关系时，清国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相对汉人而言的。比如，清国在颁发给当地领袖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当地领袖朝见清国魁首的路线也要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清国魁首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受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清国的政治制度在入主中国之前带有浓厚的部族专制色彩，其典型代表就是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相当于华夏上古部落联盟时代的部落首领会议制度。上古时期，各部落首领在部落联盟的决策上往往是联盟首领协商决策，但这和当代人理解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只是几个部落首领之间的民主而已，广大的老百姓是无权决策的，他们只是部落首领的牲畜而已。这种制度对百姓来说完全是一种军国专制制度。数千年后，华夏的先人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原始的政治制度早已被废弃，历经汉唐宋明，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民贵君轻的政治伦理、内阁大学士、在野文人社团”三者对皇权有所制约的君主政治。

从表面上看，清国初期沿袭了中国明朝的内阁制和华夏传统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但六部仅是执行部门而已，并无决策权。），但同时，通古斯清国将他们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带了进来。清国初年虽说是继承了明朝的内阁制，但内阁受制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转达表章的机构，大学士并不入阁办事。到了满据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时，连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王公民主制度也被大部废除，决策多由“南书房”作出，到雍正时干脆改称“军机处”，成为清国绝对的决策机构。至此，清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极端专制体制。

军——机——处！那是个极为机密的地方，里面几个奴才跪在主子面前笔录军机事宜，然后转身以清国胡皇的旨意施行于全国。《官场现形记》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真实反映出清国政治的专制和奴才本色！

为了泯灭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清国殖民政权从入主中国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一直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行文字狱，人民言语稍有不慎，就会遭遇当街凌迟（俗称千刀万剐，用刀慢慢割死）和诛灭九族的惨祸。

清国殖民政府明白，剃发易服只能从外形上同化汉人，而政治和文化高压必须需要殖民当局一刻不停的绷紧警惕的神经。要想一劳永逸地殖民于中国，关键还得从思想上改造汉人，给汉人的大脑重装一套系统，让汉人自觉自愿地甘心为奴！为此，殖民政府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用屠刀制造文化恐怖；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行改造汉人性格的八股取士这种软制度。八股制度的推行分成两大部分，首先，大肆焚烧中国的典籍和著作；大肆篡改，重新演绎中国传统经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洗牌，将不利于殖民统治的思想从中华传统经典中剔除，制造有利于清国殖民统治的奴化教材。其次，利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功名思想，引诱人民积极投身于科场。士子们往往面壁寒窗，被奴化教材彻底洗脑。

在中华文化改造上，殖民政府坚持推行一手硬、一手软的方针近三百年！三百年间，稍有血性和思想见识的中国人几乎被杀光了，而留下来的都活的战战兢兢，终于导致了后世遍地的愚昧无知！

清国入主中国后立即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法等一系列措施，在中国大规模推行蓄奴制度,对中国农业经济体制进行的奴隶制化改造。反观明末，中国的经济体，特别是纺织行业已经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现象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景象极为相似。但不幸的是，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自然演化进程被通古斯满人的入侵所打断，在通古斯满洲殖民者推行的一系列农奴制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等内外政策下全面倒退。最终，中华故土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方式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进行的。

关于中国军事情况，中国明末郑成功和西洋荷兰人曾有过正面交锋，对比明末中西军事技术可以发现，明末中国的军事技术与欧洲人不相上下。中国郑氏军队击败欧洲人是1661年，反观180年后的清国鸦片战争（1840年），清国装备和士气落后于欧洲人何止千万！

中国明代，火药武器（火枪和火炮）已经装备于军中，中国军事技术已经开始进入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转型期。但当时火器尚在改进阶段，相对于游牧部族的骑兵部队和刀剑及弓矢来说，中国火器的战斗力有限，优势并不明显。因此，满人入主中国之初，除前期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经常使用红衣大炮攻城外，火器基本弃之不用，仍以骑射为主。东亚的热兵器进程就此停止。以至于两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期间清国军队的主要军事技术仍是骑射；主要装备仍为马匹、刀弓武器和藤条盾牌；至于广大的海域则被视为界外之域，根本没有任何海军防御力量！

反观西洋，军事技术本在明末和中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中国灭亡之后热兵器的发展便停止了，而欧洲并未停止，终于在两百多年以后遥遥领先于东亚！

当中国败倒在清国屠刀之下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清国对对中华文明的大肆篡改和对中国的殖民地化改造，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华文明的异化和中国的蛮夷化。

中华文明异化和中国蛮夷化的表层是中华衣冠制度的毁灭和蛮夷化，而深层则是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以及精神信仰的蛮夷化。

通古斯人所信奉的萨满教本身是一种流传于通古斯部族中的原始宗教，当其伴随这通古斯人的屠刀入主中国后，不可避免的接受了中华先进文明的系统熏陶，但同时又顽固地坚持通古斯的原始文化习性，并按照通古斯人的意志对中华文化进行大规模改造。一方面，通古斯统治者通过修订中国典籍的方式（如编撰《四库全书》等）将游牧、渔猎部族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标准输入到中华经典之中，降低了中华经典的社会、人文和哲学价值；另一方面，通古斯人非常善于利用文化手段培养忠顺的奴仆，他们首先篡改中国典籍形成奴化教材，然后大力提倡八股取士制度，在其治下以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功名诱惑形成士人趋奴如蚁的局面，以对中国知识阶层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进而倚靠中国知识阶层完成对中华文明的彻底改造。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在纺织业领域出现了“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这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同步的！至于中国的制茶业和制瓷业，早在宋朝时期就已在繁荣的市场经济刺激下出实现了规模化大生产。有学者也因此断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早在蒙古帝国入侵之前的宋朝就已经出现！

中国纺织业的历史十分悠久，明代中叶前后这个产业率先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江南地区，“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 (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 ) ，“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 。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商品生产大大推动了该项产业的发展，使长江下游地区一跃而为全国纺织业的中心[注2]。

纺织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更新，那些图案复杂、色彩缤纷的丝织品用简单的腰机已无法制作，于是新式的纺织机械——花机诞生了。花机是一种大型织机，其构造相当复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其有详细的描述，并附有图形，它长约一丈六尺，由两个人操作，一人在下踏织，另一人“坐立花楼架木上”，专司提花。

雇佣制大规模手工生产繁荣的同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和航海技术也随着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据南京市博物馆藏郑和船队二把手“洪保”太监墓志铭显示，1405年到1433年中国明朝郑和宝船排水量至少达1000吨以上。反观欧洲，1519年至1522年“环球航行”的麦哲伦船队最大排水量也不过110吨，1592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船队最大排水量则仅有100吨。2017年7月12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一篇题为《史上最强大的5支海军》的文章中坦言：“15世纪的中国海军，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明朝重臣三保太监郑和的率领下，中国海军曾7次下西洋。明王朝初期制订了向外发展的政策，希望保护贸易航线，为一个不断壮大的中国进口奢侈品和原材料。当时，中国海军的技术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其造船技术已领先欧洲100年。”

商品经济的繁荣极大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时催生出新兴的市民商业阶层，导致思想和文化的深刻变化。明朝是中国科技和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陆续出现了宋应星、徐光启、李时珍、徐霞客、罗洪先等博物学家和《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广舆图》等一系列具有总结意义的科学著作，还有诸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启蒙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惊人思想以为君主专制为当代所不容，他们高调宣扬男女平等、个人自由和民主。毫不夸张地说，明朝时期的中国，无论在经济、科技，还是在思想、文化上，其水平和总量都无可辩驳地继续领先于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如果没有经历满洲通古斯的殖民入侵破坏，会自然而然发展到现代机器大工业和现代自由民主时代。可是不幸的是，中国正常的发展道路被清国外来的侵略势力斩断，在屠刀下做了近三百年的亡国奴，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大踏步倒退！而同样在这三百年间，欧洲继续沿着正常的发展轨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进步，最后终于将中华故地远远甩在身后，迎来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众所周知，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轫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的一极，其文明的创始民族——汉族及其文明曾长期引领世界，并凭借其璀璨的文明赢得异族的仰慕，进而吸引周边异族通过变法革新等方式不断归化到这个文明体系之中，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和日本大化革新即是如此。

在这个过程中，归化民族取得与中华文明的创始民族——汉民族相一致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个归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文化上，甚至在血统上尊奉创始民族——汉民族的的过程。比如发轫于先秦的汉民族及其文化，经过汉、唐、宋、明的发展，以其无与伦比的魅力使鲜卑、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众多异族纷纷归化。在纷纭而逶迤的历史长河中，这些民族出于保持本民族血统和文化个性的天然期许，也曾局部抵抗归化，但总体上却无法抗拒这一潮流，最终获得与汉民族趋于一致的思维方式和文教信仰，形成共尊中华的东亚文化和政治格局，也就是以汉为本位的文化和政治秩序。

历史上越南、琉球、日本和朝鲜与中原交通较为便利，受中华道统影响较深。随着中国的灭亡，中华文明被胡清肆意篡改而日趋蛮夷化，越南、琉球、朝鲜和日本对胡清剃发易服等一系列以夷变夏的暴政极为反感，谓中华道统已亡，遂视中国故土（清国）为蛮夷之地，纷纷以末枝之学自诩中华正统，文化心理与中国故土日益疏远。至此，共举中华的东亚国际政治和文化体系逐渐解体。

面对清国治下中国故土的腥膻难挡、礼乐沦丧，越、朝、日的文化优越感油然而生。越、朝、日虽部分继承了中华道统，但以区区越南、朝鲜和日本四岛之基业根本无法胜荷发扬中华文明之重任。中华沦陷，中国故土及华夏文明在胡清治下迅速衰败，最终导致西洋入侵。此一时，彼一时也！相对于明末，此时的欧洲文明已经冲破西欧一隅之地，席卷全球！越、朝、日以区区中华之末枝难以望其项背。因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改学西洋，继而裹挟琉球和朝鲜抛弃了部分中华传统；而越南自法国殖民以来也废弃汉字，全面西化。

清国征服中国的巨大成功，让清国人获得空前的巨大利益，清国是满人的盛世，是汉人的地狱！在中国沦亡的267年里，清国统治者把殖民者的贪婪凶残和渔猎民的阴险狡诈发挥到了极致，把殖民帝国的本性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267年里，中国人没有哪怕一天是平安的！清国对于中国的罪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现在，一帮丧尽天良的戏子整天在银屏上吹捧这个十恶不赦的殖民征服帝国，是可忍孰不可忍！（李退山于2022年11月29日，正文节选自《李退山：千年忧患——死缠中国的通古斯系游牧、游猎民族》）

本图集来自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照片，这些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帝俄末期和苏俄初期），拍摄地点位于俄罗斯帝国西伯利亚叶尼塞省，真实地记录了叶尼塞河流域通古斯-蒙古系部族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通古斯-蒙古系部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照片，特别是显示通古斯-蒙古系部族男性发式的影像资料更是珍品中的珍品，因为，自20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的影响力大大加强，通古斯-蒙古系部族男子的发型逐渐和欧洲人趋于一致，这组照片终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