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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退山:正本清源——满洲血缘及文化源流考

时间:2020-08-15 16:50来源:网络 作者:李退山 责编:彩岸画室 点击: 小字中字大字汉典
欲中国真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先革除中国人心中的辫子;欲革除中国人心中的辫子,必先分清中国与清国的区别;欲分清中国与清国的区别,必先认清清国殖民政权的本质;欲认清清国殖民政权的本质,必先认清满洲的殖民者本质;欲认清满洲的殖民者本质,必先知道满洲的渊……
(文/李退山)
自序

作为一个以塞外游牧体系取代中华体系而建立的军事殖民帝国,清国对中国的血腥占领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体系的崩塌和灭亡,是仁义的充塞,文明的践踏、置换和变异!自此,中华不复,天下不存矣!也正因此,自耶元1644年满洲入关以来,中国流亡士人知不可为而为,不断拥立明朝宗室抗击侵略,希冀救黎民于水火,扶华夏于既倒。前赴后继,死而后已!在此期间,清国征服者把不肯屈从于游牧习俗而剃发易服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将文明更易的发肤之痛与心灵创伤直接加之于每个人的身心之上,造成了尖锐的汉、满对立。同时,满洲在征服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时也相当残暴,以漠西蒙古准格尔部为例,满清帝国不惜将这支不服从的部族斩尽杀绝,使这支蒙古仅在其羁留地留下“准格尔盆地”这个空旷的名词。

残暴的屠杀政策下,人心向背可想而知!为了维护其征服僭主的地位,满清帝国通过施展政治权术将汉、蒙、维、藏等各实力民族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其相互牵制,不足以对其殖民统治构成威胁。为此,清帝国严格限制被征服各族之间的人口和文化交往,在以柳条边[1]为代表的民族隔离举措下,竭力保持各族的文化差异性,事实上形成以满洲征服者为绝对主导地位的联邦制。由于汉族在文化和人口上的天然优势,将汉人与蒙、维、藏等民族隔离开来,并使边疆各族对汉族形成政治包围和心理威慑,就成为满清帝国民族隔离政策的重中之重。在这种制度下,除汉族及认同汉文明的某些西南民族以外的蒙、维、藏等族必然难以形成中国人及中华意识[29]

耶元1870年以后,清帝国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下,逐渐放弃殖民政权性格,开始向正常国家过渡。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满清帝国民族隔离政策的长期影响,加之其对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改造,在已经侵入东亚世界的欧洲文明面前,中华文明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所以,直到清国灭亡,蒙、维、藏等民族也没有具备中国人及中华意识,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出现分裂动向。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方案:保留清帝国皇室,将其作为一种维系中原汉族与边疆各族的纽带,形成一种“虚君共和”的局面。他威胁道:如果拒绝“虚君共和”,甚至是将上述的“虚君共和”改头换面,以属于汉人的孔子后裔为“虚君”,也将招致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出现分裂呼声。

此前,梁启超重新诠释了“中华民族”一词。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众所周知,中华即华夏,而华夏族即是汉族的前身。所以,中华民族原指汉民族,但在梁启超旧瓶装新酒的诠释下,“中华”成为中国国境线以内所有民族的泛称。从主观逻辑上看,梁启超“虚君共和”和“中华民族”伪概念似乎可以避免辛亥革命后满清联邦帝国的分裂。但实际上,政治博弈最终靠的是强大的组织力量。组织力量为主,道统力量为辅。况满清作为一个殖民征服帝国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谈何道统呢?当满清的政治组织力量瓦解后,在没有军政实力做后盾的前提下,蒙、维、藏各族未必买你“虚君共和”的账;而“中华民族”伪概念对于不同文明系统的蒙(萨满教+佛教)、维(伊斯兰教)、藏(佛教)民族来说,也毫无吸引力!“中华民族”思想主导下的当代政治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都接受了六十年以上的“中华民族”平等、团结、和少数民族自治的教育,国家还向少数民族地区投入大量的财政援助,但结果却是满族及各 “自治”民族对名义上为汉族主导的政府越来越不满意。不唯满、蒙、维、藏各族,甚至在半归化于中华文明的西南各族中也日益出现分离思潮,成为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先人云:“倾巢之下,不复完卵!”梁氏的书生之见增加了未来中国的不确定性,威胁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和个人幸福!当今,在“中华民族”论下,占中国92%的主体民族汉族成为1/56!汉族的“中华文化版权”动辄以“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名义被各族堂而皇之地瓜分!而铁的事实却是:中国的核心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创始民族是汉民族!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汉民族向少数民族正常的文化借鉴视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同创造”。因为,除去汉民族失去政治和文化主权的满蒙殖民时代之外,中华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借鉴历来是以汉文化为本位的少量文化借鉴。这些不成体系的、零散的、少量异族文化元素进入中华文明体系之前均经过汉化改造,成为构成中华文明体系的某些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的存在无损于中华文明的汉族性质。可见,中华文明不仅发源于汉民族,她在历史上与外界的正常交流和发展也有赖于汉民族的主导。对于中国来说,汉族天然是一个庞大、先进的民族,汉族本身具有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吸引力,当代中国唯有借势发力,重整山河,利用好这一现成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创造性地复兴汉族文明,形成一个以汉文明为内核的大中华国家,才是解决非汉民族分离问题的根本之道!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因此,大中华复兴的先决条件是汉文明的先期复兴和自强,惟其如此,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才具有像明代以前那样归化周边异族的强大吸引力,才可能在若干代后使“自治”民族自觉归化于中华文明体系,取得统一的中国人或中华认同!但以目前形势来看,在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中华民族伪概念的愚弄下,中华系统的核心民族——汉族的自我意识极为淡薄;加上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入侵,历经满清篡改、尚未正本清源的中华文明又接连遭遇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文革思潮等形形色色外来思潮的分化瓦解,汉族内部分裂为诸多派系,口诛笔伐,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一个统一而坚定的中华复兴核心尚未形成,谈何重整河山!

噫!根不固而欲木之长,源不浚而望流之远,吾不知其可也!作为满清遗留给当代的重要政治遗产,大锅焖炖的所谓“中华民族”思想已成为诸胡席卷重来的重要伏笔!已成为浴火重生的汉民族肃清妖氛、固本清源的绊脚石!!已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强大桎梏!!!它像一条无形的辫子束缚着汉人的思维,蒙蔽着汉人的眼睛,分化着汉人的力量,以至有“辛亥革命革除了中国人脑后的辫子,却没有革除中国人心中的辫子”一说。因此,窃以为:欲中国真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必先革除中国人心中的辫子;欲革除中国人心中的辫子,必先分清中国与清国的区别;欲分清中国与清国的区别,必先认清清国殖民政权的本质;欲认清清国殖民政权的本质,必先认清满洲的殖民者本质;欲认清满洲的殖民者本质,必先知道满洲的渊源。故余历时弥月,筚路蓝缕,探幽发微,有此拙作。

是为序。

——耶元2016年12月15日李退山
第一章 满族祖源
第一节 满洲前身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的来历

关于满族祖先,据清国乾隆时代的《满洲实录》里面说,满洲族的直系祖先当为建州女真[2]。而建州女真又源自黑龙江中下游两岸至鞑靼海峡一带,这一带在耶元12世纪前后为金国胡里改路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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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俄称阿穆尔河)中下游两岸至鞑靼海峡一带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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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元1142年金国形势图】

胡里改路因胡里改江(今牡丹江)而得名,金初设置万户,海陵王时(耶元1150年~1161年)设置节度使,路治在今依兰县城北五国头城旧址。外东北胡里改地区是通古斯渔猎部族从西伯利亚南下进入内东北的中转站,民族流动性极大。胡里改地区不断有来自更西、更北方的西伯利亚通古斯部族加入进来,而这些新来的通古斯部族均出自文明地区之外,社会发展程度极其低下。胡里改地区同样远离中原文明中心,受汉文明影响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这一地区与北方西伯利亚地区一样长期处于苦寒蛮荒状态。耶元1950年3月,依兰采石工人在县城东面倭肯哈达山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倭肯哈达洞穴遗址,说明这一地区早已有人类活动。但这一地区气候寒冷,且不断有来自西伯利亚更为酷寒地区的原始部落南下冲击,因此,这一地区始终未能出现一支能与中原文明相媲美的古代文明。千百年来,这里的人口换了一茬又一茬,其种族和文化早已荡然无存。因为,源源不断的各色部族抵达这里后,必然会与先期客居于此的部族发生激烈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当地人逐渐与形形色色的南下部族混合在一起。且这种混合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贯穿于数千年历史中的若干次混合,所以,越后来的民族,其与越早出现在外东北胡里改地区的民族越无渊源关系。陆续抵达这里的民族除以渔猎为生的西伯利亚通古斯系部落外,后来也有部分蒙古系部落进入,复杂的族属和相互交融的文化令人难以区分,以至于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约耶元1182年~1252年)在《蒙古史》中统称此地的居民为水蒙古[3]。中国南宋彭大雅耶元1232至1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也称此地为“水鞑靼(水达达)[4]”,鞑靼即蒙古。可见,居住在胡里改路的满族先祖仅是这里成分复杂的诸民族中的一支,由于其所处的纷杂的社会环境,他们与通古斯和蒙古各部均有极深的渊源,其文化习俗也必然会打上通古斯各族和蒙古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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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胡里改辖区地图】

据女真史专家孙进己[5]考证,满语与历史上的“水达达语”最为相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可见,满族先祖的主体为通古斯水达达人。南宋彭大雅北使期间,东女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尚未宾服蒙古。这时正值蒙据勃兴之际,达达亦可指蒙古,但尚未专属,入元以后,达达(鞑靼)才成为蒙古专属称谓。因此,出现于蒙古勃兴之初的名词“水达达”其实指的是水居、以捕鱼为主的通古斯人,并非以游牧生产为主的蒙古人[4]。水达达各通古斯原始氏族部落以渔猎为生,其本身也是一个多来源的混同体[6]

耶元1312年(蒙元仁宗皇庆元年)前后,蒙元为加强对辽阳行省北部地区的统治,把开元路东部地区划出,成为一个独立的路区,即水达达路[7],辖图们江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一带,境内设置桃温、胡里改、斡朵岭(斡朵里)、脱斡岭(瓦里霍吞)、孛苦江五个军民万户府。但自蒙古灭金以来,开元路东部地区民族矛盾逐渐尖锐。据《桦川县志》记载:“瓦里霍吞城盖金源不猎,蒙古崛兴,满城女真惨遭屠戳,膏血涂地。”后来,赫哲人将该城称之为屠城,名为“瓦里霍吞”。由于城中大批女真人惨遭杀戳,随之被迫南迁,致使脱斡怜万户府变得有名无实,至蒙元末期仅剩下胡里改部、斡朵里部、桃温部三个万户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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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后期开元路】

元国与中国明朝交替之际各部女真攻伐不已,明太祖派燕王朱棣视察胡里改地区,胡里改酋长阿哈出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以其女攀附燕王。燕王继帝位之后阿哈出女为三皇后。后来阿哈出部经常遭受通古斯野人女真兀狄哈部的侵扰,于是举部南徙(见《明英宗实录》),而与胡里改万户府为邻的斡朵里万户也因不堪忍受“故元遗兵”纳哈出和野人女真的掠夺,亦随之南逃。据史料记载,胡里改、斡朵里两个万户府从外东北辗转南逃到内东北的初迁之地是中国唐代渤海国率宾府建州故地,两部之后便以“建州”为号,称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中,斡朵里部是满洲的直系祖源,当时的酋长挥厚就是清国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之父。猛哥帖木儿在满清谱系中被称为肇祖,他在其父挥厚率领水达达斡朵里部南逃内东北和朝鲜之后,继承其父的衣钵,先迁建州,再迁至明朝凤州并稳定下来,不仅让斡朵里部摆脱了外东北的苦寒,而且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原的先进技术,给所部水达达人争取了优越的生存环境,成为满清发迹的起点。

耶元1372年(中国明朝洪武五年),斡朵里部在北方通古斯野人女真兀狄哈部的不断袭击下,由其首领挥厚率领,辗转南逃至内东北中南部,最终于耶元1374年(中国明朝洪武七年)在朝鲜阿木河(今朝鲜东北部会宁镇北)落脚。耶元1384年(中国明朝洪武十七年),挥厚病死,其子猛哥帖木儿袭职成为斡朵里部酋长。这时的猛哥帖木儿刚刚十五岁,但是却展现出一定的领导才能,朝鲜李朝对他特别器重,于耶元1392年(中国明朝洪武二十五年)将其招至朝鲜京都,授其职为“上万户”,委以重任。而同时,斡朵里部也接受中国明朝的招抚。洪武末年,猛哥帖木儿率部奉旨迁移至建州(中国唐代渤海国率宾府所辖,即今俄罗斯双城子对过的克拉斯基诺雅尔山城)。此时胡里改已经先期抵达这里,其首领阿哈出于耶元1403年(中国明朝永乐元年)赴京朝觐明永乐帝时举荐猛哥帖木儿,永乐帝遂于次年遣使招谕。耶元1406年(中国明朝永乐四年)猛哥帖木儿被中国政府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招致朝鲜不满。

而此时,猛哥帖木儿与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关系正炽,两部众相互通婚。同时,阿哈出是当朝皇帝的国丈,猛哥帖木儿也就与皇帝沾上亲戚。明成祖朱棣说:“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此举大大提高了建州女真部的声望与地位。耶元1411年(中国明朝永乐九年)正月,忘乎所以的猛哥贴木儿侵略朝鲜庆源,迫于朝鲜地方官吏的压力,羽翼未丰的他不得不率众向西流浪,最后落脚在中国明朝开元路属地凤州(今中国吉林梅河口山城镇北山城)。次年,明朝在凤州增设建州左卫,任命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耶元1416年(中国明朝永乐十四年),明朝政府正式在凤州设建州左卫,委任猛哥帖木儿专管建州左卫事宜。在凤州落脚使猛哥帖木儿所部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文化接触,不断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逐渐发展,社会逐步稳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斡朵里女真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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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元1411年后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流浪到内东北南部建州】

猛哥帖木儿在满洲谱系中被尊为肇祖,主要是因为他率领满洲的直系祖源斡朵里部在明朝凤州的驻扎及受职(建州左卫指挥),为后来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之辈开辟了广阔的政治舞台;但同时,作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一个“肇”字也反映出满清源流之浅。据满清族谱记载:努尔哈赤之父为塔克世,祖父为觉昌安,再往上追溯为福满,妥罗,充善,猛哥帖木儿,共六代,每一代都有稽可察,但是再从猛哥帖木儿往上仅能追溯到其父挥厚,且语焉不详,之后就很难追溯了,干脆一头扎进布库里雍顺的神话传说中了事!成书于清国乾隆时期的《满洲实录》仅仅追忆了满洲祖上六代的事迹,上溯到中国明朝初年,共200多年的历史,再往前就闪烁其词,混沌不清了,成为至今笼罩在满洲祖源问题上的一团疑云。不管满人处于什么目的,但我们仍可以据此断定:满洲先祖水达达进入外东北的时间上限绝不会超过猛哥帖木儿其父挥厚很久,顶多也就是蒙元及其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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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元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裂地称汗】
第二节 满洲文化与贝加尔湖文化之对比

但满洲先祖水达达到底源自何方呢?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其始祖极有可能来自更北边的西伯利亚。因为通古斯语族的民族遍布西伯利亚,分布广泛,关于其祖是否出自西伯利亚,也未可知。关于这个谜底,本人在《帝俄通古斯原住民绝响老照片揭示的惊天骗局》和《死缠中国的通古斯系游牧、渔猎部族》两篇文章中已做过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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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语系分布图】

耶元1881年,在贝加尔湖湖岸的萨甘扎巴悬崖壁发现了一些刻着海东青、天鹅、鹿、狩猎台、跳舞的萨满巫师等图案的原始图画,这些图案具有明显的通古斯文化特性,且与满洲文化信仰和生产习俗密切相关:海东青是满洲最高图腾,天鹅仙女是满洲族源神话,鹿是满洲崇拜对象,狩猎是满洲生产方式,萨满是满洲精神信仰。所有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我看未必,这些图案信息分明是满洲人先祖遗留在贝加尔湖通古斯地区的祖源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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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尔湖】

最新考古成果也证实,贝加尔湖和黑龙江地区的互动古已有之。吉林大学考古系副教授冯恩学发表在耶元2002年第1期《北方文物》的《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一文里对比了前苏联奥科拉德尼克夫院士公布的贝加尔湖舍石金岩画与辽代墓葬的壁画[8],发现两者在马鬃的装饰手法及游牧出行场面上惊人的相似性,冯恩学博士[9]认为舍石金岩画可能受到过契丹的影响。在舍石金岩画中还发现了两个面具岩画,这两个面具岩画与与辽代契丹墓葬常见的金属面具极为类似,冯恩学博士认为也可能是受辽国契丹文化影响的作品[10]。舍石金岩画分布在勒拿河上源的河谷山岩上,位于贝加尔湖北段的西岸山谷森林地带,以往是狩猎经济。前苏联奥科拉德尼克夫院士根据岩画的艺术风格和制作技术的特点,把这些岩画划分若干组,其中在第二组岩画中有游牧车帐。这些表现游牧经济生活的作品反映出在贝加尔湖狩猎经济区新出现了游牧部落,奥氏在著作中称:“他们不仅从外贝加尔来,而且还从更遥远的黑龙江(上游)]及其支流鄂嫩河河源来到这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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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尔湖舍石金岩画中的马来源《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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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壁画和传世画中的马鬃修饰来源《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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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尔湖舍石金岩画中的游牧车帐出行图来源《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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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营子辽墓木椁壁画中的车来源《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

冯氏和奥氏均认为贝加尔湖地区受到东部黑龙江流域的影响,而本人却以为:从两地壁画绘画技法及观察方法来看,贝加尔湖岩画的绘画手法明显停留在原始阶段,以平涂手法表现,且造型稚拙;而契丹壁画则明显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俨然一幅完整的国画作品,观察方法及绘画技法更为成熟。因此,本人以为,倘若是贝加尔湖岩画受到契丹壁画的影响,不会仅仅在绘画所表现的马鬃装饰法等社会风俗上受其影响,在绘画技法和观察方法上也必然受到影响。而缘何贝加尔湖岩画在绘画技法和观察方法上没有受到契丹壁画的影响呢?贝加尔湖岩画属原始人作品,并不像契丹墓室壁画那样有确切纪年,据奥氏判断,这些岩画的年代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都有。奥氏对这批岩画的断代主要是从绘画内容和技法上做出的推断,断代的准确性可想而知!如果用碳十四测定,众所周知,这个误差将会从万年、千年、到百年不等。而辽国仅在东北亚存在于耶元916年至1125年这段不长的时间里,谁又敢保证这批贝加尔湖岩画中的某些图案确切出自辽国存在前后的这段短暂的历史中呢?在不能确定贝加尔湖岩画确切年代的前提下,就冒然将两地绘画一对一做对等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科学吗?得出的结论可靠吗?这不值得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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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辽国宣化张世卿墓(一号墓)壁画,明显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观察方法及绘画技法更为成熟。壁画里的马鬃的装饰手法与贝加尔湖舍石金岩画中的马鬃的装饰手法相同。】

因此,本人的结论是:从贝加尔湖岩画所显示的马鬃装饰方法、出行图及面具图案等文化信息来看,的确与契丹壁画有某种文化关联,但这种关联绝不会是契丹对贝加尔湖地区的影响,只可能是源自于贝加尔湖区的契丹人将当地风俗带到辽国的缘故。因为,两地绘画的关联之处仅仅在于绘画所表现的社会风俗方面,而非绘画技法方面,而一地对另一地的社会风俗影响往往是在大量的、漫长的人口交往中产生的,而贝加尔湖地区和辽国毕竟相距不算太近,相对先进的契丹人不会主动地、大规模地进入贝加尔湖荒僻之地。且从契丹史中可知,契丹在从东北亚出现到灭亡的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其发展方向是不断向南方的中国推进的,其向北返回黑龙江两岸,再向西折回贝加尔湖地区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也只会存在于偶尔的个体行为之中,绝不可能是大规模、经常性的群体行为。所以,在两地壁画中出现某些相似风俗这种情况只有“源自于贝加尔湖区的契丹人将当地风俗带到辽国”这一种可能。而且,贝加尔湖岩画在面貌上比高度成熟的契丹墓室壁画原始很多,这更说明这种可能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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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覆盖的贝加尔湖航拍图】

从东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草原和森林地带游牧渔猎部族南迁现象中可知,人类对生存环境的选择总是趋利避害的。贝加尔湖地区及更西、更北方的西伯利亚极其苦寒,生存环境总体不如黑龙江两岸的内、外东北地区。游牧、渔猎部族在向东、向南迁徙的过程虽说也会出现某些迂回现象,但总体是从贝加尔湖或更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发,自西向东、自北而南首先进入内蒙古和外东北的。至于客居外东北期间,不断受后续部族的挤压,被迫流浪到内东北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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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关系图】

据本人从地图上测量,贝加尔湖东岸距满洲先祖客居的黑龙江流域西缘石勒喀河下游的直线距离约为687公里,这个距离仅仅相当于上海到武汉的直线距离。贝加尔湖到黑龙江之间以雅布洛诺夫山脉为界,分布着多条发源于此山脉的东西流向的河流,这些河流的源头均很接近,从山脉一侧的河流越过最近的豁口可以轻松到达另一侧河流。沿着山间河谷,贝加尔湖流域的渔猎部族可以轻松抵达自然环境相对优越的黑龙江流域。事实也是如此:较早的契丹和女真是这么来的;较近的满洲也是这么来的!契丹和女真在外东北客居了一段时间后即南下中原了;满洲先祖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也在外东北客居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在一拨又一拨部族南侵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下被排挤到了内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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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尔湖东岸地形图】

本人曾在《帝俄通古斯原住民绝响老照片揭示的惊天骗局》中出示的一组照片证明了黑龙江流域的满人先祖和贝加尔湖地区土著的上述瓜葛。这组照片来自俄罗斯出版物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档案,照片拍摄于耶元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帝俄末期和苏俄初期),拍摄地点位于贝加尔湖地区俄罗斯叶尼塞省。照片显示,当地的通古斯—蒙古系布里亚特部落男子发式和服饰与满洲人高度一致,表明两者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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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叶尼塞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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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剃发垂鞭的通古斯人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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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剃发垂鞭的通古斯人剃头匠正在给人剃去前额长出的头发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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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躺在地上的通古斯人前额剃发,发辫被身体挡住。左边一角为通古斯人半穴居的地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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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的档案19世纪叶尼塞河流域老照片·加工鹿皮,剃发垂辫的通古斯少年前额长时间未打理,已长出头发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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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特帽(红缨帽)是清国的礼帽 图片来自俄罗斯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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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特人服装的细密花纹与清国服装如出一辙 图片来自俄罗斯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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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特人骑射形象与满人完全一致 图片来自俄罗斯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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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特人角斗 图片来自俄罗斯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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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萨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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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毡房和满式大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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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风干鹿皮的通古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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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人在建造地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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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中的通古斯人】
第三节 满清初期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归属考

本组照片显示,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蒙古系布里亚特人的渔猎及饲养驯鹿的生产方式、萨满教信仰,剃发垂鞭习俗和布里亚特帽(红缨帽)等文化元素与满人完全一致。而帝俄叶尼塞省贝加尔湖东岸、南岸地区及西岸叶尼塞河流域从未进入过满清帝国的版图,为何这“化外之民”竟与满人高度一致呢?也许有人会拿耶元18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说事,说出“贝加尔湖以东原本属于‘我大清’,是后来‘康熙帝’割让给了沙俄!”的浑话!但事实却是:耶元14世纪末期,暂居于黑龙江流域的满清先祖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因其北方渔猎部族南下的压力南逃至内东北,耶元1616年清国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建州一带发迹之初,其势力尚局限于内东北南部。耶元17世纪30、40年代满清势力重返黑龙江流域,并逐步征服外东北索伦地区。当索伦血泊未涸之际,明廷即陷于李自成暴乱之中,满人旋于1644年攻入中国。在耶元1662年俘弑明永历帝[11],彻底摧毁中国朝廷之前,满清还无暇多问来自大兴安岭以西的事务,其势力越过大兴安岭还得从多伦会盟说起。耶元1688年,漠西蒙古(卫拉特蒙古)准噶尔汗国在葛尔丹汗率领下攻入漠北蒙古,情急之下,包括今蒙古国和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内的整个漠北喀尔喀诸部蒙古连忙归附了满清。1691年满蒙双方于多伦会盟,标志着满清“保护”漠北蒙古的开始。而在此之前,迫于沙俄压力,满清早已在《尼布楚条约》中将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这一尚未控制的、因漠北蒙古的归附而带来的主权争议地区“割让”给了沙皇俄国,无奈地正视了沙俄在这一地区捷足先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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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元1662年东亚局势】

而如果从耶元1657沙俄正式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尼布楚和雅克萨据点算起,截至耶元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为止,沙俄对这一地区的实际占领已经有32年之久了。

贝加尔湖位于大兴安岭以西和漠北蒙古以北,在未降服漠北蒙古之前,满清势力绝不会率先取得贝加尔湖地区的统治权的。事实上,原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大部分蒙古部落如科尔沁、乌拉特、茂明安等部早就南迁了,留在当地的布里亚特诸部早在耶元1631至1656年间就已被俄罗斯完全征服。在此期间,俄罗斯人分别于1632年在勒拿河流域建立雅库茨克据点;1644年在靠近楚科奇建立下科雷马斯克据点;1649年在鄂霍茨克海沿岸建立鄂霍茨克据点。沙俄在这些地方的扩张除遇到过当地土著的零散抵抗外,没有遭到蒙古或满洲等任何大国的质疑和制止,但当耶元1657年沙俄正规军在贝加尔湖以东建立尼布楚和雅克萨据点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两个据点的建立直接威胁到满清在外东北的势力,因为尼布楚处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进入外东北的迁徙通道上,而雅克萨则直接位于外东北。雅克萨沙俄据点的建立,使俄国殖民势力与满洲殖民势力第一次发生了直接接触。如前所述,外东北(索伦)地区已于耶元1640年之前先行被满清占领,因此,雅克萨就成为沙俄势力与满清势力在外东北(索伦)西部地区的交汇点,这个沙俄据点的建立不可避免地招来满清的干涉。雅克萨之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12]。从满清发迹至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这个前所未有的通古斯帝国是绝不会主动放弃那怕一丁点已经到手或将要到手的利益的。正因为当时满清势力尚未跨过大兴安岭,而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不断,无暇顾及这些边缘弃地,所以,当贝加尔湖东部地区遭到沙俄侵吞蚕食的时候,满洲和蒙古均鞭长莫及,而当沙俄势力抵达外东北(索伦)满清势力范围之后,满清便会立即发兵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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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楚条约》划定俄清边界示意图】

满清势力尚未抵达贝加尔湖东岸的情况从满清尼布楚谈判首席代表索额图的言语中也可得到印证。据耶元1688年离京前索额图对康熙所言“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13]”这番话的语气可知,尽管索额图处处以主权国的语气陈述贝加尔湖东部尼布楚等地的部族归属,但关于这片土地的基本情况却均为其本人“察”之所得!可见,尽管贝加尔湖周边至叶尼塞河中下游曾是通古斯系满人先祖的流浪之所,但数百年后,阔气的满人后辈对此地已非常陌生。准备“衣锦还乡”的索额图对这一穷乡僻壤的历史风土已无所知,否则也不会在这番议论的开头用个“察”字了!

之后索额图首次启程前往贝加尔湖南岸色楞格与沙俄交涉。耶元1688年6月,索额图等行至漠北蒙古喀尔喀地方,正值准噶尔部噶尔丹大举侵犯,被阻回北京[14]。此事件再次证明,当时满清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漠北蒙古,更不用说漠北以北的贝加尔湖东部地方了!形势危急之下,沙俄当局和满清均积极争取漠北蒙古的投靠。满清除担心沙俄在这个节骨眼上继续威胁外东北,使其陷于两难之境外,更担心俄国进一步插手蒙古事务,导致蒙古问题于满洲更为不利。因而,满清迫切希望同沙俄在尼布楚问题上达成和解,以便集中精力打击准格尔汗国这个竞争对手[15]。为此,满清积极利用准格尔汗国对喀尔喀蒙古的压力,做好其寻求满清庇护的准备;同时,为防止俄国拉拢喀尔喀蒙古,满清巧妙利用俄国所不具备的、清国与蒙古各部之间错综复杂的血缘和利益瓜葛等外交资源,终于使喀尔喀蒙古各部于同年举旗投清。之后,满清又以喀尔喀蒙古归附而带来的尼布楚弃地的归属问题作为迫使沙俄在外东北让步的交换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终于与清国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外东北领土问题及漠北蒙古事务上达成妥协,而满清也正式于《尼布楚条约》中承认这块早已被俄国实际占领多年的喀尔喀蒙古弃地属于俄罗斯沙皇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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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瑷珲历史陈列馆中清国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雕塑场景】
第四节 贝加尔湖地区布里亚特人祖源、族属考

可见,贝加尔湖地区从未被纳入到满清帝国的版图,且与满清的统治中心非常遥远,满清的文化霸权绝不会施加到这里,但为什么这里的部族发式和服饰会和满洲人高度一致呢?这里会不会就是满洲先祖的出走之地呢?联系前文所述:满洲先祖水达达进入外东北的时间上限绝不会超过猛哥帖木儿其父挥厚很久,挺多也就是蒙元以后的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因为满洲先祖从贝加尔湖祖源地出走时间尚不算太长,故而能与这里的布里亚特人在诸如发式、服饰、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面貌上保持高度一致!

布里亚特人是今贝加尔湖地区的主要居民,其主体为豁里部。布里亚特人很崇敬天鹅,这与他们以水为邻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且贝加尔湖及东岸巴尔古津河周边有茂盛的森林,因而,他们同当地很多部落一起被蒙古人称为“林木中百姓”,以区别于在草原上游牧的“毡帐中百姓”。实际上,布里亚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迥然有别于蒙古人,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精神信仰与通古斯人更为接近。波斯史学家拉施德说,“他们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禹儿惕(禹儿惕即领地)在森林中。……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可见,当他们作为森林部落的“林木中百姓”,从文化形态上看,他们是狩猎族群,完全不同于草原游牧族群,甚至在心理上是抵制草原游牧文化的,以至于要是让他们去放羊,他们会“悲伤得上吊”[17]

布里亚特人的族源问题非常难解。关键在于远古时期,在布里亚特人周围生活的民族之文化发展都比较落后,历史典籍成文的年代很迟,因而对于布里亚特部落的文字记载非常少。即使是最早记录布里亚特人情况的《蒙古秘史》成书年代也仅在耶元13世纪40年代,而且非常简略。后期成书的《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蒙古风俗鉴》等书的记载也不多。前苏联学者库德列斯夫在论述布里亚特人的形成过程时认为:浩里布里亚特人(布里亚特部的主体)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贝加尔湖附近生活,他们同后来迁来的蒙古人融合起来,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础。但是,浩里布里亚特人并不是贝加尔湖附近的唯一居民,与其为邻的还有通古斯系埃文基人(中国称鄂温克和鄂伦春)的祖先。

库德列斯夫描述的布里亚特人血统、文化族属和组织方式可从明代外东北索伦人中略见一斑。渔猎于外东北的索伦部原是来自于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蒙古系部落,其内部除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等直系通古斯血缘之外,还杂居有蒙古系达斡尔人。所以,索伦人是布里亚特等通古斯—蒙古系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共生的一个缩影,可以作为直观认识布里亚特血缘及文化族属的一个活教材。索伦部中的鄂伦春和鄂温克是起源于贝加尔湖地区的一支最古老的通古斯人,是通古斯系民族北通古斯的两个分支,与布里亚特人同属蒙古人种贝加尔型,他们被俄国人统称为埃文基人;而达斡尔人是契丹后裔,属于蒙古系民族。由于近几百年来蒙古系达斡尔人和通古斯系民族在不断迁徙中相互靠近,所以彼此在语言和血缘上逐渐趋于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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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鄂温克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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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鄂温克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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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鄂温克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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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最后一位鄂伦春女萨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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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最后一位鄂伦春女萨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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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萨满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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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萨满肖像》 周路摄影】

可见,在蒙古势力尚未深入到贝加尔湖以前,布里亚特人实际上属于通古斯世界,当蒙古部落从蒙古草原扩散到到贝加尔湖一带以后,布里亚特人中才逐渐加入越来越多的蒙古血缘,蒙古文化和通古斯文化在布里亚特人中呈现共生的局面。

史料记载也明确显示,近代布里亚特人混有通古斯系、突厥系、蒙古系多支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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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贝加尔湖地区行政地图】

(一)Bayerku/Bargut(跋野古/巴尔虎)

跋野古部落(又译为巴尔虎)是贝加尔湖较大支流巴尔古津河流域最古老的古代部落,这个部落以古突厥铁勒部落之一——跋野古部的身份首次出现在中国史籍中。跋野古为突厥汗国与回鹘汗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厥史料中称他们的领袖为Irkin。他们最初的领地在漠北,其后,可能因为契丹或回鹘的扩张,他们迁入贝加尔湖两岸。此时,贝加尔湖南部两大部族正在混战,最终,一支混有突厥和通古斯双重血统的骨力干人(Gurykan)被具有蒙古渊源的豁里—秃马特人(Polecat—tumat)打败,豁里—秃马特人成为此区域的霸主。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之中,跋野古逐渐演化为蒙古部落,并成为布里亚特族源之一。

(二)Merkit(篾儿乞特)

篾尔乞特曾于今贝加尔湖东南部地区创建过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分为Uduit,Uvas,Asakhan三部(史集中记为Mudan/木丹,Tudaklin/秃答黑邻,Jiun/只温,Uhur/兀合思四部)。耶元1204年,篾尔乞特联盟被击溃,他们逃到北部的巴尔虎津(贝加尔湖东岸)地区,并在那里组织了多次抵抗但均以失败告终。其后裔汇入布里亚特。

(三)Kurykan(骨力干/火儿罕)

在耶元5世纪中叶至6世纪初,贝加尔湖南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古代文明,命名为Kurumchin文化。这个文明的创建者为骨力干(Kurykan,铁勒部落之一,史集中写作火儿罕)。近代学者认为骨力干含有古突厥人,古埃文基人(即古通古斯人),古布里亚特人等多血缘成分,其中突厥成分处于主体地位。后来,骨力干人被豁里—秃马特人击溃,北上逃亡的部落形成了今天的雅库特人,留下的部落则演化为布里亚特人。

(四)Polecat—tumat(豁里—秃马特)

根据《蒙古秘史》记载,豁里—秃马特部落的祖先豁里剌支台自贝加尔湖地区迁徙到蒙古布儿罕山,在那里他与蒙古部的首领相遇。后来豁里剌支台把女儿阿兰—豁阿(史集说她是弘吉剌特部人)嫁给蒙古黄金家族的始祖朵奔篾儿干(Dobun—mergen,《元史》中作托奔默尔根。),阿兰—豁阿之子孛端察儿的子孙繁衍为日益众多的氏族和部落,组成孛儿只斤部。豁里—秃马特部落并没有在布儿罕山停留太长的时间,他们可能迫于契丹的压力最终返回了贝加尔湖。并在那里同骨力干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并取得胜利。耶元13世纪,豁里—秃马特部已分为两支,即豁里与秃马特。当叶尼塞河流域的秃马特部起义反对成吉思汗时,巴尔古津的豁里部落并未参与。豁里部落是今豁里布里亚特的直系祖先。

当代普遍认为布里亚特人属于蒙古系民族,但据史料分析,布里亚特人很可能是从原始通古斯人中演变而来的。且布里亚特人自己也只承认他们是西伯利亚的一支土著游牧部族,受过蒙古族的统治,并非是蒙古血统。无论怎样,蒙古化的布里亚特文化中继承了大量通古斯文化基因是不争的事实。

第五节 满洲与布里亚特的渊源

对比帝俄叶尼塞省档案照片可知,布里亚特人与满人在发式和服饰上具有惊人的相似处,而前文探究可知,布里亚特人重未遭遇过满洲的强权统治,为何两者在发式和服饰上出奇地相像呢?满人是不是布里亚特人最近分化出去的一支呢?本人对比两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发现,这种可能性极大。

最能证明布里亚特人和满人有关系的证据是他们共同的萨满教信仰。早在耶元前3000年,贝加尔湖地区的各布里亚特祖源民族就已经有了图腾崇拜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信仰体系,产生了主持宗教仪式的女性萨满——“乌特干”,这可以追溯到原始群聚互助社会的母系时期。到了父系时期则产生了男性萨满——“博”。这种原始宗教信仰一直持续到阿拉坦汗从耶元16世纪末开始使用政治强权推行藏传佛教时期为止。阿拉坦汗的强制措施导致布里亚特人不得不接纳藏传佛教,一时间,佛教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本信仰,但萨满教却从未离开过布里亚特人。从耶元17世纪开始,布里亚特人将传统的萨满教和外来的佛教结合起来,既遵从了阿拉坦汗的强制,又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信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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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西伯利亚萨满教】

与布里亚特人一样,清国时期满人的主要信仰是藏传佛教,但同时,满人仍顽强地坚持着萨满教传统信仰。满人入驻中国皇宫紫禁城以后,于雍正年间特地将原中国(明朝)皇后的寝宫——坤宁宫(西暖阁)改为萨满教祭祀的场所。这里每天早晚都有祭神活动。子夜三刻,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在朝霞中缓缓打开,最先进入的,是一个着装诡异的老妇人和两头活猪,这位老妇人便是准备前往坤宁宫祭祀的萨满。凡是大祭的日子,和每月初一、十五,清国魁首和配妇都亲自祭“神”,然后再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美其名曰“分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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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100》纪录片坤宁宫萨满师跳大神片段】

除共同的萨满信仰之外,布里亚特人和满人的祖源神话也惊人相似。布里亚特祖源神话和满洲祖源神话都源于天鹅仙女,且神话的开头都是一群天鹅仙女下界到湖中嬉戏,正巧被其先祖窥见,先祖顿生异念,便悄悄抱走仙女蜕在湖岸的羽衣,使天鹅仙女无法回到仙界,只得与其成婚,并生育子嗣。后来仙女都设法弄回被丈夫偷去的羽衣返回仙界,而仙女留在人间的子嗣就是组成布里亚特或满洲各主干部落的的祖先。所不同的是,布里亚特人的罗曼蒂克神话是以一个男性先祖和七仙女中的一个仙女共同展开的[20],而满洲祖源神话开头是三兄弟和三个仙女一对一展开的[21];布里亚特祖源神话中的天鹅仙女下界的嬉戏之处是贝加尔湖畔,而满洲祖源神话中的仙女下界之处是长白山天池(此长白山并非特指,据考证为外东北某地。);布里亚特祖源神话是七个仙女中的一个和男主人公的罗曼蒂克,而满洲祖源神话是三个仙女和三兄弟的罗曼史;布里亚特祖源神话中的天鹅仙女为男主人公生下了十一个儿子,十一个儿子是同胞兄弟关系,分别是布里亚特十一个氏族的先祖,而满洲祖源神话中的仙女三姐妹则每人各为其夫生下一个儿子,三个儿子是堂兄弟关系,分别是满族三姓始祖。

满洲祖源神话的上半部分有明显的布里亚特痕迹,是直接从布里亚特祖源神话移植过来的。布里亚特祖源神话到此就结束了,但满洲祖源神话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下半部分——统一三姓部落的英雄人物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的传说,而布库里雍顺才是大一统满洲族的真正始祖!

话说,三位仙女上界以后茶饭不思,为人间子嗣牵肠挂肚,适逢第九百九十九天王母娘娘开蟠桃会,便借机下界查看。天上一天,地上便是一年,此时凡间早已物是人非,三姐妹的后人虽一如其夫一般勇武无比,但却相互攻伐,彼此不睦。三位仙女忧心忡忡,无计可施。返回途中她们再次在天池沐浴之际,一只喜鹊口衔含红果诱使年龄最小的小仙女佛库伦吞下,遂而受孕,产下英俊的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受天鹅仙女嘱咐,顺江而下来到了三姓地方,被共举为部落长。他率领三姓地方的人们,创立了鄂多哩(斡朵里)城。

满洲祖源神话的下半部分出现的王母娘娘,蟠桃会,天地时间换算法等情节带有明显的汉族文化痕迹,证明此满洲祖源神话肯定定稿于满人主体斡朵里部从外东北迁往内东北建州之后。因为从建州女真时代起,满人才更直接的接受到中国文化的系统影响,并将中国文化元素吸纳进满洲文化之中。同时,从满族神话以爱新觉罗家族始祖为满洲大一统的精神领袖可看出,此神话很可能并非流传于满族人中间的最早、最原始版本,且可知其润色年代并不久远。

除以上证据外,联系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帝俄叶尼塞省老照片中显示的当地通古斯-蒙古系民族的发型服饰来看,同为通古斯系民族的满人极有可能就是布里亚特人最近的一个分支。

第二章 满蒙血缘及文化共生与差异

由于通古斯人和蒙古人相互交杂在一起,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这种血缘和地缘上的天然联系必然导致通古斯人和蒙古人在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因此,欲追溯满洲种族及文化来源就不能不关注通古斯系和蒙古系在血缘及文化上的共生现象。

据史料分析,早在蒙古崛起之前,通古斯人就已经形成了以萨满信仰和渔猎生产生活方式为显著特征的原始文明;蒙古崛起之后的数百年中,由于蒙古文化相对的先进性,在相互交织的血缘和文化交流中,大量蒙古文化元素被通古斯人借鉴过去;而在蒙古势力衰落之后,从通古斯故地走出并在内外东北兴起的满洲人逐渐征服了蒙古地区,通古斯的文化特性也必然在蒸蒸日上的征服气焰中大肆彰显,并随其文化霸权推广到包括蒙古地区在内的几乎整个东亚大陆。

满洲和蒙古最显而易见的文化共生和差异体现在两者的服饰文化上。

第一节 古代蒙古服饰和近代蒙古服饰差异考

关于蒙古服饰,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即蒙据时期蒙古服饰和满据时期蒙古服饰是有很大差异的——耶元13至14世纪蒙古大征服时期蒙古人的服饰受汉族服饰影响,为交领右衽,衣服风格较为素净,无琐碎细密花纹;这时期的蒙古发式为髡发,前额留海,两鬓各挽结三条辫子,头戴瓦楞帽。但经历通古斯满清统治后,服饰形制骤然变为右偏襟,有纽扣,花纹图案繁杂细密;发式也突变为剃发结辫,头戴布里亚特帽(红缨帽),其服装风格和几百年前的蒙古人服装风格截然不同。因此,本人推想,蒙古服饰文化在蒙古势力衰退之后的几百年间肯定发生过某种断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蒙古服饰将会沿着蒙元时期的风格发展下去的,最起码不会发生从交领右衽到右偏襟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发式也不会从髡发式兀地变为编发式。

关于这个变化过程,这里出示通过一系列图片加以说明:

第一张照片就是《元国成宗像》,这张古画显示蒙古大征服时期蒙古族服饰受汉族服饰影响较大,为交领右衽,衣服风格较为素净,无琐碎细密花纹;这时期的蒙古发式为髡发,前额留海,两鬓各挽结三条辫子,头戴瓦楞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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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国成宗像】

为了让大家对蒙古髡发有个更直观的了解,我出示了第二张资料图《蒙古发式复原图》。可以清楚看到,所谓髡发即是剃去头顶部的头发,留下前额和周边的余发,并编成数条辫子挽扎起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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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发式复原图】

第三张是中国明朝末期藏族人画的《俺答汗与他手下的土默特蒙古人》壁画,俺答汗(耶元1507至1582年)生活在明朝中后期。画中俺答汗下方四人的服饰显示,此时蒙古人的服饰仍为宽衣交领样式,发式为髡髪、前额留海,两鬓发下垂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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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汗与他手下的土默特蒙古人】

第四张是清国(中国满据时期)乾隆时期《木兰秋狝万树园宴乐图》,此时蒙古势力式微,满人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从画中也可见一斑——其右上角的蒙古服装仍有交领样式,但已经成为少数,显示这种传统蒙古服饰有被满族服装同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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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木兰秋狝万树园宴乐图》】

第五张和第六张是清国末期蒙古库伦老照片。此时蒙古服装已经完全变为对襟或右偏襟盘扣样式了,发式更和蒙古传统髡发样式大相径庭,变为通古斯满人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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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蒙古库伦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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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蒙古库伦老照片】

联系前文出示中的帝俄贝加尔湖地区通古斯老照片可见,清国蒙古库伦老照片中的蒙古人服饰和发型与之何其相似!

据此,本人推测:当蒙古臣服于满清之时,在强权政治之下,蒙古人逐渐放弃了本民族服饰传统,改着通古斯右偏襟衣,改剃通古斯发式。唯此,才能解释为何蒙古传统的交领、髡发风俗经满清统治之后会骤然变成右偏襟和编发习俗;才能解释为何历经满清统治后的蒙古服装和发式会与满清帝国统治势力从未抵达的、满洲人数百年前的祖源地——贝加尔湖通古斯-蒙古杂居民族的服装和发式高度一致!而这一切只有一种可能,即:是通古斯满人将其祖源地的服装和发式强行推广到包括漠南、漠北蒙古在内的几乎整个东亚大陆的结果!

第二节 满、蒙血缘及文化共生和满洲文化霸权对蒙古服饰的影响

我们知道,蒙古是从羁留在东北的鲜卑人中分化出来的,而鲜卑人本身曾经历过一场禁胡服的改革过程,因此,从鲜卑中分化出来的两个分支——蒙古和契丹的服饰也基本是交领右衽的汉服样式。这种传承关系体现了一种顺应先进文明的顺向同化意愿。不仅游牧部族服饰有汉化趋向,在此之前,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的民族服饰也早已汉化。而满洲凭借武力崛起之后,在军事强权下,除满清势力没有涉足的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四国之外,北方、西南等少数民族服饰形制均开始了一场被迫服从后进文化的逆向同化过程——大的服饰形制由宽袍大袖变为紧身窄袖,由交领变为右偏襟,由素净典雅变为花哨繁缛;发式则为剃发结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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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官员画像幞头帽子+圆领衫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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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贵族厍狄迴洛墓彩绘弹琵琶立俑交领右衽服饰,北齐,高28.2厘米,1973年山西省寿阳县厍狄迴洛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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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上色照片中的交领右衽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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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十九世纪老照片中的幞头帽子+圆领衫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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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19世纪老照片,图为明治维新时期的琉球庆贺使交领右衽服饰,右二留西式分头的是服饰革新后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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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十九世纪老照片中的幞头帽子+圆领衫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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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墓室壁画女真人交领左衽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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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安西榆林窟元国(中国蒙据时期)壁画中的蒙古贵族交领右衽服饰】

相对于鲜卑、契丹和女真等游牧政权来说,满洲政府在对待本民族传统方面更为固执,在从建国(顶包宋代金国国号)到吞并并统治中国的漫长岁月了,满洲顽固地坚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满洲先祖的汉化程度所决定的。满洲人祖上是从文明边缘地带的贝加尔湖通古斯故地走出来的,之后又长期客居在今外东北。无论通古斯故地也好,客居地外东北也罢,其地皆苦寒无比,人民鲜闻教化,文明程度相对于历史上的鲜卑、辽、金、蒙古来说更为落后。同时,满洲在发迹之前曾长期生活在内东北建州地区,这里虽比其祖上的客居地外东北更容易接受汉文明的熏陶,但依然地处关外,与中原的交流毕竟不如进入华北的鲜卑、契丹和女真那样密切。相比鲜卑、契丹和女真而言,满洲人在入主中原之前,其民族特性更为显著,落后习性更为顽固。

满族祖先,清朝祖先,布里亚特,满洲源流
【清国十九世纪老照片中的对襟、右偏襟盘扣服饰+布里亚特帽(红缨帽)】

耶元1616年(中国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内东北反客为主不久,中国即陷于内乱分裂状态,满洲人乘此机会攻入山海关,通过玩弄政治权术,分化抗清力量,以汉制汉,各个击破的策略,以少量兵力非常侥幸而迅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猝不及防的巨大成功和投降汉奸的无耻丑态使满洲人对中国士大夫文化相当蔑视,助长了其自负的心理,使他们更加迷信武力的作用,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更多地将其当成娱乐消遣的东西。比如历代满酋都热衷于搜集中国珍玩字画,实际上将中国文化置于优伶的境地。在这种心理下,满洲人在东亚大陆主导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极为罕见的通古斯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东亚世界。抛开这场去汉化运动对以中华文明为主导的东亚社会的深层破坏不说,仅以剃发垂辫为显著特征的满衣制取代峨冠博带为主要特征的的汉衣制之后的视觉落差,足以让人唏嘘不已!汉文明和文化风貌首先从视觉感官上,进而从精神内涵上被彻底颠覆!

由于通古斯满人的文明程度极低,本没有多少可资贡献给东亚的文化资源。但通古斯人和蒙古人比邻而居,往往相互交杂在一起,相对于通古斯来说,蒙古的文明程度略高一筹。因和蒙古人在血缘和地缘上的天然联系,在明显的文化劣势下,通古斯人在文化意识觉醒之初必然大量抄袭蒙古文化,同时,通古斯人又顽固地抗拒着蒙古人的同化,努力保留了本民族一些文化特性。如此而来,蒙古和通古斯在服饰文化上互有影响,互有渊源。特别是满洲崛起之后,通古斯服饰文化更对蒙古服饰产生重大影响。

清国政府非常重视服饰文化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为了分散蒙古民族的力量,减小控制蒙古的阻力,除在蒙古地区实行编旗划界、分而治之的“盟旗制”、“蒙古八旗制”和限制蒙古民族之间的正常往来外,甚至主张和提倡旗与旗之间的服饰差异[23]。在一系列政策导向和强制性措施下,从蒙据时期到满据时期,蒙古人的服饰形制发生了极大变化,其服饰和发式变得更加类似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通古斯发源地民族的服饰和发式。

考古证实,贝加尔湖地区是通古斯人的发祥地,距今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这里最古老的土著是埃文基人(当代中国称鄂温克和鄂伦春)。通古斯系埃文基人以捕鱼、采集野果和养鹿为生,他们被从贝加尔湖地区北上的突厥系雅库特人称为通古斯人,而这个称谓又被后来进入西伯利亚的斯拉夫系俄罗斯人沿用,成为今天对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所有民族的通称。在耶元1579俄罗斯探险家叶儿马克率领哥萨克队伍开始侵入西伯利亚之前的漫长时期,通古斯地区曾迎来送往了突厥、蒙古等众多部族。通古斯人的社会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突厥和蒙古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古斯人毫无文化特征。历史迹象表明,在发式和服饰方面,最晚在明代中后期以前通古斯人和蒙古人是有区别的,关于这点前图已作了说明,恕不赘述。可以确信,在突厥文化和蒙古文化到来之前,通古斯文化已经萌生,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

如前所述,第一批出现在当地的人群是埃文基人。在与突厥系和蒙古系的多次文化交锋中,埃文基人通过多种方式把通古斯文化基因接种到突厥系和蒙古系的许多民族中,零散的通古斯文化遗存一直延续至今。史料显示,贝加尔湖地区的当代民族布里亚特人就与古今通古斯人有极深的历史渊源。

与其他蒙古族群相比,布里亚特人更重视血统传承。自从约耶元10世纪(或更早)起布里亚特人明确了自己的族系之后,伊吉利德八姓和宝拉嘎德七姓以及浩里(霍里)十一姓的布里亚特人就记住自己的族系,直到今天,布里亚特人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个人所属的部落和家族。由于氏族制度的稳定性,受其影响的婚俗、礼俗、育俗、丧俗,甚至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等各方面的制度习俗文化传统的传承都具有相当的连贯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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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游牧部族迁徙路线图】

布里亚特氏族制度和文化的稳定性有赖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的保护。通古斯人的起源地贝加尔湖地区地处蒙古高原以北,避开了亚欧游牧部族东西迁徙的必经路线,且气候极为酷寒,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小,其氏族制度、服装和发式等文化特征相对稳定。贝加尔湖地区最晚一次受到的外来冲击是开始于耶元16世纪中期的俄罗斯人入侵,但直到三百年多后的19世纪末期,这里的部族仍顽强地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发式、服饰和生活方式。这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贝加尔湖通古斯地区地处亚欧游牧部族迁徙路线之北,加之当地的苦寒气候限制了外来民族的大量涌入,使其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再加上布里亚特人对血统传承的重视,因而能在数百年时间里保持相对稳定的文化面貌。这点可从下面这幅俄罗斯油画中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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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亚特人拜见俄国沙皇】

耶元1631年,俄罗斯人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上游,25年后彻底征服了布里亚特人。从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时代(1685年)起,布里亚特人开始用狩猎所获兽皮顶替钱币纳税向帝俄政府纳税。遇有不能如期缴纳者,俄国官吏竟抓去他们的孩子作为抵押或者抢夺他们的牧场等生息之本。布里亚特人无法再忍受以上种种暴行,便由嘎拉朱德姓杜拉巴拉登为首,由十一姓若干名代表组成了申诉组,骑着马于1703抵达莫斯科,同年2月25日拜见了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申诉了他们的苦难。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看到他们是异地异族之臣民,给予了特赦,于1703年3月22日下令西伯利亚公署,由该署向额日苏,尼布楚公署长官下令,要他们保证这些臣民在所在地区不再遭受压迫与刁难。此令于同年5月3日即生效。这幅油画既是俄罗斯人对这个事件的描绘。从画中可以清楚看到:经俄罗斯近70年的统治之后,到耶元1703年,贝加尔湖地区的通古斯-蒙古系布里亚特人的发式及服装没有俄罗斯化;就这样又过了将近两百年,到1900年左右,布里亚特人的发式和服装仍和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赛时代相同,这清楚地反映在本文前面出示的19、20世纪之交的帝俄叶尼塞省老照片中。

第三章 明代满洲与唐代靺鞨、宋代女真之关系剖析
第一节 唐代通古斯系靺鞨南迁简述

中国唐朝时期,一些通古斯原始部族就已经从西伯利亚极寒地带抵达今中国东北地区,开始与汉族发生联系,汉人将这些来自遥远漠北地方、成份复杂的渔猎部族笼统地称为靺鞨。起源于西伯利亚极寒地带的靺鞨人与中国人发生联系后深受影响,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势力迅猛进步。耶元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自称“震国王”,建立政权。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加授忽汗州都督,始以“渤海”为号。762年,唐朝诏令将渤海升格为国。耶元926年,渤海国为契丹国(辽国)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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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期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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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渤海铜佛,黑龙江省宁安市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
第二节 宋代通古斯系女真南迁简述

西伯利亚游牧部族的南迁是源源不断的,到了中国宋朝时期,后来的通古斯系各支部族逐渐聚合成为一个新民族——女真。

“女真”最初只是一个庞杂的民族集合体的概称,类似于突厥系。女真人从西伯利亚南下后曾广泛散居于今中俄界河黑龙江南北至日本海的广袤地区,他们的生存方式类似西方的斯拉夫民族,都是发源于森林的民族,虽然包含有游牧的部落,但整体上并不完全以游牧为主。

散居于今内东北的女真人由一个族源复杂的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统一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北宋末年。起初,女真为契丹国臣属,耶元1114年,完颜旻(汉名旻,女真名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翌年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建都立国,国号金。1125年金灭辽,两年后攻陷中国宋朝都城汴京,尽占中原之地。金国作为社会生产和文教落后的游牧征服帝国,立国初期部落政治性质浓厚,问鼎中原后逐渐汉化。金国末年,入主中原的女真人社会相比于中国社会,其落后程度已经大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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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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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奥屯良弼饯饮题名跋》金国女真文】

女真人南下中原后,除燕国故地(辽东)的传统汉人居住区外,他们先前暂据的今内东北中部和北部一带又逐渐被众多新来的通古斯部族陆续填补。

耶元1234年金国为蒙古帝国所灭,蒙古人对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根据1183年(金国大定二十三年)金国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女真人有400多万,而在蒙古大屠杀之后,残存的女真人仅有十几万,而这十几万的数据里还包括没有进入中原的生女真,由此可见蒙古屠戮之惨,已经基本把进入中原的熟女真灭了族。在经历战乱和屠杀之后,侥幸残存的那些数量极其有限的熟女真后裔也被继续汉化,最终,在蒙元占领中国期间颁行的“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25]”政策下把劫后余生的极少数汉化女真人视为汉人;将西北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大部编入蒙古。

第三节 明代通古斯系满洲南迁简述

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起源于今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通古斯人原始部族迫于苦寒和其他胡族的驱逐,逐渐游荡至今黑龙江上中游和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一带的明朝奴尔干都司辖区一带。这支渔猎部族成份复杂,并在迁徙过程中融入了少量滞留在北方的、在四百年前先期抵达今东北地区的古代女真人后裔。对于近代之前最后一拨挺进中国的通古斯人来说,不用说与汉人相比,就是与先期抵达中国的通古斯女真人(即宋代女真,其内东北接近汉地的熟女真为定居的皇权专制社会,内东北北方的生女真为渔猎兼游牧的部族专制社会,更为偏远的外东北生女真为渔猎兼游牧的群聚互助社会。)相比,这些新来的通古斯人(即明代女真,后顶包满洲之名。其先祖由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叶尼塞河一带流浪至外东北,此时为渔猎兼游牧的群聚互助社会;居于外东北期间过渡到渔猎兼游牧的部族专制社会;迁居内东北南部之后逐渐过渡到定居的皇权专制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实在摆不上台面。但由于这支新来的通古斯人与滞留在黑龙江一带的女真人同是通古斯语系民族,再加上内东北北部和外东北一带相距天寒地冻,距离中原和朝鲜都很遥远,人群杂沓不定,因此明朝和朝鲜史籍将其笼统称之为女真。而事实如前所述:蒙古大征服时期(13世纪前期),蒙古人对进入中原的女真人(为熟女真)实施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这点上文已有论述:根据耶元1183年(金国大定二十三年)金国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女真人有400多万,而在蒙古大屠杀之后,残存的女真人仅有十几万,而这十几万的数据里还包括没有进入中原的生女真,由此可见蒙古屠戮之惨,已经基本把进入中原的熟女真灭了族。在经历战乱和屠杀之后,侥幸残存的那些数量极其有限的熟女真后裔也被继续汉化,最终,在蒙元占领中国期间颁行的“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25]”政策下把劫后余生的极少数汉化女真人视为汉人;将西北不通汉语的女真人大部编入蒙古。

满族祖先,清朝祖先,布里亚特,满洲源流
【耶元17世纪初东北亚形势图】

明朝史籍对女真和满洲前后两批次南下通古斯部族的笼统叫法被后来被满人利用,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就定所建之国为“金”,企图把明代的满洲历史嫁接到宋代女真身上(也即以明代满洲来顶包宋代女真,这是通古斯满洲的第一次顶包行为。)。满人入主中国之后,其后人更积极地把满洲和女真说成是满洲历史上一脉相承的两个时期,从而将满洲打扮成一支起源于中国东北的土著民族(其实,就算是宋代女真,也是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流浪部族,而非中国东北的土著民族。),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满洲对中国的殖民征服等同于中国历史中普通的王朝更替,为论证满清占领中国的合法性做铺垫。这帮人甚至将满洲在中国的历史上溯至唐代靺鞨身上;更有甚者,将满洲历史上溯到上古三代肃慎那里!但史料却显示,即便宋代女真,在明代初期都已灰飞烟灭,消失在茫茫历史中了!何况上古肃慎和唐代靺鞨呢!

种种史料表明,宋朝女真人在蒙古统治时期已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民族特征,被分化瓦解掉了。换个角度思考,即便女真当时没有被分化瓦解,那点人口也早在漫漫400多年里被周边民族销蚀了,根本不可能在几百年后的明朝末年突然跑回东北去繁衍出一个庞大的满州族来;况且,在宋朝女真人建立的金国灭亡几百年之后出现的明朝满洲社会还处于游牧部族专制时代,而数百年前的宋朝金国女真社会已经步入定居的皇权专制时代,他们的后代怎么会在与先进的中国社会交往了几百年后反而退化到游牧部族社会呢?

客居于中国明朝奴儿干都司辖区(今外东北)的顶包女真人(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南下内东北后,中国明朝政府以一种前无古人的宽厚仁和安置了他们。中国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甚至远远高于汉族百姓。近代历史学家孟森说:“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26]

中国政府对这些落魄的渔猎民的接济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时期,从永乐年间一直到万历四十五年,可谓仁至义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一年,即耶元1616年(中国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客居今内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人(实为顶包女真)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率领之下便反客为主,在赫图阿拉裂地称汗,建立金国(顶包宋代金国,史称后金。);第三年,即耶元1618年(中国明朝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就公开炮制所谓七大恨,将屠刀加之于内东北汉族人民的头上,并不断蚕食辽东领土。正值用武之际,为弥补女真人口的不足,顶包胡金政权大肆掳掠中国人口为奴,并以各种措施迫使被奴役的汉族人民放弃本民族衣冠习俗,加大同化内东北汉人的力度。

努尔哈赤发迹之初顶包金国国号(顶包宋代金国,史称后金。这也是通古斯满人深受明朝人将满人直呼为女真的启发,企图顶包女真的有力证据。通古斯满人的第一次顶包行为。),其人自称女真;到1635年后金实力大增,其子皇太极遂弃顶包之名,改其族为满洲(此为通古斯满人的第二次顶包行为。此时满人已经羽翼渐丰,自以为可以抛弃昔日顶包的女真之名而独当一面。),次年改国号为清。可见,满洲人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根据局势发展,在顶包异族这个问题上立场并不坚定:一方面,他们有极强的民族意识,当实力弱小之时,往往以顶包异族为掩护,壮大自身实力;当自身实力稍稍壮大之时,强烈的民族意识立即促使其为自身正名。又如,满清灭亡中国初期,其势正炽,中国沦为其刀下鬼,满洲可以毫无无顾忌地使用本族本国称谓;但有时处于笼络汉族合作者的需要,也在朝中违心地自称一下中华;到了后期,满清摇摇欲坠,终于土崩瓦解,满洲遗民有所顾及,便千方百计把满洲历史同历史上先期抵达中国的女真、靺鞨、肃慎等通古斯系民族联系起来,把满洲打扮成起源于中国东北的一支土著民族,以期论证满清取代中国的合法性。特别是当代满遗,阳称中华之名,阴行本族之实,谁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呢?其障眼法十分高明!此法犹如寄居蟹寄居于螺壳中一般,看似海螺,实则非也!真是真真假假,真假莫辨。

耶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叛军攻入北京,崇祯帝煤山殉国,中国内乱加剧!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胡清乘此机会占领了山海关外中国辽东的最后一片土地,并于同年5月28日在吴三桂导引下入关,18年后彻底灭亡明廷。清国征服中国后,将扩张初期在辽东对待广大汉人的野蛮暴行推广至整个中华大地,在长达267年的时间里以血腥残暴手段肆无忌惮地推行剃发易服、屠城、圈地、投充、缉捕逃人、迁海、篡改典籍、文字狱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恶政[27],中国人民及全部物质及非物质文化至此彻底沦为任满洲鞑虏宰割的亡国奴!中华文化被彻底异化。

满族祖先,清朝祖先,布里亚特,满洲源流
【韩剧中呈现的身着满清衣冠的清国官员和身着华夏衣冠的朝鲜官员会面的情景。】
第四节 靺鞨、女真、满洲的关系剖析

值得重申的是,通古斯人是起源于通古斯流域的、散布于西伯利亚地区无数不同民族的统称,并非出自同一个民族;而且,当他们的祖先从通古斯故地迁走之后,还不断有各色部落进入他们先前生活的地区,并继续上演着一拨一拨向外扩散的故事。因此,从唐代靺鞨、到宋代女真、再到明代满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关系,这三拨迁徙浪潮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之中,彼此互不相干,不存在历史的前后传承和递进关系。况且,西伯利亚极为广大,没有史料证明靺鞨、女真、满洲均起源于同一地点,就算假设他们都起源于西伯利亚某个同一地点,在你来我往的民族迁徙潮流中,这个假想地的部族人群在从唐代、到宋代、再到明代的一千年时间里也会换了一茬又一茬,三个时间点的文化面貌也极可能大不相同!所以,靺鞨、女真、满洲三者的起源地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种族和文化瓜葛。

可见,历史上满人自称的所谓女真人后裔完全是子虚乌有,他们的真实身份即为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中南迁的一支。史料表明,女真人在金国时期已逐渐汉化,失去了独立的民族特征,后经蒙古统治,基本被分化瓦解掉了。满人企图顶包的女真人主体在明朝时已经灰飞烟灭。至于明朝史籍中的女真称谓,仅仅是基于前代对外东北地区(金国胡里改路,蒙元开元路、水达达路,明朝奴儿干辖区)渔猎部族的一种习惯叫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称谓。奴儿干地区这些初来乍到的通古斯部族与北宋初年南迁至此的未汉化的原始女真人虽属不同族群,但却同属通古斯系,相同的游牧文化基因决定了新老移民之间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况且,少量滞留在奴儿干地区的半汉化女真人后裔也被收编到这拨新移民集团之中,通古斯新旧移民之间这种纷繁复杂的关系难于条分缕析,故而笼统称其为”女真”。

收编异族人口是蓬勃扩张的通古斯满洲移民集团在用人之际弥补人口不足的惯常做法。前面说过,女真人主体在明朝时已经不复存在,满洲移民集团收编的散居在奴儿干地区的古代半汉化女真人后裔数量是极为有限的。除了半汉化女真后裔之外,很多被掳掠的汉人、朝鲜人、蒙古人也被同化到通古斯新移民集团之中。大量收编异族人口必然会对本民族文化造成冲击,但由于文明体之间天然的排他性,在通古斯人主导的社会中,异族的文化只能用来适应通古斯文化,而绝不能取代通古斯文化的主体地位。因此,在通古斯满洲移民集团中,通古斯文化本位是任何收编异族都无法撼动的,包括古代女真人文化!更何况,散居在奴儿干地区的古代女真人后裔数量并不多,根本不足以对通古斯新移民集团的文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均反映在历史实物中。现出土的女真人文字和衣冠壁画实物与满洲文字和衣冠不啻天壤之别!

总之,由于先期抵达中国的通古斯女真人在南宋末年已被汉化,且经蒙古统治后,其主体已经灰飞烟灭,因此,他们和后期抵达中国的明代通古斯满洲移民之间没有半点文化渊源。(李退山于耶元2016年12月14日)

注释

[1]柳条边是清廷为维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而修筑,始筑于清国崇德三年(耶元1638年),清国康熙二十年(耶元1681年)基本完成,后来在部分地段有所扩展。清国道光二十年(耶元1840)以后,东北放垦弛禁,柳条边随之废驰。

[2]《满洲实录》清太宗时修《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之别一种,又名《清太祖实录战迹图》,八卷。成于后金国天聪九年(耶元1635),绘有满洲起源传说及中国明朝万历十一年(耶元1583)努尔哈赤起兵后征战事迹各图,附以满、汉文图说。清国崇德元年(耶元1636)所纂之《武皇帝实录》,即取其图说另行编纂而成。原书八册,已不存。据民国23年据旧抄本重印版《满洲实录》满洲实录卷一载:“……三姓人息争共奉布库哩雍顺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外加注曰:“南朝误名建州”,此乃欲盖弥彰,其实等于说满洲即原来的建州。满洲是部族名称而非地名,指的是满族。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满洲一词,来源未久,表示部族之号,若肃慎、勿吉、女真,非地名也。”又据《满洲源流考》记载:“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

[3]意大利人普兰诺·卡尔平尼的《蒙古史》称蒙古人有四种﹐其一种为Su-mongol﹐即水蒙古。《黑鞑事略》记载﹐被蒙古“残虐”的诸国之中西南方有“斛速·益律干”(原注“水鞑靼也”)

[4]《黑鞑事略》是一本由中国南宋彭大雅撰写,并由同代人徐霆作疏的一部关于蒙古的见闻录。其中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蒙古“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斛速益律子为斛速益律干之误,是蒙语usuirgen的音译,意为“水百姓”。这种斛速益律干,是指东女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当时尚未宾服蒙古。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代已经出现。它实际是斛速益律干的汉语意译。这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惟尚未专属之。入元国以后,达达的涵义日渐专一;同时水达达作为非蒙古族而使用达达名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不过,为说明水达达与达达的一般内涵之间的区别,元国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直与水达达连称,或谓女直水达达,或谓水达达女直,用以指明水达达的真正族属。

[5]孙进己,耶元1931年5月生,江苏无锡人,1957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朝鲜史学会顾问、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委员等。著有《东北民族源流》《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一》等著作三十余种,主编有《中国北方历代人物传记七卷本》《东北亚研究系列》二十余本,发表论文三百余篇,主编资料《北方史地资料》、《中国考古集成》《中国民族研究集成》等资料近三亿字。近著有《文明论》《俯仰天地之间四卷本》,《东北历史地理四卷本》《契丹民族史》《女真民族史》《蒙古语各族史》《文明和民族国家》等。

[6]水达达以捕鱼﹑捕青鼠和貂鼠或采珠(宋人称北珠而清人称东珠)为生﹐有简单的农业﹑养狗驾拖床(爬犁)﹐并善於造船﹐以此服役于元朝的军队与驿站(狗站)。他们以名鹰海东青为贡品。元国顺帝至正六年(耶元1346)﹐辽阳路等为捕捉海东青侵害其民﹐发生了吾者野人和水达达的反抗斗争。

[7]据元国人记载﹐最初征东行中书省之下有合兰府水达达田地﹔后辽阳行中书省之下又有合兰府水达达路﹐管辖桃温﹑胡里改﹑斡朵怜(斡朵里)﹑脱斡怜﹑孛苦江五军民万户府。万户府下有阿速古儿千户所等以及其他管理水达达民户的机构。关于合兰府和水达达路的地望﹐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合兰府远在今朝鲜咸镜北道咸兴城南五里之古城。也有人认为它并不单独存在。水达达路之名虽数见于《元史》等书﹐但它与辽阳行省下的开元路辖区重叠﹐又无明显的区划与治所。因此﹐有的学者根本否认此路的存在﹐认为所谓“水达达路”只是指水达达的居住地﹔有的学者只否定了合兰府﹐但认为有水达达路﹐并分别出水达达路与开元路的地界。

[8]奥科拉德尼克夫:《舍石金岩画——贝加尔湖沿岸古代文化遗存》,伊尔库次克1959年。

[9]冯恩学,男,汉族,耶元1963年6月生于黑龙江省富裕县,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副教授。

[10]《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总第69期,《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前苏联的奥科拉德尼克夫院士在著作《舍石金岩画——贝加尔湖沿岸古代文化遗存》中,公布了在前贝加尔湖的勒拿河上源的舍石金发现的大量岩画。这些岩画不是一个时期的作品,作者认为这些岩画的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都有。奥科拉德尼克夫根据岩画的艺术风格和制作技术的特点,把这些岩画划分若干组,并对每一组进行了年代考订。在这些岩画中有很多骑士像,奥科拉德尼克夫把含骑士像的岩画划分为两组,第一组是马鬃被剪成三花、两花形,属于唐代骨利干人作品。把表现游牧生活的、或艺术风格和凿刻方法不同于第一组的含有骑士像的岩画归入第二组。在第二组岩画中,有游牧车帐的岩画,他认为这是古代游牧的蒙古人中塔塔尔部的遗留作品。舍石金岩画分布在勒拿河上源的河谷山岩上,位于贝加尔湖北段的西岸山谷森林地带,以往是狩猎经济。这些游牧经济生活作品反映新出现了游牧部落,‘他们不仅从外贝加尔来,而且还从更遥远的黑龙江(上游)及其支流鄂嫩河河源来到这里’。奥氏是在耶元1959年发表这部著作的。耶元7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发现了辽代墓葬的壁画,对辽代契丹文化比以前有更加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今天再翻检这部著作,对照辽代墓葬资料,则发现被奥氏定为塔塔尔部的岩画具有明显的辽代契丹文化的特点。”

[11]顾诚《南明史》第十三章《永历朝廷的覆亡》:“在清廷诏告全国的同一天(1662年),朱由榔和他的眷属被押回云南昆明。昆明城中许多百性眼见皇帝蒙难,不免黯然神丧。当时一个目击者说:"永历之自缅归也,吴三桂迎入,坐辇中。百姓纵观之,无不泣下沾襟。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清军把朱由榔一家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高宅内。吴三桂等人认为如果押解赴京献俘,路途遥远,恐怕发生意外,建议就地处决,得到清廷核准。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烺和国戚王维恭的儿子被处死。”

[1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一《俄国在远东的发展》:“俄人初越乌拉山而角逐于西比利亚者为雅尔马克,所带队伍仅八百四十人;其时在公历1579年,即明万历七年。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1638年--崇祯十一年,俄国的先锋队已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了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西比利亚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俄人发展到来那河流域的时候正是明崇祯年间。在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在东北的政治势力几可说是空前绝后,黑龙江全流域以及库页岛皆曾入明之势力范围。到天启、崇祯年间,辽河流域尚难自顾,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更无从顾及,明之旧业快要亡了。但满清遂乘机收归己有,在清太祖及太宗的时候,满人连年东征北伐。……17世纪中、俄的冲突根本是两个向外发展运动的冲突,俄国方面有新兴的罗马洛夫(Romanov)朝代,我国方面有新兴的清朝(清国):可说是棋逢对手。……满清武功所达极北之点就是日后中、俄相持的雅克萨城,俄人称为Albazin。崇德四年(1640年),将军索海所征服的四木城之一,即雅克萨。入关以前,满人的势力虽已北到黑龙江及精奇里河,东到库页岛,并未在边境设官驻兵。被征服的民族有少数编入八旗,大多数仍居原地,按期进贡而已。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清国)驻兵最近东北边境者莫过于宁古塔。”

[1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尼布楚交涉》:“次年(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年初,他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汉员二人,张鹏翻及钱良择,及护军统领马喇带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往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团带有传教士二人,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及徐日升(ThomasPereyra),以助翻译。索额图等遵旨预拟交涉大纲如下: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退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忒术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1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尼布楚交涉》:“我使团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从北京启程,取道张家口,库伦。适此时喀尔喀与厄鲁特战,路途被阻。索额图等一面率领团员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国代表阻道的原委,并要求改期改地会议。果罗文指定尼布楚为交涉地点。次年(1689年)4月26日,我使团复由北京出发。”

[1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尼布楚交涉》:“康熙帝的实在理由或者是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的战已起,中国应速与俄国结案,以便用全力来对付蒙古问题。”

[1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七节《尼布楚交涉》:“七月初八初次会议,果罗文提议中、俄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北)属俄,江右(南)属华。索额图则谓俄国应退至色楞格以西;以东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萨皆应属中国。双方皆要价甚高,故相差甚远。次日,中国代表首先减价:色楞格及尼布楚愿让归俄国,这是遵守朝廷的训令,也是我方预定的最低限度。果罗文付之一笑,以为该二处无须中国之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无进展……七月十二日,俄国代表一早就派人来问我方最后的决定。我代表团在地图上指出额尔比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谓河以东及山以南应归中国,河以西及山以北应归俄国,此外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辞退后,我代表遂派张诚及徐日升去探问俄方最后的决定,并声明外蒙古及俄国的界线应同时划清。果罗文以职权的限制,并以我国势力未到外蒙古,拒绝交涉蒙、俄界线。我方未坚持此点,但声明到厄鲁特及喀尔喀的战争平定以后,蒙、俄间的界限必须划清。”

[17]耶元2009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批准立项,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呼伦贝尔分院承担的重点课题《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变迁》第四节:“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根据学者们对考古学资料的民族学分析,认为早在公元30万年前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先人就生活在自古以来就包括着现今贝加尔湖一带的所谓蒙古地区。最早记载他们踪迹的史籍是公元13世纪40年代写成的《蒙古秘史》,称他们为‘不里牙惕’。他们与被称为巴尔忽、豁里、秃剌思、秃马惕、斡亦剌惕、客列木臣、兀良合惕等部落生活在贝加尔湖东侧的叫做“巴儿忽-脱窟木”地区,被总称为‘巴儿忽惕’。‘巴儿忽-脱窟木’地区有巴尔古津河流入贝加尔湖,周边有着茂盛的森林,‘巴儿忽惕’生活在森林中,以渔猎为生,因此,他们被称为‘林木中百姓’以区别于在草原游牧的‘毡帐中百姓’。波斯史学家拉施德说,‘他们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禹儿惕在森林中。他们从来没有帐蓬,也没有天幕;他们的衣服是用兽皮制的;他们没有牛羊,他们饲养山牛、山绵羊和类似山绵羊的哲兰以代替牛羊;他们把它们捕捉来,挤乳、食用。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在迁徙时,他们用山牛驮载,而且从不走出森林。在他们停留之处,他们用白桦和其他树皮筑成敞棚和茅屋,并以此为满足。他们割开白桦树时,其中流出一种类似甜乳之汁,他们经常用来代替水喝。’‘他们就这样用察纳(滑雪板)驰逐于原野上下,追杀山牛等动物。除自己踏着察纳外,他们还拖着联在一起的另一些滑雪板走,他们将打杀的野兽放在上面。’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森林部落的‘林木中百姓’时,从文化形态上看,他们是狩猎族群,完全不同于草原游牧族群,甚至在心理上他们是抵制草原游牧文化的,以至于要是让他们去放羊,他们会‘悲伤得上吊’。”

[18]《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变迁》第四节:“从精神生活方式上来说,在公元16世纪前,布里亚特人信奉的是原始社会产生的自然宗教——如果说是一种宗教的话——萨满教。这种信仰据学者们考证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前苏联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3000纪,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先民就已经有了图腾崇拜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信仰体系,产生了宗教仪式的主持人——“乌特干”(女性萨满),这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时期。到了父系社会时期则产生了“博”(男性萨满)。这种自然论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续到阿拉坦汗从公元16世纪末开始使用政治强权推行藏传佛教时期,在此之前,蒙古地区虽然有许多宗教流传,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取代萨满教而成为统治性的宗教。阿拉坦汗的强制措施,导致布里亚特人不得不接纳藏传佛教,一时间,佛教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本信仰。然而,萨满教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生存空间,从公元17世纪开始,布里亚特人将传统的萨满教和佛教结合起来,即遵从了阿拉坦汗的强制,又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信仰,直至今天,布里亚特人的萨满还在生生不息的传承着。”

[19]《故宫100》第37集《萨满祭司》。《故宫100》为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耶元2011年12月29日,在故宫博物院举行的百集纪录片《故宫100》的首映,2012年1月,《故宫100》在央视纪录频道继续播出。

[20]《内蒙古日报社数字报刊》2013年6月17日星期一第十二版《天鹅仙女的传说——布里亚特部名称来源》包红梅译。

[21]《满洲实录》卷一。

[22]南宋赵珙《蒙鞑备录》:“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耳?)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鞑主剃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nnofplanocarpin)《蒙古史》第7页:“在头顶上,他们像教士一样把头发剃光,剃出一块光秃的圆顶,作为一条通常的规则,他们全部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三指宽,而这样剃去的地方就同上述光秃圆顶连结起来。在前额上面,他们也都同样地把头发剃去二指宽,但是,在这剃去二指宽的地方和光秃圆顶之间的头发,他们就允许它生长,直至长到他们的眉毛那里;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像妇女那样;他们把它编成两条辫子,每个耳朵后面各一条。”;《鲁不鲁乞东游记》,第119页:“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

[23]《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10期《蒙古族服饰文化传承与保护探讨》郑颖莉著:“清代建立新的盟、旗制度,施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甚至主张旗与旗之间的服饰差异,这促进了蒙古部落服饰的形成和定型。最终形成了巴尔虎、布里亚特、科尔沁、乌珠穆沁、阿巴嘎、苏尼特、察哈尔、土默特、杜尔伯特、乌拉特、鄂尔多斯、土尔扈特、阿拉善等部落服饰格局,展现出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蒙古族服饰文化。”

[24]《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变迁》第四节:“与其他蒙古族群相比,布里亚特人更重视血统传承,自从约公元10世纪(或更早)起布里亚特人明确了自己的族系之后,伊吉利德八姓和宝拉嘎德七姓以及浩里(霍里)十一姓的布里亚特人就记住自己的族系,直到今天,布里亚特人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个人所属的部落和家族。尽管历史的风雨交加,布里亚特人的氏族制度始终在生活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尤其是生活在中国锡尼河的布里亚特人的族谱意识、氏族意识非常稳固。由于氏族制度的稳定性,受其影响的婚俗、礼俗、育俗、丧俗,甚至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等各方面的制度习俗文化传统的传承都具有相当的连贯性。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组织文化的冲击下,布里亚特人以氏族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习俗文化也在发生着变迁,但是,相对于其他蒙古族群来说他们的制度习俗文化的抗侵蚀性能超群,因而才能使他们即使在现代社会境遇中也能展示出其文化的绚丽多彩和顽强的生命力。”

[25]《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

[26]孟森(耶元1869-1937),字莼孙,号心史,武进县人,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他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早年受聘于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旋至译学馆主持翻译事务。耶元1902年在广西边务督办郑孝胥暑中任幕僚,为郑赏识,资送去东京政法大学学习,译有日本维新后的政法类书籍。回国后主编《东方杂志》,武昌起义后,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宣言。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执行书记。耶元1913年4月,当选为国会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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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退山:日本固然不是华夏的绝对翻版,但其文明中的华夏成分多于纯粹的日本成分!
发布:2020-09-07 16: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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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退山:娼妓文化、女权思潮与旗袍的前世今生
发布:2019-10-30 13: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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