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击鼓其镗【镗：鼓声。其镗，即“镗镗”。鼓声。明朝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袁可立）家庙记》：“喤喤考钟，坎坎击鼓。”】，踊跃【踊跃：双声连绵词，犹言鼓舞。】用兵【兵：武器，刀枪之类。】。土国城漕【土国城漕：土：挖土。城：修城。国：指都城。漕：卫国的城市。】，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孙子仲：即公孙文仲，字子仲，邶国将领。邶（bèi）形声。字从邑，从北，北亦声。“北”指“（帝王）退居之方”（帝王上朝执政的地方在宫中靠南，退朝休息的地方在宫中靠北）。“北”与“邑”联合起来表示“退位帝王居住之邑”。本义：退位帝王居住之邑。说明：周武王伐纣之后，商王室就退位了。这个退位的王室由纣子武庚代表。武庚被安置在“邶”。周武王灭商后，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统治原殷都（安阳）和附近地区（原殷畿分为三个部分：邶，河南安阳 汤阴县；鄘，河南 卫辉；卫，河南 淇县），武王对武庚不放心，派自己的三个弟弟到武庚身边辅佐监督， 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称为三监。邶约相当于今河南省淇县以北,汤阴县东南一带地方。】，平【平：和也，和二国之好。谓救陈以调和陈宋关系。】陈与宋【陈、宋：诸侯国名。】。不我以归【不我以归：“不以我归”的倒装，有家不让回。】，忧心有忡【有忡：忡忡，忧虑不安的样子。】。

爰【爰（yuán）：本发声词，犹言“于是”。】居爰处？爰丧【丧：丧失，此处言跑失。】其马【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于以【于以：于何，在哪里。】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契阔：聚散、离合之义。契，合；阔，离。】，与子成说【成说（yuè）：约定、成议、盟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于嗟：即“吁嗟”，犹言今之“哎哟”。】阔兮，不我活【活：借为“佸”，相会。】兮。于嗟洵【洵：久远。】兮，不我信【信：一说古伸字，志不得伸。一说誓约有信，守信，守约。】兮。

击鼓的声音震响（耳旁），兵将奋勇操练。（人们）留在国内筑漕城，只有我向南方行去。

跟随孙子仲，平定陈、宋（两国）。不允许我回家，（使我）忧心忡忡。

于是人在哪里？于是马跑失在哪里？到哪里去寻找它？在山间林下。

生死聚散，我曾经对你说（过）。拉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

唉，太久。让我无法（与你）相会。唉，太遥远，让我的誓言不能履行。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时思乡之歌，作者是一位远征异地的士兵，全诗咏叹士卒长期征战之悲，无以复加。其中，描写战士感情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句在后世也被用来形容夫妻情深。全诗共五章，每章四句。前三章自叙出征情景，承接绵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后两章描写战士间的互相勉励、与生共死，令人感动。从情感发展来看，本诗从出征南行写起，继而写了战后未归的痛苦，又写了战士之间执手相约，直到最后发出强烈的控诉，次第铺排，脉络分明，情感亦随之依次递进。叙事中推进着情感的表达，抒情中又紧连着情节的发展，相得益彰，自然天成。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叶（xié）韵，一作“谐韵”、“协韵”。诗韵术语。谓有些韵字如读本音，便与同诗其他韵脚不和，须改读某音，以协调声韵，故称。南北朝有些学者按当时语音读《诗经》，感到好多诗句韵不和谐，便将作品中某些字临时改读某音。明陈第始用语音演变的原理，认为所谓叶韵的音是古代本音，读古音就能谐韵，不应随意改读。"叶韵"或称“叶句”（叶，同“协”，和谐之意）。】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埋怨战争的降临，埋怨征役无归期，埋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眼前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宣泄了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袒露了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渴望。

这首诗在结构和手法上有不少独到之处。结构上，它基本按时间顺序，写出一个被迫南征的兵士在出征前、出征时和出征后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其中又插入回忆，形成往事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在结构上形成顿宕。同时，在叙事之中又间以抒情，在情感上又形成波澜。尤其是最后一层，完全是直抒其情并皆以“兮”字结尾，仿佛一个涕流满面的征夫在异乡的土地上，对着苍天大声呼喊，对着远方的亲人诉说着内心的思恋和苦痛。

在《诗经》的注解里，“契”为合，“阔”为离，“死生契阔”就是“生死离合”的意思。这是一个征战在外不能归的士兵与战友之间的深厚友情，他们立下誓言，执手共赴战场，无畏于死亡的挑战。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一句的解释，有以下两种说法。

说法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shuō）。”按照汉典网等通行的解释，此举应解释为“无论生死离合，我都与你立下约定（立下誓言）”，“说”字与“悦”字此处不通假。“成说”就是“说成”,《诗经》中经常使用倒装语句，即“不论生死离合，我都和你说定了！”那么，说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下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说法二：“死生契阔，与子成说（yuè）。根据南宋朱熹《诗经集传》”若按“定约、成议”解释，“与子成说”不如写作“与子成誓”，既作“说”，可以理解为通假字，“说”通“悦”更为恰当，“无论生死离合，我们两情相悦”。

这句话原本是战士之间的约定，现代成语多以“执手偕老”形容爱情的永恒。而在种种承诺面前，爱情的承诺应是最动人心魄的了，平凡而真诚的诺言最为感人。两千四百年前的承诺至今在耳久久回荡，令人感慨岁月所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回答。

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鲁隐公四年（西元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前人亦称“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此说由《毛诗序》首倡：“《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鲁隐公四年（西元前719年）夏，卫联合陈、宋、蔡共同伐郑。许政伯认为是指同年秋，卫国再度伐郑，抢了郑国的庄稼。这两次战争间有兵士在陈、宋戍守（《诗探》）。另一种是中国满据时期姚际恒《诗经通论》提出的“鲁宣公十二年（西元前597年），卫穆公出兵救陈”说：“此乃卫穆公北清北之盟，求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姚际恒以为《毛诗序》所说“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而被晋所伐之事。中国满据时期学者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是“戍卒思归不得之诗也”。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不管是哪种背景，可以肯定的是：此诗反映了一个久戍不归的征夫的怨恨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