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曹前发

本文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2009年11月09日13:25）

本文转自：中国共产党/党史频道/党史研究/人物研究

什么叫计划生育？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指出：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有些时候增加一点，有些时候停顿一下，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揭示了计划生育的科学内涵。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中国人口发展现状，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新思想，折射出他深远的世界历史眼光。

能不能计划生育，从理论上讲，这是可行的。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从实践上讲，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说：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因此，他强调指出，要研究计划生育的问题。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此后，毛泽东多次批评人口方面的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一贯主张节育。他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决策人。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毛泽东一直都是明确表示要提倡节育的。从现有的文献看，至少讲过19次。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郑州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当他得知河南人口是五千一百万时，严肃地说道：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1975年2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人口非控制不行。

从这里可以看出，建国后，毛泽东是一直提倡节育和计划生育的。愈到后来，这个思想愈坚定。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从1949年到1952年各年净增人口为1千万左右。1956年全国总人口为6.2亿。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以上。” “在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乡村，要求节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我们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个工作的推行，应当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

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指出：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建国后，就人口多带来吃饭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谈了20次，其中与外宾谈了15次。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人口如果继续按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全国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就要降低，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就要延迟，这是很明显的。

1963年5月3日，毛泽东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两天后，即5月5日，毛泽东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时说：中国大是大，但人太多，难办，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住房子。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时说：中国人多，他们怕。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

第一个国际因素：人均概念

当年提出人均概念，这是很宝贵的，折射出毛泽东的世界眼光。关于人均概念，毛泽东一共讲了14次。

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说：我们永远不要这个什么“中国第一”。你人口这么多，按人口比例一算（系指按人口计算生产水平，如一个人拥有多少吨钢），荷兰、挪威都比我们多，总不要吹中国第一。

1968年11月10日，毛泽东会见叶海亚?汗总统率领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比蒋介石时候有些进步，但是和别的工业国比较，还差得很，在许多方面，还不行。更不要说工业水平按人口比例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苏联比了。

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始终清醒地坚持用人均思想来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来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就是考虑了人均因素。

第二个国际因素：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

面对“中国人多，将来出路成为问题”的质疑，我们从理论上回答了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从实践上践行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诺言。但是，中国人口多的现实引起的国际关注，也是我们推行节育政策的一个外部因素。

毛泽东认为，靠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吃穿问题。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我们人口多的问题，可以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反对过去希特勒说过的话，他说，人口多就应该向国外扩张，在国外取得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1957年6月6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就十分坦诚地说道：“大力宣传节育，可以使邻国安心。有人担心我们人口多了是否会侵占别人国土。中国不会走罗马帝国的道路，也不会侵犯别的国家。”

可见，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也是对国际舆论的正确回应。

第三个国际因素：关注外国人口、国土比例

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加拉斯加市议会代表团时说：你们是七百万人口住在九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所以你们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你们事业的环境是很好的，人口、国土比例是很好的，有发展余地。革命之后，这么大的国土，丰富的资源，解决七百万人口的衣、食、住、行，就同我们完全不一样了。还举例说，我国浙江省二千六百万人口住在十几万平方公里面积上。

1963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时询问马里的人口和面积。当得知马里450万人口居住在12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毛泽东称赞说：你们国家大有发展前途。还拿江苏、上海来作比较。他说，马里有中国的十二个江苏省那么大，江苏省是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太多了，有四千八百万。上海市区和郊区共一千万人，只有不到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经常赞赏他们国家地广人稀、人口和国土的比例很好，并与中国做比较。可见，他是始终在思考着中国人口问题的。

第四个国际因素：外国的节育实践

1958年1月23日，毛泽东会见奉调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和夫人时说：英国、法国、日本已经控制了人口的增长。1月28日，他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像英国一样能控制。

1963年1月21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一行时说：要像日本、法国一样来一个计划生育。在法国、日本，可能还有德国、英国，都有控制，我问过日本人。他们说，他们一般不超过九千万。法国几年中都控制在四千多万以内。就在这次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挥起大手，突然加重了语气说道：资产阶级能控制人口的发展，难道马列主义者的我们不能做到吗？这显示了他对坚持搞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心。

可见，外国卓有成效的节育工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着他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考和决策。

节育要从使用上方便人民。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节育要从经济上关心人民，提倡免费，实行少收费、不收费。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在对医务人员的谈话时说，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是赔钱，可是切实达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他还说，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钱还是赔钱？这些都是从政治家的视角看问题的。

要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首先要做好青年学生的宣传教育工作。1957年3月7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学生谈恋爱的风气应当加以扭转。婚姻法有关结婚年龄的规定不必修改，但要劝青年晚点结婚。” 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要从中学抓起，这是很有远见的。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说：计划生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要来个大辩论，要公开作教育。他强调指出：“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几个同志的谈话时主张把计划生育的内容编成小册子，挨家送。这种做法，就是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千家万户。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他认为，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

当时，中国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就业的压力主要来自城市。农村中的农民都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无所谓就业问题。这些都促使毛泽东把节育的重点放在城市。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指出：现在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在城市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实效，除城市外，还必须把农村的计划生育普遍搞起来。

毛泽东在把节育的重点放在城市的同时，也很关注农村的节育工作。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还说，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不满意，因为在农村还没有推广。城市人口从1964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包括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到1974年，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当时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5%以下的有七、八个省市。应当说，这是很有成绩的。

1958年1月23日，毛泽东会见奉调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和夫人时说：我们现在还无法控制人口的增长，大概到这个问题的威胁更大时，情况会好些。这同文化、教育水平有关。195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一次插话说：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毛泽东希望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觉控制生育。他的这种人口素质提高反过来有助于控制人口数量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较易克服传统观念，这样又会反过来促进节育工作的开展。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

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1973年7月，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节育要分具体情况，不搞一刀切，这是符合计划生育精神的。所谓计划生育，不是一味地增加，也不是一味地减少，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增减。这体现了人口总体控制过程中的辩证法。

毛泽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说：“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 “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还说：你们那个民族（壮族）人口要增加些才好。

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关注人口的素质问题。提高人民的素质，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全国开展扫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一为‘穷’，

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文化落后的状况，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全局考虑，确立一条正确的教育方针，从青少年抓起。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个方针也是提高公民素质的根本方针。

1958年8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也是提高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目标。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多方面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深感忧虑并高度关注。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明确表态支持节育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60年代在城市和少数农村推行，七十年代逐步在全国推行。回顾这一段走过的历程，是很有意义的。

1953年8月，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变节制生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所作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1954年5月28日，邓小平再一次明确指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联席座谈会，并在总结时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1955年2月，卫生部根据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份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份报告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 第一次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的重大政策。

1957年8月20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 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云兼中央节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月后，陈云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了农业增产外，“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1957年10月国家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为了抓好全国的人口控制，毛泽东还建议采取一些重大的行政措施。1971年，在他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国务院专门批发文件，提出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人口增长规划。1973年7月，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牵动亿万个家庭的计划生育活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78年的2.30，净增人口数由2321万降至1285万，自然增长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20％。在回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倡导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光辉实践之后，再来看看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之说，还站得住脚吗？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由来。“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样注意控制人口增长，那么中国人口就不会增加3亿”，这是“误增三亿”的基本根据。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对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的公开平反是在1979年6月，“错批一人，多增三亿”观点的出笼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而到1979年年中，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69亿。22年间，总共增加3.1亿。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国在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当时就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把全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也不可能使这段时期的人口就达到“零”增长。

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高峰在1952—1957年，在批判马寅初之前；第二次人口高峰在1962—1967年，此时中央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节育，与“批马寅初”浪潮无关；对人口增长直接施加影响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论，当时的人口政策并没有因“批马寅初”而改变，更没有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增长有惯性，将22年人口增长3亿定性为“误增”是不科学的。如果这期间严格执行节育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是可以少增加一点的。这说明我们对计划生育问题的认识和执行力都不够。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措施之严厉，可谓前所未有。也是来源于对过去这一教训的总结。

早在1955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 第一次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的重大政策。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如陈云指出：“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因此，我们必须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把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此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继续重申这一基本国策。

1979年3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10‰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陈云和李先念也都主张法制。

1978年3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计划生育纳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使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实行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宪法、婚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计划生育法规，对于稳定计划生育政策，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逐步建立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新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做法。这就说明了在强调依法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力主要是围绕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两个方面来展开。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很注意人口自然增长率问题。

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在对医务人员的谈话时说，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是赔钱，可是切实达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

1965年8月13日，周恩来要求上海市在五年内应把人口纯增率降到1%。11月1日，他在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代表时说：要使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年纯增率控制在1%。

在六十年代，提出人口自然增长率1%的目标，是有现实意义的。

1971年国务院51号文件提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控制指标，要求在“四五”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上述指标，在1973年6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此后，历次国家计划均包括有人口指标，使计划生育真正做到名实相符。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仍然注意人口自然增长率。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说：我们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年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我们必须定这个目标，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

200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邓小平的设想终于实现了。要真正控制住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必须为零，甚至一段时间为负数。

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个关键指标叫做人口总和生育率，即全社会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子女数。从控制论关于系统稳定性的观点出发，容易证明，对每一个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存在一个极限值，即“双向生育率极限”。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临界生育率是2.16。

一般维持人口不增不减平均生育率在2.1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如果以后一直保持1975年的妇女平均生育数（3胎），10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42.64亿；如果保持1978年的妇女平均生育数（2.3胎），100年后我国人口将约为21.19亿。

当时我们选择的是，全国育龄妇女尽快实现“一胎化”，那么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便可降低到零左右，总人口又不超过11亿，随后由于人口的惯性发展将出现人口减少的趋向。这可能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比较理想的一个方案。

早在20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就提倡过生育两个孩子就够了。

到了80年代，根据人口压力增大的状况，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用公开信的形式向党团员发出号召，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中共中央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78年的2.3下降到了1997年的1.8，已低于临界值。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下降到了10‰以下。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较好的人口环境。

同时，中国的人口控制也为减缓世界人口的快速发展态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外国一些人士认为，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是不人道的。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控制人口，使国家发展起来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少生４亿多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下降到2008年的5.2‰；总人口由1978年末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末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的年均增速下降0.9个百分点，进入平稳增长期。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什么水平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12月，300位人口专家历时两年研究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育率应稳定在1.8，就是现在这个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后十几年，我国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人左右，到2033年左右达到峰值15亿人，人口数量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