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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朝人对蒙元的否定

时间:2019-11-28 18:13来源:未知 作者:陶扬鸿 责编:caian 点击: 小字中字大字汉典
说元清非中国论是日本人的阴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转移矛盾话题,贼喊捉贼!难道明末那些以满清为外国夷狄而抗拒的中国的士民也是受日本影响?元非中国论,元明就有! 看看宋遗民,明朝人如何如何论蒙元性质: 宋遗民郑思肖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

说元清非中国论是日本人的阴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转移矛盾话题,贼喊捉贼!难道明末那些以满清为外国夷狄而抗拒的中国的士民也是受日本影响?元非中国论,元明就有!

看看宋遗民,明朝人如何如何论蒙元性质:

宋遗民郑思肖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极焉。圣人也,为正统,为中国;彼夷狄,犬羊也,非人类,非正统,非中国。曾谓长江天险,莫掩阳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国正统,欲以夷一之。人力不胜,有天理在。”

蒙元夷狄,不是中国,篡中国之统。中国虽然不敌,但天理终不允许蒙元久据中国也。

宋亡于蒙古,宋遗民谢叠山《与李养吾书》哀叹曰:“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而终为戎狄所灭。”《送黄六有归三山序》亦感叹:“嗟乎!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天地未有之变,当时士人心境可谓痛矣。谢叠山《东山书院记》又曰:“自有天地以来,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极矣,……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竞灭于诸儒道学大明之时,此宇宙间大变也,读四书者有愧矣。”宇宙大变,可见蒙元之兴,绝非简单意义之改朝换代,是中华灭国,夷狄僭窃,郑思肖有诗悲之:

愁里高歌梁父吟,犹如金玉戛商音。

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

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啮空林。

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

又有诗曰:

操得南音类楚囚,早期戮力复神州。

须知铁铸忠臣骨,纵作微尘亦不休!

表示恢复中华的决心。

《明氏实录》:(明氏破重庆,执元将赵资妻儿)明三以赵资妻儿见珍,珍待以礼,曰:“执政乃吾中国人,何故反为元虏守战?夫人能招使降,当裂土以赠。”

中国人不当为元虏守战,那元肯定不是中国。

元末儒士刘夏曰:“天下不幸,中国之运衰,夷狄之运兴,毡裘之君遂帝率土。当其革命之初,父兄耆老相与疑怪,以为异类;岁月既久,渐及百年,后生子弟耳濡目染,精神心术与之俱化。故近年以来,天下之士习斁坏彝伦,蔑弃礼法,丐求便利,狙谲无耻,于是士大夫皆有狄习。(《上魏提举(戊戌五月拟作)》

慨叹华衰夷兴,蒙元入主中国,为天下之不幸,率天下而夷之,使士大夫皆有夷狄之习。

郑思肖《大义略》曰:“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人伦也,鞑人皆悖其天,诚禽兽不若,宜其有臣弒君、子弒父之事,此夷狄之所以为夷狄也。天亦奚忍不早灭鞑兴宋,以救世道耶?稍有人心者,云胡不大宋之思耶?昔拓拔氏之盛,南有晋为中国主,王猛虽胡人,尚知晋为正统之国,戒苻坚勿攻晋。孰为忽必烈、伯颜、阿术辈,曾不及刘聪、石勒、王猛、崔浩辈千百之一,其为中国害则大,惨逆过古之夷狄,鼓祸炽毒,犹未底止。昔鞑人用兵,所破城邑,纵虏掠杀戮毕,不复守其土地;自南人教得一州守一州之法,鞑夺襄阳后,主于守土,势脉相应,根深枝连,蔓引恶焰,难遽扑灭。然古未尝有有阴无阳之天地,亦未尝有纯是夷狄之世。天旋地转,其机固易!”

痛斥蒙元禽兽不如,其为中国之毒千倍于五胡!彼虽强大,但不会长久,终有驱逐夷狄,恢复中华之日。

元末明玉珍即位诏:“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咸云天数,敢谓人谋。迩者子孙失道,运祚衰微,上天有命,示厌弃之机;豪杰乘时,兴驱逐之策……”

元是北狄,不是中国,以北狄污染中国,所以要驱逐。

明玉珍与称吴王的朱元璋联合反元,朱元璋与明玉珍书曰:“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明玉珍回书曰:“迩者,夷狄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胡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实为当时之公义也。

朱明皆出身红巾军,红巾军以逐胡为号召,高丽史》记红巾军讨元檄文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徐寿辉改元称帝,招揽明玉珍曰:“予起兵举义,期逐元虏,以靖中夏。”

陈友谅有无驱胡之号,文献没有直接显明者,而观儒士刘夏便给陈氏部属上书,他不仅认同陈友谅部“复宋”、“驱胡”的旗号,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

(元末兵乱)正以夷狄之运将满百年,自古夷狄之君无百年之运。观于天下,国虚无人,地大不治,天心废之,其征见矣。我朝(按,徐宋政权)君臣灼知其然,遂倡皇宋之正统,扫夷狄之闰位。数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数之以贪官污吏布满中外,数之以腥膻中土,数之以毁裂冠冕。

可见陈友谅也是打着驱胡旗号的。徐宋讨元檄文,可惜不得见矣。

明玉珍临死犹曰:“中原未平,胡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如果元是中国,为何元末豪杰都喊着要驱逐胡虏?

再看看朱升为明太祖谕中原檄:

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明言中国夷狄之分,元以夷狄入主中国,元是夷狄,当然不是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够明显了,恢复中华,当然是中华被蒙元灭国,而复国,那蒙元肯定不是中国,是要驱逐的外国鞑子),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中国之民,中国之人统治安抚,岂能让夷狄治理?蒙元是夷狄,不是中国,没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我是中国人,统治中国应该交还中国人)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言驱逐胡虏,雪中华之耻,如果元是中国,不过是内战还雪什么中华之耻?),尔民其体之!

明太祖诏书重言元之窃据中国,而为今之光复:

赐占城国王阿答阿者玺书:

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蛮奉虎象至,王之诚意,朕已具悉,然虎都蛮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报王知之: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诚意至笃,朕甚嘉焉,今以大统历一本织金绮叚纱罗四十匹专人送使者归,且谕王以道,王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业,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上帝寔鉴临之,王其勉图勿怠,虎都蛮及从者亦赐文绮纱罗有差。

赐爪哇国王玺书

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使报王知之,使者已行,闻王国人捏,只某丁前奉使于元,还至福建而元亡,因来居京师,朕念其久离,爪哇必深怀念,今复遣人送还,颁去大统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其勉图之毋怠。

赐日本国王玺书

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谕吐蕃诏

昔我帝王之治中国,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比岁以来胡君失政,四方云扰,群雄纷争,生灵涂炭。朕乃命将率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尔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使者至吐蕃。

蠲北平、燕南、河南、山西税诏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率众渡江,保民图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祐,西取陈友谅,以安荆楚,东缚张士诚,以平三吴,遂至八番,直抵交广,以极于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岂意胡人入据已及百年。天厌昏淫,群雄并起,以致兵戈分争,生民涂炭。是用命将北征,兵渡大河,齐鲁之民欢然来迎,馈粮给军,不辞千里。朕思其民当元之末,疲于供给,今既效顺,何忍复劳?有司特加存恤,以副朕怀。

命郡县立学校诏

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

诏谕日本国王良怀

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既而西域诸种番王各献良马来朝,俯伏听命。北夷远遁沙漠将及万里,特遣征虏大将军率马步八十万出塞追获歼厥渠魁,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明太祖与夏主明玉珍书曰:

吴卫奉书夏国皇帝。间者,得姜珏诰命,观其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迫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决。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颁行天下振兴文教诏:

“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

谓孔子后代孔克坚曰:“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

遣使赍玺书谕故元国公白琐住曰:“朕惟天道好还,无往不复。古语云:胡虏无百年之运。尔读书者,安得不知。自五季乱华以来,胡人虽欲窃据中国,未尝有过百年之数者,今元运既及百年,其数已尽,古语可谓验矣……”

致书元主:“朕谓君自知胡五百年之运……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国用富实,尚不能削平群盗,今远寄沙漠,欲效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没不常,以为边患,是君之计不审也。方今中国封疆尽为我有,华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将出师直抵阴山之北,则君虽有百万之众,亦不过死灰之余烬,涸辙之朽鲋耳,何能为哉!”

遣使赍敕书劳蓝玉等曰:“周秦御胡上策无闻。汉唐征伐功多卫李,及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已有年矣。……”

明太祖自己写的《大诰》亦曰:“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

明太祖谕群臣:“卿等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刘基进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又况末主荒淫无度,政令隳坏,民困于贪残,乌得而不亡?陛下应天顺人,神武不杀,救民于水火,所向无敌安得而不兴?”刘基也说元以胡人入主中国。

宋濂对蒙元比较暧昧,所修《元史》对元隐恶溢美,而其《平江汉录》亦曰:“胡元乱华,天地晦塞,譬诸禽兽,人得而驱之也,友谅奋臂蓬湖,提戈荆楚,遂能屡破坚城,卒僭尊位可谓勇矣然。”不认元为中国,称为胡元乱华,可见当时排元,以元为外国统治,实为主流。

徐达北伐蒙元,收复北京,上《平胡表》曰:“五百年而王者兴,仰圣人之在御;大一统而天下治,际景命之惟新。长驱胡虏之膻腥,诞布幅员之声教,乾坤清肃,日月光明。钦惟皇帝陛下天赋圣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启运,仗黄钺以兴师。造攻滁阳,黎庶有来苏之圣;开基建业,英雄识真主之归。顾豺狼之噬人,正蛇龙之起陆。爱饬徒旅,肃将天威,江汉徂征,友谅身歼于袁蠡;荆吴薄伐,士诚面缚于姑苏。逋逃驱而闽越安,僭伪平而交广定。立纲陈纪,治具毕张,发政施仁,民心大悦。东南已乐于安生,西北尚困于乱亡。推其所由,厥有攸绪。惟彼元氏,始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纪,以犬羊而乱华风,崇编发而章缝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攵。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于荒亡,昧乎兢业,作奇技而淫巧,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罔知修省,惟务宴游,朝廷之政下移,英雄之志斯奋,兵连寰宇,祸结中原。是用吊伐,以拯颠连,诞举安攘,而靖乱略,事非获已,谋乃佥同。顾惟一介之菲才,忝受总戎之重任,临轩授钺,俾救民于水火之中;分阃握机,幸折冲于尊俎之外。旌旗挥而淮沂下,金鼓震而青兖平。济水尽曳其兵,莱阳竞崩厥角。风驱雷励,直捣大梁;电掣星驰,旋收西洛。济师以略卫相,卷甲而趋邯郸。率楼舻发临清,先声动如破竹,策貔貅,克通潞,大势疾若燎毛。镇戍溃而土崩,禁卫堕而瓦解,君臣相顾于穷迫,父子乃谋于遁逃,朝集内殿之嫔妃,夜走北门之车马。臣与遇春等已于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壶浆以迎,去戴盆而迥白日;室家相庆,廓氛授以睹青天。宣德威以安黔黎,收图籍而封府库。列郡之讴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驱驰虽效于微劳,方略实遵乎成算。所以聿彰鸿烈,耆定武功,东沧海而西昆仑,南雕题而北穷发,无有远迩,莫不尊亲。玉帛会,车书同,兴太平之礼乐,人纪修,风俗变,正万年之纲常。”更斥元以夷狄干天纪,以犬羊乱华风,明驱逐之义,昭平胡之功。百年中华郁结之气于此表一泄汪洋!

明初理学家,明太祖谋臣朱升《贺平浙江赋》序曰:“钟五行之秀者为人,吾同胞也,奚有华夷之分?内中国而外四夷也,惟中国尽其性而修其行也,夷狄戕其性而污其行也,与禽兽奚择焉?此所以严华夷之辨,天必眷中国而子之,远夷狄而外之也。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有大圣人焉,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而我吴王应运兴焉,渡江而南,定鼎金陵,整义兵,揽英杰,分取江淮,城邑所向无不克捷,至正戊戌年三月进兵江浙,本年秋冬,浙东城邑渐次而降,至丙午年冬十一月尽有浙西之地。今年丁未秋再取浙东诸路,于是浙江版籍尽输入于建康矣,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再造之功于是为大,自开辟以来,帝王之兴未有盛焉者也。”《贺制大成乐赋》歌颂明太祖“东征而西夷怨,南伐而北狄嗔,丑虏远遁,簪缨来宾,干戈未戢,圣教攸钦,举大成以崇嘉号,致祠祭而出丝纶。举兹盛典,感格人神。自兹而往,复神州于腥秽,洗尽胡尘,辟乾坤于再造”。

贝琼诗称明太祖推翻蒙元是“皇威复禹迹,风气移荒陬”,禹划九州,中国又称禹域、禹迹。

方孝孺《后正统论》曰:“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则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然顾嫌者乃一时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贤者之虑事,当先于众人,而预忧于后世。苟以夷狄之主而进之于中国,则无厌之虏,何以惩畏,安知其不复为中国害乎?如是则生民之祸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则当何为?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统之法书其国号,而名其君;于制诏号令变更之法,稍易其文;崩殂薨卒之称,递降之;继世改元之礼,如无统,一传以后,分注之。凡所当书者,皆不得与中国之正统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惩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义之严,正统之不可以非类得,以消弭其侥觊之心,则亦庶乎圣人之意耳。”

反对以蒙元为正统,说如以夷狄入主则进之为中国,则夷虏何所惩畏而不再次侵入华夏?元清为中国说就是汉奸之说,助长异族之侵略,培养投夷之汉奸,夷狄成功侵略中国入主中国则许为中国,异族之横者孰不欲占有中国?而汉奸亦不以为愧矣,助夷者非汉奸,而为开国功臣,成中国统一之英雄也。历史观不正,则价值观亦不正矣。

杨慎接着方孝孺《后正统论》作《广正统论》,反对以元为正统,曰:“易天明,胡元极矣,稽诛于两仪者也。……大宝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醟秽之,篡弒戕贼之,亦何以异于道统与斯高、萧曹、澄罗乎?方氏之论确矣。”

明代大儒陈白沙咏南宋崖山海战诗曰:“天王舟揖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乱世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定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鄂王宫。”“千秋崖石角,泛艇一来临。不待祥兴后,神州已陆沉。”

吴宽《崖山大忠祠》曰:

飓母谁怀国事忧,回看夜壑已无舟。

山河满地皆胡马,潮汐常时自海鳅。

空使谶书符四广,不教宗社复东周。

孱兵到此谁非死,名姓纷纷惜未收。

对于崖山,明人多有咏吊,以此战决宋之灭亡而为千古大变,夷狄全面统治中国也。

大学士李东阳诗:

崖山大忠祠

宋家行在日南迁,虏骑长驱百万鞭。

潮海有灵翻佑贱,江流非堑枉称天。

庙堂遗恨和戎策,宗社深恩养士年。

千古中华须雪耻,我皇亲为扫腥膻。

(明太祖伐元是雪中华之耻)

北风吹浪覆龙舟,溺尽江南二百州。

东海未填精卫死,西川无路杜鹃愁。

君臣宠辱三朝共,夷夏兴亡万古仇。

若遣素王生此世,也须重纪宋春秋。

(蒙古灭宋,是华夏的万古之仇)

国亡不废君臣义,莫道祥兴是靖康。

奔走耻随燕道路,死生惟着宋冠裳。

天南星斗空沦落,水底鱼龙欲奋扬。

此恨到今犹不极,崖山东下海茫茫。

陈大猷诗:

崖门吊古

运去中华力不支,一时神器属胡儿。

波涛怒激鼋鼍奋,风雨愁闻鼓角悲。

灵驭九原随鹤化,忠魂千载翊龙飞。

登临何限伤时泪,挥向崖山剔古碑。

(感叹中华神器被夷狄窃夺。)

文徵明诗:

崖山大忠祠

鼎湖龙远野云阴,慷慨中流誓国心。

臣力不支香气竭,忠䰟有限海波深。

百年仁义空澌尽,此日神州遂陆沉。

峻节奇功磨不得,崖山突兀自千寻。

赵瑶诗:

登崖山观奇石

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

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忍心将中华夺给外夷,这是对宋亡的悲叹对汉奸张弘范的讽刺)

李之世诗:

崖山吊古

汴杭回首即荒滨,三徙逢崖事竟真。

天地有灵应一涕,风波垂死泣孤臣。

何来赤手堪扶国,即去黄冠亦误身。

还是中华千古地,长风吹雨洗腥尘。

刘明世诗:

崖门怀古

百战乾坤去已休,夕阳残垒见荒丘。

潮痕隐隐犹含恨,山色冥冥尚带愁。

三字狱中亡宝鼎,半闲亭上覆金瓯。

何堪极目思量处,枫叶芦花两岸秋。

区大相诗:

崖门览古诗

遗恨前朝事,吾来问水宾。

乾坤存一族,社稷有三臣。

惨淡勤五志,间关护主身。

至今崖畔石,风雨洗胡尘。

极地南浮日,敷天左衽时。

殒身徒有客,误国每由谁?

百战江山破,三军恸哭辞。

海门霞几片,犹闪旧旌旗!

北伐歼良将,南迁失令图。

人心非去宋,天意乃强胡?

行殿秋烟冷,荒陵夜月孤。

徒衔精卫恨,沧海几时枯?

万里穷何路,双崖壮此门。

吁天惟决战,航海岂图存!

虏骑能追宋,王师实灭元。

聊持一尊酒,波上酹忠魂!

亡国遗墟在,扁舟访古行。

崖无灭宋字,波有撼胡声。

冠履元华夏,乾坤仗圣明。

回思驱逐日,极塞虏尘清。

屈大均诗:

吊崖

虎头门外二洋通,想象精灵满海东。

一代衣冠鱼腹里,千秋宫阙蜃楼中。

乾坤开辟无斯变,龙凤驱除亦有功。

万古人伦能再造,高皇神烈自无穷。

(以蒙元灭宋,绝华夏一线之延,为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大变,而感龙凤政权驱除鞑虏之功,称明太祖之再造中华。)

过冈州崖山吊永福陵(在冈州崖山)

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

可怜一代君臣骨,不在黄沙即白洋。

林光《题金陵折桂图》歌颂明太祖扫除胡元腥膻曰:

昔年曾记金陵游,衣冠文物称神州。

千年王气凝钟阜,万里襟带长江流。

东梁西梁辟门户,三山驱逐江天浮。

龙蟠虎踞没天险,中原形胜那能俦。

大明神祖扫区宇,江淮百万驱貔貅。

西望鄱阳东震泽,群雄接戟咸殍囚。

百年宇内混腥秽,天戈一洗无停留。

攘夷绥夏功莫比,普天率土同歌讴。

遂开明堂宅斯胜,巍巍大业过商周。

郭之奇《皇明一统篇》叙元末豪杰元虏之事曰:

胡运将终九十秋,天光分曜散齐州。

朱卿始窃金胡号,红巾遥向白莲裒。

石人只眼黄河出,茫茫六宇尽墟丘。

风猋电闪无乾土,淫名僭国满隅陬。

台海初繇方谷乱,汝颍仍教刘福蹂。

天完徐帝都蕲水,周国诚王在高邮。

林儿续宋称龙凤,夷梁出塞扫膻裘。

陈谅重标汉水帜,明珍久树夏关矛。

星移陆起天人发,石陨山鸣禽兽愁。

群雄割地中原裂,真主来滁旦旭浮。

诛汉平吴闽越定,周齐席捲宋秦收。

燕云龙塞辞笳篥,白狼玄菟表共球。

他年获就高皇纪,惟天为大我皇侔。

雪耻除凶酬百代,人心天意本同仇。

十七年中开草莱,百千万国洗疮瘤。

梁潜《平胡颂》曰:“于惟太祖高皇帝驱除胡虏,以肇造有邦……自汉唐至宋之季,中国夷狄之祸甚矣,而元以夷狄遂主中夏,自天地以来未尝有也。仰惟太祖皇帝扩清拯溺之功,如造化之开辟……”

杨荣《平胡颂》曰:“臣闻古昔帝王盛治之世,皆不免于夷狄之患,自周以来,历汉唐以至于宋,乃有若玁狁匈奴突厥契丹之类,数侵中国,流毒生灵。虽有贤智之主,骁勇之将,仅得少挫其锋而已。孰能殄灭而荡除之?驯至宋亡,遂入主中夏,生民几乎左衽。而后天生太祖高皇帝,出而挫之,芟夷群雄。”

魏焕《皇明九边考》曰:“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至于陷没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乱华蒙古灭宋,夷狄之祸于斯极矣。……蒙古盛,兼并入寇中国,代宋称元。”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北狄》曰:“夫天地严凝之气,聚于玄冥之区,其风刚劲。故虏为中国患独强。若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代相踵焉。亦如枭之不能不啄,虎之不能不噬,乃性气使然耳。古圣王驭狄之道,来则驱之,《诗》曰“簿伐猃狁,至于太原”是已;去则备之,《诗》日“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已;未闻有使之通也。汉高自为和亲之役,嗣后乘轩出疆者不胜其载。而汉时苏武、常惠、郑众守节不屈,高风振拂,由此其选也。迨夫赵宋之与契丹,景德输平之后,玉帛往来使轺不绝者百年。然燕、云、平等山前后十四州未复,大险沦虏,大防决华,而兵力不竞,徒恃和好,其如国势日弱,启宣和、靖康之侮何哉!则有备无患,待虏之不可不严,自古尚矣!……别部小者曰泰赤乌,曰塔塔儿,曰克列,各据分地,俱为蒙古所并,遂入中国代宋,称号曰元。”

丘叡《世史正纲》曰:“有华夏纯全之世,汉唐是也。有华夏割据之世,三国是也。有华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华夷混乱之世,东晋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之入主中国,则又为夷狄纯全之世焉。噫!世道至此,坏乱极矣……窃原天地之理,惟圣贤之意,以严万世夷夏之防……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

这话更清楚分别了各代性质,元是夷狄纯全之世,中国灭亡了,且为其所化,明太祖即位,是恢复中国之统,如果不是明太祖驱逐蒙鞑,中国还是中国吗?

丘叡《大学衍义补》曰:“臣观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于华夷之辨,毫发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犯我中国之分,防微杜渐,无所不至。岂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余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祸也哉!”

“伏惟我圣祖承元人斁败彝伦之後,所谓大乱之世也。当是之时,以夷狄之人,为中国主,天地于是乎易置,华夷于是乎混淆,自有天地以来,所未有也。三纲五常之道,诗书礼乐之教,一切坠地。彼其同类,固无足责。而我中国之人,或帝王之苗裔,或圣贤之子孙,或前代之臣子,一旦舍我衣冠,服其氈毳,染其腥膻之化,习其无伦之俗。甚至为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以为我中国之害。受其爵禄,为之辅翼向导。感其煦妪之恩,日新月盛。口其语言,家其伦类,沦肤入髓,知有胡人,而不知有吾中国帝王正统之传,纲常伦理之懿。子承其父,孙袭其祖,习知其故,以为当然,盖已百年矣。是真所谓大乱之世也,难以新国待之。苟不痛绝其根源。加之以重典,何以洗涤其腥膻臭秽,而复还我中国之纲常伦理也哉?”(蒙元乱华深矣,必须引为大诫,痛绝其源啊!)

“北狄之兴亡盛衰起灭分合,不知凡几变。而至于胡元极矣。……胡元入中国,奄南北而有之。”

又曰:“常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见我圣祖之有功于天地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国之诸侯也。汉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国之天子也。我圣祖,除去胡元,恢复帝王之境土,重阐中国之彝伦。其功较之二君一臣,大小轻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晋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宋靖康之变,女真奄有中原之地,而鞑靼又混华夏。至于我圣祖洪武开国之春,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复归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臣恒谓天地开辟以来,夷狄乱华之祸,莫甚于胡元。盖中国全为胡有者几百年,我圣祖始复而有之。内外疆域,截然有定限。华夷之伦类,秩然有定所,百有余年矣。”(说得很明显,蒙鞑灭中国,明太祖收复中国土地为中国人有)“晋,五胡乱华,刘渊其始也。……以夷之性,因华之俗,用戎狄之猛鸷,假中国之位号,而华人之不逞者,又为之指示弥缝,所以其毒远甚,其祸尤惨。观诸渊、聪,可鉴也已。自是以后,夷狄之祸,比汉魏以前为甚。滥觞于元魏,洋溢于辽、金,滔天于蒙古极矣。不有圣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于尽有夷而无华哉?盖天地开辟以来一大祸也。我圣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后者,当思履霜坚冰之戒,析其萌而谨其防,毋使其朕兆微形,芽蘖微生,则千万世中国生灵之幸也。”

丘叡《献言图报疏略》曰:“我圣祖驱夷狄而出之化外,收还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国,重阐彝伦,再立世界,自天地开辟以来,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称明太祖驱逐鞑虏。收复中国,为自古未有之功。

陆君弼《江都县志》曰:“胡元以犬羊杂种入溷我中国余百年,其间亦用科第录士,江都寥寥无一人。”

王洙《宋史质》曰:“胡元者,蹙金灭宋,取帝王礼乐衣冠之地,而以腥膻之,自天地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变也。日月为之薄触,时序为之倒置,天地为之反覆,冠履为之易位…

翰林侍讲四明晚学杨守陈序《重锓诚意伯文集序》曰:“嗟乎!自昔夷主华夏,不过膻一隅、腥数载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纪,极弊大乱,开辟以来未有也。公以命世豪杰之才,出佐我高皇,剪群雄,混六合,扫百年之胡俗,复三代之华风……”

叶式成规题诚意伯刘公集曰:“昔之入主者,颇皆用夏贵儒,惟元不然,此其为秽,尤使人涕泗沾臆。夫其胎祸之远如此,播恶之广如此,奄及百年不知变革如此!当是时也,熏蒸融液,无地非狄,若将不可复易者。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年,一扫而空之。于是海宇清而纲常复,儒术重而道学崇,斟酌百王,以大备一代之制,尽还诸夏之风。顾其始也,自谓初无取天下之志;既其成也,则不独拨乱反正,而实洗涤乾坤,为中国皇王贤圣,复仇缵绪,所谓功高万古而莫与同者。”

張燧《千百年眼》:“元世祖之立国也。贬孔子为中贤,第儒流于娼后;国有大事,华人仕于其朝者,虽大臣不得与闻;台省正官,非其族类则不任,其贱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门,其名为帝师者,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专席于帝隅,与其君同受于群臣朝贺,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礼之者无所不至,其奉佛甚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得则屠之,其残忍过曹操。命西僧杨琏真珈伐故宋诸陵,其贪暴倍项羽。征日本,则十万之师弃于海岛,愤其败衄,复欲征之,其穷兵不仁胜隋炀帝。用奸臣阿合马、卢荣、桑哥辈,头会箕敛,以取于民;遣使括云南金,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责安南陈氏以金人代身,其黩货等汉桓、灵。然则史谓其信用儒术,爱养黎元,皆溢语也。士生斯世,何不幸哉!总之,夷夏倒置,已是古来未有之变,何论其他!”

胜国初,欲尽歼华人,得耶律楚材谏而止。又欲除张、王、赵、刘、李五大姓,楚材又谏止之。然每每尊其种类而抑华人,故修洁士多耻之,流落无聊,类以其才泄之歌曲,妙绝古今,如所传《天机余锦》、《阳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厢》等记。小传如《范张鸡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赵礼让肥》、《马丹阳度任风子》、《三气张飞》等曲,俱称绝唱。有决意不仕者,断其右指,杂屠沽中,人不能识。又有高飞远举、托之缁流者,国初稍稍显见,金碧峰、复见心诸人,俱以瑰奇深自藏匿。姚广孝幼亦避乱,隐齐河一招提为行童。古称胡虏无百年之运,天厌之矣!

王世贞《读元史》曰:余尝怪晋世匈奴鲜卑羯氐羌以至索头之虏更迭而入为主,其割中国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袭华号,变夷礼,多足称者,盖至孝文而其俗彬如也,岂其先尝杂处中国,有所觊慕于志耶?宋亡,而薄海内外鲜有不为元者,顾其君臣日龂龂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国之俗,省台院寺诸路之长非其人不用也,进御之文非其书不览也,名号之锡非其语不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视中国之地若瓯脱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国之民若赘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以供吾嗜而已。于乎!不亦天地之至变不幸者哉!

蒙元统治实为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公然歧视汉人,压迫汉人。

明人对元都是叹为天地之至变,千古未有之变,为祸深,播恶广。

屈大均《文烈张公行状》曰:“吾粤固多忠义,宋崖山之变,英豪痛愤,谓蒙古灭中国,人人得而诛之,于是竟起兵以伸大义,自熊飞起于东莞,终元之世,粤人所在横戈舞干,无一日不思为宋复仇者。计元八十年间,与粤力战,盖无虚岁,元可以得志于中原,而不可加威于吾粤,粤之为元患也。久矣,而东莞为甚,东莞豪杰,在元则有何真;在中兴,则有张文烈。呜呼!讵不伟哉?”

蒙古灭中国,说得很明显了。英豪谓蒙古人人得而诛之,则可见其痛疾蒙古侵略灭国之深!

明太祖尊元,祭祀元之君臣,非太祖之本心也,欲以承其土地,怀柔蒙人,政治之利用耳,心实疾元,于上面诏书可见。至于嘉靖,则更公开撤除蒙元君主的牌位!是明朝官方正式否认蒙元的正统。

翰林修撰姚涞上疏曰:“夫华夷大分也,臣请为陛下陈之,中国之与夷狄,其防至严也,是故内中国而外夷狄,岂非以其荐食上国,糜灭人类,有甚于乱贼之当诛者欤!自有典籍以来,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讨,此中国之大仇耻也。刘石诸胡囚执晋怀愍,盗据神州,而晋人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完颜吴乞买入汴,而虏徽钦,奄有天下之半,宋人窜于江南而不能讨,此又中国之大仇耻也。此数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愤者也,然犹未全盗我中国也。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归欵矣,而使为僧尼于吐蕃。诸帝后之陵寝,既丘墟矣,而发其遗骸以杂诸牛马之骨。夷德之无礼,一至于此。其为中国之大仇耻,岂直如前代而已乎!我太祖高皇帝,声罪而迅扫之,廓中国之妖氛,雪中国之仇耻,天地始复有定位,君臣始复有定分,首足始复有定形,读斯文而知圣祖之功德真远驾唐虞也!而古帝王之遗黎,始得复归于人类,不然,则生民之类,泯灭久矣。故读史而至宋之将亡,未尝不为中国痛,至元之将灭,未尝不为中国快也。迹其封豕长蛇之毒,其身得免于圣祖之诛讨,亦巳幸矣,又安可进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圣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乱华之祸惨,故圣祖诛暴之义彰。既以大义驱之,当以大义绝之。臣窃恨当时诸儒臣,此虽深文,亦事实也,怀其平日豢养之私,值我圣祖御极,而不能明大义以佐下风。乃使元主得与帝王并列,以渎我祀典,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圣祖建庙以祀古帝王,崇德报功,不专以一统论也,故隋晋之主无与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谓德,利济群生之谓功。自伏羲以至于汤武,功德并隆者也;自汉高帝以至于宋太祖,功浮于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谁曰不宜。彼元世祖者,于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国何赖焉,而顾跻之帝王之列乎?古语有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且自古圣帝明王,皆未尝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则曰蛮夷猾夏,在夏则曰禹征三苗,在殷则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则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严若此,岂容与此虏并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尤横,汉高帝、唐太宗、宋太祖,此三君者,亦未始与夷狄共事也。而元主以胡虏之雄,与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下同于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京师,胡元之故都也。此深识体要,尤非书生腐语,一旦庙貌既新,崇构有焕,使燕之遗民故老,复指其位而称之,非所以树风声,垂典则,明大分而严大防也。昔越范蠡灭吴,或祀之三江之上,吴之遗民,至今犹议其非。吴伍员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遗民,相与屏黜其像。以为此吴楚百世之怨故也,则夫为中国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

称蒙元灭宋,统治中国是中国的大仇耻,明太祖驱逐蒙元,是雪中国之仇耻,何可祭中华的仇虏?中华之君,怎能与夷狄同堂?蒙古与中国为百世之仇,岂能祭其君?虽然当时未从,继姚涞而起之礼科右给中陈棐更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其文甚长,择其要曰:

元乘宋之弱而吞噬之,习中国以胡俗,正以胡人浊我寰宇。歝我彝伦。始则以夷猾夏,既而变夏为夷。当是时,吾天地所开之中土,吾万古中国帝王所自立之区尽沦胥而为夷狄,斯皆忽必烈之巨罪也!得罪于我中国帝王,实得罪于天地也。若以为功,是有功于夷狄,而非有功于中国也。若以承统,是统于夷狄,而非得统于帝王也。

我皇上崇正黜邪。于胡佛之害之像之骨屡辟除之。夫佛氏诚宜除之,然犹胡邪之无位者耳。乃若忽必烈以强有力干取大器,枭雄狞恶,尤胡邪之渠魁也,此而不去,顾庙貌而神礼之,彼岂不阴助其党,以梗皇上圣神驱除胡邪之妙用哉!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小圣祖驱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

(明白区分中国与胡元)

既当祀胡虏之君,又何以禁胡虏之?既当礼其神,又何以遏其人?

(罢祀元世祖,才能)诏谕海内,必有发舒华夏之气,震警旃之心,继议重娄本兵,严责总帅,练兵阅武,招亡行间。倡勇设奇。以为必可胜敌之计。是大义既明,则士气自奋,士气既奋,则兵威自扬,斯可以系不孩之颈,枭台吉之头致之阙下,以祭中国!

分析元世祖不当祭而祭之原因:“不过欲强假元以帝统。谬予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非,顾惜胡元豢养之私恩,而不念中国天地之大义。如宋讷父子世受元恩,故而在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于胡元推崇太过,实昧于正变之统,有紊华夷之防,因而建议磨毁碑中胡元君臣之号。”

此更直称忽必烈之名,数忽必烈以夷猾夏,以夷变夏之罪,骂忽必烈为胡邪之渠魁。

《世宗实录》载:庚子初,礼科右给事中陈棐言元世祖以夷乱华,不宜庙祀。下礼部集廷臣议如棐奏。上曰:“元本胡夷,又甚于五季者。帝王庙并墓祭俱黜罢。”棐复言帝王庙已撤胡元之祀,而庙在两京者亦宜撤去之。又请改两京庙祀碑文并毁销元君臣神主。下礼部议覆,俱报可。

可惜还不够,元史未之正,这个黄宗羲、王船山言之。黄宗羲《留书》论及《元史》曰:夫纪者,犹言乎统云耳。《晋书》变例为载记,同一四夷也。守其疆土者则传之,入乱中国者则纪之?五代之君,其地狭,其祚速,与十国无异也。守其疆土者则世家之,与于篡弑者则帝之,后之盗贼,其孰不欲于篡弑乎?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呜呼!此岂有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为怪也。许衡,吴澄无能改虏收母篾丧之俗,靴蓠而立于朝,岂曰能贤?衡之言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得罪于尧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澄尝举进士于中国,变而为夷,贞者固如是乎?今传衡,澄者,一以为朱子,一以为陆子,后世之出而事虏者曰:“为人者得如许衡,吴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则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必将与之。使天地亟去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以为一代乎!

难者曰:“若是则本朝不得正其始矣。”曰:尧舜相传之统,至元而绝,高皇帝驱氈裘之属,还衣裳之旧,是百王之嫡嗣也。犹祖传之父,父传之子,若孙不幸有春申,不韦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孙复而嗣之,乃责其不从异姓以接本支乎?此愚儒之论也。难者又曰:“元之享国也久,其祖父皆尝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顾中国之人反群焉而奉之。吾闻猎者张机道旁,虎触机矢,贯心死,有僧道男女举群至,号哭曰:“杀我将军!”猎者叱曰:“尔伥无知,生为虎食,死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于是诸伥奔散不知将军者虎也。则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异于是!

黄宗羲批判明朝史臣尊元为正统,认为若使有识者在,当改撰《宋史》,而把辽、金、元放在《四夷传》!黄宗羲说元史书法不正:德祐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还批判元朝仕元之儒吴澄大言不惭,敢以朱子继承者自居。敢曰贞,华人而为夷用,这就是贞?

黄宗羲:“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必将与之。使天地亟去撑犁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中国与夷狄是内外之辨,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就好比人兽不可相杂,可使人类治禽兽吗?可使禽兽治人类吗?以中国的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为中国,以夷狄治中国,还是中国吗?徐寿辉,韩林儿之反元改元,吾以为春秋大义必将与之,他们是要恢复中国,而这些史臣却骂他们为贼为伪,真是不公道啊,将反元群雄污蔑为贼,难道他们不想想为贼为伪者有甚于蒙古的吗?

王船山《尚书引义》论曰:“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灵,亦如纣而已矣。而揆诸天地之义,率天下而禽之,亘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实论之,非贞观、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为卓绝古今,功轶于三代,拔人禽而昭苏之,名莫有丧焉……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弗望其为仲虺、周公也,使得如陆贾、班彪之知逆顺,扬涤除之鸿规,斥犬羊之腥闻,庶几哉?天下之视听清,万世之纲维定,又何至旋踵而陷弱宋之祸哉!天地闭,贤人隐,当利见在田之时,而括囊无誉,亦可伤也。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

船山之意说蒙古不仁,而毒害天下生灵,亦如纣王而已,而察于天地之义,率天下而为禽兽之域,尤为亘古未有!洪武之治,以实而论,并非不可以企及贞观、建隆,而洪武帝的所为,卓绝古今,他的功劳超越三代,扫除胡虏膻腥,恢复华夏之风。可是宋濂,刘基这些大臣却怀胡虏之私恩,为姑息之仁。犬羊之类乃与羲农并祀!羲农就是伏羲,神农。其更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而夸扬平灭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之勋,而掩没其反元复汉之显功!如果是周公,陆贾,班彪,一定会清算蒙元的罪恶!以夷猾夏,变夏之罪。如此万世之纲常定矣。何至于再次陷于弱宋之祸,再次亡于夷狄。王船山大概意思就是如此。让我们吸取教训。“后之君子,其有鉴于斯乎!”后人要引以为为鉴啊!要正名!蒙元,满清皆为夷狄,不可尊为正统。

王船山《读通鉴论》论崔浩被杀,而表彰崔浩直笔,批判宋濂修《元史》徇恶美夷曰:“于崔浩以史被杀,而重有感焉。浩以不周身之智,为索虏用,乃欲伸直笔于狼子野心之廷,以速其死,其愚固矣。然浩死而后世之史益秽,则浩存直笔于天壤,亦未可没也。直道之行于斯民者,五帝、三王之法也,圣人之教也,礼乐刑政之兴废,荒隅盗贼之缘起,皆于史乎徵之,即有不典,而固可徵也。若浩者,仕于魏而为魏史,然能存拓拔氏之所繇来,详著其不可为君师之实,与其乘闲以入中国之祸始,俾后之王者鉴而知惧,以制之于早,后世之士民知愧而不屑戴之为君,则浩之为功于人极者亦伟矣。浩虽杀,魏收继之,李延寿继之,撰述虽秽,而诘汾、力微之秽迹犹有传者,皆浩之追叙仅存者也。前乎此而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所自来佚矣;后乎此而契丹、女直、蒙古之所自出泯矣。刘、石、慕容、苻、姚、赫连之佚也,无史也;契丹、女直之泯也,蒙古氏讳其类,脱脱隐之也;然犹千百而存一也。宋濂中华之士,与闻君子之教,佐兴王以复中华者也,非有崔浩族诛之恐。而修蒙古之史,隐其恶,扬其美,其兴也,若列之汉、唐、宋开国之君而有余休;其亡也,则若无罪于天下而不幸以亡也。濂史成,而天下之直道永绝于人心矣。濂其能无愧于浩乎?浩以赤族而不恤,濂以曲徇虞集、危素而为蒙古掩其腥秽,使后王无所惩以厚其防,后人无所魏以洁其身。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哉!后之作者,虽欲正之,无征而正之,濂之罪,延于终古矣。”

王船山连北魏也不承认为中国,更何况蒙元!说宋濂是中华之士,辅佐明太祖恢复中华的人,而修蒙古史,为蒙古隐恶溢美。

两百年后,中国会不会再次被异族征服?明代虽然到嘉靖撤除了忽必烈的牌位,销毁蒙元君臣的神主,明儒方孝孺、杨慎、王洙、丘叡、章潢等皆否认蒙元正统,但是官方没有彻底否定清算蒙元,这个彻底否定清算的工作该由吾曹来做乎?还有满清。

万历年间儒者章潢《论宋元正统》也是否定蒙元的正统:

若夫胡元,问其所戴之天,而五气不顺布也;问其所履之地,而五谷不并生也;问其所为之人,而五品不经伦也;问其所衣之衣,而左右之衽不辨也;问其所食之食,而腥膻之味不避也。任人以九品,惟以蒙古人为之长官;分人以十等,乃以儒者次于盗贼。大德废长立幼,秦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弟收兄妻,子蒸父妾。无怪昔之人有得其地不足以为耕,得其人不足以为臣之说。兹不足以为臣之人为中国纲常之主,以不足耕之地为中国文明之区,作史者因其继宋而有天下,概以正统与之,得不党夷背华?亦为不善变矣。

难矣!正统之假于秦、晋、隋、唐,已为拂经叛道,况又假于胡元,固难乎其为千百以上之君,尤难乎其为近代之宋也。何也?黄帝之战蚩尤,为中国也;尧舜之征有苗,为中国也;夏启之征有扈,为中国也;周宣之伐猃狁,为中国也;炎汉之逐匈奴,为中国也;李唐之服突厥,为中国也;赵宋之备辽金,为中国也。尽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敛天下之怨,亦不足惜。凡以惧其异类入我区宇,裂我冠裳,盗我名字,乱我名器,故治之惟恐其不深也。在前王以异类驱之,在后王以正统与之,则前王为徒劳矣。故难乎其为千百世以上之君者此也。

逮夫有宋,二帝播迁于沙漠,中原板荡于犬羊,岳武穆之死于狱,为中国也。文天祥之死于市,为中国也。陆秀夫、张世杰之死于海,为中国也。赵昂发、陈文龙、李挺之之死于官,为中国也。富弼之却献纳二字,为中国也。尹和靖之上秦桧一书,为中国也。方宋之没,与元不共戴天。及宋之亡,与元而联正统。吾恐元有德色,宋有愧心,故甚难乎。其为近代之宋者,此也。虽则胡虏暂有百年之运,而中国自是万古之尊,中国不可假借胡元一日而居,胡元不可窃吾中国一日而处。故宁宋后虚正统之继,而无宁胡元繆正统之传,修史者当名其史为史外之史,斥其统为统外之统可也。

夫史所以垂后王之劝惩,统所以继前王之胤绪。以正统与之,则胡元可继赵宋,可继汉唐,且可继唐虞夏商周也。以劝惩统善,其长于中国?中国之恶,又浮于胡元也哉!续宋元《纲目》者,茫昧大义。

表语有云:“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斯言然矣!其曰:“第已成混一之势,矧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噫!此疑言也。《春秋》外夷之例,不如是之宽缓也。夫曰:“第已成混一之势”,非古帝王之中华混一也,乃夷之混华为一也;夫曰“矧复延七八之传”,非古帝王贤圣之君六七作也,乃乱华之主相继也。《春秋》大书其年,尊王之例也,胡人入主中国,年岂可以大书乎?《春秋》大书吴楚,外夷之例也,元恶倍蓰吴楚,意岂可以微示乎?可已则已,何为“不得已”?当有则有,何为“未尝无”?

元混一为正统,虽云取法于《纲目》,华统混于夷,而实取罪于《春秋》也,以正统而与夫继唐之宋,或朱子当年尊君之意;以正统并与夫灭宋之元,岂仲尼万世外夷之志哉!故以辅元而论之,不得为贤相,以辅非其中国正统之君也;以死元而论之,不得为忠臣,以死非其中国正统之君也。元可与正统,则犬戎可以逼幽王也,吴楚可以猾夏也,五胡可以乱华也。夫子大管仲攘夷之意,固如是乎?孟子取周公膺戎大义,固如是乎?天生南北限夷狄之意,固如是乎?王莽假越裳,不为欺也;李陵降匈奴,不为叛也;秦桧主和议,不为非也。

观于此,则元不当继中国之正统也,昭昭矣!故正统严而后纲常一,法守严;正统定而后中国尊,夷狄惧。

从天理地理衣服饮食制度伦理上都否定蒙元,以为不足以为臣者,而可戴为中华之主?批判《元史》以元继宋,得不以党夷而叛华?坏夷夏之防,客观上培养投夷之汉奸。蒙元是夷狄,春秋讲内夏外夷,尊王攘夷,前王以异类驱逐之,而后王乃以正统于与之,那么前王是徒劳矣,背春秋之大义,亦何以惩乎后世之夷狄之猾夏者?汉奸助夷者?以元为正统是大謬,其恶果就是颠倒历史价值观,助长夷狄之侵略,占有了中国就是正统,称帝称祖称宗,则异族之横者孰不欲占有中国?

作者说当宋之垂亡,与元不共戴天,及宋之亡,与元而联正统。这是什么逻辑?入侵时,是寇,入侵成功占有中国,就是王了?成王败寇?以成功论英雄?如皆按如此逻辑,强奸时是罪,强奸并占有了就是合法了?抢劫时是贼,抢劫占有了就成了合法拥有者了?此于理不通,于义为悖。其实入侵成功占有者更可恨,罪更大,然而尊为正统矣,何以对历代攘夷抗夷之英雄烈士?

作者说虽然胡虏有百年之运,统治了中国百年,但是中国仍是万古之尊,贵夏贱夷之旨不变,胡虏统治中国百年,他也是胡虏,也是可贱的胡虏。中国不可假借胡元一日而居,胡元不可窃吾中国一日而处,是非大义无可模棱。宁愿宋亡以后无正统之继,而不能以蒙元为正统继宋,修史者当置蒙元于史外,统外。

历史是为了劝惩后王的,劝善惩恶,夷狄猾夏并占有华夏而以正统与之,何所劝惩?难道要教夷狄侵略占有中国吗?批判商辂修的《纲目》对蒙元模棱两可。既说胡元入主中国是世运极坏,又以其混一华夷,又传了七八代,不得已大书其年号。蒙元之统,是以夷统华,不是华夏统一,传了七八代,不是贤圣之君六七作,而是乱华之主相继,胡人入主中国,这是侵略殖民,岂能大书其年号?

现在也有些人说,满清在顺治时是入侵,而康熙以后稳定中国成了中国的统治者,就是中国了,就是合法政权了。侵略者占有后,就能变成被侵略者一样的人吗?蒙元满清就是寇,统治中国百年,几百年也是寇,没有前认为寇,后许为王之理,他把土地权交还给汉人,愿意归化中国,才不是寇,但曾经为寇洗刷不了。

作者认为以元统一为正统,是取罪春秋,背叛孔子外夷之旨。更否定那些辅佐蒙元,为蒙元殉节的士人!辅佐元朝的不是贤相,为元而死者非忠臣,因为蒙元是夷狄,不是中国,为夷狄效力效忠者,其大节可议矣,而恶能以贤相忠臣之美名与之!如果元可承正统,则犬戎可以逼死幽王了,吴楚可以侵中原了,五胡可以乱华了,这不是肯定夷狄的侵略吗?孔子大管仲攘夷之功,孟子取周公膺大义,是这样的吗?而李陵之降匈奴不为叛,秦桧与金议和不为非,而刘秉忠、张弘范、洪承畴、尚可喜等助夷灭华之汉奸也可光明正大的列于功臣表中而不受贬了。所以不能尊元为正统,要否定蒙元正统,否定蒙元,而中国得尊,夷狄知惧。

一些人只看宋濂修的《元史》,肯定蒙元,而明代士人对它是多不满的。王船山之批宋濂修《元史》,为蒙古掩腥秽,前已言之。再如嘉靖年间学者周复俊著《元史弼违》,专为纠驳《元史》,自序著书之原因是“皇祖诏修《元史》,面授儒臣,毋虚美,毋隐恶。而载笔缀言之彦,私填胸臆,公肆谩欺,天语弗崇,家风尽废。语云豺狼何亲,不然无乐乎其侈之也。(案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则此豺狼指蒙元,以夷狄入窃中国,批判史臣作史何亲蒙虏,为之隐恶扬美。)愚蚤承先训,继志无闻,翱翔滇藩,休洗多暇,爱窥往史,愤腥秽之滔天,(愤蒙元入窃华夏,实乃蹈天之祸)爽危言之廷臣,旁稽遐绍,叙次厘革,其美其刺,班班著之篇牍矣。瞪夫千载,是非之公,莫能终掩,诸臣纪载之谬,奚可胜诛!”痛骂明初史臣美夷,其罪不可胜诛,其批《元史》可谓严矣!

《元史弼违》以宋主昺投海死为“宋亡”,在宋亡前皆以宋纪年书之,后忽必烈建元后以小字在下书元纪年;宋亡之后,换以干支纪年书之,仍在其下书元帝纪年。从纪年方式中就可以体现出作者明显的尊宋抑元之意,在上卷叙事到“景定二年”时以小字始书“蒙古中统二年”,论曰:“此何以书中统也,曰前乎此蒙古未始建元也。至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忽必烈嗣位始建元为中统,故至此书之也。不正其国号为元而称蒙古,何也,曰国号未建不当称之也,不当称元而称之,犹孺子未生而先名之也,名不正则言不顺,故不得先正其国号为元也。其称蒙古,何也?曰:既不称元不称蒙古,而奚称也?然则前此于宋帝纪元分注之下曷不书蒙古几年也,曰此亦不当书也,如曰蒙古几年则不知其君为某某也,天下后世亦将疑之矣。是故与其书之以紊名,不若不书之以纪实也。不书中统元年何?曰“”古者国君薨,踰年改元。忽必烈未踰年而即改元也,夷之,故不书。”突出汉家之统,贬黜胡元。

周复俊在叙史时对某些关键字的书写特别重视,如从未书“元”之称号,宋亡前书“蒙古”,宋亡后也只小字书元帝年号。蒙古与他国交战书“侵”,“何也?元史悉书伐,今曰侵,何?天下有大分华夷是也,天下有大势强弱是也,春秋贵中夏贱外夷,惟谨是大分耳矣。铁木真雄悍跳逐于砂磧(碛)茆苇之场,其于诸国君之分未定也,安得以君礼待之而称伐乎?”

此外,对元各帝直书其名,不以“帝”称之,批判修《元史》的史臣不依春秋之法,无华夷之别,如“元之史臣食夷之禄,甘其豢养之恩,怵势惮祸不得已而谀之,固己丧其本心矣。后之史臣爵禄非有系于其朝,出入非有诏于其国,亦冒昧称之,无乃承谀袭舛而决万世之大防已乎?”直称元太祖之名铁木真,评论批曰:“铁木真鸷悍骠贼,嗜杀不已,既得志于中原,复肆残于西域,屠城灭国,史不绝书。其淫黩之气,不独汙染河岳,且熏蒸太清矣。”

贬斥宋朝降元叛臣:“赵复以儒学鸣世称为江汉先生者,乃为姚枢之诱而委身焉。是复有名教之责而今也忘之矣。故书降,而背华即戎之罪见矣”,“吕文焕、刘整忍耻偷生,甘与草木同腐幸矣。何忍而又为异类之乡导以戕我同类,伐其父母之邦哉?斯诚枭獍豺狼之儔狐兔之不若者也。书之于策遗秽万年”,对元初名臣契丹人耶律楚材也毫不客气:“史称蒙古灭夏,诸将争掠子女财帛,耶律楚材独取书数部、大黄两驼。后军士疫,楚材用大黄疗万人,载在方策,多以章其律己之廉,逮下之仁允矣,其可嘉乐也。愚不其然。铁木真侵夏非商周霖雨之师,诛其君而弔(吊)其民也,以弱肉而食之耳。乃今盛暑行师,顿于坚城之下,比克其城。免者百无一二,白骨缤纷,蔽塞原野,当是时使楚材恻怛为心,言于其主而不肃杀则其活奚翅万人已也。书曰无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若楚材者其煦煦为仁者耶”,又对于元国师八思巴评价曰:“蒙人以八思巴为国师,是以夷为师,而国人皆其弟子也。今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是又以夷为儒者,非常之师。而尧舜周孔举不足法矣。儒者生于中国,不以尧舜周孔为师而反师夷狄暴虐之君”。对于号称名儒仕元的许衡也是批判,周复俊于皇庆二年条下记事云:“建崇文阁。以许衡从祀孔子庙”,论何以只书“许衡”一人之姓名而不书他人之姓名曰:“建崇文阁于国子监。而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械、吕祖谦从祀孔子不书。而书许衡,何?九贤者,心皆得乎圣人之道,言不诡于圣人之经,四方宗之,百世仰之,初不以元之祀否为轩轾也。故不书者。若曰:不必书也。衡何人?斯乃与诸贤并进,而列于夫子之官墙哉?《春秋》之法,内夏外夷,齐桓公攘夷尊周,一匡天,犹羞称于仲尼之门。衡生于华而仕夷,固已悖《春秋》之法,而获罪于圣人大矣。居然引之于俎豆之列!如衡有知,将神爽飞越,不待磨之而走且僵矣。岂能一朝居耶?是知从祀之举,不足以为衡荣,只足以为其累耳。”

还有提出重修宋史者。永乐年间就有周叙极不赞同宋辽金三史分修之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认为“宋承中华之统,礼乐教化之隆,文物之盛,仁义忠厚之风,三代已降之所仅见。后虽南渡,而天命人心实所归附,盛德弘纲,难以泯没”,并多次上书请求重修《宋史》。正统十三年,再次上《论修正宋史书》,强烈不满辽金宋三史不明宋统,“元以强力入主中国,辽金二虏皆其族类,当是秉国大臣,又多辽金之子孙,遂不以正统归宋,遂分列而为三,且不曰宋辽金,而以辽金加于宋首”,并对当是修史者大加批评:“学识为裕,道德未隆,既鲜世业之重,复无位望之重。”

成化年间商辂批评元修三史“着宋者讫无定论,撰元书者罔有折衷。或杂于辽金而昧于正统之归”,于是纂修《续资治通鉴纲目》,曰:“惟赵宋自建隆创业,积而为庆历之升平,迨熙丰之纷更,驯以致靖康之祸乱,比偏安于江左,竟讫箓海南……彼契丹出自鲜卑,女真起于渤海,皆以桀黠之虏,割据于邻壤……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第已成混一之势,鈏复七八之传,故不得不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

成化年间,蒋谊汲取方孝孺的正统论,并结合宋代历史进行阐发,撰述《续宋论》。蒋谊旗帜鲜明地声称“予尤欲广方正学正变之说”,以有志于《春秋》。他补充了方孝孺正统与变统之说,称“盖日月行于天,光照四海者,此正道也;而风云薄蚀,亦有时而亏其光,此变道也。事之有正有变,亦犹道之有经有权。正、变之统立,不尤愈于正、闰之位分乎”?并黜蒙元之统,以明继宋,曰:“若夫元之灭夏、灭金、灭宋,巍然帝于中国。论其兵之壮也,过于强;论其地之广也,远于三代。奈何《春秋》尊中国而攘夷狄?本仲尼之深意,元乃夷狄尔,不足以接宋之正统也明矣。若接宋之统者,当以我太祖高皇帝神功圣德,取天下于群雄之手,直接宋传。”又曰:“接三代之正统者,如汉、如唐、如宋、如我皇明,则如天之嫡子焉。如秦、如晋、如隋、如五代、如元,则如天之庶孽焉,庶不可以奸嫡,此古今之通义耳。”

王洙鉴于三史正统不明,撰《宋史质》,欲“假宋人行事之实,明《春秋》一统之义”。《宋史质》撰写的中心思想在于“辟夷狄,尊中国”,因此对于辽、金元,都一律以夷狄僭夏予以斥责,并宣称“元者,赵宋之闰位,昭代之驱除也,皆天命也。”于卷八十九“夷服”中论曰:

“史质曰:古帝王者,地弥天枢,界轶海内,近则畿服甸服,远则尧服夷服。故曰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胡元比辽金又其微陋者也。始于蒙古,大于奇渥木真,凭陵中国,僭窃闰统,成于忽必烈,然宋祚未亡之先,彼辽金元者固夷服之限也。岂加七国之秦楚、三国之魏晋乎哉?元脱脱修宋史,其夷狄传乃始于夏人高丽,终于瀘蛮。凡四十九国,辽金胡元不在夷服之数,呜呼!元臣非尊辽金也,尊元故也。中国虽微,天之嫡也,夷狄虽强,天之庶也,外本中而言支庶,岂理也哉!史质序外夷置辽金元于夏人高丽之列,正以见天王无偏安之业,中国有常尊之势,天道明,地道正,人道顺,而三纲以立也。”

为尊宋,王洙还在标目命名方面,改记载皇帝言行的《本纪》而称《天王正纪》,即尊称宋朝各帝为“天王”。他说:“《史质》独称‘天王’者,何也?曰法《春秋》也。作史不知《春秋》之义,皆乱也。《春秋》以尊周为主,……而惟曰天王者,应时正号之义也。……曰天王者,正名也。”王洙以春秋之义,夷狄虽大曰子,辽、金、元皆夷狄,当称“子”,但既已“僭称”,只好仿效《春秋》笔法,将宋朝各帝称为“天王”。他批判那种不明《春秋》义例的做法:“作史者正所以明禹、汤、文、武之道,例之于《春秋》;乃释其无王之罪而以某代、某祖、某宗、某号、某帝予之,不经之甚者也。将何以昭天下万世之龟鉴也哉!”(卷13《天王闰纪》)这是从书法方面再一次显示了王洙严格的夷夏之辨,尊王攘夷的思想。蒙元鞑靼蛮夷,虽强大,终为夷狄入窃,岂可以朝代,祖宗庙号,皇帝之名与之!韪哉言乎!

王洙在卷首《史质叙略》)痛斥蒙元:“世至胡元,兹何时哉!曰天地则反覆,曰山川则渤湮,曰人物则鬼魅,曰冠裳则左衽。洪水猛兽,不足当其灾;苞蘖炮烙,不足以方其惨;干戈锋镝,不足以拟其害。夫是之谓极乱,极乱不可以言道。”是对蒙元全面彻底的否定!

他对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中宋、元并称的做法强烈不满,认为“《通鉴》及《续纲目》,具以宋、元并称,祖宗之号谥,视历代帝王无异”,所以他规定《史质》的书法是“削大元之号,而以闰纪名。去世祖皇帝等谥,而直书忽必烈等名。芟除其‘至元’、‘大德’等元,而概以一年、二年纪事。”

《天王闰纪》)在《史质》的撰述中,王洙去元朝纪年,并以明太祖之祖先虚接年月,认为:“以积气则千年,以积德则百年,以肇基则在于宋祚之末,以成命则在于胡运之初。天生圣君,主张夷夏,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由是推之,则天于胡元,固已黜夺之矣,是故后此曰《闰纪》也。”以此摒排元朝的正统地位。其排元可谓深且切矣。

明人秦鸣夏称赞王洙《宋史质》曰:“乃若明《帝纪》之正闰,志道统之断续,则又超然独得,可以俟后圣而不惑者,信哉其为良史也!”

弘治年间,丘濬在《世史正纲》解释朱子《通鉴纲目》对辽朝耶律德光“以死书之”的《春秋》笔法时,论曰:“后人议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国,而进之汉唐之间,何所见耶?且忽必烈之于(耶律)德光,同一夷种也,但得中国地有广狭耳。徒以其得地广狭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论事也,岂《春秋》意哉?”

正德二年,李东阳等奉敕纂修的《历代通鉴纂要》。此书编纂之初,担任编修副总裁的国子祭酒谢铎就致函李东阳,力主废去元之正统:“《纲目》于吕后、新莽之年,皆冠以甲子而分书之。当其时,天下之统未尝不合于一,特贼后、篡臣不可比于正统,故不得而不分书之耳。贼后、篡臣既不可为统,而夷狄如元,独可以为统乎?此《纲目》之所未书,正今日之所当正也。”

还有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义例称其“崇王贱霸,内夏外夷”,其书以宋为正统,辽金元同视为外夷,论元曰:“元之君臣,立国本纯于夷,自开禧二年蒙受大号,距其亡也实一百六十二年。窃尝慨之,其君臣所为汲汲者,惟用兵、作佛事二者而已。即有建立改更,亦不过东支西掩,以度一时。而人民涂炭,纲常乱坏之祸,盖不览其全史未易知也。其事体舛谬,既足以生豪杰之愤,而人名夷语又足以厌览者之心。”称颂明太祖驱逐胡元:“恭维我朝,大明太祖高皇帝东征西伐,反正乾坤之功,独超千古”。又曰:“辽金元三国皆夷。然元之修史而三史并峙者,元为己地,故也。元自至元庚辰以后不得不以正统与之,固无容论。其辽金与元世祖以前君王俱称国主名示之,不得与宋并夷之也,斯正统有所专矣。”元一中国,不得已与元,而世祖以前,与辽金同名,终不与宋比。该书的《宋纪》中就多处反思宋亡,夷狄窃据之祸,如在《义例》曰:“宋虽享国三百二十年,其治忽之故亦多矣。故尝谓元祐、绍圣治乱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此其事体更革、人才进退、议论异同,视他年为独多,故今编所载亦视他年为独详。有治乱之界而后启金有存亡之界,而后成元以中国之不治,然后夷狄得乘间而主中国,有国者不可全以腥氈之毒委之天数。是今编之,所以不可以无述也。”

附:

宋之亡是中国的灭亡,明遗民明言之,如李楷《宋遗民广录序》曰:嗟乎!亡国之人怀故国而立言者,不独宋也;古之帝王不一姓。兴废存亡在天不在人,其不幸而失国,可以发人涕泪者,亦不独宋也;夫宋之恸,非犹夫昔之亡国者,宋存而中国存,宋亡而中国亡,中国之存亡,千古之大变也夫!

王船山《宋论》也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钱谦益《书广宋遗民录》曰:“撰序者李叔则氏(李楷字叔则),谓宋之存亡,为中国之存亡,深得文中子《元经》陈亡具五国之义,余为之泣下露襟。”

明末诗人王猷定《宋遗民广录序》云:“古帝王相传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遗民也。”

也是借以自喻,用一种非常明确有力地语气宣称:明亡而天下亡,存明而存天下者,明遗民也。

屈大均更发挥说:南昌王猷定有言,古帝王相传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逸民也。大均曰:嗟夫!逸民者,一布衣之人,曷能存宋?盖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则天下与存,……今之天下,视有宋有以异乎?一二士大夫其不与之俱亡者,舍逸民不为,其亦何所可为乎?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处草茅,无关于天下之重轻,徒知其身之贫且贱,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与天地同其体用,与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传之天下于无穷也哉!”明与宋之亡皆为中国之亡,天下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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