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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退山|驳“简体字才是名符其实的正体字”——论汉字改革

时间:2019-07-12 16:33来源:网络 作者:李退山 点击: 小字中字大字汉典
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自此,中国进入了自秦始皇以来的第二次文字革新时期。有人说汉字简化不好,有人说简化是好事。今天看见一位先生,甚至跳出来说:简体字才是名符其实的正……

(文/李退山)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自此,中国进入了自秦始皇以来的第二次文字革新时期。有人说汉字简化不好,有人说简化是好事。今天看见一位先生,甚至跳出来说:“简体字才是名符其实的正体字”!要为现行“简化字”正身!可是——“繁体字”、“简体字”,到底谁才是“正体字”?到底那个更规范?谁更配称作“正体字”?现在大家是各执一词,看客们也是众说纷纭,令人头晕目眩,无所适从……

“正体字”这个概念,在汉字简化风潮之前并无此说。关于规范汉字,自古只有“正书”一说。正书的“正”有“正大”的含义。正者,规则端正;大者,通行无碍。古代“正书”又称为“真书”、“楷书”[1]。现在正书外延已经扩大,包含了篆、隶、楷三种书体。秦代,始皇帝书同文,定小篆为正书;汉至魏晋以隶书行天下,为正书;之后楷书为正书。如果依据这个标准,凡政府规定、当代通用的书体便称为正书,那现行“简化字”则是“当之无愧”了!

的确,如果不考虑文化因素,仅仅把政治强权作为确定“正体字”的唯一标准,就像这位先生所说:“简体字才是名符其实的正体字”,那这篇文章您到此为止吧!还有什么好看的呢!但如果您还想多少了解一些汉字的文化故事,那就耐心往下看吧!

这位先生在《简体字才是名符其实的正体字》中,开头便说:“眼下有一小部分人,总喜欢把繁体字称为“正体字”。这实在是严重扰乱了文字学中的两对基本概念。正体字对的是异体字、繁体字对的是简体字,这两对概念是不能混淆的[2]!

无论您打开任何一种词典。无论是辞海,还是汉典,查找“正体”一词,都是“正规的字体”。而什么是正规的字体呢?哪个字正规哪个字不正规到底是谁来定呢?当然是由官方来定。正体字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当地官方所规定的规范字体。如果不是这样,敢问如果台湾用的是正体字,那香港是不是用的就不是正体?别跟我讲香港和台湾用字一样的。比如台湾“床”字是正体,而在香港“床”字则是异体,“牀”才是香港的正体的“床”。如果说香港的“牀”是异体,那难道香港人自己用异体字?在他们眼里“床”才是异体!所以说呢,大陆的“正体”就是包括简体字在内的《通用汉字规范表》内的所有汉字。我们通称“规范汉字”。”

看见了吧,这位先生的论点相当明确——“哪个字正规哪个字不正规到底是谁来定呢?当然是由官方来定。”!

看来这位先生是不想讲理了,但在鄙人《正体字对话简体字——汉字的演变并非由繁到简》的批驳下,在本人的激将法下,还是搜肚刮肠,弄了一些所谓资料和论据来和我辩论。看起来也蛮有意思,公正地说,也不全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在此就贴出来姑且一观!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简化字运动本身的合理性有多少。

这位先生说:“实际上,真正的规范化始于秦始皇统一文字。许多汉字在上古时期的异体写法多如牛毛,很多字的异体写法数不胜数,光一个“飞”字,据考据就有不下18种金文、篆体的写法,最后秦始皇一句话,被规定成了一种,其他都成了异体。这就是规范化的本质,确立“正体字”,其余的尽皆成为异体。”

这位先生又一次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秦始皇一句话,被规定成了一种,其他都成了异体。这就是规范化的本质,确立‘正体字’。”这位先生始终不考虑任何文化因素,仅仅把“官方确定”作为确定正体字的唯一的、绝对的标准。

到底是不是这回事呢?

如果按这位先生的标准,无论曲直,无论黑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政府规定的就是正确的,那么中共政府曾经的意思是要经过若干次汉字简化之后最终废除汉字的,在中国全面推行拉丁拼音文字。如果这样,这位先生是不是将要改变目前的说法,把汉字说成是“伪字”,而把西洋字母铁定成中国的“正体字”呢?岂不谬哉[3]!!

事实上,一种汉字字体能否配得上正体字这个称号,主要的标准还是看这种字体是否符合“六书”造字法;字形和字义是否相征;是否有正常的历史渊源;是否体现了汉民族审美意识和文化内涵。而政府的职责是指导文字的规范化,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匡正汉字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违背造字规律的混乱行为。政府行为大多只是顺势而为,合理引导。

所以,政府指导文字规范化没错,这也是政府肩负的文化管理职责之一,但并不等于政府因此就可以违背文字发展规律来胡乱借字、造字!这位先生也说了:“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将诸多字体中的一个确定为正体,其他均定为异体。”请注意,始皇帝并未大量人为造字!!你看中共的简体字运动,是按文字发展规律来规范文字的吗?

我举例说明,按照中共的意思,“贲”可以简化成“文”,所以“墳”的简体字是“坟”,但“愤”又不简化成“忟”,“喷”也不是“呅”。【注:把“貝”变成“贝”,这是简化字的惯例,因为输入法中没有未简化“貝”的纯正体的“贲”字,所以我只好使用了简化“贝”的“贲”字。】

事实上,中共的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汉字六书造字法,把本来已经归类好的形声字人为搞乱,造成新的学习负担!!你看,墳墓的“墳”本来是一个形声字,汉人的传统是土葬,人死了是埋葬到土里的,所以“土”表形,“贲”表音。【注:“贲”现在发ben音,和“墳”fen发音不符。我们知道,汉语是历史悠久的语言,在上古的时候,“贲”和“墳憤僨鱝蕡豮豶饙濆隫轒橨羵”的发音是一样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古某些同音的字,后来发音产生了变化,以至于现在我们在分析某些形声字的时候出现了表音元素(如“贲”)与本字(如“墳”)发音不符的情况。但即使现代字音与上古字音有些出入,也不是很大,往往仅是声母发生了变化,而韵母则不变,比如“贲”(ben)和“墳憤僨鱝蕡豮豶饙濆隫轒橨羵”(均发fen),再比如“雚”(guan)和“歡”(huan)。】可是,现在却把“墳”简化成“坟”,而且单单把“墳”简化,而和“墳”同音的“憤僨鱝蕡豮豶饙濆隫轒橨羵”诸字却仍然保持不变,这样孤零零把“墳”字的表音元素从已经归好类的fen音字群中剔除出来,变成“坟”,从这个字形上看,“土”依然表形,但“文”wen并不能表fen音,造成特例,在入门识字的时候,就不得不多花些功夫强制记忆!!

“欢”字的变化也很能说明问题。

正体字“歡”,《说文》上说:“喜乐也,从欠,雚声”。雚为何物?水鸟名,《诗》曰:“雚鸣于垤”。明代蒋德璟的《雚经-性俎》中说:“雚仰鸣,晴;俯鸣,阴。”那么“欠”呢?《说文》上说:“张口气悟也,像气从人上出之形”。那么这个字就是很形象的,雚仰天长鸣表达它们的欢快,这个行为和人类高兴的时候是类似的。但是现在“歡”简化成了“欢”,简体字的“欢”中的“又”当什么讲呢?本来“又”是手的侧视形,但这个汉字元素现在却被中共在简化字中滥用,比如,把“歡、漢、鳳、樹、對”这几个字简化成“欢、汉、凤、树、对”,其中的“雚、漢(去掉氵)、鳳(去掉几)、樹(去掉木和寸)、對(去掉寸)”这几个形态各异的字符元素统统都用“又”来代替,不知是何用意?既然树木的“樹”可以简化成“树”,那同样有一个相同部分的锣鼓的“鼓”为什么不简化成“又+支”呢??

有人指出,“又”以及类似的“乂”其实都是那个共产主义“镰刀和锤头”的象形化,在简体字当中是比较普遍的。例如,“漢”简化为“汉”,“鳳”简化为“凤”,“風”简化为“风”,“義”简化为“义”,“鷄”简化为“鸡”等等非常多,反正是笔画比较多的字,那个镰刀斧头能占领的都尽量占领,这与当年简化字运动时期狂热冒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极深的渊源,因此汉字简化本身带有极浓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味,并未尊重文化及文字发展规律。

所以,无论从文字学的科学性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当政者的主观意图来考察,简化字运动的合理性本身就是很值得质疑的!

秦始皇之所以统一文字,是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即使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侯国官方在文化及文字正统上依然是比较统一的。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中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在民间的有效推行。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请注意,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动机是因为春秋战国以来的分裂割据导致文字管理的松弛,造成民间俗字随便发明,文字极为混乱,政令无法通行民间。请注意,是民间文字混乱,而不是官方文字。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始皇帝通过政令,在秦国大篆的基础上统一了文字。由于秦国地处西周故地,更多地继承了商周以来的文化和文字传统,秦国大篆事实上是和商代甲骨文一脉相承的。秦始皇以秦国大篆为基础统一文字,是对民间俗字的一种匡正,正确地行使了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但是中共简化汉字的历史背景则和始皇帝时期截然不同——当时是在当权者普遍的民族自卑、自虐情绪主导下对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背景下进行的。实际上汉字简化完全不是全民讨论、民主决策的结果,而是在一部分党的文字改革派和拼音派主导下,通过政权力量强行贯彻推行的运动。文字改革派和拼音派根本无视文字学家的建议,甚至把对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士打成右派。在汉字的简化过程中片面强调“人民群众”的创作,把大量古代和现代俗字引进到汉字之中,并未将文字学的科学性作为第一考量,之后,通过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规定“简化字”为标准汉字!美其名曰为“汉字规范化”[4]!按理说,汉字经历几千年的自然发展,历经各种书体的自然演变,已经是一种非常统一、成熟、规范的文字,根本不存在所谓“规范化”的要求,也不存在信息交流障碍的问题,何必要改呢?但中共却执意简化了原本统一的汉字,造成现在海外华人、港澳台同胞之间新的交流障碍!而这恰恰是始皇帝统一文字的时候要力求避免的。有人搬出那个理由——消除文盲的需要,汉字笔画多,难写、难记、难认!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实际情况是,简化字打乱了六书造字法,割断了汉字自甲骨文以来的演变逻辑关系,反而更难记忆!关于这点,本人在《正体字对话简体字——汉字的演变并非由繁到简》这篇文章中已经有了专门论述,恕不赘述。

其次、关于多音、多义字问题。

这位先生承认:“汉字的数量随着汉字所需要表达的事物越来越多,其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正常的发展规律。”这位先生接着又说:“同时,汉字也在不断地避免常用汉字数量的无限增长。任何一个汉字,诞生的时候都只有一个本意,当要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的时候,古人不选择都造新字,而是选择已有的字进行意义的拓展。汉字的总数是在不断地增长中,这是一个趋势,同时,汉字的发展也在不断地诞生越来越多的多音、多义字。一些不会或不易被理解出歧义的意义完全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而没必要分成两个字。于是汉字不断地发展,多义字也越来越多。这也是汉字最大的优势!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语境的排列组合下,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意义。需要分工的前提,是两个含义互相冲突,放在句子中,会让我们弄不明白什么意义了。这种情况下才是‘分工’的绝对前提。只要不违背这个根本前提,到底是分是合,都是合理。”

这确实是一段精彩的论述,本人也深表赞同。但是,既然这位先生已经说了“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语境的排列组合下,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意义。需要分工的前提,是两个含义互相冲突,放在句子中,会让我们弄不明白什么意义了。这种情况下才是‘分工’的绝对前提。”那我们来看看简体字把發財的“發”和頭髮的“髪”合并为一个“发”字、把後來的“後”和皇后的“后”合并为一个“后”字,难道在语境中没有冲突吗?到底是“今天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发给了我们一叠传单。”和“后来,皇后也死了。”易于理解呢,还是“今天来了一个头髪花白的老先生,發给了我们一叠传单。”和“後來,皇后也死了。”更容易理解?

这位先生已经说了,“任何一个汉字,诞生的时候都只有一个本意,当要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的时候,古人不选择都造新字,而是选择已有的字进行意义的拓展。”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这位先生所说的“拓展”二字。字义的拓展实际上就是字义的引申,注意,引申或者拓展不是无缘之引、无本之拓!!是从一个最初的字义援引拓展而来的!比如“分”这个字,这个字是个会意字,下“刀”上“八”。《说文》说:“刖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可见“分”的本义是表示用刀分开物体的动作,是个动词。后来由“分开”这个本义又分别引申(拓展)了以下意义:

①、一个完整的物体被一切两半之后,两段就彼此分离了,故申“离、散”,动词。如《庄子》中有“远哉!其分于道也。”

②、分开之后,往往就有重新分配的行为发生。故申“分配”,还是动词。如《曹刿论战》中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③、由用刀切开一个物体,可以引申为将众多物体中的某个物体与其他物体分开以示区别,故申“辨别”,动词。如《论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④、由“分开”“辨别”又申“春分、秋分”,名词。春分是冬天和春天的分界点,秋分是夏天和秋天的分界点,故春分以辨冬春,秋分以辨夏秋。如《左传》说:“日过分而阳犹不克。”

⑤、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由动词“分开”引申为“一半”,当量词讲。如《三峡》:“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再由“一半”这个引申义又进一步引申为“成数”,表示比例。如“十分厌恶”“万分高兴”。复由“成数”引申为长度、地积、时间单位,这就越引申离开本义越远了。尽管如此,但终究是由“分开”这个本义拓展的,万变不离其宗!

可见,一个汉字的引申义和本义之间是有着一定逻辑关系的,并不是胡乱引申。但是,你看中共大量合并的同音字——發財的“發”和頭髮的“髪”、後來的“後”和皇后的“后”、老闆的“闆”和木板的“板”、麵粉的“麵”和脸面的“面”、一隻的“隻”和只是的“只”、鬍鬚的“鬍”和胡人的“胡”、鬍鬚的“鬚”和必須的“須”、輕鬆的“鬆”和松树的“松”,等等,这些被合并的字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关系?!

再次、关于简体字来源的问题。

这位先生认为:“自古有之的古字、俗字、草字自古就在民间俗用。”先生还说:“简体字不是‘明代小说’里才有。很多简体字追根溯源,其历史比其对应的繁体字还要悠久。比如气、网、从……等等,都比繁体字更古老。不少简体字论字理,甚至比繁体字容易理解得多。比如泪、笔、尘……等等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虽然他们以前只是俗字,但是俗字等同没有字理吗?前面我已经验证过,97%的简体字符合‘六书’造字法。”

在这里,这位先生已经在娓娓道来之中暗渡陈仓,悄无声息地将中共的“简化字”等同于古代流行的“俗体字”了!这是很明显的偷换概念,相信以这位先生的学识,是不会不知道当代“简体字”和古代“俗体字”的区别吧!中共在简化汉字的时候的确采用了古代民间曾经流行过的俗字,但并不能因此就将“简体字”等同于古代“俗体字”。中共简化字的范围远远大于古代俗字!也就是说,除了采用了古代俗字之外,中共还把大量没有俗字可循的“繁体字”【即正体字】刀削斧劈成了“简化字”!

事实上,古代俗体字只是民间在对正体字的手写过程中,对笔画进行了减省,造成一些根据上下文意一看便知其义的字。这是下层民众之间交流时候约定俗成的,相当于朝鲜的谚文[6]。到了明代,由于蓬勃的工商业让明代社会空前开放(思想观念,士庶交往藩篱缩小),应市民及下层文人闲暇消遣的需求,大量话本小说印刷书风靡。这种商品快餐文化很像我们现在的景象。印刷企业和作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雇工也为了省工,在刻工上就不是特别严谨,当遇到一些笔画较多的汉字时,就直接采用了民间俗字。但是官方堂皇的庙堂文字是决不允许这样做的,官方也不承认这些来自民间的俗字!!官僚士大夫在书写的时候,绝不会主动采用笔画减省的俗字,除非他敢于冒被人耻笑的风险。

也许,这位先生在王羲之等晋人和唐人的行书中发现了一些现在通行的“简化字”字形,于是乎欣喜若狂,好像抓住了扶正“简化字”的铁证!急急忙忙说什么:“很多简体字追根溯源,其历史比其对应的繁体字还要悠久。”之类的话,真是可笑、无知至极!

实际上,中共的简化字专家们也的确采用了这些古老的行书字体,把行云流水的晋唐行书线条楷书化,从而制造了许多楷化行书、草书书体,也就是现行的简化字,比如“东”“书”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古代,行、草和隶、楷在文化领域的分工倾向略有不同。行书和草书作为一种书法艺术,是相对于美学领域而言的,追求的是线条的审美趣味,特别是晋唐行书和草书,追求行云流水般的线条美,如果不减省工整的笔画,如何能达到气韵连贯的效果?而隶书和楷书则更多是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而存在,实用性较强一些,(当然不是绝对的,汉隶和唐楷依然是优秀的书法艺术,不过和行、草的审美风格不同,主要追求的是线条的力度感和结构的庄严感!)对笔画的要求就很严谨。

综上所述,简化字并不等于俗体字,古代俗体字只是加入现行简化字系统的一部分古代字体而已;简化字也不等于晋唐行书和草书,它是对晋唐行书、草书的楷化,这有点像日本的平假名[7],都是从草书中楷化过去的。当然,部分简化字采用了甲骨文的写法,比如把網絡的“網”简化成“网”。“网”本来就是象形,甲骨文的写法和现行楷书“网”的写法完全相同,而且,“网”的楷书也是古已有之,现在重新把这个字确定为标准字形,完全符合六书的造字规律,我举双手赞成。但把民间肆意删改的俗字法定为现行的所谓标准字体,本人以为不妥。

至于这位先生质问本人:“俗字等同没有字理吗?”我要说的是,有字理。什么字理?现代字理!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传承性非常强,在没有暴力干预的情况下,历经时间考验的文化元素是不会被轻易丢弃的,这点可以从日本雅乐的继承性上可见一般。日本文化继承了大量传统中华元素,由于没有遭到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暴力统治,至今仍保留了华夏民族的某些民族气质和精神。【希望不要被愤青们骂。正因为看到日本人和韩国人比我们汉人更加重视华夏正统文明,更激发了本人坚守华夏正统文化的信念。】由遣唐使带到日本的《兰陵王破阵曲》竟然能历经千年至今,仍然在日本宫廷演绎,足见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汉字亦然。曾有人把汉字誉为“承载着汉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为何?汉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文字结构所蕴含的千年文化信息!可是现在,汉字被野蛮肢解,还有人助纣为虐,为这种文化暴力辩护,说什么“但是俗字等同没有字理吗?”那好,依这位先生的说法,现在,汉字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人人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根据现代观念制造新字,这是正确传承文化的方法吗?!为了为自己的强词夺理辩护,这位先生竟然丧心病狂地说:“前面我已经验证过,97%的简体字符合“六书”造字法。”希望这位先生不要被仓颉的冤魂报应!

当然,先生这种对民族文化失去情感和自豪感,对祖宗失去敬畏的人当然是不会信这个的!

就让对祖宗的敬畏和信仰成为对汉民族抱有深切情感和自豪感的人的坚守吧!

最后、再来论述近代革命学者的简化字风潮问题。

这位先生说:“近代以来的简化汉字运动的风行,根本不是国党或共党哪一家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绝大部分进步学者的普遍理想……在大陆由于戴季陶等少数守旧知识分子的反对,所以老蒋中断了这个本已经推行的汉字简化运动。但是到了台湾之后,老蒋在1952年又请教育部配合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推行汉字简化运动。那次汉字简化一直进行到1956年,中国大陆率先推行简体字,在台湾的老蒋忽然就中断了第二次的汉字简化。‘共党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嘛,所以大陆既然推行了简体字,那简体字在台湾自然就变成了‘匪字’。谁不小心写出简体字来就是‘通匪’。谁要是呼吁汉字简化,那就会‘与匪呼应’。可以说台湾当初是强迫性的中断了汉字简化的自然趋势。”

“进步学者”吗?“自然趋势”吗?真的吗?!

这位先生费尽心机弄来的这么个材料,还一不小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呢!

先生您不是说了嘛——“‘共党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嘛,所以大陆既然推行了简体字,那简体字在台湾自然就变成了‘匪字’。谁不小心写出简体字来就是‘通匪’。谁要是呼吁汉字简化,那就会‘与匪呼应’。”

先生的这番话不正好说明汉字简化运动是一场违背文字自然发展趋势的政治运动吗?

先生您说“近代以来的简化汉字运动的风行,根本不是国党或共党哪一家的事。”这我没意见,可是先生您硬要把这股简化风潮定性为什么“自然趋势”,把主张简化字的学者的意见说成是什么“进步”,那我的意见可大的很!

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汉字简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族自卑、自虐心理在文化领域的典型反映!自五四运动以来,一些救亡学者基于民族振兴的理想,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想法,大名鼎鼎的鲁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名气大就不敢反驳,因为我们尊重的是真理!!这些人不可否认都是爱我们民族的,但自满清以来的文化扭曲,这些人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根本没有意识到满清扭曲中华文化、培养奴性国民以及满洲本位制汉、抑汉的国策是造成中国闭关落后的根本原因!!当时的人盼望国家和民族强盛太心切了,他们到处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甚至找到汉字的身上了!!但是,愿望终归是愿望,这世界上好心办坏事的事情不胜枚举!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汉字简化运动终于在引进西方马列主义,并对本民族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立场的中共执政初期施行了,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证明,仅仅简化汉字并不能带来汉民族的振兴,甚至连当初快速消除文盲的初衷都没有达到!!这说明什么?

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和历史事件。如果不把汉字简化运动放在——自明朝中国灭亡以来汉文化由一个自信的、和西方并驾齐驱的先进文化逐渐沦落成为一个被满清侵略者篡改扭曲的奴才文化;直至满清中后期国力的彻底式微和汉文化的彻底变质;再到后来满目疮痍的汉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走向极度自卑;最后在中共的领导下全面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民族自卑心理总发作,变成极度的民族自虐——这个天翻地覆的、宏大的历史中去审视的话,是根本无法正确评价这场文化运动的!!

我们可以说,五四以来汉字简化在文化界的呼声甚高!哪里是“简化汉字”呀,激进的革命学者的主张甚至是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现在有些人把这帮人的意见和理论当成了宝贝,拿出来为简化汉字辩护!我要问,一帮自信地达到自负程度的革命学者,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里、在对现实极度不满的心境中对自己的主张信誓旦旦,声嘶力竭,难道是个正常的现象吗?一个没有理性支配的呼声一旦实施,后果将会怎样?!

在为政这方面,我们汉人的祖先有丰厚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翻译:子皮想让尹何治理一个采邑(封地)。子产说:“尹何还很年轻,不知能否胜任。”子皮说:“这个人忠厚谨慎,我喜爱他,他一定不会背叛我的。让他到那里学习一下,就会更加懂得治理政事的方法。”子产说:“不行。一个人假如真正喜爱别人,那就应该让他得到好处。现在您喜爱别人,就想让他来管理政事,这就如同让一个还不会拿刀的人去割肉一样,多半会割伤自己。您的所谓爱人,只不过是伤害人家罢了,那么以后谁还敢求得您的喜爱呢?您在郑国如同房屋的栋梁,栋梁折断了,屋椽自然要崩塌,我也会被压在屋子底下,因此怎敢不把自己的全部想法说出来呢!譬如您有一块美丽的锦缎,您一定不肯让人用它来练习剪裁衣服。担任大官、治理大邑,这些都是大家身家性命之所寄托的东西,而您却让一个正在学习的人来担当。大官大邑与美丽的锦缎相比,不是更加贵重吗?我只听说过学好了然后才去管理政事,没听说过直接通过主持政事而学习治理的。如果真这么做,一定会受到危害。比方打猎吧,射箭、驾车这一套练熟了,才能猎获禽兽;假若从来就没有登过车、射过箭和驾过车,总是为翻车发生事故而提心吊胆,那末,哪里还顾得上猎获禽兽呢?”子皮说:“太好了!我这个人很笨。我听说过,君子总是努力使自己懂得那些重大的遥远的事情,小人总是使自己懂得那些微小的眼前的事情。我是个小人啊!衣服穿在我身上,我是知道加以爱惜的;大官、大邑,这是身家性命之所寄托,我却认为是遥远的事情而忽视它。假如没有您这番话,我是不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老子》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大国应该象烹小鱼一样小心、动作轻。烹小鱼一不小心、动作一大就会把鱼弄烂,治理大国也应该一样。统治者不要三天两头搞什么运动,不要动不动去折腾老百姓,不要轻易干涉老百姓的生活,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反观中共上台以来,特别是执政初期治国主观性很强,基本上不顾客观实际,不顾社会发展规律,一上台就大搞运动。1953年后更是大搞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急功近利,偌大的中国,竟然宣布在1956年进入了社会主义!!之后,1957年以后又大搞大跃进,在工农业领域,急功近利的政策直接导致了激进的大炼钢铁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生,山林被伐光,湖泊被填平!除四害运动中,麻雀(在湖南还有猕猴)因为吃庄稼而被失去理智的人海捕灭,杀鸡取卵似的指导思想使自然环境遭到惨重的破坏......大跃进波及的领域甚为深广,甚至公检法领域也积极响应!!为表示中共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将扁担大个一字都不识的文盲陈永贵扶上国家总理的重要位置!!甚为幼稚可笑!!在破四旧运动中,无数历史遗产化为乌有,给民族文化造成下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无数典籍,字画,工艺品,建筑遭到焚毁!痛哉!!!

至于汉字,那更加是革命、改造的对象。史无前例的汉字简化运动在志在必得中开始了,但实际上,自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至今,汉字发展应何去何从一直在断断续续的讨论之中,没有定论!

虽然如此,但截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在中共的文字改革部署下,汉字似乎将要走完她千年的旅程!按照当时的说法,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只是中共计划进一步全面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拉丁化的一个过度,之后又在1977年12月20日颁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简方案分为两个表:第一表收录了248个简化字,推出后直接实行;第二表收录了605个简化字,推出后仅供讨论,没有直接实行。当时受极左思想统治,人们认为汉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所以简化汉字时并没有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甚至没有经过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表决。但是由于“二简字”简化得过于简单,在构造上失去汉字造型美观的特点,且自《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后,社会上使用“二简字”出现了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字在国际语言中的形象,国内的很多专家和学者纷纷质疑此次简化。最后在强大的质疑声中,1986年废除了“二简字”!

罢了罢了!无论“一简”还是“二简”,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搞出来的简化字方案,恐怕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才对!!(李退山于耶元2012年)

附录:

[1]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晋卫夫人笔阵图》:“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清阮葵生《客话》卷十六:“庾肩吾云:‘隶书,今之正书。’张怀瓘亦云:‘隶书,程邈所作,字皆真正,亦曰真书。’”《宣和书谱?正书叙论》:"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体。降及三国锺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

[2]“简体字”这一名称,最早见于1935年民国教育部总结的一批古已有之、历代通行的笔划较少的异体字。这批“简体字”全部是搜集自民间的,没有创造字或类推字。因此,“简体字”可以理解为是“笔划较简单的‘异体字’”的简称。相对的,笔划较繁复的异体字就是“繁体字”了。可见,由于有了“简体字”一说,于是“繁体字”一说也就产生了。

“简化字”,顾名思义,则是人工修改、删替、大动干戈后的字,这个概念的产生与近代“汉字改革”思潮有关。新文化运动前后,有人认为汉字书写繁难,亟需对汉字简化,简化后造出来的一批字,就是“简化字”。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简化字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开来。1977年,中央又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1986年被废除,史称“二简字”。慢慢“简化字”这一概念就被固定下来,专指中国大陆推行的简化字。由此可见,“简体字”不等于“简化字”,前者强调异体,后者强调简化。简化字的英文翻译是SimplifiedChinesecharacters,Simplified源自动词simplify(简化),而简体字没有正式翻译,有的译作simplervariantsofchinesecharacters(较简单的汉字变体)。简体字和简化字两个概念混淆的始作俑者是“简体中文”这个词语的出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与外界交往开始频繁,许多文化跨国公司开始走向中国大陆,其产品原为“中文版”,现在需要区分简繁了,因此面向大陆的叫做“简体中文版”,面向港澳台的叫做“繁体中文版”。但是这里的“简体中文”指的是“简化字”,而不是“简体字”。于是慢慢“简体字”的概念就被“简体中文”混淆了。由于“简体字”和“繁体字”存在对立关系,繁体字也就慢慢变成专指港澳台用字了。事实上港澳台用字也不尽相同,如“里”、“里”等等,因此又有了港澳繁体、台湾繁体等称呼。

[3]中共中央文件1956年1月27日关于文字改革指示的附件,即《文改会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说明:“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4]《反右导致了简化的强制贯彻》

作者:欣彦文斋

在德国的留学生报纸上展开简化字问题讨论的时候,笔者叙述了有人因对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提出不同意见而打成右派的历史情况。一些青年留学生表示质疑,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这一段历史必须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实际上汉字简化完全不是全民讨论、民主决策的结果,而是一部份党的文字改革派“拼音派”为主导,通过政权力量强行贯彻推行的运动。

吴玉章、瞿秋白等人曾在苏俄远东地区的华工文盲中实行过拼音试验,红军在延安等根据地尝试过拼音新文字扫盲。1949年以后,成立了文字改革会,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举行文字改革会议,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仅仅三个月,1956年2月1日就在全国开始推行第一批简化汉字,在各地报刊使用,在各级学校开始教学简化汉字。

大概在推行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正是需要给改革提出意见,总结正反两面经验的时刻,1957年三月开始了所谓的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运动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其中难免也涉及到汉字简化的问题。国民党推行简化字,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同样是面对中国知识份子,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竟然几乎没有什么抵制的声音呢?原因就是发生了从整风突然转化而来的反右派运动。

由于信誓旦旦保证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北京和各地的党委都召集知识份子“大鸣大放”。许多知识份子信以为真,说出了想说的话。

以下节录《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刊登的北京民主党派座谈会谈话记录,许多文字改革的批评言论都有反映。但是口气还是相当温和的。

(5月21日)第一个发言的是章伯钧。他说,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他举出引起了很多讨论的学校中党委治校问题为例,他说就他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

章伯钧还提出,现在是中上层人物发表意见,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份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

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章伯钧说完,邵力子立刻起来同他辩论。他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罗隆基接着发言。他针对邵力子的发言补充说明了一些情况。他说,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了。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以上仅为节录,非全文)

大约二十多天以后,形势陡变,所有向党提过意见的知识份子全部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两人被栽上莫须有的章罗反党联盟的罪名,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右派。他们被打成右派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对文字改革提出过不同意见,还有更加重大的罪名,例如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但是反对文字改革也是诸罪并罚中的一罪。打成右派以后,他俩被革除(交通部和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居家赋闲。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有这么几句话:“在整风运动初期,一些右派份子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群众都反对,要国务院收回成命,‘把汉字简化方案’撤回。右派份子的攻击文字改革,自然是别有用心,他们是要藉此向党和政府进攻,但是另外他们确实也是反对文字改革。汉字简化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自然要反对。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周恩来的说法刚好跟事实相反。恰恰是一些知识份子对汉字简化的方向和必要性提出了质疑,结果竟被无中生有地认为是政治问题,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1958年2月3日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文字改革的报告时,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地说:“一些右派份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简化汉字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份子自然要反对……”

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时,吴玉章直接点名说“右派分子章伯钧”的鸣放讲话“自然是别有用心的污蔑”。(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4日)

把不同意见说成是恶毒攻击,说“简化汉字符合人民利益”,有不同意见,就不符合人民利益?这是什么逻辑?有不同意见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污蔑”,完全是强词夺理。吴玉章是共产党内年龄最老的知识干部之一。

1948年5月13日任解放区华北大学校长时,提倡“主要应学习毛泽东主义”的校训,并故意将此意见发给毛泽东本人,被毛泽东拒绝,(斯大林尚还健在,妄称主义是十分危险的)。吴玉章当时已经年届古稀,绝非年少热情冲动,他不会不知道就在一年前,中共七大已经由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形成七大决议;吴玉章的这种言行除了拍马奉迎恐怕很难有其他解释。

根据史学家李新的回忆文章透露,李新和吴玉章在反右运动初期已经获知将从鸣放言论中抓右派份子的内部消息,李新求助之后,吴玉章设计让李新安然过关,传为佳话。另外,吴玉章也曾对女青年大右派林希翎有所照顾,仿佛良心未泯。但是在对待斗胆直接非议他所主管之文改会的罗、章两氏,吴则完全老于政治世故,毫无恻隐之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另一位因汉字简化问题被打成右派的名人就是新月派诗人、考古研究所文字学研究员陈梦家。他的右派罪名是提了“文字改革要慎重”的意见。他的具体意见是说:“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混淆。”(转引自《南方都市报》2006年3月20日文章《简化字改革五十年》)

你敢要求党“慎重”?然而反右斗争的逻辑是:你提出要慎重?你的意思就是说党不够慎重?那不是反党是什么?文革中陈梦家作为右派份子不堪折磨自杀身死,夫人翻译家赵萝蕤精神失常。今天回看他当年所提的混淆问题,可以说正好击中了简化汉字的要害之一。真不愧为文字学专家。

另外当时的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干部李涛也因对文字改革中过左的做法发表了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后记》);上海青年国画艺术家萧小尘,因为他写过大字报,批评“汉字简化是粗暴的行政干预,摧残了祖国文化”,打成右派后送新疆劳改,从此人间蒸发,杳无音讯。(香港《开放杂志》2006年6月号第95页)。其余各地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大学讲师、教授、机关干部到底有多少人因此(或多罪并罚之一)被打成右派今天已无法统计。因为他们不是知名人士,所以对于他们的处分,远比章罗两位严酷得多。有的人被判刑劳改,劳教,有的人被送往边疆劳改营,冻死饿死,从此再没有回来。

反右运动研究者(受害者)朱正指出,反右以后,所有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遭到如此的下场,于是不再发表意见。然后,大跃进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降临了。(《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汉字简化也是如此。反右荼毒猛烈异常,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凡“右派言论”例如批评党天下、肃反、向苏联一边倒、统购统销等等,绝对都要打成右派,如此明正典刑,谁不刻骨铭心?

1958年2月4日,全国各地报刊刊登了吴玉章在人大关于文字改革的报告,(人民日报的主要新闻,各地报纸务必转载),吴玉章直接点名“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章伯钧”,等于明确宣示,凡是对文字改革提出不同意见的,就是右派份子。面对右派份子的可悲下场,谁还会对文字改革提什么不同意见?于是中国大陆的简化运动从此就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比较重大的阻碍,一路畅行二十年。人民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简化汉字,到了文革时期的1973年,光明日报甚至宣布,反对汉字简化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到1977年,毛泽东、周恩来都已去世,中国党政当局再次未经讨论推出简化字第二表,人民终于感到再简化下去实在太荒谬、太混乱了,开始埋怨和抵制,终于令中共中央于九年之后取消了“二简”。

历史的诡谲常常给当事人带来痛苦的折磨,有时却又留给后人廓清真相的见证。章罗两人曾经合作,但常有不同的意见,根本没有联盟的可能,然而在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他们无意中互相声援,留下了文字改革没有广泛征求意见、没有发扬民主的铁证。今天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位被打成右派的民主政治家。

[5]谚文

朝鲜语目前使用的谚文源自15世纪朝鲜王朝世宗国王创制的训民正音。在15世纪,中国的语音学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并深深影响了朝鲜半岛,朝鲜国王受北方胡族的拼音文字的启发,萌发了也要为朝鲜发明拼音文字的想法。在创制韩文的过程中,朝鲜学者先后13次前往辽东。向谪居在那里的明代翰林学士黄瓒请教音韵和发音的表记。尽管如此,韩文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当时的崔万里等学者提出:“放弃汉字使用谚文,违背了恭敬中国的思想,等于承认自己不开化。”但是1446年,李氏王朝世宗大王还是固执地公布了新创制的文字,称为“训民正音”,意即教百姓以正确字音。新文字发明后,世宗提倡在公文和个人书信中使用“训民正音”。他还将“训民正音”作为录用官吏的科举考试之必考科目,并在钱币上刻印了“训民正音”。即使世宗大王个人想极力摆脱汉字,但新文字方案仍有很强的汉语色彩,甚至,在韩国语中并没有的???等音也在谚文中也有,只因这些音在汉语中有而已。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文化的绝对优势以及在朝鲜半岛的深远影响,作为新文字的“训民正音”并没有得到及时推广。据史料记载,就在“训民正音”颁布后不久,一些士大夫们便联名上书反对。他们认为,汉字不仅是世界上最高雅的文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普遍使用的文字,而朝鲜民族仰慕和追随汉文化,自当完全使用汉字,而不应创制自己的文字,否则就等于背离了优秀的汉文化,无异于自甘堕落。他们甚至把“训民正音”贬斥为“螗螂之丸”,而把汉字誉为“苏合之香”。因此,朝鲜王朝的上层社会一直排斥这种新的文字,而鄙称其为“谚文”,意即同“谚语”一样是民间文字。

有关朝鲜文的公告《训民正音》在朝鲜文发明后的第三年才得以正式颁布。朝鲜的古籍文献基本都是使用汉字记录的,朝鲜文创制以来长期遭到抵制,直到19世纪初才在民族主义者倡议下成为民族文字。当时也使用朝汉混用的文字,在韩国叫国汉文。后来汉字逐渐退出朝鲜主流文字,目前朝韩的主要书写文字就是朝鲜文,汉字仅仅是辅助文字。

[6]平假名

日本最早出现文字的文物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那时的日本学者使用汉字来给日语表音、称为“训读”。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了万叶假名、最早出现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类似于我国的《诗经》,所收诗歌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长短和歌,其成书年代和编者,历来众说纷纭,但多数为奈良年间(公元710~784)的作品。一般认为诗歌总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约在8世纪后半叶由大伴家持(公元717~785)完成。其后又经数人校正审定才成今传版本。】万叶假名借用了汉语的表音功能而舍弃了其结构性、再加上汉语没有词形的活用和缺少助动词、在公元9世纪先后创造了以汉字正体为蓝本的片假名和以汉字草体为蓝本的平假名、将日本的文字彻底进化到表记文字的时代。

平假名是日语中表音符号的一种。平假名除一两个例外,均是从中国汉字的草书演化而来的,多形成于10世纪前后。早期为日本女性专用,后随着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的流行而使得日本男性也开始接受和使用平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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