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按：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文元先生的这篇鸿文，是应鄙人之约而写成的，对于文言文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作出了极精当的评价。全文刊发于《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10期。兹分五期连载，文中观点如蒙认同，祈分享给更多的人。

《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编者按：最近，已经沉寂一百多年的国宝——文言文露出一丝复苏的迹象：2015年年初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永正、徐晋如主编的精装巨制《百年文言》，精选了从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将近四百篇优秀的文言文作品。2015年下半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王文元的文言文学术新作《儒道释疏观》。此外，民间也暗流涌动，屡有才华横溢的文言爱好者初露锋芒。

尽管如此，保护国粹的形势仍很严峻。不妨与邻国日本做一下比较：日本的文言文是从中国舶来的，但在整体水平上，我们与日本在掌握文言文的写作技巧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日本人至今仍然普遍用文言文书写新年贺卡与往来书信。日本民间的吟道同好会（吟唱汉诗的文化团体）会员竟然超过五百万。

文言文究竟有什么魅力，让日本人念念不释？国人究竟因为什么弃国宝如弃敝屣？在现代化的当今社会文言文究竟还有什么用处？文言文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言文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东方吗？文言文在本土能够复兴吗？……本文试图廓清以上种种疑惑，揭示出文言文的本来面目。

华夏的文化有心，心就寓于文言文；华夏民族有心，心就寓于礼乐文教。文心与人心结合孕育出中华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诸子之一的扬雄将中国的文字比喻为“心画”甚为贴切，中国的经典都是用心绘制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灵物，本来此物只应天上有，上苍却赠给了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先人也没有辜负上苍的眷顾，将一个个字符小心翼翼地放到文言文中，奇迹出现了：字符活了，而且充满了敬天爱民、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出于对上天好生之德的回报。

中国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的历史，是“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的历史，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历史，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参阅《周易·系辞上》）的历史。总之，中国人紧跟着天，寸步不离。他们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怀着“其亡，其亡，系于桑苞”的忧患意识，维护天的权威，祈求天保乂华夏民族。

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但拥有用同一种文字记录、而且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只有中国。这是因为中国古人的信仰、价值观以及所使用的文字都是与众不同的，西方的文明出自于脑（通常称其为“理性”），是造作的产物；中国人的文化出于对自然的描摹与效法（通常称其为直觉或具象），包括汉字与文言文都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天为摹本的汉字与文言文因此而获得稳定性。稳定意味着保留记忆，而记忆则是生命最本质的特征。

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生不如死，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生命的本质——记忆，失去了体验生命流程的能力而变为行尸走肉。人怕患失忆症，民族何尝不尔？人生叹短，圣人亦然。老子将人生喻为刍狗，刍狗是用青草扎成的狗，用来祭祀，祭祀过后即丢弃。生命如同刍狗，老子的话是对吝啬的造物主的最严厉的抗议。孔子的抗议温和得多，他走到河边对弟子说：“逝者如斯夫。”虽然孔子温和，其城府却深不可测，他在感慨人生短促的同时构思出一种对抗死亡的策略，那就是通过民族与家族延续个体生命，通过名检让生命改变一种方式继续留存。人不能长久于世，但民族能，家族能，名检能。

孔子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部历史——《春秋》（那之前的历史典籍如《尚书》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只是一种未经加工的历史资料，相当于今天的档案。孔子的贡献不容抹杀，但孔子之前的先辈所做的努力同样弥足珍贵。从共和元年（前841年）中国人已经开始年年记史），开启了中国人书写历史、延续生命的历程。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遗志，补写了他之前2800年的历史。直到中国满据时期，中国记史的传统未曾中断过。中国因此而成为世界上唯一保存5000年完整记忆的民族，创造了永远不可能被打破的记录。这一切功在孔子，功在司马迁，功在汉字，功在文言文！

崇尚理性的民族或国家很难产生连续的历史，因为理性的发展规律是由低级至高级，永远在发展，一刻也不停歇，语言文字也随之不断变化，前人的文字很容易成为死文字。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距今不过四五百年，但今人已经读不懂其原著，因为莎士比亚用过的词汇中，有两千多个今天已经废弃不用。至于埃及的圣书文字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沦为废字，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人能读懂。

我见过更加耸人听闻的报道：当下，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大学生读不懂《华尔街日报》，因为新的单词与短语如雨后春笋，让读者难以招架。现在的牛顿大辞典收录的英文单词早已破百万大关。而常用汉字（中文的汉字与西文的单词都是基本表意单位）数量，汉朝是9300多字，今天也就一万多字（《康熙字典》中的许多字都是专用字，一般场合不用）。

中文表达新思想、新事物一般不采用造新字的办法，而是采用合成新词、新短语的办法，而新词、新短语使用的仍旧是那些已有的字。这种现象在文言文体中尤为典型。使用文言文体的场合，造词受规则的制约，因此一般不会出现随意改变汉字原意的情况。“文饰”的修辞方式又将表达限定在“礼”的范围之内，所以有文言文体在，古典历史文献就永远可读，历史就永远可读，今人与古人就能够心心相印。

西方的语言文字都是不断变化的，以二三百年为一个周期，经过两个周期，后人就难以识别前人的文字。用这样的文字书写历史，当然不能传之久远。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或民族很早以前就开始记录历史，但只有中国获得成功，其余都因文字不能为后人识别而宣告失败。中国成功的首要原因就是汉字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为古人与今人所共用，实现古今“书同文”。显然，靠“考古”是制造不出历史的，口口相传也难以将历史完整地传至后世，非得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字不可。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悠久历史而感到幸运，我们的先人以其超乎寻常的智慧创造出了能够书写历史的文字。这种文字有过很多名字，比如鸟迹文、甲骨文、钟鼎文、古文、籀文、石鼓文、小篆等，直到发生隶变，才形成被现代人称为汉字的文字（古人未使用过“汉字”一词，“汉字”是从日文引进的）。汉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

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纠正。有人认为甲骨文是汉字之源，因此汉字训诂要以甲骨文为准。这种说法不准确，也不全面。汉字的词源学的本义可能来自于甲骨文，也可能来自金文、古文，但更多的场合来自小篆与隶书。中国最早的文言文所用汉字，所表达的意思绝大多数与隶书相吻合。甲骨文只出现于殷商，而殷商的政治中心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

如果以隶书为主要依据（而非以甲骨文为主要依据），那么可以说文言文体始终担当着维护汉字“字出同源”原则的卫道士角色。1899年甲骨文的出土对这个原则形成一定的冲击。在1899年之前，中国的任何典籍都未曾出现甲骨文的概念，也未提及过甲骨文这种文字形态，截至1899年，甲骨文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几乎为零。

1899年之后，受西方理性主义思潮影响较深的一些文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掀起一场建立新史学的运动。当时，他们怀疑五经、怀疑夏朝的存在、怀疑司马迁对三代的描述。自从甲骨文被挖掘出来，关于商朝的历史就不再以《史记》为准，而是以出土的甲骨文与钟鼎等器物上的铭文为准。然而老天并没有给这些无聊文人的面子，当时的考古学对商王的排序与司马迁对殷商王的定名与排序如出一辙！所谓考古学家并没有意外发现，没有得到否定司马迁的有力口实。

尽管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正确与伟大，一心想否定中国悠久历史的帮闲文人们仍旧不死心，一百年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孔子与司马迁的怀疑与批判。康有为率先发难，矛头直指司马迁，提出臭名昭著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将孔子由圣人降格为改革家。康有为在酝酿戊戌变法时喊出“抑古扬今”、“废除科举”、“全盘西化”等自戕口号，企图将中国用文言文记录的历史推翻，用考古的办法再造中国历史，以赢得殖民主义者的欢心。这股反动思潮至今未泯。后来梁启超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梁启超回归认同孔子与司马迁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