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记载者和传承者，他们通过如实记录和诠释史实，以史的明鉴作用警示后人，以史的惩戒功能检视和约束当朝政治，集文化功能与政治功能于一身。

在中华五、六千年的文明史中，史官制度源远流长，其应因变化及由此形成的史官文化，承载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意义深远，值得研究。

史官之设，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所论，黄帝时便有仓颉、沮诵为史官。“皇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者也1。 ”

夏代有太史终古，商代有内史向挚2，殷墟甲骨卜辞多见贞人，既掌握卜筮的人，同时也是史官。

到了周代，史官更有较细的分科。《周官礼记》中记载，周代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这一时期，周王室之下的诸侯国家也纷纷设置史官，名目有太史、南史、御史等等。其职责大致相同，即记录史实，汇编成书。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赵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接着蔺相如使秦王击缶，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可见，国王的一举一动都有御史在侧加以记录，以为修史资料。

古代的著名经典《尚书》是最早的官方历史文献的汇集。春秋时期有“百国春秋”，见于《墨子·非命中》篇。为孟子所称道的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即是各国史书中之尤为著名者。

再其后，《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魏国史官撰成的编年体史书，记载自夏代至战国时期史事。

《世本》则是记载从黄帝到战国末期事迹的史书，据学者研究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根据前代史官的记录，相继编撰而成。

秦时，以太史令为记史之官，这一制度为汉代承袭。为巩固西汉政权，刘邦要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无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3”，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并设置史官太史令，掌天官事同时从事历史的研究和著述。

西汉太史令主管历史记录和天文星历，任此职者以司马迁父子为著，这一官职在司马氏家族世代相传，以为世职。

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又在宫中置女史，以记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但东汉在太史令以外，又设兰台令史之职，史官和星历官有了分工。

三国时期，曹刘孙三家在鼎立中，均设有史官。《晋书·职官志》》载“魏明帝太和中，设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专门从事国史撰修。孙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东观令”，蜀有“令史”等，并均有国史著作，魏有《魏书》、《魏略》，吴有《吴书》，蜀有《蜀书》、《蜀本纪》等当代史。

西晋进行了简单的统一，《晋书·职官志》》载：晋惠帝元康二年“诏曰:祝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东晋虽然偏安江左，《晋书·干保传》》载:元帝诏干宝：“宝以才器，诏为著作郎，领国史，著《晋纪》，史官定名为著作，专职史务，因此各国均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国史著作。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

十六国政权，均设有史官：汉有“左国史”、前凉有“儒林郎中”，南凉有“国纪祭酒”，西凉有“高门学士”等。

北朝政权，元魏时，据《魏书·官氏志》载:“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还建立了修史机构“于秘书置著作局”，设有“起居注令史”，出现了史官分职并设专门机构，如北齐设“起居省”，专事记住工作。北魏孝文帝时，为突出本民族及政权的地位，对国史的撰修严加控制，“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人代人，不宜归之汉士”，并由宰相监修，历北齐、北周，成为北朝的定制。北齐有“监修国史”，北周有“监修国史”、“著作上士”、“著作中士”等史官。

唐代专门性的史馆机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官制度趋于规范化。贞观年间，唐太宗于禁中设立国史馆，以宰相监修史事，罢著作郎一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此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主起居之事，故有时也称为左右史，专门负责记录朝廷及皇帝起居言行。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代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有变化，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

宋代史馆制度有了更大的发展，重要表现就是史馆规模扩大。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修史机构可以说是最多的，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所、玉牒所、圣政所、时政记房等多种修史机构，史官地位也较尊崇。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础，起居院、两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和各种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修史程序，建立了严密的收集、报送史料、档案的制度；皇帝干预修史趋于制度化。

辽金两朝，虽然是胡人政权，但在史学发展中，仿效唐宋制度，设置修史机构。金代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著作局。记注院的职责主要有朝参日随朝记录朝议，记录皇帝与宰臣议事，随侍皇帝左右。国史院为常设机构，其史职设置为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检阅官等，主要职责是修本朝实录，其史官的特点是，民族史官占一定比例、以一流人才担任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等。

辽国有国史院，蒙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礼乐、兵制诸大政”皆有他们编撰，也负责实录的撰修。起居注设于明初，万历时由翰林院官兼，后罢去。起居注、实录归翰林院兼摄。

满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撰修史，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综上，中国古代史官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兼掌到专事，逐步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变化和发展的需要，是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

汉民族的历史意识在其文明早期即相当发达，上述黄帝时期史官的出现可作为见证。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从产生、发展到逐步完善，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史官职事由兼到专，史官职能与分工的日趋明确，是随着历代治史经验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发生的。

最初的史官是巫祝者的兼职，占卜、祭祀、记事，各项职事集于一身，史官往返于神事与人事之间，是国家政治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史官不仅身兼多职，早期的史官内部亦无分工，举凡记录帝王言行、整理档案资料、典籍，写作著述等，都属史官份内之事，无彼此之分；而且，史官内部机构也散乱不成体系，统属不明。如此建置对史官职能的有效发挥显然是不利的，因此，随着历代统治者对治史一事的日益重视，随着国家官僚体制的日益成熟，史官制度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魏晋以后，史官主要分为两大类：起居注官和史馆史官，前者专门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与政务，后者负责编纂官方历史。

专职的“起居官”在北魏始设，称“起居令史”。隋代在中书省设“起居舍人”，唐宋时，在门下省设“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分掌君主言行记录之事。明初曾专设起居注，洪武九年（公元 1377 年），这一制度被废止，至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重新恢复。改革后，在日讲起居注官之外，又将这一职责赋予与君主“秘殿独对”的当事大臣，由他们在“秘对”之后记录过程，封送史馆作为修纂官史的依据。这一时期还设立了起居注馆，编纂六曹章奏。满清起居注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兼充，称“日讲起居注官”。

起居注的职责，按《宋史·职官志》：“掌记天子言动。御殿则侍立，行幸则从，大朝会则与起居舍人对立于殿下螭首之侧。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时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

专职的史馆史官始设于曹魏，始于魏明帝太和年间，《唐六典》载：“至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及佐郎，隶中书省，专掌国史。至晋惠帝元康二年，改隶秘书省，历 4宋、齐、梁、陈、后魏，并置著作，隶秘书省，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馆” 。当时置著作郎一人称大著作郎专掌史职下有佐著作郎八人。

到北齐时改称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5”，宋齐以后，称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

著作郎既有专职，也有兼职者，“其有才堪撰述，学宗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6，而仍领著作郎者” 。此后历隋至唐初，均无大的变化，直至唐太宗贞观年间，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唐时，开始专设史馆，并以宰相监修国史。贞观年间，唐太宗于禁中设立国史馆，内有监修国史一人，由宰相兼领，修撰四人，为修史的史官，直馆若干人，即以他官兼修国史之作，还有其它，如抄写等辅助人员。至此，著作郎一职实际被废除。

宋代，负责修史的机构主要有“实录院”、“国史馆”、“玉牒所”、“会要所”等。明代，史馆为翰林院，所有史务，都由翰林院官员承担。这一制度为满清基本沿袭。

史馆史官的职责，按《明史·职官志》的规定:“翰林院史官，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实习官，无定员。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义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录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

汉代司马迁父子曾追述自己家族的历史：“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火正黎7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8。”

从这段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史官之先，实可以上溯至颛顼时期的南正重和火正黎，他们是司掌天地祭祀的神职人员。根据汉代其他学者的论述，早期史官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职掌，不应是别的，正是观象制历，祭祀鬼神。

远古时期的中国，观象制历的职能主要掌握在巫、瞽手中。巫是原始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许多原始技能及知识，都是由巫发明并掌握的，观象制历的技能最初也是巫祝者的专利。

据先秦文献的记载，上述作为史官之先的南正重、火正黎，就是“绝地天通”、负责交通神人的巫9，他们能感知天地之事，预测人间祸福。

最初的这些巫者往往都是一身而兼数种乃至数十种技能，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科学水平的提高，巫的技能也逐渐出现专门化的趋势，职业分化不可避免。于是，同为“巫”的身份的祭祀活动中的主祭者与记录者各自有了专属职责，祭祀记录者便是后来的“史”。

《礼记·王制》云：“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大约在殷商时期，“史”的职能由主祭转变为对祭祀活动的“记录”，这一职事随着政治的需要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细化和扩大，乃至于到了后世，一些分别以“史”称谓的职官已经完全背离了最初为他们设定的职能。

在先秦时期史官的职事相当广泛，不仅要记录和保管历史资料，还要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主管国家祭祀，史官职责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事宗教活动。

罗振玉先生说过:“因卜祭而有大史之名。” 见于卜辞中的史、大史、卿史等，所掌皆贞卜祭祀古人常把“巫史”，“祝史”并提，可看出最初的史官即这些贞卜之人，他们作为沟通神与王的媒介而存在，说明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第二、整理文字。

如前所述史之本义为著录文字，史官是随着文字的产生、发展、成熟而逐渐出现的。如中国最早的一部字书 《史籀篇》 就出于周宣王时的太史籀之手。

这样看来，古代的史官对汉字的形成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记录时事整理和保管秘阁典籍。

《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所谓记言，就是为君王起草文书，发布文告，推行政令；所谓记事，是指负责记录平时发生的与君王有关的一些重要事件，既包括人事活动，还包括自然界的风霜灾变。如鲁成公二年，周定王破格接待晋国史臣巩朔，按制度应由史官记录在案，但事后，定王却派人告诉史官，认为此举不合礼制，不要记入史册。又比如周敬王十四年楚、吴柏举之战时，楚国史官史皇亲自督阵，他劝令尹子常力战，不幸楚军败绩，子常逃奔郑国，史皇却战死疆场。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古代的史官跟随在王的左右，参与国家机密，并随时记录国君言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初的史官行使的是后世宰相的职权，辅佐君主管理天下。记录既由史官担任，整理已成的典册文书，当然应由史官保管。

如前所引的夏太史令终古，商太史令向挚，还有晋太史屠黍等，都在国家快要灭亡时将其所保管的图法随身携带。

1、《世本·初学记》

2、《吕氏春秋·先识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3、《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4、《晋书·职官志》，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5、《宋本大唐典》 ，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6、《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7、原作“北正黎”，此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改正。

8、《史记·太史公自序》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9、《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