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名人为何都喜欢娶日本女人？

著名文人郭沫若的异国情缘，成为他心里永远的痛。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1914年7月，他22岁时留学日本，进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预科毕业后转入了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学。

佐藤富子1895年出生在日本仙台，其父亲佐藤右卫门是基督教牧师。佐藤富子21岁那年，母亲佐藤初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富子因此离家出走，来到了位于京桥区的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所教会医院里她与郭沫若相识，后来二人相爱。这段中日联姻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

而陶晶孙作为郭沫若的连襟兄弟，他的异国情缘，则鲜为人知。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跟郭沫若一起学医，娶了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

陶晶孙多才多艺。他终生研究医学，是中国现代预防医学与寄生虫研究的先驱。他在小说、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而且精通日文和德文，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

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文艺、音乐。她与陶晶孙相识的时候，在仙台一所女子学校当英语教师。她跟陶晶孙的浪漫交往，由钢琴开始。

佐藤富子后来改名为郭安娜;陶晶孙娶的妹妹佐藤操改名为陶弥丽。无论命运如何坎坷，她们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忠于中国丈夫，并把中日联姻的结晶——混血子女抚养成人。姐妹俩都是典型的日本式贤妻良母。

军事学家、前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方震(百里)的爱妻左梅(佐藤氏)原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护士长，是日本女子。在奉派看护蒋百里时，两人相互由敬慕生爱而结合。他们的女儿、钢琴家蒋英留学德国，后来成了钱学森的妻子。

“名将之花”蒋百里，被誉为中国最有才的军事学家，抗战期间因劳累过度在睡梦中猝死。当时“倒戈将军”冯玉祥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说蒋百里是被日本妻子左梅打毒针毒死的。女儿蒋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打电报坚决否认，澄清其事。

日本女子左梅追随丈夫蒋百里终生。为了跟从蒋百里抗日，她自行断绝了与日本亲人的一切来往，也不教孩子们说日语。蒋百里死后，她因为日本女子的身份而遭人白眼。但她一直留在中国为蒋家守寡，直到1978年在北京去世。

康有为晚年也娶了日本少女市冈鹤子为小妾。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梁启超之邀，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康有为雇了16岁的市冈鹤子作女佣。

1913年康有为回国不久，市冈鹤子也来到了上海。在辛家花园的游存庐，鹤子正式成了康有为的第四妾。1925年初，28岁的鹤子怀了身孕，这年康有为68岁。那年秋天，鹤子回日本生下一女，取名凌子。

辜鸿铭认为，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温顺、纯洁、敏感、真诚、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特别是汉唐)中国女子所有。辜鸿铭对日本女子的赞扬并非纸上谈兵，而有实践证明：他娶了日本女子吉田贞为小妾，甚至到了没有她就不能入睡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