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家的法定货币不同，比特币的特点是其中立性（Neutral）和非政治性（Non-political），因此比特币的支持者在传统政治立场光谱系分布广泛，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这是使其很难被围堵剿灭的原因之一，因为各个阶层和政治倾向的人们都有经济动力从中获利。不过有许多迹象表明，比特币的大量支持者，甚至发明者中本聪本人的立场都是比较倾向右翼的保守派，也就是反对白左甚至可能包括反对犹太精英的渗透控制的。例如，比特币拥趸的一个常用口号：“做多比特币，做空银行家”（Long Bitcoin, short the bankers）其实就有隐晦地抨击犹太精英对当今金融体系的影响的意味儿。

《福布斯》杂志文章《比特币诞生10年发明者身份成谜，财富杂志却宣布揭晓谜底！》中已经谈到了一个名叫尼克•萨博（Nick Szabo)的50多岁的美国人最可能是比特币的匿名发明者。尼克•萨博是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法学家及密码学家，以数字合约和数字货币的研究而闻名。他于1989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他在比特币诞生14年前就定义了“智能合约”这个在区块链领域路人皆知的词汇。

早在1998年，萨博就开始构建“比特黄金”（Bit Gold) 的理论，他认为可以将电脑位元和电脑运算力转化为可存贮的货币价值。“比特黄金”被誉为是比特币的前身。

综合多方证据，萨博最有可能是比特币背后的发明者的中本聪。而关注他的推特就知道，他除了关注加密货币、区块链和金融革命，还似乎同样关注反恐、美国政治、反对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以及西方白人社会衰微与人口下降。

即便萨博本人并不是比特币的发明者，毫无疑问和他一样活跃在加密货币的开发和宣传领域的人们许多都是反对西方白左的，因为他们许多都是精通网络的程序员，而网络易于隐秘身份的特性使得反对白左政治正确和犹太精英的渗控的观点更容易被讨论和表达。而当这样的观点越来越被Youtube、推特、贝宝（Paypal）等白左和硅谷犹太精英控制的大公司所打压，审查和拒绝提供服务时[45]，比特币就成了西方网络上的抵抗力量和异见人士经济上的工具，因为其并不被任何一家中心化的大公司掌控，不会打压审查和拒绝服务。

西方主流媒体的“政治正确”和步调一致的对保守派声音的压制在西方已经是路人皆知，如果西方曾经存在过新闻自由，那么在白左和犹太精英盘踞了媒体和主流文化的今天，这种新闻自由已经大半不复存在，早已经有一系列话题成了禁忌和高压线。而比特币成为反对力量从经济乃至组织方面聚集力量反对主流媒体的文化钳制的有力工具。这就是为何根据The Block区块链新闻机构的统计显示，右翼人士对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态度相比民主党宽容[46]。

比特币对白左和犹太精英对西方社会的隐性渗控的挑战会是全方面的。

首先，比特币本身会挑战传统跨国银行和各国央行无限的印钞权，因为比特币按照程序规定只有2100万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们会意识到这种电子稀有性的价值从而使其成为方便保值和远程交易的“电子黄金”。因为不受任何中心化群体控制，比特币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不会像传统银行的交易冻结或者逆转。这会使得犹太精英很大程度上掌握的传统金融体系渐渐失去影响力，人们将进入更加自由的去中心化互联网金融体系。如果比特币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那么目前依附在美元霸权上的犹太精英群体的能量也必将逐渐衰微。

上文提到过，据《圣经》记载，耶稣当年驱逐了占据圣殿的犹太买卖商和兑换钱币的人们，因为他们将祈祷的殿宇变成了填满私囊的工具和经济压迫与剥削的中心。如果耶稣看到今天的情况，那么估计他同样会谴责被犹太精英掌控的跨国建制派银行体系，如Citi Bank，Wells Fargo, JP Morgan Chase 和Goldman Sachs等跨国银行。

上图中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象征着如今低效率、腐败、垄断和通货膨胀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犹太精英盘踞掌握无限印钞权的美联储和西方各国央行估计也会在耶稣的谴责范围之内。而比特币恰恰就成为了瓦解这些占据隐性经济剥削地位和金融垄断的犹太精英的有力工具。难怪有些网友们趣味地编辑了上方图片，赋予了比特币谴责和驱赶在现代经济秩序中犹太精英的垄断的功能。

第二，去中心化的经济必然会带来更加去中心化的媒体。互联网已经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只要有优质的资源，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积累口碑和关注度，不再需要拥有自己的报纸，广播或者电视台。但是当越来越多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络名嘴和主播开始反对西方白左和犹太精英的“政治正确”时，Youtube，Facebook，推特（Twitter）便开始大量的限制和封禁。

针对这一情况，比特币使用的区块链技术很可能将催生一批去中心化，难以被封禁的视频、照片和社交媒体平台。比如因为推特封禁大量反对“政治正确”的账号，一个叫做“Gab”的类似功能平台开始崛起，最近Gab计划通过比特币融资1000万美元来完成去中心化的建设[47]。

更加去中心化的经济会使网络媒体的观点和声音越来越多元化，从而逐渐改变被犹太精英渗控严重的媒体集团、硅谷巨鳄和好莱坞制片厂的主流文化气候。

最后，去中心化的经济和文化最终将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真相的了解，犹太精英在美国政治左右逢源的优势将会改变，如今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选民，对以色列的支持率都在下降，之前也提到，在美国年轻人当中也出现了类似趋势。

当然，由于白左和犹太人仍然掌握着大量的媒体和文化机构的资源，而且犹太精英对右翼的影响仍然巨大，所以他们必然不会束手就擒，因此，未来美国的张力和矛盾将逐步加剧和升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白左和不同的犹太精英内部也在产生张力，因为他们虽相比右翼有更多共同点，但也并非铁板一块。这次梅努钦和扎克伯格就Facebook要发布Libra而产生的张力就是传统金融犹太精英和硅谷新兴技术犹太精英的张力的一个体现。

另外，一方面是我国在经济和全球影响力上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另一方面是逐步觉醒的美国公众，尤其人数日渐下滑的主体民族，传统白人基督徒对犹太精英的不满和敢怒不敢言。掌握媒体和话语权的犹太精英开始将舆论的炮火引导对准我国，将中国塑造为美国的“存在性危机”（existential threat)，鼓吹夸大“中国威胁论”，通过嫁祸他人，转移公众视线为自己赢得时间。

当然，中美目前的贸易战主要还是西方传统白人精英自己决定开打的，但是毫无疑问犹太精英积极地提供了舆论支持，这点我们要是了解西方各大媒体在贸易战时口径高度一致地对中国的抨击就可知道。其中包括平时对中国比较中立的犹太人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名为《中国遇上特朗普是应得的》的文章[48]。

同时他还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认同特朗普前智囊史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对中国的强硬主张[49]。要知道，弗里德曼和班农分别来自左派和右派，对多数问题的看法都大相径庭。

另外，美国对中国贸易谈判的多位虎将和公开对中国强硬表态的高层官员（史蒂芬•梅努钦，威尔伯•罗斯，拉里•库德洛等）都是犹太人或是为犹太精英利益服务多年的人。因此可以合理猜测，许多犹太精英对美国把矛头对准中国是持配合甚至赞许态度的。

这不是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没有挑战，或者美国指控中国的一些不公正竞争手段一定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相比中国对美国的挑战，美国渐渐力不从心的根本原因是内部的，并且不只是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而是来自白左与犹太精英对西方文明内核的不断解构和肢解，从而造成价值观混乱，婚姻解体，人口替换。人口结构的改变导致民主制度走向失灵，沦为各个族群和种族争抢公共资源的工具，传统基督信仰也逐渐衰微。

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探讨其他国家对其挑战的同时，至少应该用同样的精力来面对白左与犹太精英的渗控问题。白左问题在西方共和党等传统右翼中尚且可以讨论，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特朗普当选总统远比任何左翼政客（希拉里等）当选更能为西方文明续命。但是，犹太精英问题无论是传统左翼还是右翼，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讳莫如深，可以说是最高形态的“政治正确”。探讨这个问题的人都很快被扣上“希特勒转世”和“反犹”的帽子，遭到多方打压和迫害，而这正是因为犹太精英长久盘踞西方主流文化和媒体的结果。他们不仅控制能够谈论的内容，更影响着公众看待问题的眼镜和叙事模式。这样的状况确保了犹太利益的不受挑战，传统价值观的衰微和人口结构的巴尔干化，必将使欧美继续走上衰落、混乱和内部纷争的道路。

其实犹太精英也没少努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从改革开放之后便是如此，他们长久以来就希望通过美国让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之后能够继续市场高度开放，文化高度开放，并且以民主政治的名义瓦解中国的中心化文明结构，就如同他们肢解传统欧美基督教主体文明一样。

因为对于犹太精英利益来说，将中国带领进入受制于国际资本、高度个人主义（原子化）、传统道德瓦解、民粹式民主社会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一个性解放、同性恋、变性人成为时髦、主体民族意识和人口结构衰微、多元“政治正确”的社会是更容易受制于西方（犹太国际资本）的社会的。这是犹太人最有安全感的，是犹太利益可以流转和自如行动且不被质疑的环境。

犹太精英这种努力的例子包括扎克伯格为博得国人的欢心刻苦学习中文，以至于2014年在一次清华论坛上用中文惊艳全场。

背后的目的自然很多，但肯定包括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权，所幸我国不为所动。不然，能够想象，他若是在中国发行他的Facebook的Libra币，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会有多大吗？

其他的迹象包括西方媒体对中国通常非常负面的报道，尤其对我国在维护新疆和平稳定的政策上的激烈反应。而任何了解欧洲当前伊斯兰化的状况的人们都知道，任由极端伊斯兰主义横行对一个社会的分割效果和巨大的隐患。犹太精英的一个非常有规律的倾向就是不断地瓦解各个单一主体民族的向心力、婚姻家庭、道德观、人口结构和传统信仰，但是在这些方面他们自己却常常保持着强大的传统性、凝聚力和续航性。

而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道路，虽然仍有许多的挑战和问题要解决，但是却没有往西方白左和犹太精英希望的方向发展，中国仍有许多体制性的问题，未来的发展道路仍然需要突破和改革，但是西方白左和犹太精英发现自己对中国的影响力不是在上升而是在逐年下降，中国取得了强大的自主性和决定摸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根本没有朝他们的方向演绎。

而毫无保留接受西方资本、文化和盲目民主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都逐渐走进了西方社会的疲态，即进入了同性恋观念时髦、高度原子化、失去向心力、完全暴露在西方资本和瓦解性文化输出的力量之下。而本文之前提到过包括同性恋婚姻等后现代道德趋势在美国的普及和对全世界的辐射很大程度上是犹太精英不懈推动的结果。比如，在台湾的民粹政治乱象中，同性恋婚姻通过了；韩国选出了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总统文在寅，并成为了首个出生率低于1的国家等等。

2018年台湾的同性恋游行有超过13万人参加，成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大游行之外，亚洲第二大的同性恋游行[50]。就在2019年5月，台湾通过了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法案。

这不是说我国完全没有被西方输出的这些思想所影响，但是因为中国的中心化结构，这样的影响进程远远缓于盲目接受西方文化、经济、以及已经被犹太精英劫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和地区。

当今的中美贸易冲突问题和香港问题也有这样的背后因素，笔者当然不是说所有问题的唯一层面和角度都只有跨国犹太精英利益和意识形态输出问题，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通常人们缺失的角度。

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关税极限施压让中国妥协，立法接受国际条约监督自身经济体制和模式的改革，这自然是撬开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契机，让中国更多走向日本的老路，符合犹太精英的利益。因此犹太精英政治力量卖力推动，走在与中国对抗的前线，许多媒体也遥相呼应地造势。

在香港问题上，我国近期发表了《新华社评香港修例风波：背后有深层次社会矛盾问题》，表示承认香港社会存在深层次民生和经济张力，需要着手解决，理解香港同胞的苦衷，并采取促使切实改善香港的现实问题。

不但如此，特区政府还表示将21000平方米的土地重建作为住宅用地，改善民生。可是与此同时，香港的同性恋权益机构在状告政府，因为同性恋人士无法像异性夫妻一样得到政府福利房的援助[51]。

可见，同性恋运动在韩国和台湾站稳脚跟之后，已经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香港，并且最终要在整个中国合法化。手法自然仍然是通过媒体宣传赢得人心和同情，然后通过法院系统挑战现状，最终获得法律认可。

而支持这次香港大规模示威的泛民派政治人物毛孟静也是同性恋运动的支持者，近期她在接受外媒关于香港局势的采访时，在办公室背景显眼的位置摆上了象征同性恋运动的彩虹旗。

可见，境外渗透甚至颠覆势力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借着香港民众的一些合理的民生和自由的焦虑所产生的能量在推动自己的计划，他们在亚洲的代理人甚至不自知成为了棋子，觉得在推动一件崇高的事业。而这背后的总后台可以说就是一直在推动同性恋运动，弥散式盲目民主（全民普选），多元主义政治正确的欧美白左和犹太精英们。如果任由这样的势力渗透进入我国，最终的结局很可能会陷于类似欧美的窘境——文明被肢解，主体民族消逝，道德观混乱，家庭解体并且社会逐渐被犹太精英直接或者间接渗控。

而当今中国面临许多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虽然和我们有些过早放弃了韬光养晦的思路，相对高调希望领导多极世界有关，但是毫无疑问也是犹太精英认为中国若果真在近期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的重心仍在美国，并且他们发现他们目前无法像渗控欧美一样渗控这个甚至比他们还要古老的东方文明。

而犹太精英对中国攻击的进一步升级的迹象发生在9月9日，著名货币投机巨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称“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对打败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52]。”

这暴露了我们提到的犹太精英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那就是犹太精英对自己的“宿主”（英国、美国等）通常是不以为然的，仅在乎是否有利用价值。索罗斯其实不怎么在乎美国利益，甚至敌视传统白人基督教主体民族。他只在乎实现自己的乌托邦计划，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西方社会。

索罗斯掌握的所谓“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常年支持西方白左和犹太势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其实就是开放社会来接受同性恋、变性人、极端女权主义、大规模中东非洲移民和“政治正确”的推动多元主义乌托邦的基金会。而由于中国的情况，这些计划许多都无法顺畅地推动和渗透进来，而倘若中国真的有一天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那么像他这种与中国结过梁，影响范围主要在西方的犹太精英自然会变得无足轻重。

要记得，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索罗斯对香港的攻击无功而返，而现在趁着中美贸易战焦灼之际，他再次卷土重来。索罗斯在自己的文章中警告公众，特朗普可能会为了2020年中期选举而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达成妥协，而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他主张要持续对中国强硬。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犹太精英日益难以掩藏他们的渗控，而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经济和科技将进一步渐渐剥夺们的控制权。于是，他们支持西方人把自身渐渐力不从心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中国，以达到转移视线，延长自己影响力的目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因为自己植入了不兼容的外来细胞，肌体产生排斥反应而日渐虚弱、力不从心、诸事不顺，但却把自己的所有问题归咎在工作单位雄心勃勃与自己展开激烈竞争的年轻同事一样。

即便我们暂且假定中国如美国指控的一样，运用了许多在他们看来不合法、不公平的手段，那么如此之久美国却没有人站出来阻止，原因也一部分是因为对美国没有多大忠诚度的犹太人掌控了许多资本和政治权利。没有人从内部开门带路，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部竞争对手也不可能轻易占上风的。

在综合论述了犹太精英利益集团对欧美文明的系统性渗控、离散、解构和利用之后，我们必须再次声明的是：犹太群体和世界所有其他的民族一样，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利。大部分犹太民众也和我们一样，向往平静安详的生活，并不是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渗控的直接帮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类似的历史不断再重复，犹太群体在犹太精英的领导下与他们相处的主体民族一段时间后，必然总体趋向去损害主体民主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巨大的灾难，主体民族也常常会以偏激的方式回应，因此造成对立的升级和更多的苦难。

因此从犹太人的角度，他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被无故迫害，嫉妒和攻击的血泪史。而从与犹太人长期同住的非犹太主体民族角度来讲，犹太人的渗透，运作和控制力对主体民族往往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让他们感到不满甚至恐惧。

这当然不是说犹太人的遭遇都是自己的问题，非犹太人当然也有霸凌犹太人的时候，甚至走向了屠杀犹太人的可怕极端道路。但是，由于犹太人这样的历史一直在地重复，因此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源于犹太的民族性。

谈到民族性，首先，犹太民族性问题源于其强烈而独特的乌托邦主义情节。历史上，犹太精英不断发动、参与和运作看似是普世性的乌托邦运动，吸引许多基层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其效力，但看似是普世的，全人类的运动，其实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犹太利益集团的目的。

其次，犹太人由于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特性使其对特定的国家没有绝对的忠诚，因此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处境尴尬的异国元素，其首要忠诚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体，这也为其孕育和参与普世（适）性的乌托邦运动提供了便利和诱因。

第三，犹太人在所有国家作为少数，特别是面对高凝聚力的单一族群，都有一种极深的不安全感，反复出现的规律就是：犹太群体，尤其是精英群体有意无意的会不断地瓦解主体民族的利益和向心力。而今天，犹太精英对传统欧美白人基督教文明所做的就是通过金融、文化、媒体乃至政治操纵不断瓦解离间西方社会的信仰、婚姻、性观念、两性关系、民族和种族认同和人口结构，最后导致社会原子化，分裂化的一盘散沙，在这样的情况下，犹太群体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其文化与资本利益在后现代多元社会中是运作自如的。

第四，犹太群体能够与主体民族精英实现利益交换，从而构建有效的攻守同盟，因为犹太群体能够为社会提供许多有意义的服务，而穆斯林群体因为对社会提供的利益有限，往往不能够充分达成与主体民族精英的联盟，尤其在现代社会。

之前提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长期为世界前霸主大英帝国提供金融服务，如今美国的左翼犹太精英与许多白左也有事实上的联盟，犹太右翼精英对美国右翼的影响也很巨大，这点看看犹太群体在特朗普内阁与家庭中的影响力便可知。

上文已经给出了充分证据，毫无疑问，犹太人在商业、媒体宣传和社会运动的运作上有独特的才能和优势，而且也有极高的平均智商，而这些往往成为他们进入社会关键位置的敲门砖。

再举一例，俄国1917年革命的核心人物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y）凭借过人的精力和优美的文笔，成为《火星报》（Iskra）的得力写手，得到列宁的赏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节节高升。直到后来的斯大林时代，他才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最终命丧异乡。而当时斯大林的清洗，很大程度是针对当时许多把持要位的犹太血统的精英的。

而列夫•托洛茨基的原名是列夫•勃朗施坦（Lev Bronstein），是富裕的乌克兰犹太人家庭的后代。他与第一任妻子，犹太人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婚礼是由一名犹太教拉比主持的[53]。

历史规律似乎反复表明，主体民族精英与犹太精英的联盟往往会造成主体民族群众的极大反弹，而最后主体民族的精英也常常会感到犹太精英开始逐渐反客为主，把控社会许多关键位置，并且常常损害主体民族利益。二战前在西方这样的张力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而在今天这很可能将再次达到了一个矛盾积蓄的临界点，因此公开探讨一个和平理性的解决方案显得日益迫切。而若因“政治正确”而拒绝实事求是，那么矛盾积累后的总爆发必将是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来说都将是一个新的灾难，并且也是又一个指责与罪咎的恶性循环的开始。

而如今，随着比特币等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基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货币金融体系和去中心化的媒体平台将挑战犹太精英控制的金融和主流媒体的领域。使得一系列被白左和犹太精英视为“政治不正确”的话题无法被有效限制和审查。而随着犹太精英在经济和文化中的掌控力被瓦解，犹太利益在欧美政治上的左右逢源也有望成为历史。

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诚心希望，科技的力量能够避免灾难的再一次重现和循环，充分地表达和知识普及能够最终让公众意识到这个群体过度膨胀的影响力需要被降解和限制，欧美主体民族的信仰，身份和凝聚力必须得到尊重，最终或许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在如何相处和互动的问题上能达成谅解，让一切都开诚布公，对犹太群体的合理批评就像对他们一些优点的赞扬一样不再是禁忌。 000八、面对西方当前的剧变和动荡，我国该如何审时度势？

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即便最后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危机能够最终有一个比较平缓的化解，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中间也绝对不会一帆风顺。随着极端女权主义、性解放和其他彩虹观念的蔓延导致家庭解体和生育率下滑，再加上大规模第三世界移民的涌入（穆斯林，非洲人口，拉美人口等），主体民族欧美白人的的比例逐年下滑。同时，传统的主流信仰基督教也日渐衰微，因此西方社会的信仰和道德共识解体后，社会将不断滑入多族群和信仰大乱斗的窘境。

目前西方世界中推行最激进的移民政策的国家竟然是加拿大。据CNN报道，加拿大打算在未来3年接受1百万移民。加拿大的移民部长艾哈迈•胡森（Ahmed Hussen）自己也是一名索马里移民[54]。

伦敦大学的教授艾瑞克•卡夫曼（Eric Kaufmann）预测，到2060年加拿大的白人比例就将不足50%，到2106年白人比例将可能低至12%[55]。

因此，西方社会最终的经济、文化、政治、地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都将大幅下滑，因为其文明实力的底盘（人口，土地）将会丧失大半。

而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就要乐观一些。毫无疑问，我们在短期和中期都将面临诸多挑战，中美贸易战，中国模式的持续探索和文明的转型复兴问题等等。但是我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高人口，高凝聚力，单一族群，高智商的大国，而这些都是日渐碎片化的西方社会正在丧失殆尽和难以修复的。

因此，考虑到西方文明现在的现状和难以逆转的碎片化趋势，如果智慧地处理我们短期和中期的挑战，长期来讲很难有文明能够在发展潜力上与我们比拟。

首先，我们需要警惕犹太精英和白左对中国大门的撬动和对文明本色的解构，这包括通过跨国企业等途径的资本渗透，通过西方媒体，影视向中国宣扬同性恋、极端女权主义、性解放、否定种族差异、鼓励大规模混血等其他彩虹多元主义乌托邦宣传等等，这样的冲击实际上因为我国执政党的领导已经被阻断和淡化了许多，但这些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正在逐渐蔓延，我们有思想的失地需要夺回。

其次，受比特币启发的犹太硅谷科技精英马克•扎克伯格想发布Facebook自己的货币Libra，这的确会对我国的货币主权构成威胁，欧洲多国已经表示要限制甚至禁止Libra。不过所幸我国早在2014年就开始研制自己的央行数字货币，可谓是未雨绸缪[56]。

央行数字货币在一些功能的实现上与微信和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有很大的区别。以往电子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央行数字货币可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央行的数字货币专注于对M0（流通中的现钞）的取代，它拥有现钞的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可控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比较好的工具。

而反观Facebook，推出一开始就遭到美国传统金融利益集团的围堵，印度也宣布禁止Libra，在欧洲也举步维艰，是否能够如期在2020年投入市场难以预测。因此在国际中心化数字货币的竞争中，我国的中心化数字货币已经取得了先机。另外，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长穆长春表示，我国的数字货币还具有Libra没有的功能，具体场景中，不需要网络，只要两个手机碰一碰，就能实现转账功能。传统电子支付在没有信号的环境中无用武之地，而中国的数字货币不需要网络就能支付，因此也被称之为收支双方“双离线支付”[57]。

可见，在捍卫货币主权，抵御犹太科技精英搭乘比特币的东风进犯的领域，我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第三、针对比特币本身，我国目前采取的谨慎乐观姿态是可取的。当前我国法院已经通过判例承认比特币的产权受法律保护。中国银行甚至在其旗下中银国际证券的《证券投资学堂》栏目中发布了一篇《漫说金融001 期：暴涨的比特币，来了解一下》的文章，以生动的漫画形式介绍比特币 [58]。

与此同时，我国也大力扶植比特币背后的区块链技术的发展，2018年设立的海南自贸区的区块链试验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59]。

另外，由于比特币通过程序模仿稀有金属黄金的开采，因此全球都有用电子设备“挖矿”的运营者，我国是支持比特币运算网络的数字“挖矿”活动最活跃的国家，占比超过60% [60]。

这并不能说明我国能够控制比特币的网络，因为其节点是全球分布式的，但以上都说明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的成功是符合我国利益的，因为我国已经在此方面做出很多投资，并且在许多领域走在前沿。

但另一方面，我国也禁止了数字货币交易所在国内运行，同时也强调和扶持区块链的场景化应用，淡化比特币和数字货币。此措施的主要考虑是防止加密货币成为突破资本外流限制的工具，造成资本外逃，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秩序。禁止交易所向大众开放使得普通大众难以轻易用人民币购买比特币，避免了短期内大众蜂拥抢购而影响人民币的地位，在提高了门槛的情况下，只有拥有外国银行账号和其他方法的民众才能购买比特币，降低了短期过渡过快的风险。

笔者相信比特币最终会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过这将是一个数十年漫长的过程。而毫无疑问，作为国际货币的当前盟主，在这个过程中损失最大的肯定是美元和美国的影响力。作为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的新兴大国，中国对比特币和区块链的态度自然不应是全盘否定，反而应该借力打力达到我们的战略目标。

而且，美国无法像我国一样全国统一禁止数字货币交易，限制比特币的挑战。在美国，直接禁止持有比特币更是无从谈起，因为有许多法律问题，而且美国国内的各利益的博弈很难在此问题上形成民主投票意义上的压倒性共识，因为背后博弈的力量过渡分散化和碎片化。反观我国，则可以制定更有针对性和一致性的谨慎乐观战略，虽然比特币最终将对所有的主权国家货币构成挑战，并且带来一个更加去中心化、透明、公平和尊重隐私的数字货币未来。但是这个过程如果没有管控，使其过快过广地在大众中普及，容易造成现有社会秩序的松动，使比特币有可能成为国内和境外颜色革命势力渗透和肢解中国的工具。

因此，在我国的中心化文明治理结构下，我们能够最大化比特币和区块链金融变革的机遇，最小化其风险，在一个比较长的周期中逐步探索国家经济与比特币共存的最佳方案。

相比之下，欧美的主体民族与垄断金融、媒体和染指大半政治权力的白左和犹太精英的矛盾日益尖锐，另外加上已经涌入的大量第三世界人口也有自己的利益（拉丁美洲移民，穆斯林，非洲黑人等）。因此可以预计未来西方社会将要面临族群冲突升级和社会加速动荡，人们对政府的和国家货币的信任将进一步丧失，加速资本向比特币的逃逸。比特币将成为各利益群体自力更生的经济工具，尤其成为想从白左与犹太精英夺回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权力的主体民族的工具。而这一切都会使西方面对数字货币变革无法保持一个持久、一致和火候得当的治理方案，从而加速其国际影响力的衰微。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文明如果要想有持久的续航力，必须是一个单一主体民族和种族主导的中心化文明结构，一旦主体民族和种族主导的中心化文明结构垮塌，则将迎来动荡期和重新洗牌、重组的阵痛期，直到新的主导力量成功的凝聚。罗马帝国如此，中世纪的欧洲如此，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也将如此。

面对千年一遇的区块链金融变革，笔者认为只有中心化文明结构的调控管理才能够从中心化的传统货币金融结构过渡到一个去中心化的、更优越的数字货币未来。而去中心化的经济结构也会对中心化的文明治理结构有所启发，逐步更好地区分那些是需要中心治理、向心力和一致性的，哪些是可以允许去中心化的，从而充分鼓励个人自由、隐私和创新。

而对于已经谈到的通过多元彩虹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正确”全面肢解传统西方文明的白左和犹太精英，我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需要系统性的引导已经被迷惑的同胞们看清真相，当前我国对其历史脉络和认识尚不清晰，只是笼统隐称其为“颜色革命势力”或者“境外颠覆势力”。

因为毫无疑问，世界上最大的主体民族，人口达13亿的汉族被白左和犹太精英视为多元主义彩虹乌托邦的最后障碍。汉族的悠久历史、高人口、高平均智商、统一语言、文化和高凝聚力都是欧美白人主体民族之后对彩虹乌托邦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一直在寻找突破口，无论是借新疆问题指责我国，还是利用香港与大陆之间中国内政问题制造分裂等等。不过，随着欧美主体民族的日渐觉醒，犹太精英们在西方的经济、媒体、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制空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他们在未来恐怕会逐渐自顾不暇，对我国的渗控攻势将难以持久保持强度。

可预见的是，未来数十年西方社会将围绕极端女权主义、同性恋、变性人、大规模移民、种族差异和犹太精英的影响力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展开激烈交锋，许多人将被扣上“不宽容”、“恐同”、“种族歧视”、“反犹”和“希特勒转世”的帽子。在这方面的争议，我们可以允许西方日渐势微的主体民族打头阵，没有必要也过早在国际舞台上公开谈论这些问题，而使自己成为攻击目标，只需在内政和外交的实际政策中认真考虑如何限制和揭露当今犹太群体左右逢源的各种乌托邦运动，等到国际公众对基本事实和彩虹乌托邦的危害达成共识时，才是我国呼应和认同这一系列问题的时机。

我国也曾是发展中国家，曾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并且我国对犹太人有恩，当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时，我国上海接纳了大量的犹太难民，后来许多都成为以色列复国运动的重要人才。因为犹太人对我们没有道德制高点，白左或犹太精英若污蔑扣帽我们为“反犹”或者“种族歧视”时，自然难以奏效。而在国内，我们需要严控和揭露犹太乌托邦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无论是犹太左翼的彩虹多元主义政治正确乌托邦，还是犹太右翼的宗教民族主义以色列复国主义乌托邦，我们都需要揭露其历史渊源、幕后推手和对非犹太主体民族社会的危害。

另外，我们应该严格限制犹太人移民和定居，保持现状，拒绝承认犹太教在我国为合法宗教，禁止犹太宗教集会和会堂的修建。重申本文前言中提到的：犹太群体和世界所有其他的民族一样，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利。大部分犹太民众也和我们一样，向往平静安详的生活，并不是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上逐步渗控主体民族社会的直接帮凶。

但是纵观历史，毫无疑问，在犹太精英引导下的犹太群体，往往成为瓦解损害寄居国主体民族利益的持久的力量。而犹太教正是凝聚犹太群体的核心力量，无论是虔信犹太教的宗教右翼，还是在犹太社区耳濡目染但是最后放弃信仰的犹太左翼。与世界各国的犹太人保持良好的互惠互利国际关系自然符合我国利益，但是犹太群体和犹太教作为一个高向心力和有如此不幸历史的族群，其人口、资本和文化影响自然不能被允许在我国有一席之地。

因此，总的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比特币掀起的数字货币变革的机遇，管理好其带来的风险。同时吸取西方社会的前车之鉴，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抵御和反制白左和犹太精英对我国主体文明结构的渗透、蚕食和肢解，并在在现代化社会中奋进探索适合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将不仅能承前启后实现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也将无愧于我们5000年的文明传承，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愿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